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能力是塑造青年全球胜任力的第一步
2024/01/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颜玉君
我们居住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全球化对人类生活造成矛盾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的力量，它促使了产品、品味、潮流等走向一致性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异化，包括地方和区域身份的主张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冲突。
这种局势促使我们关注个人的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根据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学会（OECD）的定义，全球胜任力是一种多维度的能力，指的是个人有能力考察本地、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理解和欣赏不同的观点和世界观，与他人成功建立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集体福祉。许多国家都认可青年的全球胜任力可通过长期的教育计划培养和塑造。
2018年OECD在《包容性世界的全球胜任力》中正式将其纳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并设定了多维度的评估方式，旨在培养青年以下能力：
-养成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的文化意识，进行相互尊重的互动。
-辨认并挑战文化偏见和成见，促进多元文化社区的和谐共处。
-做好面向全球化世界的工作的准备。随著科技不断发展，人们得以地在不同的环境进行联系，因此工作领域需要有效的沟通者，即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持开放态度，能够在不同的团队中建立信任，并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利用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数字空间，质疑有偏见的媒体表述，在网上负责任地表达意见。
-关心全球性问题，为应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挑战付出努力。
在宏观层面上，教育无疑是培养全球胜任力的主要途径，但这其中涉及国际关系、国家政策、教育蓝图的实施、实施者和接收者等相互协作的生态系统，其复杂程度往往让人觉得望而生畏。从微观层面来看，制定培养个人全球胜任力的策略实际上并不难，而多语能力应被视为关键的第一步。首先，我们需要接受世界是多语言的事实，学习掌握不同的语言技能以适应多元文化生活，对周围世界保持敏锐观察。研究表明，学习一门新语言有利于加强认知能力。会说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孩子，大脑能够处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快速完整的切换，因此更有可能拥有良好的注意力和出色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多语切换也被视为减缓老年人脑力衰退的方法之一。
马来西亚的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环境为学习多种语言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语言学习的途径多种多样，人们既可以从正式的课堂授课系统性学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不知不觉地获取。在儿童幼年时期，鼓励孩子接触多种语言，在青少年时期，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兴趣进一步巩固这一过程。如此一来，他们不仅积累语法结构和词汇量等知识，通过多语学习，洞察世界由多语文化构成并相互依存的本质。多语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解读多元文化重叠和冲突后产生同理心和包容态度，眺望整个地球村，迎接挑战和机遇。
华教发展的唇齿相依
2024/01/10 星洲日报/社论
政府支持华文教育是“双赢策略”，一直在拉扯较劲就是“零和博弈”。我们衷心期盼副部长能把华教发展导入正轨，这是国之所幸！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上任后，周一首次与董教总交流代表团陈大锦与谢立意等人正式会面，双方针对华小与国民型中学拨款、设施维护、充裕师资、微型华小迁校、承认统考文凭等多项重要课题充分交换意见。
