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的回忆
2026/03/12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副刊
中中华语学习中心是我和中文的最初认知。去年十二月，它迎来了二十五周岁的生日。彩带与气球间，我望着“二十五周年”那几个金色大字，心潮如海。我与这个补习学校的缘分，始于三岁那年。那时，这里还不是汉语补习班，只是一个由几位热爱华文教育的老师创办的歌唱班。还记得在三星饭馆飘来着各种儿童的歌曲，《一闪一闪亮晶晶》、《泥娃娃》等。后来，学校像一株寻找阳光的幼苗，搬了两三次家，最终在Undaan Kulon街扎下了根，也渐渐有了更完整的模样：从歌唱班到识字课，再到系统的华文课程。这迁徙的轨迹，仿佛我幼年成长的隐喻——在不断的寻找与调整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对我而言，中中不止是补习学校，它是我童年记忆的背景板，是我少年梦想的孵化器。老师们不仅教我识字念诗，更在我心里种下了对中国文化浩瀚星空的向往。这份精心的培育，最终开花结果——我幸运地获得了中中的保送机会，远渡重洋，赴中国暨南大学攻读本科与硕士学位。临行前，校长拍着我的肩说：“去吧，去看看课本里长江与长城的模样，然后把更广阔的世界带回来。”这句话，成了我留学岁月里温暖的灯塔。
学成归国，几乎是一种不需犹豫的必然选择。我回到了Undaan Kulon街，回到了中中。然而身份已然转换，我从坐在台下仰望的学生，变成了站在讲台前引领的老师。最初的日子充满奇妙的“错位感”：曾经严肃地为我批改作文的老师，如今成了在办公室共享一杯咖啡、探讨教学方法的同事；曾经奔跑嬉闹的走廊，如今需要我抱着教案沉稳地走过。但那种熟悉到骨子里的亲切与安心，从未改变。同事们待我如归家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而当我看着台下学生们亮晶晶的眼睛时，仿佛也看到了当年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自己。
不知不觉，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已走过五年光阴。这五年，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中中最珍贵的并非它日益完善的硬件或亮眼的升学成绩，而是那份流淌在寻常光景里的、家一般的温度。然而，人生总有新的篇章要开启。今年，我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因家庭规划需要，迁居至另一座城市。这意味着，我不得不与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作一次郑重的告别。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曾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坐了很久，在家发呆，不知如何向校长和同事们开口。这里有我整整二十五年的记忆，从垂髫幼童到为人师长，我的生命轨迹与学校的发展年轮深深交织。离开，像是要从一棵大树上分离出一根已然长成的枝桠。
但我知道，告别并非终结。正如河流告别山涧，是为了奔赴更广阔的海洋。中中给予我的，早已超越了知识与技能。它给了我一个文化上的根，一份职业的使命，一个精神的港湾。那些如家人般的师长同侪，那些如弟妹般的学生，以及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寸温暖光阴，都已熔铸成我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我的行囊里，将永远装着从中中带走的爱与力量。
再见了我的第二个家。谢谢你让我和中文结缘。愿你继续如参天大树，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乃至更久远的岁月里，枝繁叶茂，庇护更多幼小的梦想，启航更多青春的人生。而我，也将带着你赋予的一切，在人生的新阶段，努力书写不负过往的明天。
难忘的中国大学时光
2026/03/12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副刊
~作者：林秋清 老师
大家好，我叫林秋清，我是2024年泗水中中华语学习中心保送生，中国华侨大学华文教育专业毕业的。在中国度过的大学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珍贵、最深刻的一段记忆。那不仅是一段学习知识的岁月，更是一段让我学会成长、理解友情与告别的重要旅程。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那段生活，心中依然充满温暖、感激与淡淡的不舍。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却也感到紧张和不安。陌生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以及全新的生活环境，让我一时难以适应。第一次独自走进校园，拖着行李站在陌生的宿舍楼前，我既兴奋又害怕，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幸运的是，我很快认识了一群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有中国本地的同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伴，我才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也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归属感。
大学的学习生活充实而紧张。课程安排紧凑，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刚开始用中文上课时，我常常听不懂全部内容，只能一边认真记笔记，一边在课后反复复习。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朋友们总是耐心地帮我解释。我们一起在图书馆学习到深夜，为了考试而努力，也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断修改。那段一起奋斗、一起进步的日子，让我们的友情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深。
