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母文和传统文化
2026/11/1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郑庭河
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要传衍下去，肯定得依靠各种制度的配合，承载其部分元素的母语母文（包括词汇、语音、语法、字体等），只是一个基础原料而已。实际上，某些群体即使没抛弃母语母文，但却更多拿其来衔接外来文化，结果导致传统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当然，也有某些群体即便不幸失去了母语母文，但却通过别族乃至外国语文寻回本身的传统文化，如某些离散的犹太人、华人、印度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大洋洲土著等。
本国华人虽教育背景多元，部分人根本不谙母语母文，或只会某种方言，惟幸好众多有远见、有担当的华社先贤早在上世纪初就致力于开办以华语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华校，加上活跃的华团和华文媒体积极使用华文，终奠定了一个广大的会读、说、写华文的群众根基。华文华语的流行虽多少局限乃至排挤了同样富含传统元素的方言，但这或乃某种程度上的“必要代价”，毕竟前者对于传统文化，尤其大传统的传续幅度和深度，恐怕是后者无法企及的。
显然正基于此，本国华社才广被赞誉为把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海外华人”，毕竟要衔接和发展传统文化，自然是使用母语母文最便捷、最有效、最地道。虽不能否认部分本国华人，包括懂得母语母文者，根本对传统文化毫无兴趣，甚至还极度鄙夷、嫌弃、憎恶之，动辄以“现代化”、“本土化”或各种政治认同和宗教信仰名堂来搞专门针对中华元素的小“文革”，但大部分华人应该还是挺珍惜传统文化，或至少对其保持中立、开放、宽容态度的。
不能否认：一些本地华人提出的“马华文化主体性”，或“文化—政治身份问题”不无其意义，惟若沦于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设限、画界乃至阉割（或说“断奶”），恐会得不偿失也。
或许本国华社当下最紧要的，还不至于到寻找主体性和身份，而是具体、现实、卑微到连华校的母语教学时间都要拼命去抢救、防守呢！另外，本国华人对文化大传统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其实还真的“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动辄谈“主体”，恐怕乃还没学会走路就急著跑。
不过，从过去到现在，更影响传统文化之赓续的，显然还是不少华人总是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否定了传统文化，尤其母语母文的价值。
其他一些人虽不全盘否定华语华文的重要性，但却把其降级为日常沟通所需的工具而已，乃至觉得没必要学会阅读和书写之，甭说，这不过是把其当作一种方言。这些人或会辩说通过英文也能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这虽值得肯定，但也未免过于乐观，乃至天真，毕竟中华传统的英文化工程，根本还只在试水阶段。
事实上，通常第一、二代把华文方言化的华人，或许还能通过其他制度，如传统宗教、习俗、礼仪、节日、艺术、华团活动等维系祖传文化，但到了连方言也无法掌握的第三代之后，恐就彻底“断线”了。毕竟越来越稀薄的传统文化氛围会自然而然地令其人对“传统”无感，尤其因它也与其人生长及成熟的经历甚少关联了。
顺便一提：诚如汉族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共建在汉字之基础上的，华族如果不以“华字”作为基础，其整合性及个性就会变弱了。
综言之，除非本国华人不愿再当“典型”的华人，否则通过母语母文传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必定是其集体的资源、资产，也是主要方向和道路，只是路途上得不断更新行驶工具和装备而已（即现代化）。至于若自愿或迫不得已地得当“非典型”华人（更甭说干脆不想当华人）者，那母语母文和传统文化约确都不一定属必需品，抑或可对其进行选择、取舍，乃至折衷、改造。
终究而言，这到底还是关乎一个群体之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问题。
中文晚报都没了，如华语课节也减少了，我们应该担心什么？
2026/11/11 《光华网》
~文：崔富章
最近华社上有几件事情，蛮值得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吹下水的。
首先，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中文晚报，陆陆续续跟大家说再见了。以前晚上在咖啡店，一杯咖啡、一份报纸，可以和朋友边看边聊半个小时。现在呢？大家各自低头滑手机，追新闻、看短视频，甚至追AI短剧。
再来，华文教育也传出华语课节减少的消息。这个可不能当作普通新闻看待了。
不过，最近最热闹的，可能还是丘超人与洪律师从网络政治口水战演变成实体拳击擂台赛。两个人还没开打，大家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茶室里的评论员比专业拳击教练还多！
我不是说这些话题不能讨论，生活偶尔需要一点娱乐嘛！但问题来了，当我们有时间讨论谁打赢谁，却有没有时间关心中文报纸一天卖多少份？电子报有多少读者订阅？孩子们的华语课节减少，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中文报越来越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份报纸。
