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独中办学绩效
2026/01/28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庞宣
欲全面提升独中的办学绩效，我们首先需了解全国独中的现况。
独中设立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60余年来其规模大小及学生人数之多寡，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目前大型独中学生人数五六千人者有之，小型一两百人者亦不少。前者为特大型独中，后者属于微型独中。
根据董总以独中学生人数多寡来分类，人数不过300人为小型独中，人数介于300至1000人为中型独中，而大型独中人数在1000人以上。三者分别约占全国独中学生人数三分之一。
学生人数不平衡的情况，随着近些年华裔家庭少子化，以及华裔人口大量往城镇迁移后，出现越来越恶化的迹象。
独中校方应提升教学素质及简化行政作业流程，让教师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所长，贡献所学。
大型独中无论是在柔州、雪隆抑或槟城的学生人数，都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由于人数暴增，校方不得不采取择优录取的办法，许多欲入读的学生因此望门兴叹。大型独中如宽柔及吉隆坡中华中学由于人数暴增，在多年前各自设立了分校。
另一方面，东马沙巴和砂拉越23所独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型独中，人数日益减少，出现萎缩的现象。
此外，全国独中学生人数在2020年为8万3277人，至2024年下降至7万9660人，减少了3617人。
上述事项可归类为硬体设备不足问题。至于软体方面，尤其是师资结构更值得华社关注，因为有优良素质的师资，学生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习肯定会取得较优的成绩。
根据董总数据，全国独中3650名教师中，具备教育专业文凭资格者不足70%
。换言之，还有30%的教师是不具备教育专业资历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既然全国独中仍存在软硬体建设不足的问题，华社、华团、董总、独中校方及董事部就有必要正视问题的长期存在，并设法加以改进及改善。
华社及华团应秉持过往爱护华教的精神，持续大力协助独中的建设及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独中校方应提升教学素质及简化行政作业流程，让教师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所长，贡献所学，获益的将是学生。
至于提高教师的教育专业资格，肯定会涉及董事部的财政及经费开销。董事们务必认识到，师资对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学习及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绝不容忽视。无论学校财务如何拮据都要把这一块做好，不能拖延等待。
董总方面，一路来对全国独中扮演着领头羊及协调的角色。虽然董总无法直接参与独中各自的发展，但独中课程的设计与规划以及其所出版的课本，全国独中大都依循教学进程而采用。据教授各科课程的老师们反映，课程内容与大纲仍有改进的空间。
此外，自1975年举办至今的统考，董总所作出的努力及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
大型独中或无需董总特别关注，但中小型独中发展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董总理应有义务采取行动，召集它们举行集思广益的协调会议，深入探讨有关问题，从而得出具体的改进与改善之道。
一旦全国独中做好软硬体建设的全面准备，教育素质与教学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迎接政府全面承认统考的到来，乃在情理中的美事，相得益彰，而受益最大者肯定是学生本身以及家长们。
国语优等＋历史及格=承认统考？
2026/01/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周本兴
围绕统考（UEC）的争论，在马来西亚已持续数十年。
几乎每一届政府都会被问同一个问题：是否承认统考？
从纳吉时代张盛闻口中的“最后一哩路”，到安华时期陆兆福信誓旦旦的“这不是最后一哩路”，语言在变，政治在换，答案却始终避而不宣。
这一次，政府依然没有说出“承认统考”这四个字，却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关键的制度安排——统考生只需报考并通过大马教育文凭（SPM）国语优等与历史及格两科，即可申请进入国立大学。
问题随之而来：“国语优等＋历史及格，是否等同于承认统考？”
若以法律与政策语言作答，答案仍然是：不是。
