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4日星期六

【华教视窗】 ~ 1834

课时保住了,母语教育保障了吗?

2026/11/1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赖芊翠

2027年小学新课程纲要(KP2027)原本拟议调降华小华文科每周课时,一、二年级每周10节,三、四年级9节,五、六年级更减至7节,引起华教团体、家长及社会关注。董教总及多个华教团体随即要求教育部重新检讨,确保华小华文课时不被削减。

经过多轮交流与各方争取,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11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2027年新课程纲要下,国小马来文、华小华文及泰小泰米尔文每周维持12节课,确保有关语文科目的教学时间不会减少。

11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进一步说明,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维持每周12节;第二阶段(三、四年级)及第三阶段(五、六年级)则沿用原有母语课时安排。按现行小学标准课程(KSSR)的课时分配,三年级维持12节,四至六年级维持10节。

这项决定无疑值得肯定,也回应了华教团体长期以来的诉求。然而,课时争议暂告一段落,并不代表母语教育的制度保障已经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回顾这次事件,课程规划涉及全国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重要安排除了需要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也应在方案形成阶段充分评估其对不同源流学校的影响。教育改革固然需要讨论,但不应等到方案公布、争议发生后,才逐步澄清和修正。

日前黄家和也表示,相关教育通令仍在最后草拟阶段,教育部将把有关安排正式列明。只有将各年级课时清楚列入正式文件,才能避免政策在不同层级传达时出现落差,也让学校有明确依据编排课表。

《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规定,国家语言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第28条设立的国民型学校属于例外。该法令第2条也明确界定,国民型学校包括以华文或泰米尔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府或政府资助小学。换言之,华小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国家教育法令所承认的办学特征。

这并不是否定国语的重要性。马来文作为国家语言,是国民沟通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但尊重国语,与保障其他语言的学习空间并不冲突。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理应有能力建立共同的国家语言,同时让不同族群的语言与文化获得尊重和发展空间。

事实上,华小早已不只是华裔学生的教育选择。根据教育部数据,华小土著学生比例从2014年的11.67%,增加至2024年的18.52%。东南亚研究所(ISEAS)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指出,根据学者整理的数据,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从1989年至1995年间的约3%至6%,增加至2020年的约20%。

华小英文课时

这些数字反映华小的学生结构日益多元。不同族群的孩子在同一校园学习,本身就是跨文化接触与理解的机会。华小不只是传承华文教育的场所,也可以成为不同族群共同成长的教育空间。

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也承载著一个群体的历史、文化、文学与集体记忆。孩子能够听懂家人说华语,不代表他就能阅读华文作品、理解文化典故,或通过文字认识上一代的生活经验。语言若缺乏持续的教育环境,文化传承便可能停留在日常对话,难以延伸至更深层的阅读与思考。

这次新课纲争议也带出华小英文课时的问题。根据2011年小学标准课程(KSSR)的安排,国小每周有10节英文课,华小则有5节;2027年新课纲原拟分别调整为8节及4节,华小英文课时仍只有国小的一半。黄家和表示,教育部将重新探讨是否提高华小英文科的最低课时,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也提醒我们,课程改革不能只看单一科目的增减,更应考虑不同源流学校的语文学习需求与实际办学条件。

维护母语教育不能只靠学校,家庭与社会也有责任。但并非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力和资源为孩子补足学习时间。教育制度的责任,正是确保不同背景的孩子,都能在学校获得合理而稳定的学习机会。

这次华文课时争议,随著教育部调整原有方案,终于出现正面进展。但比起争取到多少节课,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让这样的保障不再随著政策调整而反复受到质疑。

课时保住了,是一个好的开始;把承诺落实为明确、稳定且具有制度约束力的安排,才是母语教育真正需要的保障。

一个国家的多元,不只体现在不同族群能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也体现在不同语言与文化,能否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继续成长的空间。

 

华文课时增加了,学生真的有更多时间学习吗?

 2026/11/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楚芮

明年华小华文课时调整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然而,在讨论课时是否足够的同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生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究竟有多少?

课时表上的数字是一回事,学生实际能够坐在课室里学习,又是另一回事。

以一年级华文新课程为例,学生不只是要认识汉字、学习拼音和书写,还必须逐步建立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包括专注聆听、清楚表达、正确朗读、享受阅读,以及尝试进行书面表达。这些能力需要时间累积,更需要反复练习。若教学总是在赶进度,学生又能真正掌握多少?

问题是,学校的活动实在太多了。

各类讲座、学术比赛、反霸凌活动、运动会、儿童节、教师节庆典、中秋节、新春活动等,甚至教师退休欢送会、转校及离职相关活动,都可能占用原本的教学时间。不可否认,学生需要多元化的学习体验,但当活动一项接著一项,我们是否认真想过,这些活动究竟为学生带来了多少实际效益?

