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拨无类兴教育
2013/9/5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中言
教育部週三发放3000万令吉特別拨款给全国66所国民型中学，平均每所国民型中学获得45万令吉拨款，充作提升学校硬体建设用途。
同时，即將在本月6日（本週五）公佈的《2013年至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也应华社、华团及主要华教专业团体的要求，作出適度的修改，包括答应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允许华小使用比国小浅易的国文课本，让华小学生容易吸收。
应公佈详情
教育部在2013年財政预算案，总共获得政府拨款387亿令吉，佔了预算案总开销的21%。教育部也是获得政府最多拨款的部门。
因此，教育部拥有充裕资金推行各项教育计划、提升学校硬体设备、培训高素质教师、照顾各源流学校，包括华小，也可以协助华文独中、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发展。
但是，这些年来，教育部偏重于国民学校的发展，绝大部分拨款流向国民学校，形成国民学校与非国民学校的发展偏差，无论在校地、硬体设备和师资方面，都无法成正比。
既然政府答应制度化拨款给各源流学校，就应公佈详情。政府应该按照学生人数比例来推行制度化拨款，那么无论是国小、华小、淡小、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宗教学校等，所得的拨款都不再存有爭议。
应一视同仁
即使没有制度化拨款，各源流学校在过去，每年都获得教育部一定的拨款数额。
因此，若制度化拨款不根据学生比例来推行，则是换汤不换药。
华社的要求很明確，政府应一视同仁对待各类型学校的学生，在这个多元种族、文化和社会的国家，推行多元教育政策，才能让各社群受惠。
芬兰的受教育平等权
2013/9/4 东方日报/龙门阵
～作者: 孙和声
说到芬兰这个面积与大马相当（33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530多万的北欧国家，总会令人想到千湖之国、圣诞老人的故乡或Nokia品牌手机！可近10年来，这个国家的教育成就与国家竞爭力，也很受人注目。
以国际学生评比计划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这个自2000年以来，便每3年举行一次的评比成绩为例，芬兰的成绩一贯地占据前几名，数理成绩也可与日台韩中相当，更难能可贵的是，其15岁中学生达不到最低標准的百分比，全球最低；是世界上落差最小的国家！换句话说，不同族群、地区、城乡或社会经济群体间的教育成果差距最小，这確是非凡的成就。
何以芬兰能达到这个骄人的成就？这与北欧人一贯的平等观念有关。整体上言，北欧诸国（5国的总人口约2500万人）是一般上被认为是治理最好，也最平等的富有竞爭力的福利国（Competitive
Welface State）。能把福利与竞爭力结合起来，確是出乎一般人的常规想法；因为，多数人总以为，两者的关係是反比例的。
除了著重平等观念外，芬兰还更进一步实践，弱者优先的亲弱势群体的教育政策，这也与一般的亲精英、漠视弱势学生的做法很不同。芬兰人的思路是，只有社会整体好起来，人人才会好，治安也会令人住得安心，出入平安，而不像大马这样令人心惊胆跳。大马华人喜欢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芬兰人的教育理念则是，没人被放弃（No One Left Behind），也就是，不要放弃在某一方面赶不上的学生；毕竟，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行也能出状元，在某一方面表现不佳，不等于在其他方面也不佳。
实则，从多元智能论的角度看，人本就具有多种的智能（至少7种），且不同的人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性向（Aptitude）与长处。教育就应尽可能做到因材施教，而这因材施教，自也应在眾生平等，有教无类的原则上实施，以便在多元差异中寻找卓越。这种在多元、差异中寻找卓越的理念，正是大马所缺的。
在芬兰，不仅弱势生得到特別照顾，不同族群、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地位、性別的学童，也得到平等的受教权，也就是在拨款、师资、设备、教具、午餐、课本、图书馆、体育器材等方面，都尽可能一致。该有的都应有，该一致的皆尽可能一致。
大马则是，该一致的地方不一致，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该一致的地方却强求一致，如过度强调国语的团结作用，以致不顾教育后果或学生的前途与出路。芬兰则在该一致的地方一致，进而实现了族群平等、和谐团结。大马则因思路狭隘，愈强求团结，反而引起反团结的作用。
芬兰人不但强调族际与各方面的公平资源分配，也重视以分享取代竞爭的教育哲学，大家均把目標放在如何提升全民的竞爭力；而大马则受族群输贏论的此消彼长思想制约。也难怪大马空有先天优势，却因思想、格局、做法有问题，以致成就有限。
