——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来源/作者：2016-10-13《新国志》周维介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常识》、《自然》与《卫生》
说到常识，直到六十年代初，华校课程里还真有“常识”科。常识科是“大杂烩”，是科学知识、保健知识、做人行为与普通常识的综合体，像一杯三合一咖啡。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年级《常识》，课文37篇，有中国和印尼简史；有麦哲伦、郑和、伽马等人物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人文地理简述；有日蚀、月蚀、火山、地震等自然地理知识；有南洋博物院、图书馆、植物动物的介绍；有公众卫生、公众安全、都市卫生的常识，最后是怎样择业、怎样做人的教材，学习范围广泛，天文地理、生物保健、道德人生都尽在其中。那个年代，常识科课程纲要里，包含了《自然》与《卫生》的内容，可以当成《常识》一科学习，也可以分拆成《自然》与《卫生》两科来学习。初小《卫生》，学的都是生活行为习惯，配上一些保健须知。到了高小，很多生理知识就进来了，从消化系统到循环系统，从骨胳到疾病，有点像小学版的《生物》。1961年左右，这几个科目被三合一，用了《科学》这新名堂。就如以前小学的《算术》，到60年代易名《数学》。
曾经读过一则短文，批评当时《自然》、《常识》等科的教学，已经流于“国语”化，意即老师教学这几个科目时，简直就是上《国语》课。我想起数月前读着五十年代上海书局出版的《尺牍》课本，在《挂号信》这篇课文里，书本的小主人黄佩萤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了六个字：下星期六默写。默写？原来并非语文课的专利？这样的“证据”后来又找到了一个。
话说回来，当时几个版本的低年级《自然》、《常识》教科书，文字表达读来还真有“国语”课文的味道，虽然它的内容很“科学”。《自然》课本如是介绍“风”：“大风来了，到处都是泥沙，树木摇摇摆摆，有的倒下来；小木屋摇摇摆摆，有的也倒下来。”那种句式节奏，与《国语》课文没大差别。
“白天”这个概念，是这样走进小童的世界：“白天有太阳，到处都很亮，我们可以看见东西，我们可以读书，我们可以游戏。”介绍抽象的“空气”，通过整齐的对比句式就完成了：“杯里有东西，摸得着，看得到。杯里没有东西，只有空气，摸不着，看不到。”介绍“种子”，以感性的“旅行”做为想象，植物的播种方式便印刻在小孩脑里：“种子都会旅行，有的掉下地，有的随风飘去，有的随水漂流。”1954年联营版《自然》（一下）最后一课：“吃过晚饭／月亮出来了／姐姐唱了一只歌／月儿好／风儿凉／南洋／南洋／真是好地方。”这样的课文，歌颂赞美之情流露，仿佛模糊了“国语”与“自然”的界线。
深文奥义的《尺牍》课程
有个科目名曰《尺牍》，卖的是冬瓜还是豆腐，年轻人多半不知晓。
《尺牍》，就是应用文。小学就开始念《尺牍》，今日看来，要求太高，因为它存在的年代，信件的书写还未从老旧的状态中“脱胎换骨”。学童面对用字艰深、文绉绉不易理解的字句，确实苦不堪言。看看1938年众兴出版社（世界书局）的高小《尺牍》第二册，随手拈来的例子，你多半犯愁：
“应钦同学兄惠鉴：正切遐思，忽奉朵云，展读之余，悉吾兄近来从事于新文艺。”；
“幼聆同学兄：别来数月，无日不思叔度也。”；
“兄近抱采薪之忧，想系劳神过度所致。弟固深知兄者，特献刍荛之见。”；
“自违芝范，匝月于兹。每念光仪，实无时不神驰左右也。”
私函里的“朵云”是对别人书信的敬称；“叔度”比喻人度量宽大；“采薪之忧”是得病的婉转说法；“刍荛之见”是自谦词，表示浅见；“芝范”是指高尚美好的风范。这些用词，都有典故，对小学生而言，难度高不在话下。面对深奥的文字，当时的课本编写有变通安排，在每一则文言信件之后，都附有白话语译，以协助学生理解文辞。尽管如此，死记硬背是免不了的，通过默写背诵文言式的书函，看来是那年的硬功夫。至于尺牍何年下片，尚未见具体证据，从零星资料推测，各校取消它的时间并不统一，估计六十年代初大部分华校已经停止教学《尺牍》。
小学低年级的《作法》科
我偶然从损友的小学成绩册上发现了陌生的“作法”科目。多方查询，未能解惑，后来在旧课本堆找到1958年上海书局出版的《儿童作法》，校阅者之一是当年爱同学校许钟佑校长。
从《作法》教材，终于明白当年中文的写作训练，也是从句到段，由段到篇的过程。《作法》一科，显然不是各校都有的科目。估计当时有的学校把语文的写作训练融入华文科里，有的分开，以“作法”之名登科，意在强调写的训练。
根据《儿童作法》的内页说明，这套教材共有三册，供一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上学期“学习作法之用，是小学作文的初阶”。《作法》教材的内容，包括选词填句、看图填句、看图造句、看图写文等项目。
情随景变的华文科
