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合作教学由全纳课堂做起
2025/11/1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教育部长宣布我国将在2027年开始采用团队合作教学法（Team Teaching）时，我正巧在“全纳教育”（Pendidikan Inklusif）课上，与学员讨论这项概念与操作方式。
什么是全纳教育？简单而言，是指让特殊需求儿童进入普通学校，与一般学生共同学习，而非被隔离在特殊学校中。台湾称之为融合教育。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走向。为了迎接这一新挑战，师范学院自2015年起，已将“全纳教育”纳入课程，成为未来教师的必修课之一。
推行全纳教育，涉及的绝非仅是“将特殊学生安置入主流教育”的技术性操作，需要更深层的教育思维转向。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整个教育系统、课程设计与学习环境，当然也包括改变教学方式，以更具弹性的策略来回应不同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团队合作教学，正是落实这一理念的重要教学调适策略。
它由两位或更多专业人员，在同一空间中，针对一群异质性的学生从事实质教学。合作模式灵活多样，常见的类型包括：一位教学、一位协助（One Teaching, One Assisting）、分站教学（Station Teaching）、平行教学（Parallel Teaching）、选择式/替代式教学（Alternative Teaching）以及团队教学（Team Teaching）。
诚如许多评论者所言，团队合作教学在国外已行之有年，且成效显著，特别是在特殊教育领域。我十多年前旅居捷克时，就已见过这样的课堂操作方式。当时孩子班上有一位阿斯伯格症学生，每天上课都有另一位教师在侧陪伴、辅助，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主课教师的负担，更为该名学生提供了即时且个别化的支援。更让我感动的是，无论国籍与身份，所有孩子都可享有同等的教育支持，真正落实了“有教无类”、“不让任何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的精神。
我国在2019年推行“零拒收政策”（Zero Reject Policy），让特殊孩子回归主流，体现了全纳教育的初步要求。从逐年递增的数据看来，这项政策在提高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关注与醒觉意识上，是见成效的。
根据《特殊教育数据手册》（Buku Data Pendidikan Khas），特殊学生人数从2020年的9万3951人，上升至2024年的13万2264人，其中以学习障碍者占多数。当中的3093人就读特殊学校，10万6827人进入附属于普通学校的特殊教育整合班（Program Pendidikan Khas Integrasi, PPKI），但融入主流班级的仅有2万2344人。这与《教育蓝图2013–2025》展望在2025年达到“75%特殊需求学生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目标，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
这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单凭美好的理念、政策和行政指令，并不足以实现全纳教育目标。它不仅关乎特殊教育，更要求主流学校在制度、师资与资源上同步改革。唯有提供足够且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以及完善的教学支援体系，方能真正落地。
除了师资与培训问题，我们也需直面教育思维更新这一核心挑战，不能一方面追求教育革新，另一方面又坚守旧习，徒然陷入“样样都要”，到头来什么都不是的困境。在借鉴国外的教育经验时，更不能只学皮毛，取其形而忽略其神。只是片面照搬模式而无视其背后强大的支持系统和教育理念，最终将使教师陷于两难，学生无所适从。
团队合作教学，无疑是一项令人期待的教育愿景，它不仅有助实现全纳教育目标，也能让所有学生都获得更充分的支持与关注。然而，社会大众的顾虑、质疑也非无的放矢。在师资严重不足、培训机制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再美好的教育理念都将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压垮教师的新一轮负担。
根据最近的实地考察反馈，特殊教育整合班（PPKI）当前同样面临师资短缺困境。鉴于此，建议教育部在全面推行团队合作教学之前，先以全纳教育班级与特殊教育整合班（PPKI）作为试点先行区。将有限资源优先投注于此，不仅能有效回应特殊教育领域迫切的需求，更有助于积累宝贵的实战经验和优化培训方案。
教育改革应求稳，不宜求快。只有当资源、师资与经验获得充分验证后，才分阶段、逐步有序地推广到全国学校，而非贸然要求全国同步实施，才能避免再次让改革沦为口号，甚至成为制度性反噬。这是回应公众疑虑的有效方式，也是让全纳教育得以稳健发展的关键。
考试制度不应全盘否定
2025/11/12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杨布易
考试制度真的是一无可取，只能培养出“鹦鹉学舌”的下一代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教育总监莫哈末阿占日前强调，恢复小六评估考试（UPSR）与初中评估考试（PT3）等主要考试制度，将让教育倒退回“鹦鹉学舌”时代，明显是以偏概全了。
我们注意到他的论述其实是有其前提的，即考试不应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方式。但遗憾的是，当局全面推行校本评估至今已数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却已逐渐暴露。