每当有活动,课堂就得让路。原本安排好的教学进度被打乱,教师只好不断调整计划。活动结束后,面对尚未完成的课程,又得加快脚步赶课。久而久之,教学变成追赶进度,教师忙著完成课程,学生忙著应付学习内容,真正的学习效果反而被忽略。

更令人无奈的是,教师除了教学,还得处理层出不穷的行政事务、文书工作、报告及各种临时任务。备课、设计教学活动、制作教材、批改作业及跟进学生的学习进度,本来就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却往往只能在有限的空档中完成。教师不是不愿意把课教好,而是有时候连好好准备一堂课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笔者并非反对学校举办活动。问题不在于活动本身,而在于活动是否过多、安排是否恰当。并不是每个教育主题都必须通过讲座或大型活动来落实,有些内容其实可以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活动之中。

说到底,争取更多华文课时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些课时真正用在教学上。与其让教师不断赶课,不如从源头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工作和重复性的行政任务,同时审慎安排学校活动,避免正常教学一再受到干扰。

学校举办活动有其意义,教师处理行政工作也是职责的一部分,但这些工作不应该一再挤压正常的教学时间。毕竟,增加课时只是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学生能否真正从中受益,还得看这些时间能否落实在日常教学中。

 

课程纲要与课本:谁才是教学的依据?

2026/11/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实行“一纲一本”的教材制度,即依据统一的课程纲要,编写一套供全国学校共同使用的课本。课程纲要由课程发展司(Bahagian Pembangunan Kurikulum,简称BPK)制定,是国家课程理念与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除了明确各年段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与要求,推行KSSR后,更进一步把评价标准纳入其中,对学生应该学什么、怎么学、达到什么水平,都作出相应的规定。

课本则是依据课程纲要编写的教学材料,由教育资源与技术司(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简称BSTP)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编者在理解与诠释课程纲要的基础上,经过内容筛选、知识组织与篇章编排,把宏观的课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为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也为学生提供学习材料。换言之,课程纲要是课程实施的根本依据,而课本只是落实课程目标的途径之一。

这与实行“一纲多本”的国家有所不同,即由官方统一制定教学大纲,但交由不同出版社或编者编写不同版本的课本,供学校或教师选择使用。相较之下,“一纲一本”有助于维持全国教材内容与教学要求的一致性,却也容易让教师在长期使用指定课本的情况下,不自觉地把课本视为教学的全部,甚至将课本内容与课程要求画上等号,忽略了课程纲要才是教学的根本依据。这种现象也常反映在社会大众对语文教育的讨论中。大家往往以课本的内容作为判断语文教学的依据,却忽略了课本只是呈现课程纲要的一种载体,并不等同于课程纲要本身。

有些学校甚至把考核范围局限于课本内容 ,例如将“单元一至单元八”列为考试范围,以学生是否读过相同的课文、学过相同的单元作为考核依据。如此一来,原本协助落实课程目标的课本,反客为主地取代了课程纲要,变成了教师无法违抗的“任务清单” 。当“教完多少课”、“考哪几个单元”成为衡量语文教学的首要指标时,原本多元而丰富的语文学习,便极易窄化为机械式的操练。教师疲于奔命地赶进度、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则深陷于做练习、记重点、应付考试的循环中。课堂看似按部就班,教学任务也如期完成,但学生是否真正学会了阅读、思考与表达,能否将所学的语言知识迁移并运用到不同的真实情境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课本的价值与功能,而是希望厘清课程纲要与教材之间的主从关系。课本为落实课程纲要提供教学资源与内容参考,能够协助教师规划教学,减轻自行搜集与编选教材的负担,但绝非实施语文教学的唯一途径 。

课本能够直接配合教学目标,符合学生需要,当然再好不过。但要编写一本适合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与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课本,著实不容易。因此,教师不应把课本视为不可更动的教学任务。语文教学旨在培养学生聆听、说话、阅读与写作的综合能力,无论是文学作品、报章新闻、生活故事,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字素材,只要有助实现课程纲要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技能训练,都可纳为学习资源,不一定得受限于课本所收录的篇章,更不该让选篇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障碍。

如果学生读的不是课本里的篇章,怎么应付考试呢?须知道,语文考核的是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不是对特定课文内容的记忆。只要真正掌握了阅读、理解、分析与表达能力,又何须担心?反过来说,如果学生必须读过指定的课文,才能应付考试,才更值得我们担忧,不是吗?因为那恰恰说明,学生掌握的只是特定篇章的内容与答题技巧,而不是真正掌握能够迁移运用的语文能力。

 

校庆晚宴,共叙情谊

2026/11/12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丘丽莹

出席亚沙新村马华小学76周年庆晚宴暨恳亲会,踏入设宴于某大酒家的会场,看到热闹、熟悉的情景,与昔日同仁欢聚,共叙情谊,我像是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家。

我曾在马华小学执教,虽然时光流逝,人事更迭,但我见到认识的学校三大机构领导人,有前任董事长丘金基,前任家协主席丁贤德,现任董事长黄新发,校友会主席黄彩凤等,他们热心教育,为学校出钱出力,作出贡献,至今仍是如此。