百年来，华校课程里的华文科，有如一阕乐章，在政潮拍打下，曲乐换了调。原本缓缓抒情解意的节奏，在最后的十几年奏出急促的节拍。百年华校各科读本，以华文科的变化最能体现华校的演变历程。
科目称谓的改变
首先是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华校里的中文科，一律冠以“国文”之名，“国文”教本，自然是文言文。小学课本里数十年“青山不老”的“乌鸦喝水”教材，在1907年商务《国文》教科书里是这样行文的：“鸦渴甚，见有水瓶在庭中，欲饮之，瓶深水浅，鸦竭力伸喙，卒不得饮。仰首若有所思，遽飞去，衔小石至，掷瓶中，往返十余次，石积水升，鸦遂得饮。”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后，国语运动挟带着推广白话文的气势，北洋政府一声令下，小学“国文”调为“国语”，课文进入了白话文时代，中学则保留“国文”标签，出现文言与白话共荣的局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文白更动，千里外的南洋小岛也枝附影从，跟随主流中国发展。到了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身份，马来文被定为“国语”，与中文“国语”撞衫了，但宪法高于一切，它必须让位予马来文，于是原来的“国语”在小学阶段改称“华语”，中学则名为“华文”。几年后，当局觉得“华语”有语无文，涵盖欠周全，于是小学“国语”再度易名，换得“华文”标签。
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新加坡独立后，“华文”科的变更，重点不在名称，而是“内容”，其变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先是简体字被引进华文学习的领域。1969年，502个简体字正式走进教科书，却意外造成诸多不便。由于502个简体字中的78个简化字，并不包括在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发布的2248个简体字之中，例如，“伩”（信）、“又（上）女（下）”（要）、“囱”（窗）、“臼（上）儿（下）”（貌）、“祘”（算）等“异体简化字”，因字形不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即刻浮现，首先是学生面对中国出版的课外读物时，因写法差异而出现认读障碍；其次是使用当时的中文打字机，也因字形笔画不同而无法操作。因此，1974年教育部废除了这批异体简化字，全盘接受中国认可的2248个简体字。
汉语拼音代替注音符号
简体取代繁体之外的另一重大改变，是1973年教育部宣布以“汉语拼音”取代“注音符号”作为汉字的表音工具。推行之初，汉语拼音被安排在一年级课程里，但后来为了解决低年级学生的汉字高遗忘率问题，1978年起把汉语拼音移到四年级学习。推行汉语拼音成为既定政策之后，1983年教育部通过有系统的科学化教材编写、严格的教师在职训练，确保老师通过汉语拼音掌握华语发音，大大改善了过去华校华文教师发音南腔北调的现象。
新应用文登场
华文教学的另一现代化项目，是大刀阔斧改革应用文。60年代初期以前，华校通过《尺牍》教导学生掌握应用文，“尺牍”退出教育舞台后，应用文便纳入华文科里。在现代工商社会，传统书信过度婉转累赘的表达、遣词用典的深文奥义等问题不时遭人诟病。1976年，教育部成立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探讨华文应用文的改革，希望通过简化的格式和称呼、简白的表达方式，让应用文成为易学易写、快捷简省的通讯利器。
1977年5月，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正式在学校推行符合潮流需要的新式应用文，扬弃了陈旧的外衣、过度的谦逊客套、艰深的用语，从古老的“尺牍”跨入新应用文时代。1978年，本地中学正式放弃传统应用文的格式与表达，之后教育部的统一考试或学校的测验考查，都以新应用文模式为标准。
裸退的文言文
华校华文科最吸睛的改变，莫过于文言文的裸退。从高处俯瞰华校史，先进入眼帘的其实是一片文言文的海洋。私塾晚期与新式学堂崛起之初，五四运动还未发生，各科教材理所当然以文言编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引爆后，白话文举旗操进教育大广场，成了时代新主人，文言文只好从大多数科目中退场，最后在中学华文科的港湾停泊。有至少半个世纪，文言文在中学华文课里享有至尊地位，从初中到高中，莘莘学子都接受它的熏沐陶冶。新加坡独立后的前15年，即便是华校人口锐减、建议取消教学文言文的声音此起彼落之时，文言文在华校华文课本里也没受到严重干扰。