但若只停在这个否定上，同样无法准确反映制度已经发生的实质变化。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厘清三个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在法律上截然不同的概念：
第一，文凭的法律承认（recognition）；
第二，进入制度的申请资格（eligibility）；
第三，大学的录取裁量（admission）。
长期以来，统考问题被锁死在第一层——是否承认其教育体系为国家体系之一。
这一层牵涉语文地位、族群政治与宪政象征，政治成本极高，因此历届政府选择不动，并不令人意外。
而这一次，政府选择绕过第一层，直接处理第二层。
陆兆福所描述的政策方向，清楚显示政府重新界定了进入国立大学的“最低国家门槛”：所有申请者，不论教育背景为何，必须通过SPM国语优等与历史及格。
前者代表国语能力，后者代表对国家历史的基本理解。
政府在此刻关心的，不再是你“读什么体系”，而是你是否具备作为国立大学学生的最低国家要件。
从法律结构上看，这是一项入学资格的调整，而非文凭地位的改变。
统考文凭本身，并未被列入国家承认学历清单，也未被宣告与SPM或STPM等同。
政府做的，不是赋予统考法律地位，而是撤除了“因教育体系不同而一律不得申请”的制度性排除。
换句话说，“国语优等＋历史及格”不是对统考的评价，而是国家设定的最低核心测试。
通过它，国家确认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是否达到国家所要求的基本门槛。
这一点，在制度效果上具有决定性意义。
过去，统考生被挡在门外，并非因为成绩不足，而是因为门槛根本不存在；并非能力问题，而是身份问题。
如今，门槛被重新画出，而且是以科目能力而非教育出身为标准。
门不再关上
当然，必须强调：具备申请资格，并不等同于保证录取。
国立大学仍然拥有完整的学术自主权，可根据专业要求、成绩、面试或其他条件筛选学生。
这既符合高等教育原则，也避免政策被解读为政治性“放行”。
从宪法角度看，这样的安排同样高度防守。
联邦宪法第152条确立马来文作为国语，但并未规定所有教育体系必须以单一媒介语存在。
国家选择在大学入学这一关键节点，通过国语与历史两项核心科目落实国家元素，属于最低必要干预，而非全面同化。
因此，说“政府已经承认统考”，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立；但若坚持“政府立场毫无改变”，同样与现实不符。
制度的实质效果已经发生变化——统考生不再被法律与政策一刀排除。
真正被承认的，不是某一张文凭，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在多元社会里，以教育出身作为永久性排除条件，已不再合理。
最后一哩路，或许仍未走完；但可以确定的是——门，已经不再关上。
争取“承认统考”不可务虚
2026/01/28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何志民
董教总近期就“统考文凭+2”课题作出清晰表态，强调该安排并不等同于“承认统考”，但却是为独中生开辟一条升读本地公立大学的实际管道。
董教总的“说明”，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厘清华社对此课题的认知，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董教总趋向更务实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这个纠结多年的棘手问题，正确地站在以学生前途为核心的思维和立场上。
众所周知，围绕在“承认统考”的争论，已经在我国教育议题中反复商榷争议数十年之久。有一些人始终停留在情绪化的对立框架中，把“承认”视为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性胜利，却完全忽略了教育政策的现实功能与时代变迁。
当下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便是或许在40年前，统考文凭确实还能在社会上直接充当求职用途，成为进入职场的一块“敲门砖”；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学术门槛提高以及就业市场专业化，单凭一张中学毕业文凭进入社会工作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倘若我们要求“承认统考”的核心诉求，就是为了让统考生能够公平升学，那么当这一目标已经通过具体政策逐步实现时，继续纠结于名义上的“承认”与否，反而可能模糊了重点。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接受统考文凭最核心现实价值，以及最迫切的关键功能，其实只剩下一个，就是作为升读大学，尤其是本地政府大学的“入学证”。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相信无论是独中生本身，还是家长和校方，都已然心知肚明。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提出让独中生以统考成绩，另加报考SPM国文和历史两科，作为进入本地公立大学的条件，基本上称得上是极其合情合理的安排。它既兼顾国家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也为独中生提供了过去不存在的制度性出口，完全不存在刻意刁难，更难以指责为不公。
