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4日星期四

生在印尼,根在中国(1)

 

——巴中校友:林南生

2021/01/28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1957年的林南生。

林南生,雅加达巴中61年届毕业生,归国后曾任贵阳市侨联主席、贵州省侨联副主席。

1960723日下午5点,我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为“美上美号”的挪威轮船,和900多名同学一起,离开印尼,向着祖国驶去。

离开第二故乡印尼,大家心情复杂。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不会受欺侮。

1942214日,我在雅加达出生。我的父亲,老家在福建永春县,这是泉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老家发表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父亲无处躲避,选择下南洋。

父亲一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定居,靠做咸鱼干为生。印尼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父亲做的咸鱼干,一是给人们当干粮,二是弥补出汗流失的盐分,是当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亲经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光顾的客人中,很多都是华侨,正是在这种往来中,他认识一名有着一半印尼血统的华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父亲一直和我们讲国语或者闽南话,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常看见父亲,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门口,望着北方发呆。我读懂了父亲的神情和心思,因为北方,是永春,是福建,是中国。

得益于在老家教书时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生活习俗,尤其是泉州的庙会、传统的古乐南音、地方传统戏剧高甲戏等。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讲解中,这些故乡的文化符号,在父亲的乡愁讲述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记忆中,不断加深印象。

我读小学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亲为我选择雅加达华侨学校。这所学校,倾向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学校规定,在校内只能讲国语,不讲印尼话。但是,学校的教育内容并非保守,除了语文、数学之外,也开设印尼语和英文,让学生适应在当地发展。

从小学到高中,华侨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们讲述祖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195510月,钱学森历尽周折,花了6年时间,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消息传到华侨学校,我们听老师说,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想回国,却屡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回国受阻的钱学森,一个月瘦了 30斤,还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岛上拘留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金的保释金,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 800 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直到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钱学森的所有材料,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老师的讲述中,为我们树立了方向。不止是我,还有不少同学表示,高中毕业,要回祖国高考,在祖国读大学,在祖国工作。如果不是出现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华侨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毕业后,再回祖国参加高考。

195911月,印尼政府出台“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是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在雅加达,我就看见当地的军警宪兵,用刺刀押着华侨,说他们违反了“总统10号令”,把这些华侨撵到一个难民集中营关押。

“总统10号令”,造成50 余万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决定迅速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的华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

在雅加达,华侨们自发成立“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华侨学校建立接待点,利用学校的礼堂、教室、操场,接待华侨。我所就读的高中,也叫“巴中”。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荷兰曾经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当地华侨称其为巴城,我就读的华校就叫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巴中,学生们都是志愿者,还成立了纠察队,就是在特殊时期,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等待中国政府把华侨接回祖国。

思念祖国,思念从未到过的家乡。这股思乡情绪,在学生中不断蔓延,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就成立了“回国同学会”,由了解祖国情况的老师或是同学,给大家讲解祖国发展的情况,以及怎样办理回国护照等注意事项。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2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未完待续)

生在印尼,根在中国(2

2021/01/29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巴中校友:林南生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2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中国政府租用的这些国外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条件,有的国外船员在工作上不积极配合。为了方便接侨,也借此时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国家决心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船队,从接侨费中拨出2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公司从希腊轮船公司买进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名为“斯拉贝”的轮船,曾是风光一时的邮轮,1959年停航报废。中方从19607月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这艘轮船进行修理,使其达到可以运行的条件。这艘修好后远航的轮船,命名为“光华轮”,寓意为“光我中华”。

1961428日,“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前往印尼接运侨民,这也是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轮船。面对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国民党军舰侵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采取特殊保护,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这些,都显现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关爱。

我和妹妹,还有同学们乘船离开雅加达的时候,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丹绒不碌港口送别。船上、岸边,离别的情绪相互感染,大家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为了控制伤感的场面,我灵机一动,用中文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引起共鸣,同学们都唱起来,泪水止住,变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罢,我又唱起《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两首歌,都是在“巴中”读书时,华侨老师从中文书籍中看到,教会我们唱的歌曲。

在苍茫的大海上,“美上美号”轮船航行77夜,抵达广州黄埔港。早有准备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广州石牌,修整了10来天。那段时间,归国华侨集中,祖国按照自愿和分配的原则,把华侨们分别输送到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装着“巴中”的华侨同学们互相赠送的一寸黑白纪念照片,照片的背后,除了写着照片主人和受赠人的名字,主题词全部是“祖国见”。“祖国见”三个字,蕴含着印尼的侨生盼望着在祖国求学和生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美好愿望。在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10来天时间,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来会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

隔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5名工作人员,来到石牌的学校。这时,我们知道,由于回国的华侨太多,好多省份安置华侨的名额满了,国务院把贵州增加为安置华侨的省份。贵州的工作人员很会做形象宣传,除了带贵州的风景图片,摆在学校展示,还专门带来一部讲述贵州的电影纪录片。在影片中,我记住了风景秀丽的花溪。其实,早在“巴中”读书时,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贵州,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工作人员每天运用电影、图片,充满感情色彩地宣传贵州。他们说起贵阳最好的寄宿制中学,是贵阳六中,为了欢迎我们这批侨生,原本寄宿的贵阳籍学生纷纷回家,专门为我们腾出寝室。并且,贵州有17所大学,可供我们高考后选择。面对贵州的盛情邀请,我和同学们聊起,当初想回祖国高考、读书,就是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青春来报效祖国。所以,大家没有太多的犹豫,569个侨生,异口同声选择去艰苦的贵州扎根。

历经33夜,我们坐着专列,在196010月来到贵州,在贵阳落脚。初来乍到,我们对贵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气——贵阳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丝丝凉意,清冷的风掠过皮肤,让我们感受到惬意,这和雅加达一年只有一个夏季的气候不同,让我们对贵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国内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各种物资都很奇缺。不过,贵州省政府很为我们着想,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在贵阳六中的食堂有肉吃,这对外界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雅加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冲凉。贵州省政府拨出专款,改造贵阳六中的洗澡间,让我们上百名学生都能够冲凉洗澡。不过,贵阳的天气比雅加达的气温低了许多,不用每天两次冲凉,但是,通过改造洗澡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贵州省政府,对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就在我来到贵阳的三个月后,父亲在雅加达经营的咸鱼铺,也因时局动荡,华侨纷纷回到祖国,难以为继,最后关门谢客。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乘坐祖国租来的俄罗斯轮船,在196011月,来到湛江,在当地一个叫“奋勇华侨农场”,定居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