说起来，大马的教育过度政治化，官僚太过单一族群化，考试局等受政治人物操控，对问题常避重就轻，常把各类研究调查结果「机密化」不公开，专搞选择性的资料呈现等，都抑制了我国的潜能，而硬要把国民学校打造成首选学校的非教育性的政治目的，更使平等受教权大受扭曲。《2013-2025教育大蓝图》不去正视上述问题，却无事生非地去企图国小化华淡小，可说是本末倒置。
董教总的昨天和今天—一切以真理为导向 以事实为依归
2013-9-03 韩视新闻中心
～作者：谢诗坚
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与教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争执与分歧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华教危机”。
表面上看，他们是因对关中模式的不同诠释与对教育大蓝图（2013-2025）有不同的剖释而产生了歧见，实则这两个组织的矛盾和分化也有其历史脉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让我们稍微回顾它们走过的道路。
在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亚的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先是英军重临马新推行军事政府；在1946年招安马共放下武器走进社会后（约6800人缴械，相等于马共军力的一半有余）。继之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新宪政。但在马来社会强烈反对下，此方案被搁置，遂有英国与新成立的巫统协商新宪政，终于在1948年2月1日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成为新的宪制。接着在4个月之后，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至此马新陷入了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战后华校也纷纷复校，形成一个庞大的机制。根据统计，在1948年时，马来亚有华校1364间，学生人数近19万名，教师人数5千余名，另也有5千余人被扣捕或遣送回中国，他们被指涉及政治活动。而为保障教师的权益和对华校的维护，当时的尊孔教师林连玉在1949年催生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及后各州的教师会也成立了。
1951年出炉的“巴恩报告书”向政府建议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也即是以英巫语教育取代华文教育，不但惊动整个华人社会，而且也直接催生了教总。这个组织在1951年12月25日宣告成立，并在翌年（1952年2月3日）取得注册。从兹掀开了教总与殖民军事政府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953年，林连玉出任教总主席，他成功地促成马华公会成立教育中央委员会（俗称三大机构），内中除了教总属正规组织派出林连玉为首的代表外，尚未正式成立的董总则由马华公会的温典光权威性的一人代表两个组织说话。
由于“巴恩报告书”基本上在1952年转成为教育法令，导致董总在1954年正式成立，林连玉在这方面居功不小。
1954年，英军事政府又推出不利华校的“教育白皮书”，这使到林连玉感到事态严重，乃在1955年领导董教总代表到马六甲陈祯禄的私宅会见联盟代表，包括东姑阿都拉曼在内。
在讨价还价声中，林连玉等人接受支持联盟（1955年的普选）以换取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和不接受教育白皮书。联盟则承诺如果上台执政（自治邦），将在翌年（1956年）对教育法令进行全面探讨。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由来（它成为1957年的教育法令）。
因为联盟在选举中取得大捷（在52个立法议员席中，赢得51席，一席归回教党），马华公会的三大机构也就较正常地操作。林连玉更在政府取消“最终目标”的条文（指全面落实国民教育）下，对拉萨教育报告书表示满意。
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后，他与林连玉的关系越趋密切，直到1959年5月林苍祐大权旁落为止，马华与董教总的关系尚是融洽与良好的。但在大选过后（6月），整个性质起了变化，三大机构名存实亡，陈修信与林连玉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换句话说，从那时起，董教总；尤其是教总与马华公会的关系十分暧昧与不明朗，彼此无法推心置腹，正是“平时多雨偶阵晴”。
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董教总的合作，直到1960年政府再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才见董教总未形成一条心。