想当年，家里长辈每天买报纸，吃饭看、喝茶看，甚至上厕所也要带进去看。现在年轻人可能连报纸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新闻全部靠手机推送。
时代改变，我们不能怪年轻人不看报纸。但如果连愿意用中文深入报道民生、社会及公共课题的平台也越来越少，以后谁来记录华社的发展？
难道未来有什么民生问题，都只能靠Facebook、小红书、微信、TikTok或WhatsApp转发，再由网民各自吹水来记录？
网络媒体当然可以取代部分传统报纸的功能，但中文新闻的深度、文字的传承，以及媒体监督社会的角色，依然值得珍惜。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不少友族家长也开始主动把孩子送进华校，希望孩子多学习一门语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别人愿意走进华校学习中文时，我们自己反而更应该珍惜这份教育资源。
别看中文方块字横一笔、竖一笔，好像很容易学。其实中文是易学难精！认字容易，写字难；会说几句华语不难，但要读懂一篇文章、写好一篇文章，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当然支持孩子学习国语、英语，甚至其他语文。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一条出路。但是，学习其他语文，并不代表必须牺牲华语的学习时间。
华文教育不能只靠华社每年在文化节、校庆或新春活动时喊几句支持华教。真正重要的是教学课时、师资，以及稳定的教育政策。
说到底，中文报纸面对的是市场挑战，华文教育面对的是传承问题，两者其实息息相关。没有足够的阅读人口，中文媒体难以生存；没有扎实的华文教育，未来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阅读和书写中文？
拳赛看完了，输赢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但华文教育的问题，可不能打完一场就当作结束。
最后想问大家：当友族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进华校学习中文时，我们华人自己是不是更加应该珍惜？
我们希望下一代只是会讲几句华语，还是能够真正读中文、写中文、用中文表达思想？
反对新课纲的另一种声音
2026/11/11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张孝仪
2027年新课纲还未完全公布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新课纲将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三个科目由一周12节缩减至一周10节，导致各方批评不断。好在各方的声音与意见最终得到采纳，教育部于11月5日发出文告，决定在落实2027年课纲时，维持国民小学的马来文、华文小学的华文，以及泰米尔文小学的泰米尔文，每周12节课的教学安排。
在这次的课题上，民意代表与政治人物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人民选出的代表，他们监督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也在政策可能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时，及时提出质疑。然而，在这次新课程改革的争议中，似乎参与进来的政治人物，并不全是政策的监督者。
骂政策、骂政党、骂人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对母语课时的缩减可说是强烈反对，甚至用了“温水煮青蛙”来形容母语课时减少的危害。若其内容全部都是对母语教育的深切担忧，的确称得上“政策的监督者”这一名号。惟其慷慨激昂的言论，似乎不是全部都用到了母语教育上。
根据东方日报在10月26日的报道《华小华文课从12节减至10节 陈德钦轰行动党“温水煮蛙”灭华》节录的一段文字：
“票投火箭，华文课不见！华社要知道的不是校长是否拥有自主权，而是教育部为什么要减少华文课的节数？黄家和既然身为代表华社的副教长，就有责任交代清楚，是否曾经反对这项调整，又是否要求教育部保留原有课时？黄家和究竟有没有为华小发声，还是对此默不作声、照单全收？”
以笔者的浅薄理解，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在“批评母语课时减少”，更像是“痛骂行动党导致母语课减少/质疑黄家和没有做事。” 至少，笔者并不想知道一个副部长是否在课纲制定流程的时候有没有反对课纲，因为课纲已推行，过去的支持或反对只能证明个人的情怀，无法判断副部长是否有足够的执政能力。笔者更想知道的是，在母语课（包括马来文）被减少以后，政府如何保持母语的教学质量，甚至超越旧课纲？这才能证明执政党和副部长的能力。
在这次的母语课题中，类似的话术并不少见。虽然其他政治人物的言辞不一定都像拿督陈德钦如此针对特定政党或人物，却也成功将舆论的一部分重心，转移到政党口水战之中。而且在这次课题里，有人负责开火，也有人负责反击。不论是哪一个政党，都有口水战的参战人员。舆论重点偏移的责任，各位参战人员都得背负。
草木皆兵，炮火犁地
在“2027新课纲”这个课题之下，政治上的舆论还出现了一种“自动攻击”的现象。教育部发出一点消息，必定会有某些人站出来抨击一轮，仿佛某些客服设定的自动回复一样。
笔者对这次课题的关注，是从10月26日看到一篇报道开始的：雪州伊党主席办公室特别官员罗盛年表示改革不能以牺牲母语教育质量为代价。同一天，拿督陈德钦的激进言论也同样出现在报章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于隔天发布了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节数的权力，各方政治人物便开始抨击校长自主调整没保障。后来教育部政策U转，发文表示2027课纲会保持12节母语课，各方政治人物的抨击火力却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继续盯上英文课时、15分钟的品格教育内容、《世界和我》课程的内容与双教师授课等等改革，2027新课纲似乎全都是问题，必须全盘推翻。
