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化两位先驱——林连玉与金枝芒
2017/12/31 东方日报/评论
~评论: 麦翔
林连玉是家喻户晓的华教歷史人物，但金枝芒这位老前辈作家知道他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了。
金枝芒，1912-1988，原名陈树英，祖籍中国江苏省常熟县，受师范教育。1920年代下半叶开始，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增加，金枝芒于1930年代中期，携夫人周文琴（师范女生）南来，任教霹雳州同汉华小。1937年日本侵华「七七事变」，在同汉执教的金枝芒发表系列文艺作品，热情反映本地区蓬勃开展的抗日民眾运动与抗日战爭。
1948年抗英战爭一声炮响，金枝芒毅然参加抗英武装部队，在文宣部服务。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1958年完成主编抗英战场纪实的《十年》中、短篇小说十四集，以及长篇军旅小说《飢饿》手抄油印本问世。1969年担任《马来亚革命之声》华文部主任。1988年1月病逝于北京。一代马华文艺巨匠金枝芒以笔名乳婴、殷枝阳、周容、周力发表的余著，21世纪先后在本地出版。
在我国文史专家方修编撰的马华文学史稿中，金枝芒被定位为「马华文学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家」。金枝芒的现实主义文艺路线铭刻了一个歷史功勋，1947-48年间（紧急状態未开始）他启动、提倡和推动了「马华文艺」创作运动，为马来亚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立言，是「马华文艺」的元勋，也是华社「马来亚化」的標桿与先驱。
二战后，我国文坛经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马华文艺」大辩论，马来亚华文作家（特別是中国南来的作家群）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马来亚文艺应当是为本地社会服务的马华文艺，还是为中国服务的「侨民文艺」？金枝芒是前者的代表人物，他于1947年12月26日吉隆坡出版的《战友报》发表〈谈马华文艺〉一文，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马来亚化文献」。它开宗明义指出（摘要）：
「一年来，在殖民地反动官府的压迫下，三大民族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弱点，有了进一步的克服。1947年10月总罢业，带有明確的全马性和全民性；爭取民主独立的制宪斗爭，后浪推前浪，震撼了整个半岛，唤醒这广大的群眾。」
所谓「全马性与全民性」，指的是1947年11月涵盖三大民族的全马大罢市。金枝芒首先著重指出我国歷史形成的民族觉悟不平衡性发展的这个「短板」，战后马来族的「人民力量中心」与华印族的「泛马行动委员会」联手发动的「大罢市」行动，大大拉近了民族觉悟的距离，震撼了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人的统治根基。
抗日昇华本土意识
受到时局正面发展所鼓舞的金枝芒，发出先知先觉的伟大而適时的號召——马华文艺界应跳出传统的「侨民文艺」框框，为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主义而创作，为战后独立建国而创作。
「马华文艺」是马来亚各民族经长时间交叉往来与融合，「日久他乡变故乡」的逻辑產物。
残酷的抗日战爭教育了各族人民，人民贏得了战爭。二战后，全球特別是东南亚，掀起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高潮，我国各族人民为生活餬口，为民主独立的群眾运动风起云涌。
以华印裔为主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以马来民族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两大组织，组成標桿性的反英统一的阵线，展开大罢市，全国大小城镇街头悠无人跡，马来亚经济为之停摆，重创了英殖民者战后企图重建殖民统治的计划——「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彰显了三大民族团结抗英的无比强大威力。
现实主义文艺家的金枝芒指出，作为观念形態的文学艺术，皆有其时代性与地方性，配合当时当地的民族民主斗爭而创作，是马华文艺界適时的义不容辞之举。
