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至上 不容打折
2026/04/30 《南洋商报》社论
2026年大学预科班录取结果甫一公布，社交媒体上还是有一些失望与愤怒的声音。
其中，一名在SPM考试中斩获10A佳绩、含6科A+的优异生竟遭拒之门外，而另一名9A1B+的学生却成功录取。这般荒诞的对比，已然成为每一年重复上演的闹剧。
所谓“10A优秀生自动录取”的政策承诺，在现实中沦为一纸空谈。那名在社媒上发帖的10A生，成绩单上清清楚楚写着6科A+、2科A、2科A-，却因两科A-而被网民猜测“不够完美”，甚至自行怀疑落榜原因。
试问，SPM的A等便是卓越，A+与A-之间的细微差别，难道就能否定一个学生整体优异的学术能力？以如此苛刻且模糊的标准筛选人才，无异于吹毛求疵，既不公平，也不科学。
更令人忧虑的是，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所说的“10A以上自动录取”之后剩余学额的分配方式，依然离不开“固打制”和“过往做法”的阴影。这意味着，即使明面上有自动录取的政策，实际操作中却依然存在着隐性的门槛与筛选。
马青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王祺翔的质疑一针见血：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理应在学生备考前便清晰公布，而非让学生在放榜后陷入迷茫与猜疑。政策的不透明与执行的不一致，是对学生努力的最大亵渎。
预科班录取勿黑箱操作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大学预科班的核心使命，是为高等教育选拔具备优秀学术潜质的学生。而SPM成绩，恰恰是目前最客观、最可量化的衡量标准。若不以成绩为重，反而掺杂诸如科目等第的苛求、学额固打、甚至无法验证的“过往做法”，那么预科班的录取便会沦为一场黑箱操作，令无数学子寒窗苦读的汗水付诸东流。
每一年，都有10A、9A的优异生落榜；每一年，马青总团等民间组织不得不开放上诉管道，代为整理个案、向教育部反映；每一年，同样的悲剧重复上演，却始终未见根本性的改革。这不仅是制度的惰性，更是对人才的浪费与不公。
我们敦促教育部：第一，立即明确“10A优秀生自动录取”的具体执行细则，规定以总成绩和A等数量为唯一排序标准，不得以A-等第等主观理由额外设限；第二，废除或实质性地改革固打制，让剩余学额的分配完全公开透明；第三，在预科班转至高等教育部管辖之前，提前做好政策衔接与信息发布，避免再次出现“放榜后才知道规则”的荒诞局面。
新加坡语言政策特色 华语运动消弭方言隔阂
2026/04/27 《亚洲周刊》
~作者：黄宇翔
新加坡从李光耀时代推动华语（普通话）运动，消弭华人方言纷杂的隔阂，但英文还是官方语言。南洋大学被关闭，以及华文教育系统被边缘化，导致新加坡民众的华语水平，普遍不如大马的华人。
新加坡与香港，常常被拿来比较。在语言环境，两地亦有许多类似之处，同样是多语言混杂环境，两地人民都被视为「双语兼善（华文、英文）」，作为中、西经济、文化的沟通桥梁，因此有发达的总部经济、国际交流中心地位。然而，两地的语言政策发展历程似同实异。新加坡曾推动华语，在街上都有「请说华语」的标语，导致方言人口减少，但又关闭强调华语教育的南洋大学，强调英文教育，将华文在教育体系边缘化，导致新加坡华人的华语水平，普遍不如大马的华人。
新加坡立国之初，李光耀就希望教育制度能同时让学生掌握母语及英语水平，然而情况不似预期，他在回忆录写道：「我们的理想是华人能讲华语和英语；马来人能讲马来语和英语；印度人能讲淡米尔语和英语。可惜这只是美好愿望，和实际发展相差很远。」而且，自一九六五年立国开始，李光耀就有意打压华小，除了英文在经济上的工具价值外，还有恐惧共产主义通过华文学校传播的政治考虑。
李光耀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政策，是关掉南洋大学（林语堂曾出任校长），导致很多华文精英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新加坡失去了中华文化传统，新加坡当局推广的华语运动，只是出于比较工具性的目的，新加坡华人在华语文学领域的成就，就比不上大马华人。
