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来西亚华教研究会 《华教论坛》推介礼
方山讲稿
近年来，就我所知，由董总出版的关于华教问题的研究刊物计有《马来西亚当前时局与华教发展策略》（2011）、《华教发展与研究》（1-3期，2012-2013）。2013年“7•28”，叶新田主席、邹寿汉署理主席领导的董总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反对《2013—2025教育大蓝图》及开展百万人签名运动。自此华教抗争运动发生激烈变化，在当政集团的操控下，董总内部的利益团伙立即跳了出来，大搞分裂夺权活动，至2015年“8•
23事变”中，他们在红头兵等武力护航下，把叶邹拉下来，占领了董总。
在被占领之前的两年间，董总还是出版了不少小册子，报道华教抗争动态并揭发分裂夺权派的倒行逆施；即使到了“8•23”董总沦陷后，叶邹也毫不停止华教抗争，以所在的雪隆董联会为据点继续出版小册子。但无论如何，关于华教问题的研究刊物就没有再出版了。
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筹备，马来西亚华教研究会在霹雳注册了。接着，2016年2月该研究会的代表刊物《华教论坛》（创刊号）面世，今年3月，《华教论坛》（第2期，或者说是系列2）接着登场，真是可喜可贺！
今天，在这个《华教论坛》特刊的推介礼上，请允许我离题些，谈谈当代华教运动出现的几个理论争论课题。
一. 当代华教运动来自反殖民统治、反奴化教育，绝不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近年来，一些原本华教队伍中人，在华教运动遭受挫折时他们就表现得十分动摇，以至在思想上产生了180度的转变，把当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动理论 —— “冷战思维”硬套在华教抗争运动的身上。现在，他们大叫大嚷，说什么由于在华教运动中的“冷战思维”，一味斗争，导致华教不可避免的遭受当前的“10年浩劫”，这是毛泽东在中国搞文化大革命造成“10年浩劫”而在我国华教运动的翻版，云云。
其实，这种利用“冷战思维”来“嫁祸”华教运动，甚至对整个战后以来反殖进步力量进行污蔑，早已是一种沉渣，最近又由吴建成校长把沉渣搅起。在退下林连玉基金主席职位时，吴建成口水多过茶，大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的革命，说是一个比一个偏激，以至于列宁建立的苏联政权只维持了70余年即垮台了,而毛泽东的革命则几乎把中国党和国家毁于一旦，等等。夏虫语冰，拾人牙慧，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真替吴建成的“革命”伟论，感到不好意思！他又说我们这里的华教领导（指叶邹）更抱着“冷战思维”，排挤华教精英（指的应该是莫泰熙、柯嘉逊等吴建成私交，见注解1），因此，吴建成等这批华教精英，为了报私仇，他们便“与狼共舞”，助阵打仗，大造舆论、动员各方力量，把所谓“叶邹集团”从董总权力中心赶下来！对此，吴建成说，他们人心大快，还有人放鞭炮呢！请看，吴建成以报私仇失大节为荣，以联敌斗友而沾沾自喜，究竟这是什么货色？
为了正本清源，不妨简述一下。战后以来世界上有三大矛盾：一是帝国主义集团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者与本身国内劳动大众的矛盾。
在上述三大矛盾中，第二个矛盾，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世界风暴的中心。当年，新马各族人民展开反殖运动，争取国家独立和发展，开展华教母语教育运动，反对奴化教育等等，是为第二大矛盾，蔚为时代潮流，得道多助。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我们，亚非拉各国人民支持我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劳动大众支持我们。但是，英殖民主义及其走卒用“热战”杀害、镇压我们，又用“冷战”宣传妖魔化我们，欺骗分化群众，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冷战思维”是二战结束前夕，由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提出的，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力吹捧。于是以“冷战思维”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走卒，便把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反殖力量，污蔑为替莫斯科、北京服务的“共党分子”、“亲共分子”、“恐怖分子”，以及什么反国家、反社会的“颠覆分子”，对之极尽造谣丑化之能事，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凡是经历过这时代的受镇压迫害的人民，无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走卒的“冷战”宣传和“热战”暴行，深恶痛绝，相信吴建成也不是没有伤疤，可是伤疤还没好，就来教训以至奚落同是受伤者，甚至是受害更为深重者。何其逆反！
现在，吴校长绝口不谈当代华教运动既来自于反殖、反单元奴化教育的正义行为，且绝不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却接过了敌人“冷战思维”的破枪来对付华教运动，但愿他只是陷入无明无知。这里，借用毛主席引用明朝学者的一副对联，聊供吴校长自己照照镜子吧：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二. 19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三大策略及其延续，败笔是机会主义。