我们必须很严肃地看待一个事实，那便是全面取消考试后，并未带来预期的转型。校本评估的执行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引发新的制度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要议论的，并不是“考试或不考试”的二元对立，而是“如何落实一套更可靠、更公平、更有效的评估机制”。
校本评估强调过程，考试强调成果；前者塑造能力，后者检验基础。因此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反而必须并行，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校本评估的愿景固然美好，但执行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毕竟校本评估倡导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强调的是品格、技能、情感与智力并重，但如此先进理念却在执行上变成了乌托邦。
首先便是过于繁重的文件作业，导致教师在执行评估时标准不一，造成了最终结果无法具体反映学生的实际学习进度。同时自主评估机制缺乏客观检验，亦让评估可信度备受质疑。
另一方面，学生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其自律性参差不齐，因此在缺乏外在压力时，学习动力将显著下降。当下如此局面，是否真正体现了“全面发展”？抑或只是教育体系失去协调与规范的另一种表现？
不容否认，部分教师与学生面对校本评估的态度已趋于消极，它并未成为提升学习的推动力，反而让部分学生变得更散漫。相对来说，考试并非教育制度的洪水猛兽，虽然被批评却仍有其必要之处。首先当然是它能够提供统一的评价标准，并为教师与家长掌握学生程度提供依据，为升学与资源分配提供公平机制。
其实把考试制度归为“填鸭式”的根源，是对教育问题过度简化了。因为真正值得检讨的，是过去过度依赖成绩的社会文化，而不是考试本身。考试固然有其局限，但并不至于被彻底否定。
须知道青少年的人格尚未成熟，自律能力仍在成形。完全取消正式考试，反而使他们失去阶段性的学习目标，难以培养稳健的学习态度与韧性。
我们要这样看待事件，即适度的压力并非伤害，反而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磨练。教育的改革需要兼容并蓄，单向取代容易走向极端。
我们认为，更务实的方向，是重新设计一种“混合式评估模式”。校本评估强调过程，考试强调成果；前者塑造能力，后者检验基础。因此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反而必须并行，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们不需要过度嫌弃考试制度，也不必刻意强调校本评估的效果。因此当校本评估全面实施却成效不彰时，有关方面不应该继续坚持理想，而是要检视执行层面的脆弱与差距。因为真正成熟的教育体系，是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有关当局不妨保留一定比例的统一考试，以确保客观性与公平性，同时亦维持校本评估，培养多元能力与品
格。
从“准毕业生”到大学教授：靠统考翻身的生命科学之路
2025/11/1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黄贞祥
五十年沧桑一瞬，对独中生来说，“统考”三字，是青春的试炼，是命运的分岔路口。对我而言，更是一场翻身的战役，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生契机。
我不是天之骄子，甚至连普通学生都称不上。在峇株巴辖华仁中学的岁月，我是学校里标准的“特例”：从初中二到高中三，年年都是“准试读”，最后还是“准毕业”。不只是因为品行不端，也不只是成绩吊车尾，还是身体实在太差，弱不禁风，病病歪歪。那时的我，连“能否活到成年”这个问题，都像悬剑高挂，没人敢给答案。
这样的身体，还读什么书？那几年，坦白说，我的心根本没在课本上，我活在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倦怠中。父母和老师或许已经放弃我，自己更是自暴自弃。
五十年来，多少学子借由统考改写人生，从“学渣”翻身成专业精英，从“准毕业”走进世界顶尖学府。这不是奇迹，是每一场奋战的见证，是一代代独中师生用汗水浇灌的成果。
直到高三那年，身体状况好转，病痛不再紧逼，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未来”的存在。也许正因为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对人生的珍惜感格外强烈。我知道，我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
当时的我开始思考：如果这世界真愿意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用它来做什么？回望课堂记忆，生物课让我兴致盎然，化学公式更像旋律一般在脑中跳跃，这两门学科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学习也可以是快乐的、是自我探索的方式。
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投入备考。没补习，靠的是一股破釜沉舟的决心。我翻遍历年统考考题来自学。把自己关在房间刷题，错了就重来，直到能背能解，信手拈来。
结果出来，我拿了三个A1：生物、化学、中文，还有一个普通数学A2。那张成绩单，不只是纸上荣耀，而是我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实力向世界喊话：“我来了！”
