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的传承危机
2026/01/1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近十年来每次到学校开学的季节，华校招生的问题就会被所有媒体关注，尤其是在华裔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华小都已经出现华裔学生人数严重不足，这几年这波因为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也影响到了目前的独中招生，以至于今年全国各地独中招生普遍下降，这样的现实变化一再的敲响华社的警钟。
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华人人口数量下降是不可逆的现实，因此华校的经营也出现了过去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尤其是长久以来华校被赋予“传承”的重大功能，然而在如今非华裔学生比例越来越高的变化下，所谓的“传承”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去华社坚守的华教“传承”又还有什么意义？
一直以来华社都将自身的语言与文化传承安置在教育系统上，这也使得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传承深度捆绑，形成华人就要上华文学校，学会华语，掌握华文，实现文化传承的目标。这样的论述将华文教育的功能局限在华人文化的传承，甚至出现一种文化堡垒的形象，将华校赋予一个很强势的定位。这样的定位奠定了华校的学生来源，也间接的形成一种华社必须要支持华校，维持华人文化堡垒的互利模式。
只是在社会文化的的改变下，如今连学生的组成已经与过去单一华人学生的情况相差甚远，华校扮演文化传承到底要传承什么？堡垒所捍卫的又是哪些东西？这都是坚持华校发展必须要思考与解答的问题。当传承论述失去基础时，也间接让学校在招生和募款等活动中失去了某种合理性，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家教协会募捐争议，以及独中生上街筹款引发的讨论，都凸显了传承危机带来的影响。
如今华校的现实是华裔家长将孩子送到华小的首要考量不再是所谓的文化传承，反而是更在意学校的办学成效，学生的身心发展等面向。对于华文与华语的掌握，家长们大多只是认为自己孩子仅需够掌握基本日常使用华文的能力就好，未来在中学、大学阶段还是以英文、马来文的学习与应用为主，更有新世代的华人家庭在孩子三四年级时就办理转校，让孩子提早进入英文受教环境，力求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多种语言，华校即使想要“传”，却也找不到人“承”，加剧了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
今天的外在环境已经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尤其是华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年轻世代对华教的认同感消逝，使得华校文化传承的角色失去了过去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华社与华校管理层需要重新反思华校的存在与意义，并且开拓一个新的路线，才有办法让华文教育面对大时代的丕变中找到新的机会与可能。当传承不再受到新世代的重视时，什么是华文教育的根基需要重新定位，否则华教将只剩下传统，失去未来。
没了考试，焦虑还在
2026/01/17 星洲日报/砂拉越
~作者：詹亨敏
自2021年起，小六评估考试（UPSR）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一年后，中三评估考试（PT3）也随之取消。转眼之间，这两项陪伴多数人成长的考试，已离开校园好几年了。
近日，教育部长法丽娜表示，将重新检讨是否有必要恢复UPSR和PT3。消息一出，舆论立刻涌现。有人抗拒，也有人赞同。
我们几乎都走过同一条路。UPSR、PMR，后来是 PT3；分数、排名，还有不少人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责骂与体罚，构成了童年的一部分。
当我们历经过打骂教育的童年后，我们开始反思。
我们说，不能再打骂孩子了，要让孩子快乐成长。于是，打骂教育被拿走了，考试也被拿走了，爱的教育被反复强调。
只是，走了一段路后，当校园里的暴力事件、性侵案件，甚至弑母杀亲的极端新闻不时浮上台面，我们又再反思，这样的方式，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
没有了UPSR与PT3，分数不再公开，校园表面上安静了一些。但来自大人的比较，并没有因此消失，只是换了方式存在。评量藏进了老师的评语里，也存在于大人私下低声交换的看法中。
对我而言，所谓快乐成长，从来不等于没有指标。
没有成绩，不代表没有衡量；没有考试，也不代表压力真的减轻。当标准变得模糊，孩子反而更容易在不确定中被定义。
教育本该因材施教，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同一套方式，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在完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学会面对世界。
真正该被检讨的，从来不是考试制度下的UPSR或PT3。
更值得被检视的，是我们这一代已经长大的人，是否仍习惯用成绩衡量孩子的一切，把分数当成唯一的语言，而忽略了孩子的品德。
我们常说，新时代的孩子抗压性不强。可这些孩子，正是由现在的我们所培育出来的。当我们一边替他们移走所有重量，一边又在心里默默计算表现与输赢，矛盾其实早已写进教育之中。
曾经的我们，是学生，也是孩子；如今的我们，成了制定规则，评断标准的大人。
也许，比起急著给孩子移走所有压力，我们更该先想一想，自己是否已准备好，用更成熟的方式，陪他们面对成长。
统考不需要被承认