不过，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强调以华语（普通话、中国国语）来教授中文，可以消弭华人内部的隔阂。由于新加坡华人的来源比较多元化，有来自福建说闽南话的、来自闽北说福州话的，也有人说客家话和海南话，也有来自江浙一带的，与香港大部分来自广东的移民不同，无法用任何一种方言来定于一，而只能靠华语（普通话）来凝聚华人的力量。李光耀和李显龙等政治领袖，在选举的场合，都会说几句华语或福建话，满足选民的情绪价值，争取更多选票。
一九七九年针对教育政策作检讨的《吴庆瑞报告书》就指出：「学生在学校既要学英语、华语，生活用语又要学方言，实际上是在学三种语文的。」而在同期七零年代，新加坡就对方言的大众传播作极激进的限制政策，展开讲华语运动，并禁止方言在主流媒体使用，直到近年才有所放宽，但禁止方言的政策仍没有被废除。与此同时，香港的粤语流行文化发展蓬勃，达至极盛，一时间香港粤语文化北伐、东征，成为华文文化的代表。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最大成效，是让方言比例大幅降低，但讲华语的比例却没有等幅度的成长。根据新加坡官方统计资料，以「在家中使用的语言」为调查项目，方言从一九五七年的九成七、一九八零年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接著在一九八零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始后，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大幅降低了超过五十个百分点，到了二千年只剩下百分之三十点零七；但讲华语的比例却只增加了二十五个百分点不到。
加坡人家中，基本上已甚少使用方言，但华语并没有代之而兴，英语由于经济价值、学校社教化建成了牢不可破的霸权，东南亚华人在凄风苦雨中建立的海外唯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在一九八零年被政府结束，并入新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吴庆瑞报告书》后经八年的准备，一九八七年新加坡正式推动新的双语政策，大学、中学、小学基本上只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包括华文在内的各族母语只是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聊备一格。但在新双语政策上台后两年，李光耀就表达了后悔之情。
于一九八九年，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时，李光耀就承认若能重回一九六五年的旧时光，他会以不同手法处理华校。而当访者追问是否可能恢复华小时，他则慨叹为时已晚。此后，李光耀在以华裔听众为主的场合里，陆续谈过类似观点。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也说：「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一九八九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一九六五年或一九七零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教育制度，对学生以及社会未来影响深远。从新加坡的例子可见，改变要花很大气力，从一九七九年通过《吴庆瑞报告书》，一九八七年启航，及后再经历至少二十年的光景，这批学生才成为社会的中坚。一旦作出错误决定，即便如李光耀般雄才大略，也恨错难返。
中一华校生，怎么啦！
2026/04/25 星洲日报/东海岸
~文：独木香
四月份，年中考的季节。在校，我长期是中一的班主任，年年都担心班上学生考获的成绩，包括自己执教的华文。
今年，我察觉到情况不妙，难免忧心如焚，心中不禁呐喊：中一华校生，怎么啦！实言直说，新学年的第一个月，国语老师频频地向我“投诉”，班上的华校生是直升中一就读。
换句话说，他们国语的掌握能力该不成问题，但上课了一段时日就惊觉有所问题而且问题挺严重的。
同一时间，其他科目的老师亦不时向我这班主任“诉苦”，直言班上华校生的国语基础没有想象中的好，有些学生的根底显见“弱不禁风”。
在班上，他们总是鸭子听雷满脑子疑惑。由于不懂之故，他们也不知如何开口求问，导致学习路上阻力重重。
不瞒你说，身为华文老师的我也有话要说：中一华校生，怎么啦！
相比之下，今年中一华校生显得不济，似乎比学兄学姐逊色得多了。不提其他科目，我执教的中一华文班便状况连连。
犹记得，我在第一堂教“百家姓·你一定要相信”，以学生的姓名来教导华文。在课堂，学生们逐一地在白板上写自己的名字。