中文A1尤其让我惊喜。这门成绩，是在颜龙章老师的鼓励下开花结果。他是马华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却愿意读我稚嫩的作文，耐心给建议。那份温暖与肯定，让我相信自己也能用文字说出自己的故事。
还记得，我拿到了新山五金公会的奖学金，名字还登上了《星洲日报》柔佛版。那一刻，最得意的不是我，而
是我一向“口无遮拦”的父亲。他总是四处和亲友说，我是四个孩子里最不会读书，没想到这回我真给了他一个“长脸”的机会。
当然，这样的成绩谈不上顶尖，但它给了我一个通往未来的敲门砖。我申请上了台湾的大学，但科系非我理想志愿，就降转侨生大学先修班，后来拼出的成绩原本可以选读医学系，但我选择了更能燃起我热情的——生命科学。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再正确不过。我进入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研究我热爱的生命科学。之后赴美攻读博士，最终学成归来，回到母校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任教，同时也成为几家科普媒体的专栏作家，将科学化为大众能懂的语言，持续燃烧我对知识的热情。
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那一场统考。它不只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我对自己许下的一个承诺。在人生低谷中，我靠统考筑起高墙，抵御绝望；在机会面前，我凭统考奠定信心，迎接挑战。
有人说，统考难，有人说它不获认可。但我说，它是一座桥，让像我这样一度被边缘化的学生，有机会跨越命运的深渊。它公平、坚实，从不辜负努力的人。
五十年来，多少学子借由统考改写人生，从“学渣”翻身成专业精英，从“准毕业”走进世界顶尖学府。这不是奇迹，是每一场奋战的见证，是一代代独中师生用汗水浇灌的成果。
我就是那个被救起的孩子。谢谢统考，让我从一个体弱多病的少年，走上知识的殿堂。
今天的我，站在大学讲台，看着学生走过我当年跌跌撞撞的那段路，更明白——统考不仅是一场考试，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你面对挑战的态度。
我想对每一位统考生说：越早准备，就越有主动权。别拿环境当借口，也别怕现在成绩不理想。从今天开始努力，踏实走好每一步，哪怕进步慢，也远胜于原地踏步。
统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但它能成为你转变的起点。真正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坚持到底。只要你开始了，就有机会写出属于你的人生逆转故事。
师恩重如山
2025/11/13 星洲日报/大霹雳
~作者：张慧莹
回望求学生涯，每个阶段都曾有一位影响深远的良师；他们的出现，让那个被视为“坏学生”的我，渐渐懂得反思，懂得努力，从懵懂走向成熟。
谁能想到，如今以笔为生的我，当年是个连华文作文都写不顺的小孩。小学和中学时期，华文成绩几乎年年挂着“单数”，那一个个被红笔圈起的分数，曾让我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写作，甚至想放弃学习华文。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正是老师红笔的批注，那些被退回的作文，让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暗暗发誓，要把它学好、练好，让那一道道红色的印记，成为我未来的光芒。
多年后，我重返校园工作，再次遇见她。她笑着向同事介绍：“这孩子，当年最难搞，华文从没及格过，如今倒成了记者。”
中学时期，因成绩不佳，被分派到不被看好的普通班。那是个总被怀疑，被盯紧的班级，纪律主任对我们格外严厉。每当校园里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被查的，总是我们。
犹记得有次纪律主任发现学生在厕所抽烟，带着学长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班。她坚信罪魁祸首就在我们之中，下令搜班和搜身，全班陷入一阵恐慌，可最终一无所获。
几天后，我无意间得知真正的肇事者是谁，鼓起勇气去向她说明真相。她沉默了许久，只轻声说：“好，知道了，谢谢你。” 自此，她看我们的眼神，多了几分信任，同时对我们改观了，也愿意多听我们解释。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的温度，是多么炙热人心。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同理、倾听及体会他人的处境。这份同理心，也在我往后的人生与工作中，成为最重要的力量。
中六那年，我从女校转到了混合学校，陌生的校园，疏离的同学，令我难以适应。渐渐地，我对课业失去了热情，成绩一落千丈，老师频频约见家长，我也成了口中“前途堪忧”的学生。
有一次，校长在约谈时，当着老师和我父亲的面，怒吼道：“你不会教育孩子！”
她随即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冷冷地问：“成绩这么差？以后能做什么？”那一刻，我低着头，手心发烫，什么也说不出口，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默默认为未来，我一定能够证明自己，她错了！
STPM后，我进入了私立大学。年纪稍长的我，在一群年轻同学中显得突兀，学习的压力、经济的负担，再加上自我怀疑，时常让我喘不过气，曾让我想过放弃。
好在有一位指导老师循循善诱，指引我发掘自己的长处，鼓励我将敏锐的观察与文字结合。也正是他，点燃了我对新闻的热忱，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师恩重如山。无论未来身处何位，肩负何职，都别因立场差异或意见不合，而疏远曾经的恩师。他们每一次引导的瞬间，都化作我们脚下的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