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路上的收获与感动
2026/06/11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华社
~作者：【新中三语学校中学部本土华文教师】 刘菁菁
2020年，我从中国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回到印尼，在泗水新中三语学校任教，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回顾这五年的教学经历，心中有许多感触，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从刚开始站上讲台时的紧张与不安，到如今能够从容自如地面对课堂，这一路走来，我不仅见证了学生们的成长，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情景。那时的我怀着既期待又紧张的心情走进教室，面对台下一双双注视着我的眼睛，心里十分忐忑，甚至连声音都有些发抖。我担心自己的讲解不够清楚，担心学生听不懂，也担心课堂气氛不够活跃。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反复熟悉教学内容，设计课堂活动，希望能够给学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虽然当时有些生涩，但学生们的配合和鼓励让我逐渐建立起信心。
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我慢慢适应了教师这一角色。从最初的紧张拘谨，到后来能够自然地组织课堂、引导学生思考和参与讨论，我越来越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课堂上，我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也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心理变化，努力寻找更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每当看到学生从不会到会，从不敢开口说汉语到能够自信表达自己的想法，我都会感到无比欣慰和满足。
在辅导学生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尤其是看到学生经过努力后取得进步，成绩提高，或者在汉语学习上有了明显的突破时，我内心总会充满成就感。作为一名老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见学生真正有所收获。学生们的一句“老师，我明白了”，或者一次优秀的课堂表现，都会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每年的毕业典礼更是让我难以忘怀。看着一批又一批学生穿上毕业服，带着笑容和梦想走向新的阶段，我的心中既充满欣慰，也有些不舍。陪伴他们成长，见证他们从青涩到成熟，是我作为教师最珍贵的经历之一。每送走一届毕业生，心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
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提升教学能力，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也希望新中的汉语教育能够越来越好，让更多学生喜欢汉语、学好汉语，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鸡蛋花的余香与火锅的热气
2026/06/13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华社
~作者：陈小慧
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总有一个特定的瞬间，让我恍惚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那是每天傍晚，我推开宿舍房门走出来的一刻。空气扑面而来——清冽、干燥，夹杂着街边小贩烤栗子的淡淡焦香，还有远处三环路车流那低沉而持续的轰鸣。这味道，和我记忆深处峇厘岛的空气截然不同。那里的空气总是湿漉漉、沉甸甸的，弥漫着鸡蛋花甜腻的芬芳，混合着热带暴雨后泥土的腥气，以及寺庙里终年不散的香火味。
在峇厘岛，世界似乎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热情地拥抱了你；而在北京，世界更像是一位矜持的长者，带着尊重与耐心，静静等待你迈出第一步。
从“神之岛屿”来到中国首都，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场心灵节奏的重塑。起初，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慢慢地，我发现这两种文化虽然都讲究尊重与温情，却有着近乎诗意的反差：一种是用敞开的双手将你拉入怀抱，另一种则是用得体的距离给你留出空间。读懂这种无声的舞蹈，成了我留学生涯中最迷人的一课。
在峇厘岛长大，我们骨子里相信：孤独是奢侈的，连接才是常态。
当你走在乌布那些阳光斑驳的小巷里，你不可能“隐形”。你是村庄这幅鲜活织锦中的一根线，织锦里的每一双眼都看见了你。如果路过邻居时没有点头，没有送上一个温暖的微笑，或者没有轻声说一句“Om
Swastiastu”（愿你平安），心里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就像在呼吸顺畅时突然屏住了气。
在这里，眼神交流是一座桥。它在无声地说：“我看见你了，我们共享这片土地，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温暖不让人觉得被侵犯，反而像是一条晒过太阳的旧毛毯，裹在身上既熟悉又安心。无论是帮路人推一把抛锚的摩托车，还是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与人共用一把伞，我们的关系松散却坚韧。在峇厘岛，隐私是个角落，但社区才是客厅。