我也和旧同事见面,他们之中,有的已离开工作岗位,过着退休生活;有的仍在学校服务,却已从刚入行的年轻少艾,成为今日备受校方重用的资深教师。多年不见,今日重逢,我们握手相拥,心中又是激动,又是欢喜。

我们教过的学生都长大了,有的在大学就读,有的进入社会工作,有的已成家为人父母。他们踊跃支持母校周年庆晚宴,也过来向师长们请安,还谈起他们读书时的趣事,追问老师是否认得他们。

嘿,还有印象吧,人会长大,眉眼音容却似曾相识,调皮依旧,还逃得了老师的法眼?我们看到当时年幼的孩子,如今已是校友,学有所成,知书达理,热情开朗,都感到十分宽慰。

晚宴仪式开幕,奏起国歌校歌,啊,那不是学校举行周会吗?学生跳迎宾舞,天真活泼,那依稀是记忆中的画面。大银幕上出现学校历史回顾,从早年的锌板课室,发展成今日的宏伟建筑,那是多少代地方贤达和校方领导人的心血。

舞台上的击锣鸣鼓仪式,校友会颁发大专金牌奖,伴随着 “生日快乐 ” 歌声,嘉宾们切蛋糕共庆学校迈入76周年,还有学生们载歌载舞的文娱表演,全场掌声响个不停,大家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

亚沙新村是最早的华人新村,离芙蓉城市近,而无车马喧。马华小学位于新村中心,校园宽阔明亮,花木掩映,更有大片的草场、篮球场和羽球场。校舍整齐美观,设备如礼堂、图书馆、电脑室、视听室等齐全,应有尽有,是学生们读书的好地方,几乎每个村民或附近居民的孩子都在这儿求学。

学校董事部、家协和校友会配合校方,建设学校,改善设施,培育学子,大家合作无间。我执教时负责学生事务,和三机构常有接触,为他们对学校的爱护所感动。

在职时,我喜欢每天起个大早来到学校,倘佯在美丽的校园,沐浴在晨曦中朝阳下,陪伴学生,照顾学生,听他们晨读时书声朗朗,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亚沙马华小学,那是我们的家啊!

周年庆晚宴暨恳亲会结束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都说亚沙新村是块福地,我们能在马华小学为教育结缘,是很愉快,很幸福的事。


计算机学院学生入围 Huawei ICT Competition 2026–2027 前十名

2026/11/12 《新纪元大学学院》

前排左起:熊祖儿、Ahmad Fikri Bin Anuar 讲师、林爱慧、宋慧芸。

林爱慧、宋慧芸和熊祖儿现场讲解。

本校计算机与创新技术学院(简称“计算机学院”)的三名学生,即林爱慧、宋慧芸和熊祖儿,参加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办的 Huawei ICT Competition 2026–2027 Malaysia Innovation Track 比赛。比赛于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un Razak Exchange, TRX)举行。经过初赛及半决赛的角逐,三名学生于2026年11月3日举行的半决赛中,成功在来自24所参赛大学的队伍中跻身前十名。

Huawei ICT Competition 2026–2027 Malaysia Innovation Track 是一项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开发创新项目,以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竞赛。参赛学生结合科技知识与创意,将 ICT 技术应用于实际问题,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恭喜林爱慧、宋慧芸和熊祖儿成功入围半决赛前十名,也感谢Ahmad Fikri Bin Anuar 讲师的指导与支持。祝愿三位同学继续发挥所长,在创新科技领域持续探索与实践!

(新纪元大学学院)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中文+”产教融合成果亮相 2026年世界中文大会开幕式

2026/11/13  柬埔寨《柬华日报》国内新闻



2026年11月13日-15日,2026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以“中文,不止于语言”为主题,由中国教育部主办,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基金会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协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中外高校及国际语言文化推广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驻华使节等3000人参加。

在大会开幕式上,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中文+新能源发电、网络工程、汽车服务、机械电子、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旅游管理、工商经济”产教融合项目精彩亮相,成功获评全球“中文+”十大优秀案例。该案例从234个单位提交的近350个案例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初审和专家审核。获评评语指出: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共建,开设10个“中文+专业”本科专业,招生1021人,建成400门柬方认证课程标准,是全球首个将中文沉浸式模式贯穿本科全培养环节的境外办学项目。同时,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孔子学院经过层层筛选,从87个国家176所孔子学院中成功获评,被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授予“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办学成果”奖。两项荣誉的获得,高度肯定了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在本土化办学探索和教学成果方面的成效。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自2023年12月中柬双方共同揭牌成立以来,立足柬埔寨本土产业实际需求与教育发展国情,将语言与职业技能融合,逐步探索本土化办学路径。学校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开展沉浸式本科培养,开设经柬埔寨教育部认证的新能源发电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物流管理等10个本科专业及400门课程标准,推动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既懂中文、又精技能的本土复合型人才,为柬埔寨国家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也为深化中柬教育合作、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积极力量。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先后获得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副首相韩春那洛及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与肯定,相关成果曾入选中国十大教育新闻,2025年获得柬埔寨“杰出大学教育贡献奖”,2026年获得柬埔寨首相签发的表彰信。此次案例入选全球孔院十大典型案例、学校获评“高质量发展孔院”,是对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在本土化办学与“中文+职业教育”领域探索的又一次鼓励。未来,学校将继续与中柬双方合作伙伴携手,深化本土化办学实践,为柬埔寨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中柬教育合作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先后获得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副首相韩春那洛及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与肯定,相关成果曾入选中国十大教育新闻,2025年获得柬埔寨“杰出大学教育贡献奖”,2026年获得柬埔寨首相签发的表彰信。此次学校“中文+”产教融合项目入选全球十大优秀案例、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孔子学院获得“孔子学院高质量发展办学成果”奖,这些荣誉是对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在本土化办学与“中文+职业教育”领域探索的又一次认可和鼓励。未来,学校将继续与中柬合作伙伴携手,深化本土化办学实践,为柬埔寨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柬教育合作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责编 旭飛/ 发布者 烈希)