2026/01/16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程盟凯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统考（UEC）要不要被承认，早已沦为大马政坛的一道“周期性发作”的政治考题。每隔几年，它就会被搬上台面，承载著华社的集体焦虑，也被当作检验政府“多元开放”的KPI之一。然而，这道题做了几十年依然无解。我们一直执著于争取一个名分，却忘了审视这个名分背后的代价。
如果我们剥开政治的宏大叙事，直面现实，会发现一个尴尬却清醒的事实，即大多数把孩子送入独中的家长，从报名那一刻起，可能压根就没打算让孩子留在本地国立大学升学。
对这些家庭而言，选择独中是一条通往海外名校或本地私立学院的更优选项。家长们早在孩子13岁时，就通过选择学校投下对国家教育体制的“不信任票”。
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走向全球化竞争，统考是否被承认，其实早已不是这些家庭决策的关键变量。真正让他们投下这张不信任票的，其实是本地大学入学机制长期以来的不公和不确定性。这种深层的信心崩塌，绝非一纸承认就能轻易逆转。
承认的代价，华社的“教育主权”博弈
从行政逻辑看，统考承认课题走到今天，已不是盖个章就能通过的事。我们需要停下脚步，考量更深层的问题：承认，往往意味著收编。
一旦国家承认，就必然涉及等值性的监管。国家肯定会对课程内容、叙事、语言媒介甚至教育方向握有最终裁量权。这并非政治刁难，而是任何主权国家维护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动作。
这正是矛盾核心。独中统考之所以被青睐，恰恰在于它能跳出国家课程框架，保持高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当华社把“国家承认”设为终极目标时，实际上是在亲手把独中的“自主主权”送上谈判桌。 在“被吸纳”与“保自主”之间，这是一个死结，根本不存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点。
承认统考是情绪需求
统考承认在华社内部，更多是一种“情绪价值”（Emotional
Needs）的需求，而非“制度功能”。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被承认等同于“被国家接纳”，是一种二等公民心态下的心理补偿。
这种追求尊严的愿望可以理解，但若回到现实层面，其边际效用极低。试问，即便统考明天就被承认，会有多少统考毕业生放弃新加坡、澳洲的录取通知书，转而报读本地国立大学？会有多少人愿意挤入晋升机制不明朗的公职体系？
让诉求变成箭靶，风口浪尖上的反噬
现实情况很残酷，教育部多年前已开放独中生申请教师学士课程（PISMP），但多年来报读与录取的人数却寥寥无几。这并非独中生能力不足，而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当这一代年轻人的眼界已在硅谷或更开放的国际舞台时，强行要求他们回头去挤那道狭窄的体制大门，本身就是一种错位思考。
这种错位，反而给了极端反对者现成的子弹。政客可以轻易地引用冷冰冰的数据反问：“我们要承认统考了，有人珍惜吗？” 到头来，这个源于尊严的诉求，反而会成为华教被反复羞辱的筹码，最后华文教育是最大的受害者。
改革国立大学入学机制才是正解
其实根本不需要纠结统考承不承认的问题。政策制定者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统考有没有被承认，而是大马国立大学的入学机制。只要国立大学的隐藏固打制、预科班的结构性不公、STPM4.0
拿不到学位、A-不是A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统考承认与否，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统考，应该被政府尊重，但它不一定需要被体制“收编”。比起一句“承认”，这个国家更需要修复的，是一个能让所有肤色的年轻人都能看到公平、看到未来的专业教育制度。
投资教育要前移
2026/01/15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何燕羚
最近，大马交易所在脸书推出一则贴文，主打儿童理财与投资启蒙内容，用卡通角色、游戏和故事，把“存钱、花钱、投资”包装成假期里的亲子学习活动。
这看似一则轻松的假期宣传；其实，它触及了一个长期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课题：投资知识，究竟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马来西亚，谈投资，往往被视为“长大后的事”。许多人第一次接触股票、基金、债券，往往已经踏入职场，甚至是手上有点闲钱、被朋友拉去听讲座，或在牛市时“怕输掉机会”才入场。结果如何？不少人是先交学费，再学投资。
这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少系统性地教孩子什么是金钱的时间价值、风险与回报的关系、长期复利的力量。
建立长期金融直觉
孩子会算数学，却未必懂“存钱”和“投资”之间的差别；会背历史，却不知道资本市场为何存在，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公积金、退休金，最终都和市场表现息息相关。
当大马交易所把“投资素养”向下延伸到儿童层级，其实并不是要孩子炒股，而是在建立一种长期的金融直觉。
钱不是只用来花；风险也不只是带来损失。这类启蒙，若从小开始，意义远超过“会不会投资”。它培养的是判断力，以及对未来负责的能力。
一个从小理解“先储蓄、再消费、最后投资”的孩子，长大后更不容易被“快钱神话”、高回酬承诺，甚至诈骗集团牵着走。
今天的孩子，就是明天的散户、投资者、企业家，甚至政策制定者。一个对市场有基本理解的社会，才可能减少情绪化的追高杀低，建立更稳健、更成熟的投资生态。
投资知识，从小做起，不是要孩子提早进场，而是让他们在未来真正进场时，不再盲目、不再恐慌、不再把市场当成赌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