刚到北京时，我带着这份“峇厘岛本能”闯入了地铁的人潮。我习惯性地对每一个与我对视的人微笑，期待得到回应。然而，大多数目光只是轻轻滑过我，落在手机屏幕、书本，或是虚空中的某一点。
起初，我心里有些失落，甚至暗自嘀咕：这里的人是不是太冷漠了？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里生活久了，我开始读懂了这份沉默的诗意。在这里，个人空间是稀缺资源。移开目光，不是忽视，而是一种高级的体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不打扰你的清净，你也还我一份自在。”北京人在拥挤的公共空间里，用沉默为彼此搭建了一座座临时的私密避难所。我逐渐明白，有时候，对陌生人最大的善意，恰恰是克制住想要连接的冲动，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生活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反转。当公共场合的沉默被打破，私下的温暖便如洪水般涌来。如果说峇厘岛的热情是温吞的温水，那北京的热情就是沸腾的火锅。
记得第一次和中国同学吃火锅，铜锅里的汤底咕嘟咕嘟冒着泡，蒸汽升腾，模糊了眼镜，也柔化了大家拘谨的边缘。同学们不再是在地铁上那些保持距离的陌生人，他们变得无比热烈。“多吃点！别客气！”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把腌制入味的嫩猪肉片和翠绿的蔬菜堆成小山，塞进我的碗里。“你要吃饱，才有力气应付考试。”
那一刻，街道上的“隐形墙”彻底倒塌。那种关怀是如此直接、如此浓烈，甚至带着一点点“强制性”的爱意。在中国，友谊不像是在平缓的斜坡上漫步，而像是跨过一道门槛。门内，你不再是客，而是家人。这种温暖聚焦而强烈，像激光一样直击人心。我学会了欣赏这种反差：峇厘岛的阳光普照万物，而北京的炉火只温暖围坐之人。
如今，生活在峇厘岛和北京之间，我不再纠结于哪种方式更好。
峇厘岛教我开放，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多么重要；北京教我坚韧，让我懂得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桥梁。我想连接时，就献上峇厘岛式的微笑；我想尊重时，就给予北京式的沉默。我终于明白，爱可以是热烈的问候，也可以是得体的退后。
无论此刻我是站在鸡蛋花树下，还是走在三环路的霓虹灯影里，我所寻找的，不过是那份被看见、被关怀的归属感。而我很庆幸，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里，我都找到了家。
【推荐老师评语】 （吴方敏老师）
文章以诗意的语言，写出了自己独特的留学经历，也写出了自己对不同文化的思考。作者感情细腻，描写生动，不同文化的体验感跃然纸上。相信这也必将帮助她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当教师开始害怕学生
2026/06/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楚芮
最近热播的韩剧《铁拳教育》中，“教权保护局”的设定引起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鸣。虽然只是戏剧，却反映了不少教师真实的心声：当教师遭遇投诉、误解甚至恶意指控时，谁来还原真相？谁来保障教育工作者应有的专业尊严？
前阵子，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一次直播连麦而遭到家长层层举报。事件持续近两个月，校方经过调查后确认，其专业评论并无违规,
最终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这起事件引起教育界关注，不只是因为举报本身，而是许多教师都从中看见了自己的处境。不少教师看到这则新闻时，心里浮现的或许是同一个问题：沈教授背后有复旦大学，那么普通教师呢？
如今，教师被投诉早已不是新鲜事。许多教师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工作。管得太严，担心伤害学生自尊；管得太松，又被批评缺乏责任感。一句话说重了，可能引来投诉；一句话说轻了，又可能被质疑失职。久而久之，一些教师开始不敢管，也不愿管。
教师其实不怕投诉。做错了，被投诉、被纠正，本来就是应该的。真正让人心寒的是，有时候事情还没查清楚，自己却已经先被贴上标签。最无力的感觉，不是被投诉，而是觉得身后无人。
事实上，大多数教师并不排斥监督。教育本来就需要问责，家长也有权利为孩子发声。如今，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公共投诉管理系统（SISPA）等管道反映问题，促使学校与教师作出回应。这些机制有其存在价值，也保障了学生权益。
然而，当投诉越来越便利时，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查机制，确保事实获得完整厘清？若在尚未了解事情全貌前便直接投诉，学校与教师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准备报告与回应，却未必真正解决问题。投诉机制的目的，应是查明真相、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对立。当投诉成立时，教师理应承担责任；但当投诉不成立时，教师的专业尊严又该由谁来维护？
家长和教师非对立
当然，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有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人。若孩子真的受到不合理对待，家长当然应该采取行动。但在投诉之前，是否也可以先与学校沟通，了解事情经过，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毕竟，家长和教师并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站在孩子成长的同一阵线。