BTB School (培青国际学校)首次举办 HSK 中文水平考试

——因中文结缘,因教育同行, 让语言连接世界,让文化成就未来

2026/11/09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华社


BTB School (培青国际学校)首次举办 HSK 中文水平考试因中文结缘,因教育同行, 让语言连接世界,让文化成就未来

2026年11月1日,在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以下简称“雅协”)的支持与专业指导下,BTB School 于2026年11月1日在 Pluit Timur 校区成功举办了首次中文水平考试(Hanyu Shuiping Kaoshi,简称 HSK。)

本次HSK考试共有 152名考生参加,其中包括 BTB School 在校学生以及来自校外的考生。此次考试不仅为广大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检验汉语学习成果的平台,也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国际认可的中文水平能力认证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当地中文教育与交流的发展。

为了帮助考生做好充分准备,在雅协卢鹏老师耐心指导和培训下,BTB School 在正式考试前组织了 HSK 考前模拟考试,并积极开展各项考务筹备工作。从考试流程、考生培训到考场设备及现场安排,学校各部门通力合作,确保考试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通过考前模拟,考生得以提前熟悉考试形式与流程,增强应试信心,为正式考试做好充分准备。

此次首次 HSK 考试的成功举办,离不开雅协的支持与指导,也离不开学校管理层、中文部、各行政部门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在此,BTB School 向所有给予本次考试支持与帮助的单位和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考试在雅协老师们和所有监考老师一起喊“HSK走向世界,培青站!”的欢乐声中顺利结束!

作为新设立的HSK专场考试考场,BTB School 将继续发挥学校在中文教育领域的资源与优势,积极推动中文教学与国际中文水平认证的结合,为本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中文学习者提供更加便利的考试机会,助力更多学习者提升中文能力,拓展未来升学与发展的可能性。祝贺152名考生顺利参加本次 HSK 考试!

(千岛日报)


华教中心新华书城华校图书巡展第四站

——在培基中学开幕刘昆仑校长等领导剪彩

2026/11/10 《菲律宾华教中心》

图:剪彩仪式,

图:书展现场。

11月10-13日,本中心主办、本中心下属机构——菲律宾新华书城承办的“大马尼拉华校中文图书巡回展”本学年度第四站在培基中学塔拉扬校区一楼大厅举办。在10日举办的开幕仪式上,培基中学校长刘昆仑、副校长凯·伊维特·图加德、中文部主任蔡王安娜、英文部主任施玲玲共同为巡回展剪彩。

菲律宾新华书城为此次巡回书展准备了学生、成人、艺术三大类书籍。其中,学生类有《我的妈妈是精灵》、儿童生活智慧启蒙亲子互动图画书系列、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绘本大系系列、令人着迷的中国旅行记系列、成长是什么——宝宝逆商培养绘本系列、模块化汉语学习解决方案系列、中华传统经典故事绘本系列、漫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传统故事3D立体剧场系列、数学童话知识馆(注音版)系列、儿童汉语分级读物系列、漫画奇妙科学系列、“小小科学家”名家大奖科学启蒙系列、我的自主阅读书单(全彩注音版)系列、听我说中国系列等;成人类有《我不管,我就是要开咖啡馆》、《冉仲景诗歌选·米》、《满世界寻找敦煌》、《茶21席》、《钱理群讲鲁迅》、《好时光悄悄溜走》、《牵星过洋——福建与东南亚》、《丝绸之路简史》、中国古代读书故事系列、人工智能艺术设计新逻辑系列等,艺术类有《笔法笔画》、《严复临王羲之法贴》、《朱雁娴工笔花鸟画赏析》、《软陶DIY高手养成记》、《青木和子的庭院花朵刺绣图鉴》、《小篆篆法入门》、绘画基础教程入门——从入门到精通系列、中国现当代名家画花系列、当代水墨画唯美新视界系列、管乐队标准化训练教程系列等共计两百多种三百余册。