其缘由是这样的：在1957年独立后的第三年，即1960年，有鉴于拉萨教育报告书未对教育政策作出明确的改变，乃有拉曼达立（时任教育部长的名字）报告书的制定，并在1962年成为教育法令。此法令规定所有华文小学一概成为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所有的华文中学可选择成为国民型中学或独立中学。结果在71间的华文中学中有55间接受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约等于总数的2/3），只有16间不接受津贴，维持独中地位。
这意味着，林连玉苦口婆心希望华社坚持独中而不让华教变质的要求并未得到全面的响应，控制学校的董事会与林连玉的看法有落差。
抑有进者，因为林连玉的抗争精神和与当时的司法部长梁宇皋引发口水笔战，遂有1961年其公民权被褫夺及教师证被吊销的打压的事件发生。
虽然林连玉以其个人的牺牲换取华教不变质方面有其成果，但在他之后的教总就少了林连玉的战斗呐喊。林连玉也因失掉公民权被“封口”。
由于教师转成公务员及大多数教师已属于国民型学校的雇员，因此教总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地被转移给董总。董总在70年代出了一位林晃升领导后，才又变得如同早期的教总，不畏困难向前冲刺。
这个时期，独中的数目已从16间增加到60间，因为诸多中学接受津贴后，为收容超龄生，又增办独中。因此出现一个校名，两种类型的中学（国民型中学也增至78间）。
这之后发生的荦荦大件者计有：①1975年落实独中统考。这项考试虽不受政府承认，但已为独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而被人津津乐道。
②1980年与政府打一场建立“独立大学”的官司，虽然最终失败，但在1998年却争取到“新纪元学院”的注册。
③1982年，董教总领导一批华校精英加入民政，因而有了“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诞生”。虽然事后被认为成果不大，也达不到目标，但也从中造就了许子根的年代（担任首席部长18年）的降临。
④1987年为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语华文行政人员进驻华校，终于演成政府大逮捕的矛草行动。董总主席林晃升与教总主席沈慕羽双双被捕，象征着两大机构不因政见之不同，他们仍然战斗在一起。
⑤1988年3M课程在力争后，获得保证不影响华小变质。另一方面，政府也对大专院校采取开放政策，更多的私立学院及大学从中涌现，为华校生提供更多的升学管道（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⑥1990年，董总主席林晃升率一批精英参加行动党，打出两线制的口号；教总基于教师的约束，未予公开的支持。此时的董教总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但没有因此各走东西。
如今来到教育大蓝图及关丹独中的争议，遗憾地发生两造各有不同的解读，而所有这一切的演变，虽然是与历史分不开的，但也不能乖离一向以来的指导思想。
毕竟不论是关中课题或大蓝图课题，应该只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答案，如果因“政见”与“立论”的相持不下，又形成南腔北调，这对解决问题无所裨益。因此，总得有一方在冷静之后以真理为导向，以事实为依归，才能来一个体面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否则就是华教的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学校推销药丸谁负责？
2013/9/4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林淑慧
身为家长，笔者对最近一些学校，为了让六年级的学生可以“顺利”应付小六检定考试，竟向学生推销一种宣称可以令学生变聪明乖巧的神奇药丸一事，心情非常沉重。
笔者相信，其他家长也同样感到心疼和错愕，因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上课，目的是要让孩子以正规的方式接受教育，什么时候，校方扮演的不是教育的角色，而是注重在推销药丸？
有关风波，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学校都是错的，难辞其疚，可是，事至今日，却没有一个人或单位需要负起责任，没有人被追究，没有人被提控，更加没有人对吃了药丸的学生或家长道歉。
可是，身为父母，难道就可以就此罢休？轻易原谅向孩子推销不明不白的所谓聪明药丸？
此外，校方还声称药丸像“草药”一样，发挥的是辅助效应，但事后卫生部证实，药丸是偽造卫生部食品质量及安全组发出的证明，有关產品可在第395条例下被列为没有被標准化的食品。
万一，孩子们服食后对身体有害，造成脑退化或永久损坏，这该要由谁负责？
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先釐清问题的根源，是校长和老师的薪水太少了，以致他们的生活出现苦况，被逼要“赚”外快？还是，校方的举动，其实是受到教育部“小拿破崙”主义官员的牵制？
这一切，教育部都必须要给予家长、民眾一个清晰的交代，別再让问题又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