进入1980年代以后，董教总领导人如林晃升等，为了突破华教面临的困境，主张“政党参与”，不惜让董教总陷入政党化，提出了所谓“三大策略”，即从“打入国阵、纠正国阵”，转为“两线制
- 集体参加民主行动党”，到出面领导“大选诉求”的斗争，不一而足。（见注解2）对这些策略，见仁见智，大家谈得多了，但都没有或很少注意到出现这些策略的思想根源，因此难于吸取教训。
历史证明，华教两百年来的风雨路，是靠先贤带领华社群策群力走过来的，华教能有当今的规模，也是离不开大批华教斗士的不断抗争，不怕牺牲、坐牢、打压而发展起来的。一句话，不靠天掉下来或执政者的施舍，而首先是靠自力更生才有今天的华教。
上述三大策略，最大败笔在于忽视甚或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只想借助别人平台或最高掌权者之手，来为名为“突破华教困境”，实为替一批所谓“华教精英”谋官位、地盘，以便名利双收。只要名利到手，这些“精英”大都洋洋得志而忘乎“华教”；一旦遭遇挫折，这些“精英”便作鸟兽散，受害的终究是华教。事实俱在，这些所谓策略，往往与大选有关，其课题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点就是脱离自力更生的华教阵地，到头来搞的只能是政党政治的投机和冒险，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使华教承担不必要的后果，难道这不该吸取教训吗？
平心而论，林晃升虽是上述较前两大策略的“先行者”，但肯定是个“先醒者”，他最终还是放弃政党参与，回到捍卫华教这边来，受人尊敬。而第三大策略“大选诉求”提出了华社大众的政经文教等等80项正当要求，这也没有错，错在以为只要大选时全力支持首相马哈迪获胜，选后老马必定知恩图报，到时“华教精英”官运亨通，华社华教坐享好处。谁知老马秋后算账，这时诉求工委会的“精英”，赶快收回诉求的核心事项，阉割诉求，并把忠厚的董总主席郭全强推去顶水。而这些“精英”则躲的躲，逃的逃，事后还不知羞地指责郭全强“软弱”。然而，郭全强忍辱负重，不弃不离为华教，赢得肯定。
到了现在，像吴建成之流，既不愿吸取过去惨痛的教训，还在自以为是“华教精英”，为了报私仇和打倒叶邹，跑去投靠单元主义当权集团，企望得到赏识而能捞得一官半职或什么好处，结果是“替人抬轿”，自已却“竹篮打水”，这号人能令华社尊重吗？
三. 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不能丢！
众所周知，华族是建国的主要民族，华教是我国多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属于整个华社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教育事业。我国是个多元的国度，维护与发展多元教育包括华文教育，这是立国原则。因此，多元教育体系包括华教有它的先天独立性，绝不是某些政党派别的附属品。所有政党，包括所谓华基政党，为了表达它们“亲民”，则只有支持华教抗争运动的义务，更没有理由要求华教服务于其政党的主张作为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华教遭到打压，归根结蒂都是当政者对华教实施的错误甚至歧视政策造成的，所以华教运动要特别关注那些与华教有关的政治问题；反对不利于华教生存与发展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多元语言教育发展的政治主张；并为华教发展而与各党派、机构以及有识之士进行对话和寻求支援，等等。一句话：华教运动不能超越政治。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华教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不排除犯了不少失误，这其中偏离“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原则，例如上述的三大机会主义策略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最为严重，我们必须牢记！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华教面对第一波改制浪潮（中小学改制），当时华教运动高举“母语教育”及“民族教育”的旗帜，进行抗争，由于国家独立后的单元主义教育政策还处在初期阶段，对华教的伤害才开始形成。因此，华教运动出现上述三大策略错误，认识不成熟，带有时代局限性。
踏上本世纪，单元主义教育体系已经独霸我国教育领域，华教首当其冲，正在面对生死存亡的第二波改制，其他非官方教育源流也要被边缘化。在此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华教运动高举了比早期更为鲜明的旗帜，就是：主张多元团结原则；反对单元同化政策。
正如前述，这个旗帜指明的是立国原则，即我国是个多元的国度，必须树立多元团结的原则，才是建国的根本，才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体利益；而单元主义的同化政策，是违反多元国度的根本利益的，是不符合多元世界潮流的，是要被淘汰的。
必须指出，多元团结的立国原则，反对单元同化政策，应该是当前所有负责任的政党的政治诉求中共同的政治目标，是所有负责任政党应该拥护的，因此华教运动主张的“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不能丢。