此外,菲律宾新华书城还准备了文房四宝、临摹字帖、中华棋具、识字卡片、新华字典、中华文化特色产品等,拓展了服务范围和项目,为中华文明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培基中学创办于2002年,现有塔拉扬和里维拉中士两个校区。学校始终秉持“通过基督教品德教育和卓越学术成就来改变生活”的校训,在教育领域不断探索前行,致力于培养具有耶稣基督美德和学习知识热情的青年学子。该校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资源,为学生创造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在课堂教学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还组织包括中文朗诵和书法比赛等各项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才艺的平台,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团队精神。在校方和师生的努力下,该校学生在参加校际现场书法和灯笼制作比赛均取得佳绩,不仅为校争光,还增强了菲华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学校还进一步加强教师的专业水平,鼓励教师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并将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菲律宾新华书城于2007年成立,旨在为菲律宾华人社会和主流社会提供服务,以“增进菲中文化交流,推广中文,传播中华文化,服务本国广大爱好中文人士”为服务精神,目前是菲律宾唯一一家实体中文书店。每年,菲律宾新华书城与中国福建出版集团共同参加“马尼拉国际书展”,并在华社举办“全球华文书店中国图书联展”、以中国农历年命名的“中国图书展销会”、“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大马尼拉华校中文图书巡回展”等中文图书展会。

新冠疫情之前,“大马尼拉华校中文图书巡回展”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年逾百届,为大马尼拉地区的华校提供了丰富的中文书籍、中华文化用品、文教用具等,成为菲华社会的文化品牌项目。2020年因为疫情暂时停办,2023年恢复举办,此次书展为2026-2027学年度“大马尼拉华校中文图书巡回展”的第四站。

(菲律宾华教中心)

2026年11月13日星期五

教育部推新课纲 中一数学明年起强化无计算机运算

2026/11/12 东方日报/国内

报导:王思琦

(吉隆坡12日讯)教育部宣布,从2027年起,中一数学课程将加强学生不使用计算机进行运算的能力。

教育部指出,这项措施是配合2027年学校新课纲推行,以加强学生对数学基本概念及基础技能的掌握,同时培养他们运用数学知识及逻辑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过,教育部仍会在适当情况下使用科学计算机等科技工具,协助学生探索更深入的数学概念,以及解决较复杂的问题。”

教育部昨日透过国会书面回答伊斯兰党瓜拉吉打国会议员阿末法鲁丁的提问时,如是指出。

阿末法鲁丁询问教育部,在《2026至2035年数学教育转型蓝图》下,政府将如何改革大马教育文凭(SPM)数学试卷,以减少学生依赖死记硬背,并提升至符合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标准。

教育部表示,当局已制定《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数学教育转型蓝图》,以改善学生在数学基本概念及推理能力方面的不足,全面提升从学前教育至高中阶段学生的数学能力及学习兴趣。

此外,教育部已从2026年起推行小学四年级学习评估(Matriks Pembelajaran Tahun 4),并将从2027年起推行中三学习评估(Matriks Pembelajaran Tingkatan 3)。

“这两项评估将透过改变试题形式,加强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学生必须说明理由、进行推理,并以符合逻辑的方式解释答案,而不能只是死记硬背一般的解题步骤。”

“这也将作为学生的评估及早期检测工具,协助教育部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尤其是在数学知识、技能、推理及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表现。”

“教育部将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辅导及改善措施,缩小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并加强他们对数学的掌握。”

SPM数学试卷将分阶段改革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将分阶段改进SPM数学试卷,以加强测试学生的逻辑推理、资讯分析、决策及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指出,现有SPM数学试卷已涵盖应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高层次思维技能(KBAT)的题目,因此未来改革并不会全面取代现有的试卷结构或考试形式,而是进一步提升试题品质。

教育部表示,改革将参考PISA的评估框架,但不会完全采用PISA的考试形式,因为两者的评估目的及框架不同。

此外,教育部也已将原有的能力与素养评估(PKL),重新命名为素养熟练程度评估(PPL),让学生透过DELIMa 3.0数码学习平台接受更全面的评估。

教育部表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展,并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逐步提升学生的数学掌握能力。

(东方日报)

新纪元代表团回访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 深化校际合作与文化交流

202611/12 《新纪元大学学院》

双方代表成员在会议结束后合影留念。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国际与企业发展)郑诗傧副教授在交流会上发言。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袁伟在交流会上发言。

2026年10月29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国际与企业发展)郑诗傧副教授率团回访淮北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增进两校友好关系,并围绕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及校际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索马中教育合作的新方向。

本次参访代表包括我校副校长(国际与企业发展)郑诗傧副教授、学生事务处副主任兼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事务组组长李慧文、副校长(国际与企业发展)秘书林欣慈、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卢威;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袁伟、党政办公室主任陈成文、机电工程系主任赵冬,以及工艺美术系主任王莹莹等。

交流会上,双方就两校既有合作基础及未来合作方向展开讨论,并围绕职业教育发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及教育资源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此次回访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对彼此办学特色与发展需求的了解,也为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探索更多元的教育合作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郑诗傧副教授受邀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近80名学生举办专题学术讲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与华人文化传播》为题进行分享。讲座由工艺美术系主任王莹莹主持。