因此，董总认为此项安排对独中教育而言是一项“突破”，并非夸大其词。因为这代表着政府在制度层面，首次明确为统考生设立进入本地公立大学的可行路径，而不再停留在模糊或个案式的处理。这项政策对数以万计的独中生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实在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倘若我们要求“承认统考”的核心诉求，就是为了让统考生能够公平升学，那么当这一目标已经通过具体政策逐步实现时，继续纠结于名义上的“承认”与否，反而可能模糊了重点。我们要求的“教育政策”，终究是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满足口号。
因此，与其把焦点放在象征意义上的“承认统考”，不如正视当下这一步所带来的实质改变。只要统考成绩在升学制度中被承接，并被制度化对待时，那么从功能与结果而言，“承认统考”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课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初步解决。
董教总选择以学生利益为先、以现实可行为重，做到既不炒作情绪，也不制造对立的态度，是极为正确的。在教育议题上，真正的进步，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口号式胜利，而是一步一脚印的制度突破。
而此次“统考文凭+2”，正是这样的稳妥一步。
还学生一束暖阳：当统考文凭遇见国立大学
2026/01/27 星洲日报/花城
~文：张永庆
大家都很关心统考文凭受承认的议题，在众声喧哗中，有一句话最得我心：“提供统考生多一个升学管道”。这句话背后，是真正为学生前途着想的温度。
2018年大选之后，我曾因承认统考承诺的搁置向我的学生道歉。我深知，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渴望进入学费相宜的国立大学，他们不仅是为了那一纸学位，更是希望学成后服务于公共体系，在照顾国家的同时，也为家人寻求一份稳定的生活保障。多年来，独中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仿佛背负着某种“原罪”。作为公民与纳税人，无论选择何种源流教育，理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令人欣慰的是，近期非华裔社会舆论出现转向，这道深锁多年的门扉，终于投射进一束暖阳，驱散了以往剑拔弩张的不安氛围；这种转变，源于社会从“意识形态”向“务实主义”的靠拢。著名学者达祖丁教授（Prof.
Dr. Mohd Tajuddin）曾撰文声明：“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种族教育观，将统考视为国家的资产而非负担。”他直言，若国家继续排斥优秀的统考人才，实则是大马在国际竞争中的“自我削减”。
这种“国家资产”的论点，正鲜活地体现在许多友族同胞身上。我不禁想起曾就读循人独中的拉丝达（Rasidah），她凭借扎实的华文功底成为
TV2 的新闻主播，用流利的华语跨越了族群隔阂。我女儿的中学同学里，也有马来孩子在独中毕业后远赴上海深研中医，如今在大马执业针灸，用华语与病患沟通，用医术造福多元社会。这些故事感人至深，证明了教育本该是融合的土壤。
目前，我国华小有超过
10 万名非华裔学生，这股趋势正延伸至独中，当越来越多的马来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入独中，统考就不再只是“华人的事”，而是一所各族共有的升学殿堂。对这些友族孩子而言，承认统考，是全民共同受益。
在喧闹的争论中，我深感比“一纸承认”更宝贵的，是当前这种双向奔赴的“对话”。对话，意味着我们愿意倾听对方对国语地位的坚持；对方也愿意走进校园，看见独中生如何苦练马来语、深耕本土文化。这种基于理解的转向，正前所未有地巩固着独中在国家教育蓝图中的地位，使其不再是孤岛，而是桥梁。
我可以预见，当统考文凭获准进入国立大学，校园的色彩将变得更加斑斓。独中生带来的多元视角、三语优势与刻苦学风，必将激荡出更具活力的学术氛围。须知，连国际顶尖的北京清华大学都青睐独中生，正是看中他们勤勤恳恳、坚韧不拔的特质。我们的国立大学若能拥抱这批学子，无疑是国家教育的一大幸事，让独中人才为国服务，不外流。
若能以对话消弭歧见，承认统考将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全民共赢的“大和解”；当不同源流的学生并肩坐在讲堂，马来西亚教育才算真正走向成熟；还给学生一个升学管道，本质上是还给国家一个完整且包容的灵魂。只要对话不停，我们终将抵达彼此认可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