自20世纪初近代史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在马来亚定居了二、三代（或更长时间）的华裔，视本地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故乡概念早已常態化。3年8个月的抗日战爭，侧重点从「抗日援华」转化为「抗日卫马」，取得了彻底胜利。这意味著各族社会在意识形態的划时代的巨大上升。
手握钢枪，为解放马来亚而流血牺牲的实践，反映到文艺上来，就是马来亚军民不分民族的「落地生根」意识，即马来亚公民意识，效忠马来亚的意识油然而生，这是歷史的必然逻辑。稍后，新中国成立，总理周恩来发出號召，呼吁华裔为居留国的独立建国事业献力，也是一个因素。
比较林金共同点
金枝芒是军旅作家，大半生在深山密林的战火硝烟中度过，亦文亦武。林连玉则是文縐縐的教书匠，社会运动与教育运动的领袖，毕生在合法阵地活动。林连玉在险恶的合法阵地长期战斗，在战后进步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意识的与左翼力量保持「和而不同」的距离和姿態，林、金两位先驱人物的差异是不言自明的。
但两人却拥有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或共同点，即在推动「马来亚化」的歷史转折的活动中立下歷史功勋。本文的目的，仅就林、金两人的共同点做出比较与研究，为华社的现代史做一个补白。
林连玉1927年南来执教，比金枝芒早10年。战后五十年代是林连玉的主要活动期，与金枝芒1948年进入森林之前的时期重叠。就笔者所知，歷史没有留下他们两人相遇相知的记载。
1950年代，林连玉提出「接纳马来亚化，但坚决拒绝马来化」的鲜明主张，领衔华人申请公民权和华教本地化的运动。林连玉认为当年华校採用中国出版的课本，不適合本地情况；並且亲自参加了政府举办的重编华教课程委员会，与白人官员正面斗爭，確保本地化方针正確落实。
马来亚化奋勇前进
林连玉「拒绝马来化」的提法，意蕴广泛，涵盖了中华文化，而且结合本地特点，加以发扬光大之，爭取华文教育在本国的平等地位。林连玉的理念与金枝芒「马华文艺」的理念基本相同，至为明显。
1950年代「马来亚化」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巨大进步，是左翼反殖运动的一个巨大胜利。不幸，这个传统被英帝强行的紧急状態和所谓独立所腰斩，冒出以东姑、拉萨为首的官僚集团上台执政，继承英帝反人民的政经文教军事一套，顛覆了民族民主的歷史航道。
今天，长期侨居台湾的有那么一小撮所谓「华文作家」，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搞的是无根浮萍的「寄生文学」，为我国独裁的当政者涂脂抹粉。我们呼吁马华文艺界与教育界，团结一致，承前启后，沿著金、林先辈开闢的道路，奋勇前进。
教育改革走偏了吗？
2018/01/02 光华日报/社论
尽管这次的教育改革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个改变却也犯下了我国行政一贯的问题，即是不讲求绩效和只照顾强势群体的毛病。
2018年新学年正式掀开序幕了，学生们在迎接了元旦日后，回到校园开始新一年的学习。
不论是重回校园，还是新踏入校园的一年级学生，今年迎接他们的都是与过去有了不小改变的新制度。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说，他们要比学长们幸福，因为教育部严厉执行“小学作业簿使用指南”下，他们和二及三年级的学长们，少了作业簿。
小学作业簿使用指南限定小学第一阶段（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不可使用作业簿；第二阶段（四年级至六年级）学生只允许在指定的五项科目中有一辑作业簿。
除了这个改变，今年教育也重新推行复级班计划，这个“改良”版的复级班，在学生少于30人的超微小推行，将二及三年级合成一班，四及五年级合成一班上课。
中学方面，教育部为淡化社会追求名校的观念，不再让控制中学以小学评估考试成绩录取新生。
从表面看，教育部让控制中学改以学生住址录取新生的做法，更加符合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也可以纠正过去的教育制度造成的太过强调考试成绩的风气。
尽管这次的教育改革有其合理性，除了强制给小学生书包减重普遍得到认可，控制学校和复级班的改革都引起教育界的反弹。而这两个改变恰恰也犯下了我国行政一贯的问题，即是不讲求绩效和只照顾强势群体的毛病。
控制中学原本就有做为标杆学校的意义，可以做为一个相对较好的标准，制造一个良性的竞争。现在教育部不让这些学校优先录取优秀生，控制中学将无法保持原本的表现水准。
失去了可以做为参考的最好标准，长期可能让学校失去方向，这已经不是强不强调成绩这样简单的问题。
而小学复级班的重新推行，尽管可以让教育部节省不小的开销，但是对原本已经缺少资源的超微小，造成资源被进一步挤压的问题。尤其这些学校多处在乡区，这个“改革”将会进一步扩大城乡的教育鸿沟。