讲座中,郑诗傧副教授从历史、教育与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及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与发展。她结合二十四节令鼓、马华文学等具有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文化实例,阐述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断融合与创新,并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例,引导学生从影视作品与日常生活经验中思考文化记忆、身份认同及跨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让文化议题更贴近青年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此次回访不仅增进了新纪元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相互了解,也通过专题学术讲座促进了两校在文化教育与青年交流方面的互动。未来,双方将继续保持联系,结合各自办学特色与专业优势,积极探索教育合作与人才培养的新契机,推动马中教育及文化交流持续发展。

(新纪元大学学院)


【华教视窗】 ~ 1833

母语母文和传统文化

2026/11/1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郑庭河

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要传衍下去,肯定得依靠各种制度的配合,承载其部分元素的母语母文(包括词汇、语音、语法、字体等),只是一个基础原料而已。实际上,某些群体即使没抛弃母语母文,但却更多拿其来衔接外来文化,结果导致传统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当然,也有某些群体即便不幸失去了母语母文,但却通过别族乃至外国语文寻回本身的传统文化,如某些离散的犹太人、华人、印度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大洋洲土著等。

本国华人虽教育背景多元,部分人根本不谙母语母文,或只会某种方言,惟幸好众多有远见、有担当的华社先贤早在上世纪初就致力于开办以华语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华校,加上活跃的华团和华文媒体积极使用华文,终奠定了一个广大的会读、说、写华文的群众根基。华文华语的流行虽多少局限乃至排挤了同样富含传统元素的方言,但这或乃某种程度上的“必要代价”,毕竟前者对于传统文化,尤其大传统的传续幅度和深度,恐怕是后者无法企及的。

显然正基于此,本国华社才广被赞誉为把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海外华人”,毕竟要衔接和发展传统文化,自然是使用母语母文最便捷、最有效、最地道。虽不能否认部分本国华人,包括懂得母语母文者,根本对传统文化毫无兴趣,甚至还极度鄙夷、嫌弃、憎恶之,动辄以“现代化”、“本土化”或各种政治认同和宗教信仰名堂来搞专门针对中华元素的小“文革”,但大部分华人应该还是挺珍惜传统文化,或至少对其保持中立、开放、宽容态度的。

不能否认:一些本地华人提出的“马华文化主体性”,或“文化—政治身份问题”不无其意义,惟若沦于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设限、画界乃至阉割(或说“断奶”),恐会得不偿失也。

或许本国华社当下最紧要的,还不至于到寻找主体性和身份,而是具体、现实、卑微到连华校的母语教学时间都要拼命去抢救、防守呢!另外,本国华人对文化大传统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其实还真的“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动辄谈“主体”,恐怕乃还没学会走路就急著跑。

不过,从过去到现在,更影响传统文化之赓续的,显然还是不少华人总是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否定了传统文化,尤其母语母文的价值。

其他一些人虽不全盘否定华语华文的重要性,但却把其降级为日常沟通所需的工具而已,乃至觉得没必要学会阅读和书写之,甭说,这不过是把其当作一种方言。这些人或会辩说通过英文也能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这虽值得肯定,但也未免过于乐观,乃至天真,毕竟中华传统的英文化工程,根本还只在试水阶段。

事实上,通常第一、二代把华文方言化的华人,或许还能通过其他制度,如传统宗教、习俗、礼仪、节日、艺术、华团活动等维系祖传文化,但到了连方言也无法掌握的第三代之后,恐就彻底“断线”了。毕竟越来越稀薄的传统文化氛围会自然而然地令其人对“传统”无感,尤其因它也与其人生长及成熟的经历甚少关联了。

顺便一提:诚如汉族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共建在汉字之基础上的,华族如果不以“华字”作为基础,其整合性及个性就会变弱了。

综言之,除非本国华人不愿再当“典型”的华人,否则通过母语母文传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必定是其集体的资源、资产,也是主要方向和道路,只是路途上得不断更新行驶工具和装备而已(即现代化)。至于若自愿或迫不得已地得当“非典型”华人(更甭说干脆不想当华人)者,那母语母文和传统文化约确都不一定属必需品,抑或可对其进行选择、取舍,乃至折衷、改造。

终究而言,这到底还是关乎一个群体之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问题。

 

中文晚报都没了,如华语课节也减少了,我们应该担心什么?

2026/11/11 《光华网》

~文:崔富章

最近华社上有几件事情,蛮值得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吹下水的。

首先,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中文晚报,陆陆续续跟大家说再见了。以前晚上在咖啡店,一杯咖啡、一份报纸,可以和朋友边看边聊半个小时。现在呢?大家各自低头滑手机,追新闻、看短视频,甚至追AI短剧。

再来,华文教育也传出华语课节减少的消息。这个可不能当作普通新闻看待了。

不过,最近最热闹的,可能还是丘超人与洪律师从网络政治口水战演变成实体拳击擂台赛。两个人还没开打,大家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茶室里的评论员比专业拳击教练还多!