副教长黄家和接见董教总交流团后，用“唇齿相依”形容副教长与董教总的关系，并承诺每3个月定期会面一次，以便针对棘手的华教课题共商对策；是的，唯有集思广益才能增进了解，才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期待解决华教课题一蹴可几，但至少有个好的开始。
好一句“唇齿相依”，如果没有华教，教育部内专司华文教育的单位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教育部缺了辅助华文教育发展的指导单位，华教必定走向式微。就事论事，华人企业或热心华教的人士，实在没有能力支撑从小学到大学，亦即华文教育全方位发展所需的经费，包括薪资、建设与师资来源。
副部长说，华教先贤为维护华文教育的斗争有血有泪，所以今天的大马，从小学到大学才能拥有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这是事实，一番话相信是副部长的肺腑之言。办教育需要靠“斗争”？需要的，从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到处演说“华教故事”的莫泰熙、吴建成，直到今天的陈大锦、谢立意……，他们不图什么，只图“华文教育”获得政府公平的待遇。这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艰辛又漫长的“拔河比赛”，是体力活，更是脑力活。
当然，除了维护华教正常发展的先贤，数十年来，华人社团、中文媒体、华人企业也在华文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推手。以全国60+2+1的独立中学为例，为了想学完整中文的孩子有校可念，许多大企业家认养学校无不一掷千金，解决财务困窘，巴生滨华的谢松坤、波德申中华李典和、永平中学马文清、巴生兴华的杨忠礼（已故）……，几乎每一所独中的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应该载入独中史册。
终身投入华教工作的前缐人员，除了吴建成校长，早期新文龙中学的黄润岳、峇株华仁中学白纯瑜、吉隆坡中华独中陈福顺、巴生兴华郑瑞玉、宽柔中学黄继翔……，这些已故校长（还有更多）及目前在任者，他们全部将青春奉献杏坛，这就是副教育部长黄家和所谓的“有血有泪”的付出，那不是客套。
2023年的全国独中人数逾8万人，约占华小生（华裔）人数（6年合计45万人）比例的18.5%。独中人数比起70年代低潮期足足翻了几倍，独中统考文凭“从无到有”（70年代中期由董总催生）到获得全球逾千所知名大学的承认，这是华人的努力，以及政府未刻意打压下的成就。
独立中学只是华教一环，还有华小（1302所）、教会学校、以及全国合计82所，学生逾10万人的国民型中学呢？这些都是我国中文教育拼图的一块，董教总争取政府制度化拨款，将拨款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案，目的不外乎是期望不要因为经费问题影响教育。
华文教育是大马教育体系的“红利”，多元的教育系统促成“多元的人才”，我们环顾今天大马的政治、科技、学术、企业等领域，有多少的尖端人才不都是来自独中、国民型中学？政府只用了极微的教育经费，就培养足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专才，这是不是值得重视与鼓励？
黄家和表示，副教长与董教总“唇齿相依”；我们认为，华文教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系是“唇亡齿寒”，没有华人、没有华文，大马还会存在，但是造成的伤害还是深远的。
政府支持华文教育是“双赢策略”，一直在拉扯较劲就是“零和博弈”。我们衷心期盼副部长能把华教发展导入正轨，这是国之所幸！
老师如何教坏学生？
2024/01/0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杜新宝
教学往往是直接进行的，比如老师教学生加法，不管是实体课、网课还是预录课，都有老师的当面指导。即使日后这方面的工作由AI代劳，它还是属于教学的部分。而教育往往是间接发生的，包括老师如何看待学问、在课室内外的言谈举止、班规和校规的订立和实施结果等等，都会间接地、不自觉地以出乎预料的方式影响学生。
另外，教学常指知识、技能的教与学。教育一般指态度、观念、心理等的熏陶和培育。
相对而言，老师直接“教坏”（比如教错）知识和技能是很少发生的，但老师间接“教坏”学生的态度、观念、心理等，却是很常发生的。本文题目中的“教坏”，当然是指后者了。
老师教坏学生有多种情况，拿上课签到为例说明其中一种。过去上课时是由老师点名，今天是科技时代，学生通过手机应用程式自行签到。应用程式的开启和关闭由老师控制。开启时说一声，学生就能在限定的二、三分钟内自行用手机签到。这个方法很好，老师不再需费时耗力点名。
这时如果老师立一个规矩，说要是谁缺席20%以上的课，就必须受罚。这个用意很好，就是希望学生不翘课嘛！但是要行得通有个条件，就是先得确保技术稳定以及相信科技。假设某学生在十堂课中出席了七堂，你待要处罚他，他说：“上周的一堂课我有出席，但学校网络出状况，无法签到，我实际上是上了八堂课。”你问：“为什么当时你不立刻让我知道？”他说：“我忘记了。”你再问：“怎么说网络有问题？那天所有人都能签到，怎么可能唯你不能？”他说：“我不知道，我试过了，就是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惩罚学生吗？你能拍胸膛说过去不管在哪个方面都不曾发生过技术问题吗？何况，实际的情况是