适当和良性的竞争是推动社会进展的动力。在有竞争的环境下，对需要扶持的弱小给予更多的资源和关注，才是平衡强弱的最恰当做法。
控制中学的录取新生模式
2018/01/02 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江振鸿
日前槟州教育局改变控制中学（Sekolah Kawalan）的录取新生模式，即开放录取临近学生，引起了州内传统控制中学尤其是国民型华文中学如锺灵中学、日新中学及槟华女中的反弹。
身为锺灵国民型中学校友的我暂且不想对此事置评，然而有几点却值得我们去省思。
第一，前阵子当教育部宣布废除华小精英班制度时，不少人纷纷举手赞成。他们认为精英班的制度造成了校方和教师往往只关注这些精英班的学生，而对非精英班的学生有所忽略，让这些非精英班形成了所谓的放牛班，违背了有教无类的原则。
而多年来这些国民型华文中学在控制中学以小六评估考试（UPSR）成绩作为录取条件的模式之下，已形成了所谓的名校。因此有别于中南马华小毕业生都竞相想进入独中就读的情况，这些名校是全槟华小毕业生都想进入的中学。就算进不了这些名校，也退而求其次的想要进入其他不属于控制中学的国民型华文中学例如中华、恒毅、协和等。这造成这些非控制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录取条件随着学额僧多粥少也“水涨船高”，隐然成了可以与控制国民型华文中学齐名的名校。
然而这些名校形成的背后却是其余进不了这些名校，而被迫在槟州华社眼中所谓放牛学校的国民中学里长期自生自灭的华小生。
这些成绩原本就不够好的华裔学生，从小学的华文学习环境中突然进入“人生地不熟”，即国民中学以国语为主的学习环境，过程中又有多少华裔学生因语言问题而跟不上进度，导致无心上学或辍学的情况呢？我想槟城华教人士及华社几乎都不再乎这个问题吧？
因此，支持废除华小精英班制度却又不支持州教育局改变控制中学的录取新生模式，是不是有双重标准之嫌呢？
第二，这些名校在课外活动和学术上的表现可谓卓越，然而这些卓越表现究竟该功归于学校的办校方针，还是源自于其经过遴选的优秀生呢？记得在大学时期，身为这些所谓名校毕业生的我们常常自豪的向来自他州的同学介绍我们的母校，而记得有一位同学在了解了母校的录取新生制度后，抛出了一个令我们语塞的问题：如果这些名校不是录取优秀的学生，而是录取成绩普通的学生，那以现有的办校方针，是否还能保持同样的课外活动及学术成绩呢？
三合一作业
2018/01/01 星洲日报/大柔佛
~作者：陈仁杰
教育部决定从2018年起严格执行《2000年小学作业簿使用指南》通令，给小学各年级作业簿的数量设下了规定。
当然，这措施宣布后即刻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对于孩子而言，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华小生书包过重是存在已久的问题。弱小的身躯背着重重的书包已成了常见的景象，但这极可能对他们的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
可是，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与一贯藉由亮眼成绩提高校誉的学校而言，这有违传统的政策绝对是个障碍。毕竟在旧有的观念里，练习作业是学生考取佳绩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必须多多益善。
有鉴于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学校近日被揭露试图利用法令的漏洞，把三本作业簿合成一本，并以更高的价钱卖给学生，如此做法让学校在不违反法令之余又能够维持作业簿的数量。
学校是学生求取学问及学习道理的圣地，但堂堂学府居然出现了如此不良示范，让人不禁感叹现有教育系统的衰败，也印证了某些校方真的能够为了成绩而不惜一切。
其实，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一个缩影。归根究底，一切都是成绩至上这深根蒂固的旧思维在作祟。
长久以来，有关单位以成绩评估一间学校与老师的表现，间接地造成大家盲目地追求成绩。从小，学生们被灌输求学为的只是考取更多A的错误观念，让孩子沦为一台台考试机器，因为我们社会更相信成绩改变命运，而非知识改变命运。
或许意识到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是让国家迈入先进国的先决条件之一，教育部已经逐渐对旧有的教育体制作出改革，以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因此，家长与校方也必须与教育部配合，才能让种种教育政策有效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