这些年，我们一直听见教师提早退休、离开教育界的消息。每离开一个人，少的都不只是一个教书的人，而是一个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的大人。
《铁拳教育》中的“教权保护局”或许只是戏剧设定，但它之所以引起教师共鸣，不是因为教师渴望特权，而是因为他们也希望获得最基本的公平。
现实中未必真的会有“教权保护局”，但教师真正希望的，从来不是被偏袒，而是在事情发生时，能够被公平对待。
笔者依然相信，大部分家长是讲道理的，大部分教师也是尽责的。教育从来不是谁监督谁的问题，而是谁愿意一起把孩子教好。
只是，如果有一天，连教师都开始害怕学生、害怕家长、害怕投诉，那会是我们想要的教育环境吗？
当越来越多教师选择沉默、选择明哲保身时，最终受影响的是谁？
一年未满，静待花开
2026/06/11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华社
~作者：【新中三语学校中学外派教师】 杨菀
我停下了手中的红笔，目光落在试卷上——“儿子被登机牌弄丢了。”眉头不自觉地皱起，提笔准备打上一个叉。笔尖未落，卷子旁侧铅笔画着一个嬉皮笑脸的表情，旁边用中文写着“老师不要生气”……
这已经是我第无数次听到这句话了，眼前瞬间浮现出那一圈围着我的学生。
2025年8月我从国内一所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同学们去了报社、电视台、互联网公司，而我拖着行李箱，登上了飞往印尼泗水的航班。
我任教于新中三语学校，负责教八、九年级的孩子学习中文。
第一天走进教室，孩子们看我的眼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奇。“新老师！”
“老师，你教我们班吗？”“老师，你从中国哪里来？”“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们的问题已经把我淹没了。这时门口一个身高比我还高的男孩喊道：“老师，我叫蒋乔明，你一定可以记住我的，很简单。”说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他刚刚吃完火龙果，还没来得及擦嘴。他的口语并不标准，带着点儿我对外国人说中文的刻板印象，每一个音都落在了我意想不到的位置上，七上八下。但我的确记住了他，他也是我来这所学校记住的第一个学生。
“热情”我晚上在日记本上写道，想了想后我又在后面加了一个“活力”。的确，这里的孩子们实在是太有活力了。
我记得我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学习生词，其中有一个词是“小伙子”，我让学生来造句，后排一个男生立刻接上“老师，你有小伙子吗？”此时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这让我哭笑不得，“你的意思是‘男朋友’吧？”“耶，男朋友。”“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给你。你单身，他单身，你们一起不单身”……这一刻我只得扶额苦笑，感慨道为什么他们的汉语“水平”要这么好。
“好了，这和课堂内容无关，我们继续上课。”实在是想不出应对的语言了，只好用“老师”的身份来“压”，我板起脸，严肃起来。“不要生气，老师，生气会变老。OK？”此话一出又瞬间被他们的可爱到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是在国内学校很难体验到的，在这里我和学生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这种感觉反而让我这个“异乡人”有了满满的暖意。
我最喜欢九年级的孩子们。
十五六岁的他们，正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年纪。有一次课间，几个学生围着“老师，你来自哪个学校？”“我的姐姐在上海交通大学。”“我想去厦门大学，那是我奶奶的学校。”
那个戴着眼镜的男孩。他的中文很好，“老师，我想去中国读大学。我想学脑外科，以后当一名脑科医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星星。
另一个女孩子，最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经常让我给她推荐好看的电视剧和电影。
还有一个男孩儿，瘦瘦高高，俨然一副“学霸”的样子。“老师为什么不选我当中文主持。”
看到他们喜欢中国，喜欢中文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这些生活在赤道边的孩子，通过汉语，已经望见了遥远中国的模样。而我，一个学新闻出身的汉语老师，恰好成为了那个帮他们聚焦镜头的人。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从“会”到“爱”，从“能说”到“想说”。
我在教汉语，也是在记录一群印尼孩子与中国相遇的故事。将来，也许真的会有人去到中国，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窗外，太阳已不再毒辣，空调声嗡嗡地响着，校园里安静下来。
我收拾好桌上的试卷，看了看日历——2026年4月20日。距离我毕业来到泗水，还不到一年。我还有那么多生词没有教，那么多故事没有讲，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大学、城市、美食和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说给他们听。
但我知道，种子已经埋下了。
明年，也许后年，我会收到来自北京、上海或广州的消息——某个我曾教过的孩子，拖着一个大行李箱，站在中国的大学校门前，发来一张自拍。
那时候，我会想起这个还在继续的、未满一年的、无比珍贵的教师时光。
还没教够一年，可我期待着，陪着这群孩子，把中文越说越好，把梦想越画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