坦言，他们当然会写出各自的名字，问题在于有的笔顺和笔画出错了，惟他们还不晓得呢！这种情况像极“非华裔生在写方块字”，犯下了“规范方面”的低级错误。
至于读与写这一部分，中一华文班的学生经常令我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甚至怀疑他们在小学时到底学习了什么母语教育。朗读课文时，稍微难一点的词汇，学生就无法读出来。偶尔出现如此情况，情有可原，一旦次数多了，免不了叫我“联想翩翩”，心中在纳闷：华小生面对了什么问题。
提及写作方面，我已错愕得失去了表情管理，只对学生们存有怜悯之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似乎只停留在听与说的阶段，所以词语贫乏得可怜，自然而然无法“组段成文”。
可是，命题作文在考试中占了40分，分数相当的高。其实，不会下笔写作，等同没有翅膀的鸟儿，可怜复可悲！初时 ， 我以为自己的遭遇纯属个案 。然而同道们 皆说 “ 同病相怜 ” ，大家异口同声地发言：中一华校生，怎么啦！
守着写作的人
2026/04/25 星洲日报/星云
~作者：妙妙（古晋）
又到了催促学生参加文学创作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在上课时大肆宣传，下课后发催命符在群组里施压，像大耳窿讨债一般手段用尽，口水用完，铺天盖地。
指导学生参加创作比赛十多年，可能已有20年了吧，只能说，学生对创作的热情逐年减少，只有身为老师的我还在热情洋溢地高喊：写吧写吧。就像此刻，截稿日期近在眉睫，还未能凑足参赛的数量，尚有几篇还无法定夺是否该参赛。
坦白说，科技时代，学生不爱阅读，更加不会主动去探索什么写作技巧，参加什么文艺活动。平时课业写作文，也是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或抄袭交差。真正检验得出学生水平的方法，就待考试时书写文章。
学生写作，可以寻求人工智能辅助吗？可以运用人工智能修饰文句吗？评委又使用哪一个程式检测作品是不是原创？这是近期和几个老师最常谈论的话题。我只能说，一切回到原点，主办创作比赛的宗旨是什么？参加比赛的原因是什么？既然是鼓励学生创作，发掘写作人才，就要真实做到鼓励，实际做到发掘。
多年前，在人工智能尚未兴风作浪之时，我鼓励学生创作，也是先广撒渔网，然后缩小目标，锁定几个有潜质的、能写的好苗子再加以培训。对，需要培训，先给指示，什么是文学，有哪些可以写的题材。当学生写不下去的时候，甚至需要提供意见，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发展，该有怎样的结尾才更为理想。可以说，很久以前，我已经是一部人工智能的辅助器了。
我给学生适当的咨询，实际的建议，至于要不要修改，是作者的意愿。想突围而出，学生自然愿意一再修改，作为指导老师，我也不吝于指教，倾囊相授。这一点，现今的科技发展完全可以取代我，甚至比我做得更好。问题是，如果平时资质平平的学生突然写出一篇令人“惊艳”，超水平的作品，你会拿去参加比赛吗？
这是道德价值的考验。现在的我，审阅学生呈交上来的稿件，反而乐于见到有错字，有表达上的瑕疵，有尚可加添或删除的内容，而不是完美或者智能味十足的作品。至少这样，我还觉得，我还是指导老师，我还能够指正学生的错误，引导学生走更长的创作之路。
创作让人理解社会与自己
是的，他们还要走更长的路。文学创作不是一次性的参赛，一次糊弄过关，将来还写吗？运用人工智能代笔，一辈子都这样吗？最了解学生水平的人还是老师，因此指导老师就需负起指导的责任，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来取代其重要性。
回到创作，学生还真的有无限的想像潜力，有时候我还看不懂学生构思的小说，需要询问才了解其核心思想。了解之后我也大为惊讶，现今少年人的思维竟如此宽广。记得早期学生创作小说，大部分写励志，写亲情友情，后来写科幻魔幻，现在是写悬疑和后现代主义。时代不断向前推进，文学创作也一直都在往前迈进，我们更不应该画地为牢，要大胆寻求突破。
创作让人理解社会，了解自己。我最初写散文，是宣泄情绪，抒发情感；写诗歌，就是单纯的抓住那一点小灵光，把它化为文字用来点缀枯燥的生活。如今看学生写小说，可以说那是他们对生活的反映，对理想的投射。
我爱文学。指导文学创作，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从学生的身上学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