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史地课堂教学感悟
2026/04/03 柬埔寨《柬中时报》
~作者：【广肇学校 语合中心】 胡灿伟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进入教学的第二年，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实际的理解。教学不再是照搬教案、完成任务，而是实实在在为中一年级学生讲授历史与地理知识，帮他们理清知识点、解答疑惑。我在课堂中采用积分制，让史地课堂不再枯燥，鼓励学生踊跃参与，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想要学生学好史地，首先要让他们乐于参与课堂，积分制正是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我明确了积分规则：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加1分，回答有误不扣分，能补充他人答案加1分；上课走神、不认真听讲，则由课代表酌情扣1分。每节课的积分由课代表专门记录，课后汇总，每个学段评选积分前三名，并给予小奖励。这样一来，学生的参与感明显提高。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史地学习需要主动思考，我在课堂上会结合课本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讲到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我问：“为什么我国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话音刚落，班里大半学生都踊跃举手，手举得笔直，生怕我看不到。课代表手持积分本，认真观察课堂，谁先举手、谁回答完毕，都一一记录。答对的学生立刻获得加分，脸上满是喜悦；没被叫到的同学也坐得笔直，等待下一次机会。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学习贵在坚持，积分制也培养了学生的坚持意识。有的学生一开始不敢举手，积分靠后，但看到其他同学不断进步，也慢慢鼓起勇气举手发言。哪怕回答不够完整，也能加分。久而久之，课堂上几乎没有不认真听课的学生，大家都希望多举手、多得分，扎实掌握史地知识，课堂纪律与学习氛围越来越好。
“教学相长也。”这是我执教第二年最深的体会。我用积分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代表认真负责做好积分记录，学生们踊跃参与课堂。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没有华丽的形式，凭借简单有效的积分规则、认真负责的课代表、积极主动的学生，我的史地课堂变得高效而有活力。我在与学生的共同成长中积累经验，努力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职工作。
【历史的伤疤】：锺靈中学日据浩劫及其对“和平教育”的启示
2026/04/04 《 光华网》
~作者：黄召仁博士/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署理主席
据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布市一所女子小学在空袭中被击中，造成至少165人死亡，死者包括在校学生与教师。相关报道同时引述国际人权组织与联合国专家意见，要求展开独立调查，以确认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中对平民与教育机构的保护原则。这一事件再次提醒：当战争发生时，学校并不总能被排除在危险之外，教育空间也可能在一瞬间被摧毁。
类似的情形，在马来亚历史中亦曾真实发生。1941年底日军南侵，占领包括槟城在内的地区后，迅速对华人社会展开系统性清查。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并未被视为中立场所，而是被纳入统治与审查体系。位于槟城的锺靈中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段深刻的冲击。
根据现有史料整理，1942年4月5日至6日，日本宪兵队进入锺靈中学校园，对师生进行集中盘查与逮捕。行动中，数十名教师被带走接受审讯，数百名学生被逐一调查，部分人随后被拘押。这些被带离校园的人，大多并非武装人员，而是教育工作者与在校青年。然而在当时的统治逻辑中，学校因其所承载的思想传播与社会影响，被重新界定为“需要控制的空间”。当这种界定成立，课堂的边界也随之改变。
从不同来源的历史记录来看，被拘押者中，有教师因被怀疑参与筹款或思想传播而长期失去自由，也有学生仅因接触相关资料而被列入调查对象。审讯通常在宪兵设施内进行，伴随长时间问讯与严格管控。一些个案显示，被拘押者在羁押期间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甚至未能生还。由于当时缺乏公开透明的记录机制，完整名单与细节已难以完全还原，但整体事实在不同研究中具有一致性：教育群体在高压统治下成为直接受害者之一。
这段历史之所以构成“伤疤”，不仅在于事件本身，更在于其所揭示的结构性问题。当教育机构被纳入政治与安全框架之中，其原有的中立性便不复存在。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也不再只是学习者，学校由此转变为被监控与干预的对象。
从今天回望，这一历史经验为“和平教育”提供了具体的现实基础。所谓和平教育，并不只是抽象理念，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之上。它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其一，认识战争对社会结构，尤其是教育体系的冲击；其二，理解教育机构在冲突环境中为何容易被重新定义；其三，思考如何通过制度与社会共识，维持教育空间的独立性与安全性。
将1942年的槟城与当代冲突中教育机构受损的情况并置，可以看到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一旦战争逻辑介入，学校往往首先失去其原有边界。学生的学习被中断，教师的角色被削弱，社会对教育的信任也随之动摇。这些影响，并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立即消失，而是可能延续数十年。