除了学习，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莫过于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日常时光。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饭，聊课堂上的内容，也分享各自生活中的烦恼与快乐。有时候，只是简单地坐在宿舍里聊天，就能让人感到无比安心。在异国他乡，这样的陪伴显得格外珍贵，朋友们早已不只是同学，而是像家人一样的存在。
在忙碌的学习之余，我们也会利用周末和假期一起旅行，去探索不同的城市和文化。我们去过北京，站在雄伟的长城上，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时间的流逝；去过广州，感受南方城市的热情、活力与多元文化，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也去过天津，漫步在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上，感受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旅途中，我们一起规划行程、一起迷路、一起拍照留念，也一起解决各种突发的问题。虽然过程并不总是完美，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的回忆变得真实而难忘，也让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毕业。校园里开始弥漫着离别的气氛，大家一边为未来感到期待，一边又舍不得即将分开的彼此。拍毕业照的那一天，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告别”的重量。那些曾经每天一起上课、吃饭、旅行的朋友，很快就要走向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毕业并不是简单的结束，而是一种成长的象征。它意味着我们要告别那段单纯而美好的青春，也意味着我们即将独自面对更加真实而复杂的社会。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不舍，却也明白这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一步。
毕业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规律而单纯的校园生活，被忙碌而现实的工作生活所取代。进入社会后，我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每天被工作任务和压力包围。早出晚归成了常态，休息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曾经说走就走的旅行，如今却需要提前很久计划，甚至常常因为工作而取消。朋友们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人留在中国继续读研，有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也有人去了新的城市发展。我们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频繁联系，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并不是感情变淡了，而是现实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忙碌。
有时候，我会翻看以前的照片和聊天记录，回忆起大学时期一起学习、旅行和欢笑的日子。那些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却已经成为回不去的过去。虽然现在很少见面，但那段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早已深深地留在彼此的记忆中。我明白了真正的友情并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消失。它可能不再频繁出现，却会在某个瞬间，给予人温暖和力量。中国的大学生活，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也让我学会了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回首这段在中国度过的大学时光，我的心中充满感激。感激那段青春，感激那些陪我一起成长、一起旅行、一起面对离别的朋友。无论未来的路有多忙、多远，这些回忆都会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陪伴我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让岁月回流
2026/03/15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副刊
~作者： 金梅子（棉兰）
一生投入文坛，认识了不少文友，少年有少年时期的知交，晚年有晚年的组群。但两相对比，我还是更缅怀少年。那时期的小文友相处和洽，坦诚，没有妒恨，没有纠纷。每天临晨等报纸，中午等信件，生活过得多彩多姿，简单朴素，与时下复杂的生活状况是全然不同的。
回想少年时期学习写作，甚堪回味。首先交往的是几位“小作家”文友。这几位“小作家”都很年轻，只因时间多，彼此走得很近。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你今天在写什么东西？”，“我昨天发表过什么作品”；或由编辑先生好心寄来的厚厚“彩礼”（改得满堂红的退稿），都可以拿出来炫耀。这就是我们当年所谓的“谈文论艺”。
我们一群“小作家”经常骑着脚车去走访作家苏文益，樱花恋，陈英（我崇中的班主任刘顺昌恩师），他们都是我们心仪的作家，虽然年纪相差悬殊，却不嫌弃我们。苏文益与樱花恋都居住在勿拉湾海口。经常陪我们乏舟，钓鱼，十分愉悦。
我们当年的“头头”是多产“小作家”卓人。卓人精进好学，白天在中药房工作，夜晚在“育才夜校”补习，是该校杰出的高才生。之后听说他移居耶城从商，发了财，只因当年没有手机联系，音讯一断就是六十多年，也不知是否还在人间，深感怀念。
文剑子是我称兄道弟的挚友，他当年在“苏门答腊民报”当手民，也勤于写作。通过他，我们认识了副刊编辑。老编十分用心，我们投去的习作，他都会仔细修改，写下评语，不合用就退回，或在“不用的稿”栏作个交代。