我不是说这些话题不能讨论,生活偶尔需要一点娱乐嘛!但问题来了,当我们有时间讨论谁打赢谁,却有没有时间关心中文报纸一天卖多少份?电子报有多少读者订阅?孩子们的华语课节减少,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中文报越来越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份报纸。

想当年,家里长辈每天买报纸,吃饭看、喝茶看,甚至上厕所也要带进去看。现在年轻人可能连报纸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新闻全部靠手机推送。

时代改变,我们不能怪年轻人不看报纸。但如果连愿意用中文深入报道民生、社会及公共课题的平台也越来越少,以后谁来记录华社的发展?

难道未来有什么民生问题,都只能靠Facebook、小红书、微信、TikTok或WhatsApp转发,再由网民各自吹水来记录?

网络媒体当然可以取代部分传统报纸的功能,但中文新闻的深度、文字的传承,以及媒体监督社会的角色,依然值得珍惜。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不少友族家长也开始主动把孩子送进华校,希望孩子多学习一门语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别人愿意走进华校学习中文时,我们自己反而更应该珍惜这份教育资源。

别看中文方块字横一笔、竖一笔,好像很容易学。其实中文是易学难精!认字容易,写字难;会说几句华语不难,但要读懂一篇文章、写好一篇文章,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当然支持孩子学习国语、英语,甚至其他语文。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一条出路。但是,学习其他语文,并不代表必须牺牲华语的学习时间。

华文教育不能只靠华社每年在文化节、校庆或新春活动时喊几句支持华教。真正重要的是教学课时、师资,以及稳定的教育政策。

说到底,中文报纸面对的是市场挑战,华文教育面对的是传承问题,两者其实息息相关。没有足够的阅读人口,中文媒体难以生存;没有扎实的华文教育,未来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阅读和书写中文?

拳赛看完了,输赢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但华文教育的问题,可不能打完一场就当作结束。

最后想问大家:当友族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进华校学习中文时,我们华人自己是不是更加应该珍惜?

我们希望下一代只是会讲几句华语,还是能够真正读中文、写中文、用中文表达思想?

 

反对新课纲的另一种声音

2026/11/11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张孝仪

2027年新课纲还未完全公布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新课纲将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三个科目由一周12节缩减至一周10节,导致各方批评不断。好在各方的声音与意见最终得到采纳,教育部于11月5日发出文告,决定在落实2027年课纲时,维持国民小学的马来文、华文小学的华文,以及泰米尔文小学的泰米尔文,每周12节课的教学安排。

在这次的课题上,民意代表与政治人物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人民选出的代表,他们监督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也在政策可能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时,及时提出质疑。然而,在这次新课程改革的争议中,似乎参与进来的政治人物,并不全是政策的监督者。

骂政策、骂政党、骂人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对母语课时的缩减可说是强烈反对,甚至用了“温水煮青蛙”来形容母语课时减少的危害。若其内容全部都是对母语教育的深切担忧,的确称得上“政策的监督者”这一名号。惟其慷慨激昂的言论,似乎不是全部都用到了母语教育上。

根据东方日报在10月26日的报道《华小华文课从12节减至10节 陈德钦轰行动党“温水煮蛙”灭华》节录的一段文字:

“票投火箭,华文课不见!华社要知道的不是校长是否拥有自主权,而是教育部为什么要减少华文课的节数?黄家和既然身为代表华社的副教长,就有责任交代清楚,是否曾经反对这项调整,又是否要求教育部保留原有课时?黄家和究竟有没有为华小发声,还是对此默不作声、照单全收?”

以笔者的浅薄理解,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在“批评母语课时减少”,更像是“痛骂行动党导致母语课减少/质疑黄家和没有做事。” 至少,笔者并不想知道一个副部长是否在课纲制定流程的时候有没有反对课纲,因为课纲已推行,过去的支持或反对只能证明个人的情怀,无法判断副部长是否有足够的执政能力。笔者更想知道的是,在母语课(包括马来文)被减少以后,政府如何保持母语的教学质量,甚至超越旧课纲?这才能证明执政党和副部长的能力。

在这次的母语课题中,类似的话术并不少见。虽然其他政治人物的言辞不一定都像拿督陈德钦如此针对特定政党或人物,却也成功将舆论的一部分重心,转移到政党口水战之中。而且在这次课题里,有人负责开火,也有人负责反击。不论是哪一个政党,都有口水战的参战人员。舆论重点偏移的责任,各位参战人员都得背负。

草木皆兵,炮火犁地

在“2027新课纲”这个课题之下,政治上的舆论还出现了一种“自动攻击”的现象。教育部发出一点消息,必定会有某些人站出来抨击一轮,仿佛某些客服设定的自动回复一样。

笔者对这次课题的关注,是从10月26日看到一篇报道开始的:雪州伊党主席办公室特别官员罗盛年表示改革不能以牺牲母语教育质量为代价。同一天,拿督陈德钦的激进言论也同样出现在报章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于隔天发布了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节数的权力,各方政治人物便开始抨击校长自主调整没保障。后来教育部政策U转,发文表示2027课纲会保持12节母语课,各方政治人物的抨击火力却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继续盯上英文课时、15分钟的品格教育内容、《世界和我》课程的内容与双教师授课等等改革,2027新课纲似乎全都是问题,必须全盘推翻。