总之，为了国家和各民族人民的未来，我们要超越政党，但欢迎并愿意同任何负责任的政党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不超越政治，既不脱脱离政治，更要面对政治，为树立多元团结原则，反对单元同化政策而努力奋斗！
（2017-07-30）讲稿
（2017-08-18）修订
【注解1：】
吴建成指控叶新田、邹寿汉整肃异己，排挤“华教精英”，说穿了，不外是对本身私交莫泰熙、柯嘉逊当年约满不续聘事件，借题发挥。
我们不妨先看看莫泰熙约满不续聘事件。早在公元2000年间，莫泰熙即多次在董总行政部职员汇报会上大谈行政部主管接班人问题，强调华教组织人事新陈代谢的重要性，并表示自己任满会退休，让年轻人接班。2005年，郭全强退任董总主席，莫泰熙原先表示与郭主席一起退任，但又说考虑到行政部与新领导层沟通协调的问题，而延后一年至2006年才退休。2006年董总领导层按照程序处理莫泰熙约满不续聘事宜，莫泰熙也开始整理其办公室，把自己的物品搬走了。怎地后来却不愿意离开了，还反口说领导层不按程序处理其聘约问题，有人蓄意排挤他。董总领导层多次开会厘清有关莫泰熙约满不续聘问题，吴建成也曾在会议上表示赞同莫泰熙约满退休。2006年底，莫泰熙终于约满不续聘离开董总了，根本没有所谓的“整肃”、“排挤”！吴建成怎么现在却颠倒是非？
至于柯嘉逊约满不续聘事件，也被吴建成渲染为“整肃”、“排挤”。柯嘉逊出任新纪元学院院长后期，曾多次提出要辞职前往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新院董事部予以挽留，二度“续约”。 2008年，眼看柯嘉逊去意坚定，董事部乃履行“约满不续聘”。柯嘉逊却蓄意挑起事端，发动教职员联署，动员学生静坐，抗议董事部不续聘他担任院长。柯嘉逊甚至影响一些州董联会要求召开董总特别会员大会定夺其院长聘约事宜。最终，董总特别会员大会以10：3票比例认同新院董事部“约满不续聘”的决定。
吴建成就是这样以“冷战思维”，借莫泰熙、柯嘉逊约满不续聘事件，歪曲事实，抨击和抹黑叶邹“整肃”异己，排挤“精英”，导致所谓华教“10年浩劫”的。吴建成以为笔墨谎言重复百次，就能成为事实，岂知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歪曲的。
莫泰熙、柯嘉逊约满不续聘事件之所以爆发，无非是两人狂妄自大，罔顾组织伦理，漠视董事部领导的存在，以为自己才是华教组织的“太上皇”，要走要留，只能由其说了算。
【注解2】：
何谓“三大策略”？
上世纪80年代中，在林晃升领导下，董教总做了两次参政的尝试，即三大策略的前两次。1982年以在朝民政党为基地的“三结合”（又叫做“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与1990年以在野民主行动党为基地的（华教）“两线制”。
董教总相关负责人两次均脱离华教阵地，辞去华教职务以个人身份成为相关政党候选人。首次参政，董教总派出去的某些代表当了副部长、政务次长等官职，但“四君子”（王添庆、郭洙镇、江真诚、许子根）除王添庆外（其后逝世），全部被政党庸俗化为追逐官场名利的人物，华教立场变色。第二波则是幻想颠覆民主行动党，到头来却受到行动党纪律所束缚，他们的华教立场成了“空中楼阁”，连中选国会议员的柯嘉逊亦不愿为华教发声。最后，这一群参政者（包括林晃升在内）郁郁不得志的退出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据悉，第二波参政是在1986年对第一波作出检讨后进行的。重蹈错误的事实证明，当年进行的检讨是不彻底的。推动参政的董总主席林晃升曾承认，“由于董教总对‘三结合’的概念还没有做出清楚的交代之前就支持并协助民权委员会推动‘两个阵线’的概念”，这是错误的。（参见林晃升《调正步伐继续前进！》（14·09·1986董总各州属会第28次联席会议讲词），收录于《董总50年》，558页）。这给华教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此后，90年代，提出“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策略，这是延续於《1985年华团联合宣言》，但並不只是属於华社问题而已。
当时的局势，首相马哈迪革除并逮捕了副首相安华，引起了一连串的“烈火莫熄”的改革呼声，马來族群的选票已经分裂。
以董教总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首的华团，特别是一批华社“精英”，认为正是“巴结”或者说是“要挟”当政首长的好机会。在1999年8月16日，提出了含蓋政经文教各领域议题（约80项），並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及关注弱势族群等等，以全民议题为基础的《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並得到了全国各地2098华团连署的支持！
为了鞏固国阵政府的地位，马哈迪委托了当时的马华公会总会長林良实、民政党全国主席林敬益和砂拉越人联党党首刘贤镇，不惜假意代表国阵，在原则上接纳了上述所谓“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並骗取了华社的选票，使国阵政府成功在同年11月29日举行的大选中，再次執政！
一年后，由时任首相的马哈迪率先开炮，把“1999年华团大诉求”的举动，视同犹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Al-Ma’una，回教极端份子）所为，策动巫青团极端分子于2000年8月18日围困和恫言纵火烧毁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那些华社“精英”立即搁置或者说“阉割”诉求的重要事项，推出董总主席郭全强（民族资本家）去面对马哈迪的训斥，然后纷纷伺机避开。这场“大选诉求”以冒险开始，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