变化起于1983年教育部新颁布的中学（普通课程／快捷课程／特别课程）华文课程纲要调整了文言与白话文比重。它的“选材原则”规定：“以白话文为主，从41单元开始，程度好的学生可选若干篇较浅白的古典诗文”。意即程度好的学生，可在中三以后学习文言文。这与70年代以前，文言文从中一的30%，逐年增加到中四的60%相比，已判若云泥。文言文全面退出华文教学舞台，犹如风卷残云，这距离华校全面关闭，也就是三四年光景，文言文并没有拖到华校退场油尽灯枯的一天。
老华校的年代，华文科的内容与程度，与后来的高级华文与华文（第二语文）相比，自是天壤有别。传统华校的《华文》，并非纯粹的语言学习，而是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元素与情怀。华文的教学带着赏析成分，老师往往从文学或哲学视角切入，游走句段之间，分析文章要旨与修辞着墨，层层解读作者的创作心思，因此华文教材以“文选”为核心，汲取历代菁华，不论古典文言或是现代白话，必然以经典名篇、名家之作为编选圭臬。那一代华校生自《中华文选》滴漏出的千古名句中得到启发，强化了个人的审美能力，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文化素养，课程里的这口精神水井，让莘莘学子终生受益。
华文课本蒸馏的记忆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具韵律节拍的句子是初小华文课本里的一大特色。三十多年前，我在职场上与同事谈论教材，都认同七十年代以前小学语文课本里琅琅上口的短小篇章，印在脑海，一生不褪色。回忆初小课文，随口蹦出的“大狗叫，小狗跳”；“球，拍球，拍拍球；手，拍手，拍拍手”；更早年代的：“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洒洒水，扫扫地，扫地洒水，洒水扫地，地上扫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揩门窗，揩桌椅，桌椅门窗，门窗桌椅，样样揩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单音字组成的铿锵节拍以及音乐美构建的和谐韵律，呈现了汉语声韵和美的特色。
打油诗式的《尝试歌》，也叫人缅怀：“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使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读书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有此志。做尝试歌颂吾师，愿与大家都尝试。”短短不及二十行，“尝试”的积极性已全盘托出。
传统初小华文课本的典型课文编写方式，特别强调入门阶段的字词巩固，因此对字词的带入极为讲究，通常编写者会借助字句节奏、排比句子、重复字词等手段来达到目的。课与课之间的关联、节奏的延续，像接力般把字词与内容有机地渐进扩展，字词重复率高，对学习的巩固有大助力。1949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第一册的前五篇可视为典型，第一课《小小猫》：“小小猫小小猫跳跳跳”；第二课《小猫跳》：“小猫跳小狗叫小猫叫小狗跑”；第三课《小狗跑》：“小狗跑小猫叫小弟弟哈哈笑”；第四课《哈哈笑》：“哈哈笑笑哈哈小弟弟牵狗当牵马”；第五课《小妹妹》：“小妹妹骑竹马跑跑跑小弟弟骑木马摇摇摇”。这五篇课文，有字词连环出现的特点，由猫渐进带出狗、马，由跳带出跑、笑、摇等动词，押韵而节奏轻快，且字词重现，有复习效果。
那时代的华文课本，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篇章，特别讲究句子的韵律，包括通过排比句让学生感受汉字的美。同一册第33课《回家走》：“左手牵羊，右手牵牛，回家走，回家走，爸爸等在小桥头。左手拿书，右手拿球，回家走，回家走，妈妈等在大门口。”对比鲜明工整。
复兴第二册第六课《哥哥拿着一支笔》：“哥哥拿着一支笔，什么笔？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羊？山羊。什么山？高山。高高山上山羊跑，山羊身上有羊毛，剪下羊毛做毛笔，毛笔细，毛笔好。拿起毛笔画只小黄猫。”这篇课文以词语问答接龙的方式起读，由“笔”开始接力，最后巡回一圈又回到“笔”。一篇短文，在趣味中传达了毛笔制作知识的目的。这种编写法，在过去低年级课本中经常使用。
来到中学，年逾花甲的老华校，多半还记得196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步》这本教材，作者冯明之。冯明之，何许人，大家不甚了了，反正为了应考，必须和他的书本打交道。后来才知道，冯明之是中国抗战时期文教界的多面手，原本学医，牛津大学辅世学院院士，中国战乱的年代他到香港找生活，长期以文字为伍。南山燕是他的笔名，出版过《南明遗恨》、《夜盗红绡记》等作品。冯明之编过不少语文教材。1953年他为香港大公书局主编过一套名为《新标准高中华文》的教材。十二名编委中，包括两位本地知名文化人，一是曾任教于师资训练学院的郑子瑜教授；一是华侨中学教师、小说家丘絮絮先生。