因此，锺靈中学的历史不只是地方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它提醒我们，教育体系的稳定并非理所当然，而需要在制度与社会层面持续维护。所谓“和平教育”，其核心并不在于回避冲突，而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认识，使社会能够在面对冲突时，仍然坚持对教育空间的基本保护。
历史的伤疤不会自动消失，但可以成为理解与反思的起点。从锺靈中学在日据时期的经历出发，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当教育受到破坏，社会所承受的影响远超当下；而当教育得到保护，才有可能为未来保留重建与发展的基础。
我讲了一辈子道理，却输给一句承诺
2026/04/05 星洲日报/沙巴
~文：薛君毅
作为一名华文老师，我常在课堂上谈仁义、说道德，字字句句都像站在高处，仿佛自己比学生更明白
什么是“对”，什么是“应该”。直到多年以前的一件小事，才让我发现——原来我最容易忽略的，正是自己。
那时，我有一位死党，年纪比我大许多，是学校实验室的职员。他对我很好，我们常一起喝茶、吹水，说生活，也说理想。那是一段很单纯的日子。
当时，常有中国商人到我们这里卖景德镇陶瓷。每逢入境期限将满，货物便大减价。我和他总爱趁机“捡漏”，买了不少花瓶。有时他担心被太太念叨，还会把战利品暂寄在我家。
有一次，我看中一幅《兰亭序》的复制品。字写得好，气韵十足，只是标价不低。我多看了几眼，心里放不下。他见我喜欢，便主动说帮我去讲价。我随口报了一个数目，说：“要是砍到这个价，我就买。”
没想到，老板竟然答应了。
那一刻，我却后悔了。
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欢喜，而是——要是再低一点呢？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为了那句“你说要”，自己掏钱买下。我愣住了。明明书法不是他的兴趣，他买这幅字，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我想把钱补回去，他却坚持留下。
后来，每次到他家，看见那幅《兰亭序》，我都无地自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他什么都没说，却用行动告诉我什么是信用；
我满口仁义，却在一念之间，露出了自己的贪与算计。
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而我，却忽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原来，真正的品格，不在讲台上，
而在无人监督时的一念之间。
从SPM考试成绩公布后谈起
2026/04/04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李国辉
最近SPM考试成绩放榜了。人人对成绩公布后的反应似乎习以为常，因隔天各大报刊及网络便报喜不报忧，大版大版图文并茂地大事报导。这似乎要告诉全天下的老师、学生、家长、华团及华社，读书的目的是在于考试，且以全A成绩为最高准则与荣誉。
早期小学阶段有类似UPSR考试，初中有PMR考试，高中依旧保留SPM及SPM。当时学生、老师及家长，从小学至中学阶段都有层层的各级考试压力。尤其高水平深奥的三语课本内容，让家长惊慌失措，忙着探听及寻找各科名师的补习课，而老师有批改不完的作业，导致老师学生及家长所承受的无形与有形的压力，磨练至最终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考获多少个A的优异考试成绩”。
如今，各学习阶段的考试虽已减少了，但是仍须保留着SPM及STPM考试，以录取考试表现优异者进入高等学府；意即给会读书的人，能考取很多个A的好成绩的学生挤入高等学府的大门。的确，除了看考试成绩，当局似乎也没有更理想的评估制度。这就是我国现有的教育概况，过度于重视一纸文凭的考试成绩，而考试成绩已成了教育的全部。这与我国的教育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我国从独立至，多少年来国家教育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树木“，而非“树人”。校方老师与学生的严格要求是“一个A（如今是A+）也不能少”。他们认为以A的多寡和孩子未来的“钱途”成正比。然而，他们却遗忘了这群学生将来在职场上欲出人头地，并不能单凭全A的一纸文凭，而更重要的是个人素养更为关键。此包括其好奇心、创意、沟通能力、品格、勇气、信念、个人魅力、才能、普通常识与纪律等。这些个人素养并不是读死书，死读书就可取得，而须不断经过时间的磨练。
无可讳言，学校传授知识给学生，而职场则需靠个人智慧的变通，前者是途径，后者却是目的。智慧的变通是一种技能，它考验一个人如何藉上述个人素养，把从校中获得的各种知识，有效地贯彻在其职场上。
因此，教育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初衷，将学生教导“成人成才”，除了获取足够的知识，更应该让他们能自由、自信、自强、自立及不断地启发自身的资源，以发挥自己至无限的潜能。
爱因斯坦曾说过：“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学校所学，全部都完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返剩下的“东西”。就是学校文化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积淀了。学校的文化就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一所学校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它看不到、摸不到，却和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显示了学校教育是“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故读书考试做学问，不是叫你不小心幸运地考获全A，而感“目中无人”，不是教你以全A的辉煌成绩的读书人拿“成绩”来压人。其实,真正的读书考试做学问，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学会感恩和谦虚，知道自己的不足，而继续在奋斗的路上学习与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