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中老师招生的痛苦经验
2024/06/21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小二
日前在南洋商报言论版拜读了罗汉洲君的《独中筹款是非得已》一文，心中感到无限感触，也掀起了我痛苦的回忆。
话说在1990 年代，当时的独中没有今日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微型独中，更是惨淡经营。我们这批在微型独中教书的老师，每年底都要到各华小去招生，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用自己的热面孔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一些华小对我们的到来，表面上是十分欢迎，实际上却是那种应酬式的心态。和他们谈了一大堆华人文化，母语教育和独中前途的大道理，感觉上是完全没听进去，让我们这些来招生的独中老师尴尬极了，难堪极了。
有时，当我们向校长说明来意， 要求安排地点集合该校毕业生，向他们讲解有关到独中升学的情形，但校长竟只安排后进生来听讲，而那些优秀生却不准他们参与。这说明了什么，就是校长根本不希望那些优秀生到独中去升学。
华小招生扑了空
还有一次，我们要到一所华小招生。之前已和校长约好日期和时间，但是当我们抵达该校后，却扑了一个空，原来该校的校长和几位老师已带了毕业班同学做毕业旅行去了。留下我们几位来招生的独中老师，站在那儿哭笑不得，心理上感到无比的失落与侮辱，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的。
有时，我们到一间华小招生，会集合那些教毕业班的老师，向他们讲解有关独中的办校情形，希望这些老师们能把这些讯息传达给学生，更希望他们能帮助或鼓励毕业生到独中来升学。但我们所得到的反应是大多数的老师们都显示出那种心不在焉，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外，有些独中到华小招生时，还带了校内的醒狮团，二十四节令鼓或扯铃队到校去表演，希望能引起毕业生的兴趣，来独中升学。有些独中校长在农历新年，都会到各华小拜年；送年柑，送贺年卡等。然而，这一切一切的努力，效果都很不理想。根据一项非正式统计，每年到独中升学的华小毕业生不到十个百分比。可说是徒劳无功。
独中老师不易为
总之，独中老师不易为。除了如罗汉洲君所讲的要千辛万苦，到处去募捐外，还要费尽心思去招生。然而所得到回馈却是差强人意。独中老师的付出说是为华教也罢，为生计也罢，但他们这种坚毅不拔，坚贞不屈的精神，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让我们向所有独中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新加坡英语老师，直接干吧
2024/06/21 中国报/评论
~作者：刘彦运
最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与到访我国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谈时，提及两国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希望从新加坡引进英语教师到我国教英文。
有关引进新加坡教师教英文的建议即刻引起争议，许多教育界人士认为，我国不乏素质高的英语教师，其中包括退休的英语教师，根本没必要从新加坡引进英语教师。
后来安华在6月14日澄清，大家误会了，他与黄循财商议的计划，是派遣新加坡志愿教师到我国偏远的乡区或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导英文。而且所有的费用由新加坡政府资助。
更像公益计划
这听起来到有点像中国的公益项目支教计划，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或大学生志愿者、也包括一些著名影星到一些偏远的山区从事义务支持贫困山区的中小学教育，协助山区的学校发展。
这个“新加坡版”的支教计划如果能够落实，而且由新加坡政府资助，我们没理由反对，而且应该乐见其成！更何况我国一些城乡地区的教育水平确实差距很大，尤其是英语教育，如果新加坡的志愿者教师愿意到来支教，兴许能缩短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也能说不定。
正如青年领袖及柔佛州政府团结大使林善贤指出的，首相安华与黄循财相信是希望通过引进新加坡的英语教师，推动“人才外交”，促进两国的教育与学术交流。
这项“新加坡版”的支教计划，或许是两国推动“人才外交”的起点，未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合作。
培训更多师资
笔者认为，除了引进新加坡的志愿教师到偏远地区任教，政府应该考虑藉助新加坡英文教授或讲师的力量，协助培训我国的英文师资，提升我国的英文水平，这点更加切合实际。
我国政府应该与新加坡推动教师交流和访问项目，安排我国的英语教师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交流，观摩新加坡英语教学的方法和课堂管理技巧，同时选派优秀的英语教师到新加坡的教育机构进行长期访问，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加坡的英语教学体系。
我国教育部也可以与新加坡的教育部合作，组织英语教师的培训课程和工作坊，邀请新加坡的专家和教师来授课，进行师资交流和合作。两国教师可以共同设计和实施教学计划，分享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
除了师资交流，我国教育部应该与新加坡的教育部合作，获取和共享高质量的英语教学资源和教材，提升我国英语教学的质量。我国应该利用新加坡在英语教学方面的优势，为我国的英语教师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提升他们在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方面的能力。
我国如果要与新加坡进行学术合作，应该有效利用新加坡的英语师资力量，帮助提升我国的英语教师的教学能力，从而提高我国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这点比直接引进新加坡教师，更加的实际，至少不至于“本末倒置”！
无论如何，作为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的起点，笔者认为，既然新加坡政府愿意资助志愿教师到我国乡区支教，作为两国外交合作计划的其中一个项目，这还有什么好争议的，直接干吧！
华族英校生
2024/05/2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由于特定历史因素使然，我国华族在语文教育上有所谓的英校生与华校生之别，也据此出现了华人教育与华文教育或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之别。
英校生的产生可推溯到1818年传教士在槟榔屿创办槟榔屿义学（Penang
Free School），较后也在马六甲创办马六甲义学（Malacca
Free School，如今名为马六甲高等中学SMK
Tinggi Melaka），及在新加坡创办的莱佛士学校。这些19世纪创办的英校也确为华社培育不少杰出人物，如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与仕在北洋”的传奇人物辜鸿铭。此君虽是英校生，从英国毕业返槟榔屿后也勤学中文，之后还到中国任官，甚至成了大臣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虽饱读西书却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孟之学情有独钟，大赞儒学之合理性。