那年代的高中华文教本，流行编年史的篇章排序，自古而今，也就注定了由难而易，先苦后甜的特点。高一课本的开篇文章，是易经《干文言》，认真是下马威，目触即满天神佛，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深入浅出，为同学指点迷津。同学经过《干文言》、《阿房宫赋》、《牧誓》、《秋水篇》的洗礼，到了高中后期，越读越轻松，面对明清小品，自负得以为只是小菜一碟。
冯明之《新标准高中华文》的编排则恰恰相反。它不按照时代次序，而是根据篇章文字难易、思想深度作为课文编序标准。这套课本为了让学生更透彻了解古代名篇，附加编选现代作者解释或评析该文的篇章作为辅助，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选了缪钺的《王国维与叔本华》；易经《干文言》之后，选了朱自清的《周易的哲学》。《新标准高中华文》叫人好感，因为它根据文章难易度编排，循序渐进，经浅滩再入深水区，回避了一下水即跌入深海的感觉。翻阅1961年版本的这套教科书，我小小惊讶――为了借教科书打广告，它居然在封底内页印上大公书局出版《大阿哥看着你》、《二十七年以后》、《太平洋风云》、《菲律宾游击队》等小说的封面。通过教科书替小说打广告，可是事无先例，后无来者？
回想华文课本，更多人怀念初中的《中华文选》。它已成为一些老华校的收藏品，而且还在乎“三三制”或“四二制”版本的分别。初中三年的版本得六册，四年初中为八册。时间都漂流了四五十年，黄昏时提起校园片断，怎么人们还惦着它？我高小时翻过《中华文选》，是姐姐上中一新买回来的课本，当下迫不急待翻阅，记住了柯洛兰柯《爝火》里“一橹一橹地摇去，总有到的时候”这句。至于薛福成《猫捕雀》“哀哉！猫一搏而夺四五雏之母，人虽不及救之，未有不恻焉动于中者。而猫且眈眈然，惟恐不尽其类焉。乌呼，何其性之忍也！”这类入门文言文，就满天星斗了。那时，触摸《中华文选》沉稳厚实的封面，粗糙的纸张布满古老的线条、正文前后的作者生平和注解分析，与小学课本真是天地有别，终于感知“作者”的斤两以及文章内藏思想的分量，才知晓语文的海洋也有深浅辽阔的区别。
一两年后，我上了初中，但学校没采用《中华文选》，我把到手的马化版《华文》和《中华文选》对比，发现彼此虽有些有不少相同的篇章，但《中华文选》的篇章数量与范围明显多些广些，古今中外、世界名家的作品都包含其中。它长期在中学华文教科书市场备受青睐，正因为它是一桌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精神菜肴。九十年代，大坡大马路的中华书局歇业之际，有大平卖活动，我到现场买了一套新版本《中华文选》存念。那是蓝色的卡纸封面，《中华文选》过去草纸封面的盎然古意消失了。架上的课本，已遭书蠹注洞，孔孔穿透底，我还是张罗了一套八册带回，一本一元钱。再过十年，我书架上的中华文选丢失了一半，遭人借走，没有回头。想起三毛写过的一句话，书与牙刷，若非得借人，就借牙刷。当初没读透这句。
走远了，就更加怀念。怀念中华文选，也就顺带浮现了默写诗文的镜头。那年头，文选中的精品，老师多半择日默写，好歹得通篇连带标点灌进脑里。当时说是苦差，琵琶行、正气歌、岳阳楼记、登楼赋，连篇累牍，灯光下熬夜背诵，数十年后谈笑间能蹦出“苛政猛于虎也”之类的警句，就是文选给予的小小回报。
小结
去年岁末开始，我有幸接触了两三千册本地收藏的华校教科书，自困斗室数月，随着时间轨迹，复习百年沧桑，有小感慨，大收获。整理了华校教科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梳理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发展脉络，三万余言，题为《百年华校教科书与政治变迁》，上交国家图书馆。意犹未尽，想以比较随意的笔调，把爬梳过程遗下的吉光片羽，煮炒此文，让四个月来故纸堆里的见闻，注入些许情感，或能撩起花甲之人的若干回忆，或协助少者浏览已故的华校墓地，张望一下前人留下的文化地图。
历史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才能千花盛开。一枝独绽，其实不是风景。华校已经过去，它的斤两曲直，正待有心人入内挖掘，这方框里有太多材料让人思考，可借此检视我们的作为，是否仍有补强的必要。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华文的新状况，迫切需要新教科书完成任务。又过去了三十余年，教科书结出了什么瓜果？路人心中一把尺。旧教科书是否能帮补、仍留存若干可供参考的残余价值，还是它不过是待化成灰的故纸堆？这自是一道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