2027新课纲究竟该不该全盘推翻?笔者并不清楚。因为笔者并非教育圈子的资深、专业人士,并未获得新课纲的完整内容,所以不敢妄下判断。但笔者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判断,却觉得有些政治人物的言论是需要多思考一点的。

比如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课时的权力,也意味著华小校长有权利在保持10节马来文课的情况下,将华文课调整至12节以上,超越以往。更多的灵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但笔者并没有看到政治人物去谈论如何通过制度发挥自主权,而是第一秒就全盘否决了这种灵活性。

争取英文课时的论述也让笔者有所保留,因为国小的英文课之所以能大幅超越华小和泰小,就是因为华小和泰小需要保留大量的母语课,所以才不得已减少了英文课。若政治人物坚持要保留母语课,又想要增加英文课,那最终的结果就成了另一个教育界老生常谈的问题——小学生课业过于繁重。

为什么非得12节母语课?笔者在董教总陆续发表的内容,和国大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沙拉瓦南致函教育部的报道中得到了解答。尤其是董教总,作为教育组织,其陆续发布的内容都被各个政治人物大量使用。增加英文课的呼吁一样是董教总提出,但作为一个以独中为根基的组织,或许每周多出来的2到4节英文课,对他们来说还不至于到“繁重”的地步,所以董教总并未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或建议。

可各位政治人物作为全国人民的民意代表,目前为止依然只见某些人表态支持增加英文课,却没有任何人愿意针对课业变得繁重的问题提出任何意见和解决方法。是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是他们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是捍卫了母语?还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截至截稿为止,教育部虽然发文告表示2027新课纲将恢复12节母语课,但并未有任何正式通令(SPI)公布。我们的民意代表也在继续为这件事进行监督和催促,例如前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便在在马华教育谘询委员会主办的2027年华小新课纲座谈与交流会上透过媒体向群众科普,媒体通告和具有法律效用的正式通令,有什么差别。

从政策监督的角度来看,政治人物提出质疑本来无可厚非。但当讨论偏离政策本身,迅速演变成政党之间的责任攻防时,原本应该理性讨论的教育改革,便逐渐成为政治角力的场域。

我们又怎么去保证,每一次争出来的结果都是捍卫了母语,而不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沉重书包下的“童年失窃”

2026/11/11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丘明艳

不久前,我开车载送参与学记活动的孩子,看着她背着个大大的书包朝我走来,我本能地迎上前,想展现一下成年人的体贴,顺手接过她的书包放进车厢。

结果,手刚一发力,尴尬的场面就发生了……我竟然提不动。

那一瞬间的错愕还没来得及掩饰,孩子倒是十分识趣,略带歉意地笑了笑说:“负责人,还是我自己来吧……”看着她熟练地弓起背,双手攥紧背带,用尽全身力气将那个宛如装满砖块的书包扛起、塞进后备箱,我的心里隐隐泛起一阵难以名状的酸楚。

这沉甸甸的重量,让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那时候,老师总会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的校园改变了教学形态,不再是传统的“老师走向课室”,而是变成了大学般的“学生走向老师”。我们不再有固定的班级大本营,而是根据不同科目,走到不同老师的专属课室去上课。

对于我们这群总爱钻空子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没有了固定的班室,但在每一科的专属课室里,我们的座位却是固定的。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把厚重的课本长期“寄养”在抽屉深处。

那些年的清晨,我每天背去学校的书包总是“扁塌塌”的,里头或许只有几支笔、一两本必须带回家的作业,连走在校园林荫道上的脚步,都是轻盈的。

如今想来,正如当年老师所说,我确实是幸运的。因为在那“扁塌塌”的书包里,装得下我无忧无虑的青春,也装得下抬头看云的闲暇。

多年来,“学生书包过重”一直是社会被反复诟病的老大难问题,每一次看到清晨的校门外,那些身躯还没发育完全的孩子,背着甚至比自己还要重的一日课本,在晨风中步履蹒跚时,总让人于心不忍。

那个沉重的书包里,装的真的仅仅是课本、作业和参考书吗?

或许,那里面还塞满了父母不愿孩子落后的焦虑、整个社会越演越烈的教育内卷,还有这个时代对“赢在起跑线”的病态执着。

为了迎合这些庞大的期望,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鼓,脊背越来越弯。而属于童年的那份纯粹、发呆的权利,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的力气,却在这日复一日的负重前行中,悄然“失窃”了。

看着学记坐进车里,下意识地揉了揉被肩带勒出红印的肩膀,我忽然觉得,在这个物质与资讯都无比丰盈的年代,大人们塞给孩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到他们那单薄瘦小的肩膀,已经快要承载不起这份“沉甸甸的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