无独有偶，同是海峡华人出身的林文庆也是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大力推广学习华语、孔教与社会改革如剪辫子，除掉小脚之陋习，甚至身体力行创办新加坡首间女校（中华女校），他还在1921-1936年在陈嘉庚的力邀下当上厦门大学校长。
有趣的是，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份子流行批孔批儒打倒礼教之际，这两位峇峇出生与饱读西书的传奇人物竟然大力表扬儒家思想之美与善，确是令人侧目。
此外，有鼠疫斗士之美称的伍连德与曾当上马华公会会长与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佑医生也是峇峇出身，他们也曾到中国服务。可见，读西书未必就会数典忘祖。在中国严缺人才的20世纪初，他们学成后愿意到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服务，也确是难能可贵。
由于英校生也是华社的一份子，他们之中也不乏关心华社事务者，只是由于人生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他们与华校生在性质上倒是颇具差距。整体上言，在20世纪初，英校生比华校生更关注他们在马来亚的权利与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也较华校生来得温和，即便参与政治，也多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革命者。此点，英殖民者也很清楚。
在1950年前后（紧急状态时期）殖民长官便曾从出生地与教育背景把华族分为英校生与华校生，认为英校生较具马来亚意识（实为较效忠于英殖民政府），而华校生则较中国取向与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如马共）。
扶持英校生
据此，英殖民政府便想在紧急状态期中扶持温和与不反英的英校生组织本土政党，以填补华社无代表的真空，马华公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英人支持组成。在1950-60年代，英校生也的确代表了华社与巫统、国大党及英殖民者协商马来亚的独立。
其结果就是，英人在马来亚的权益如矿场、种植园等受到保护，而不像印尼那样充公前殖民政府的资产。马来亚能和平取得独立，实与这种协商有关。
说白了，就是华校生反英反殖加速了马来亚的独立而多被逼上梁山或坐牢，而英校生则坐享其成，即华校生坐牢，英校生当官。在马来族方面亦然，马来左翼坐牢，马来右翼当官掌权。这就是马来亚的政治现实，或许可以说，英校生较识时务而华校生则较不识时务。
从1950-60年代，基本上马来亚的掌权精英多是英校生，如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敦三班丹等。只是1969年513事件后，各族英校生的势力受到削弱，特别是华族。尽管如此，英校生依然拥有颇大的影响力，如林吉祥父子、林苍佑。
由于1971年后，政府逐步把英校马来语化，意外地促成华校的复苏，也使更多华族把子女送入华校。大体上有九成的新生代华族至少受过6年华小教育。若非英校马来语化，恐怕华校也会日趋没落，因为在1960年代便出现了英校生递增，华校生递减的趋势。毕竟，人是很现实的，这是人性。实则，不少华教斗士的子女也是英校生而非华校生，出路总是重要的受教考量。
今天有不少友族选择把子女送入华小（之后可能转入国中）也与中文有价有关，而未必是出于爱好中文与中华文化。就华教而言，下层的华族普罗大众反而是更坚定的华教支持者。精英反而考虑更多。
华教不是叫魂！
2024/06/22 中国报/评论
~作者：陈万诚
近日，笔者读到一篇新闻评论，提及华教面临所谓的“叫魂”问题。评论者将华教内部的争论和分歧描述为类似“叫魂”的现象，这种做法不仅毫无现实依据，更是对华教运动的严重误解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目前，华教运动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些学校的筹款方式不当。若能实现账目透明化，并采用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来维持学校运作，这些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将这些内部问题夸大并利用它们来制造恐慌，只会伤害华教的整体利益。
华教问题不仅限于内部，外部环境也受到了不少压力。华教运动早期追求的是多源流教育，希望能够“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存在本质区分
1980年代经济不景气，华教成为了反抗政府的突破口，也是华教运动继1970年代独中兴运动后另一波高峰。90年代的各种放宽政策及大专院校的建立，也让华教终于有了高等学府。这些成就都是与政府长期争取所获得的回报。
所谓的叫魂现象源自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场巫术恐慌，当时社会动荡、政治不安，政府通过制造恐慌来控制社会，以此强化统治权威。将这种历史现象随意套用到华教运动中，是错误的类比和误用。
华教运动的核心目标，是争取在多元种族的国家中拥有更多的文化自主性，它的背景和动机与叫魂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
华教运动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针对政策限制、社会歧视和资源不足等问题展开的努力，旨在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文化认同的维护。将华教内部的正常争论和分歧视为类似叫魂的现象，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也忽视了华教运动的现实诉求和复杂性。
这种误用不仅无法帮助解决华教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不信任和分裂，阻碍华教的正常发展。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内部争论和分歧。华教运动内部的争论，更多的是不同意见和策略的碰撞，这种碰撞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华教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制造恐慌和分裂。
反而制造分裂
社会运动理论指出，内部争论和分歧是运动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部分，而非失败的标志。将这些争论视为“叫魂”现象，是对社会运动复杂性的简化和误解。内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绝不应被视为“批斗”，相反，账目透明、合法合规，才能使华教运动赢得更多支持和信任。
华教运动面临的外部压力，包括政策限制、社会歧视和资源不足，都是其发展的重大挑战。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内部争斗，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解决华教面临的问题，既需要内部的团结和自省，也需要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应对和争取。批评者将华教内部的争斗夸大为类似“叫魂”的恐慌现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制造更多的不信任和分裂。
华教内部确实需要更多的自省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可以忽视。华教需要在内部达成共识，增强凝聚力，共同应对外部的压力和挑战。只有这样，华教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