2027新课纲究竟该不该全盘推翻？笔者并不清楚。因为笔者并非教育圈子的资深、专业人士，并未获得新课纲的完整内容，所以不敢妄下判断。但笔者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判断，却觉得有些政治人物的言论是需要多思考一点的。
比如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课时的权力，也意味著华小校长有权利在保持10节马来文课的情况下，将华文课调整至12节以上，超越以往。更多的灵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但笔者并没有看到政治人物去谈论如何通过制度发挥自主权，而是第一秒就全盘否决了这种灵活性。
争取英文课时的论述也让笔者有所保留，因为国小的英文课之所以能大幅超越华小和泰小，就是因为华小和泰小需要保留大量的母语课，所以才不得已减少了英文课。若政治人物坚持要保留母语课，又想要增加英文课，那最终的结果就成了另一个教育界老生常谈的问题——小学生课业过于繁重。
为什么非得12节母语课？笔者在董教总陆续发表的内容，和国大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沙拉瓦南致函教育部的报道中得到了解答。尤其是董教总，作为教育组织，其陆续发布的内容都被各个政治人物大量使用。增加英文课的呼吁一样是董教总提出，但作为一个以独中为根基的组织，或许每周多出来的2到4节英文课，对他们来说还不至于到“繁重”的地步，所以董教总并未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或建议。
可各位政治人物作为全国人民的民意代表，目前为止依然只见某些人表态支持增加英文课，却没有任何人愿意针对课业变得繁重的问题提出任何意见和解决方法。是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是他们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是捍卫了母语？还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截至截稿为止，教育部虽然发文告表示2027新课纲将恢复12节母语课，但并未有任何正式通令（SPI）公布。我们的民意代表也在继续为这件事进行监督和催促，例如前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便在在马华教育谘询委员会主办的2027年华小新课纲座谈与交流会上透过媒体向群众科普，媒体通告和具有法律效用的正式通令，有什么差别。
从政策监督的角度来看，政治人物提出质疑本来无可厚非。但当讨论偏离政策本身，迅速演变成政党之间的责任攻防时，原本应该理性讨论的教育改革，便逐渐成为政治角力的场域。
我们又怎么去保证，每一次争出来的结果都是捍卫了母语，而不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沉重书包下的“童年失窃”
2026/11/11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丘明艳
不久前，我开车载送参与学记活动的孩子，看着她背着个大大的书包朝我走来，我本能地迎上前，想展现一下成年人的体贴，顺手接过她的书包放进车厢。
结果，手刚一发力，尴尬的场面就发生了……我竟然提不动。
那一瞬间的错愕还没来得及掩饰，孩子倒是十分识趣，略带歉意地笑了笑说：“负责人，还是我自己来吧……”看着她熟练地弓起背，双手攥紧背带，用尽全身力气将那个宛如装满砖块的书包扛起、塞进后备箱，我的心里隐隐泛起一阵难以名状的酸楚。
这沉甸甸的重量，让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那时候，老师总会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的校园改变了教学形态，不再是传统的“老师走向课室”，而是变成了大学般的“学生走向老师”。我们不再有固定的班级大本营，而是根据不同科目，走到不同老师的专属课室去上课。
对于我们这群总爱钻空子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没有了固定的班室，但在每一科的专属课室里，我们的座位却是固定的。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把厚重的课本长期“寄养”在抽屉深处。
那些年的清晨，我每天背去学校的书包总是“扁塌塌”的，里头或许只有几支笔、一两本必须带回家的作业，连走在校园林荫道上的脚步，都是轻盈的。
如今想来，正如当年老师所说，我确实是幸运的。因为在那“扁塌塌”的书包里，装得下我无忧无虑的青春，也装得下抬头看云的闲暇。
多年来，“学生书包过重”一直是社会被反复诟病的老大难问题，每一次看到清晨的校门外，那些身躯还没发育完全的孩子，背着甚至比自己还要重的一日课本，在晨风中步履蹒跚时，总让人于心不忍。
那个沉重的书包里，装的真的仅仅是课本、作业和参考书吗？
或许，那里面还塞满了父母不愿孩子落后的焦虑、整个社会越演越烈的教育内卷，还有这个时代对“赢在起跑线”的病态执着。
为了迎合这些庞大的期望，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鼓，脊背越来越弯。而属于童年的那份纯粹、发呆的权利，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的力气，却在这日复一日的负重前行中，悄然“失窃”了。
看着学记坐进车里，下意识地揉了揉被肩带勒出红印的肩膀，我忽然觉得，在这个物质与资讯都无比丰盈的年代，大人们塞给孩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到他们那单薄瘦小的肩膀，已经快要承载不起这份“沉甸甸的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