--- 悄悄地告诉你，学生或许不知道，但老师们都知道---
这样的状况的确发生过好几次。
既然不能证明学生说谎，一般老师也不会大费周章去证明学生说谎，那唯有把有利疑点归学生，简单解决，规劝一番，放过一马。
这样的情节不会只发生在一名学生身上，也不会只发生一次。老师没有从经验中学，技术老问题没去解决；学生从经验中学，只要说是技术问题，不就没事了吗？
认真学习的学生，出席率不会有问题，偶尔不到，必定是不得已为之。不认真学习的学生，80%的门槛他们尽量拼数字，到底这一招还是逼不了他们认真学习，有的签到后就离开，有的签到时段才醒来或摘下耳机，有的摸清老师的行为模式，知道老师什么时候会开启应用程式，只在课室外签到即可。
上课签到只是一个例子，重点在于说明定下的规矩如果无法施行，教育效果可以是很坏的，让一部分学生享尽撒谎的好处，一次次为出席率撒谎竟成第二天性，而一向守规矩的学生看在眼里，自己碰上时心里难免天人交战，不知这时老实是不是太傻。
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好要严惩功课抄袭，但最终却只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明无法禁止学生用ChatGPT做功课，却严厉地警告不准用等等。
教育心仍炽热的老师对这些现象（立下无法施行的规矩带来负面教育）都会是很不舒服的。当然，没有完善的规矩，也很难要求完善施行规矩。当然，有的是特殊情况，破例是可以的。当然，有的规矩即使有而不用，也不会释出负面讯息。但，立下无法施行的规矩而会教坏学生时你却逐渐已不在意不在乎，其实教育心在枯萎著，可怜的是付了学费却学上这些坏东西的学生们。
正视阅读危机，提高教育素质
2024/01/11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2022年的PISA成绩发布后，身边许多关注教育的朋友，纷纷对我国的基础教育素质表示担忧。
如前文所述，在此次测试中，我国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关键领域的表现都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当中又以阅读素养的落差最大，仅得388分，与OECD的平均水平（476）相差88分。
更让人担心的是，测试报告显示，只有约42%的学生达到阅读水平第2级（OECD平均水平为74%），几乎没有学生达到第5级或以上（高表现）的阅读水平（OECD平均水平为7%）。根据OECD测试指标，我国已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并没有能力阅读、理解概念抽像的长篇文本，无法根据隐含线索区分事实和观点（第5级），而能阅读长度中等、信息相对明确的文本（第2级）的学生还不足半数。
阅读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是吸取新知、更新知识、终身学习、与时并进的关键条件。提供大量“学习阅读”（Learn
to Read) 的机会，让学生掌握“透过阅读来学习”（Read
to Learn)的能力，是基础教育重要的职务之一。此次PISA测试报告明显暴露了我们阅读教育的不足，要扭转局势，不能不痛定思痛，认真审视现有的教育思维，教育方法。
在这个资讯爆炸，文本形式多样化，知识生产、传播异常快速，信息唾手可得，却又真伪难辨的时代，阅读要求的不仅是认字识词，理解字面意思而已，还得有概括、统整、推断、辨析、评价、省思，以及结合真实生活，在复杂的情境中活学活用的能力。
如果我们仍像过去一样，把阅读当作识字的手段，将阅读教育当作是为考试做准备，以训练作答技巧，追求标准答案为目的，以教师的解读、分析、讲述取代学生的阅读、思考、判断，却希望能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培养出在国际间具竞争力的国民，无异于缘木求鱼。
方法不对 离目标越远
在阅读习惯、阅读兴趣方面的培养也一样。如果我们继续用命令的姿态，以权威的管理方式，由上至下，一层一层施压。将阅读行为形式化、数据化，要求学生提交读书报告，要求老师把时间、精力耗费在检查报告、收集证据上，忽视以身作则比管控更有力量。大人本身不阅读，却希望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孩子，打造书香社会，无疑是水中捞月。NILAM阅读计划自1998年开始推行，至今迈入第26个年头了！我们的学生真因为写阅读报告而爱上阅读了吗？方法不对，越用力伤害越大。不愿正视问题，花功夫了解效果不彰的症结所在，只是设法调整、改善评估系统，并满足于表面数据，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参与PISA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拼输赢，比排名，而是希望能在国际背景的映照下，了解国内教育的不足，改善教育素质。无奈眼见PISA成绩落后，国际的教育思潮已急遽变化，我们却依然在原地打转，还在为该不该恢复考试纠结不已。正在进行的UASA考试，频频传出猜题、泄题事件，叫人不禁感慨：我们究竟要把孩子带向哪里？我们的教育，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