文剑子后来蒙好友提携，搬到耶城去发展，之后因心脏病猝发逝世，我们都很痛心
还有一位颇为活跃的文友林子坤兄，笔名林牧/野夫。野夫著作颇丰，也是我们活动的龙头，他在大巴杀批发椰油。每星期日都会邀我到外埠去收账。有一回，我忙着搬家，没有跟随，惨烈的祸事竟发生了，他被急奔而来的机车栏腰重撞，当场毙命。我闻讯毛发竖然，惊出一身冷汗。
野夫与文剑子走时都很年轻。那段日子，好友之间充满哀伤。少了他俩，文友们群龙无首，变得孤零寂寞。
回思70年代，苏北古诗高手钟俊仪兄在“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搞了个“青年园地”。我个人认为，这是苏北文坛历来培育后学较为积极的年头，一批“小作家”应运而生，这些文友都很年轻，个个文笔不错。奇怪的是，平日不见经传，也不知是从何冒出来的，且走到今天，也没见几个留居文坛。
“青年园地”在俊仪兄的垦拓下办得有声有色。印象中的写作队伍有：孟迪，子凌，宝田（知名漫画家傅维典），杨楼梦，谢潜芳，沈华英，钟逸，林牧，碧林，谨挥，曼茹，站新，莫涵，艾薇，陈荣，金梅子，金燕子等等，文友众多，未能尽述。有趣的是，当时我与文剑子都加入写作队伍，各以金梅子，金燕子为笔名，只因笔名女性化，许多读者都误认为我俩是“姐妹花”,十分好笑。
这些都是青/少年时期的陈年轶事了，如今回想起来，“往事只能回味”。
回观今日，改革开放，印华文学在经历30多年的重创后已瘫痪不振，早年非常积极的写作队伍病的病，走的走，懒的懒，“存货”已不多。这个烂摊子，已变得面目全非。
我们都老了，不中用了。修复印华文坛的重任，肯定须交托下一代子孙。好在近年来中国奇迹崛起，东风逐渐压倒西风，华文在国际间倍受重视，印尼亦然。期盼这残余的灰烬能再度煽燃，回复它旧有的风光面貌。
救救印华文学，救救文坛，别眼看它衰竭。多希望已“退休”的文坛老将与新秀们都能提起笔来，为苦难年头添砖加瓦，尽些微力，则幸甚。
（2026年2月稿于泗水）
数学水平降 冤了高思维
2026/03/15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杜新宝
2015年起推广“思维教育”，已为教师、家长办50多场工作坊、讲座，《思考、挣扎、蜕变》、《小学标准课程（KSSR）中的思维技能》、《给父母的建议》等书作。
都说华小生的数学顶呱呱，但由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华理会）成立的“提升华小数学水平工委会”（工委会） 对吉隆坡5所华小约400名四年级至六年级（高年级）学生进行数学能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及格率才达到约70%，远低于以往UPSR年代华小数学平均98.5%的及格率。另外，约40%的学生无法完全掌握最基本的加减乘除的技能。
华理会研究了华小数学课本的内容，发现数学课本内容存在几项问题，特别是与国小的数学课本内容比较，华小的数学课本存在内容过于抽像、概念梳理不够明确、以及过于强调高层次思维题目等的问题。（延伸阅读：华小数学水平“断崖式下滑” 华理会成立工委会应对）
怎么说“过于抽像”、“概念不明确”以及“过于强调高层次思维题目”？工委会的这三点发现，需要具体的例子详细说明。对外通常不谈例子，希望在工委会内这是清晰的，不然未来的工作很可能瘙不到华小数学痒处。
我们不妨根据以下数学题，围绕以上三点谈一谈：某人给每户人家各发了5公斤的白米，他给8个家庭发了米，请问他总共发出多少米？（题目一）
某学生写出的答案是5×8=40。但老师批改为错，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8×5=40公斤。 这是发生在新加坡的故事，但适用于讨论我们关注的要点。
一名小学数学老师说“虽然根据乘法交换律，乘数的顺序并不会影响最后的答案，但写出来的算式会告诉我们，这名学生有没有读懂题目的内容。正确的答案应该是8个家庭各获得5公斤白米，因此算式应该是 8×5=40…”
今天的乘法教学要求把乘法运算写成“组别组员”（或“组个”）的形式，在以上例子中，组别是指家庭，组员是指每个家庭被分的白米数量，因此才有8×5的说法。
根据此一规定，若写成5×8，意思则是有5个家庭，每组家庭被分8公斤白米。
两者的计算结果都是40公斤白米，家庭数量以及每户人家所获白米数量却前后有别。
现围绕华理会的评论思考如下：
一、当一个学生事前不知道乘法交换律，但随著解题经验增多，因此时运用 5×8=40解某些题，彼时运用 8×5=40解另一些题，后来发现原来 5×8=8×5，这是小朋友的大发现，思维上是一个飞跃，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归纳，从具体到抽像，把白米、家庭等等的东西统统去掉，剩下a×b=b×a。数学原就是抽像的学科，学数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抽像思维能力，不宜抗拒，更应多多益善，但对于特定年龄层的孩子是不是“过于”抽像，真要坐下来看看工委会的例子，希望工委会具备具体例子具体分析的能力。
二、如果老师先教乘法交换律，但学生因此时运用 5×8=40解某些题，彼时运用 8×5=40解其他题，发现原来用在生活上意思可以大不同，这也算是小朋友的大发现，思维上也是一次飞跃，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绎。
三、从题目一的设题和老师的批改看，显然老师著重要求学生用“组别组员” 的形式进行乘法计算，因此也就著重要求学生有能力判别“组别”和“组员”。从应用角度看，判别“组别”和“组员”是否有必要？我们生活中的经验都是不先判别组别和组员就能得出答案，比如吃了5道菜，每道15令吉，一共就得付75令吉，谁管是“菜”为组别还是“15令吉”为组别。这也就是家长认为题目一中没必要区分5×8和8×5 的原因。
有一种说法是，老师教数学，强调“组别”和“组员”概念，自有学习和学术上的道理。那么，姑且跳出一般家长的水平想想，我们也就必须当心判断“组别”和“组员”，一、不容易，二、可能会因要求具体而牺牲掉灵活度，包括老师的设题； 三、可能会框死学生的思维。
怎么说？拿个例子。如果有老师设这样的题目（题目二）：某人将一包5公斤的白米分发给8个家庭，他共分了5包白米，请问他总共给多少户家庭发出白米？
在这道题里，组别是什么，组员是什么？一时难以判断，不是吗？工委会说的“概念梳理不明确”是否指这一类？如果是，我认同。
当你用“组别”和“组员”这对词，其实就在不自觉中做了一个假设：组员是组别的成员，因此组员应该是在组别“中”。“有三个盘子，每个盘子有两粒苹果”（题目三），苹果（组员）在盘子（组别）中，这很容易了解。但“有8户人家，每户分得5公斤米”（题目一），米（组员）在家（组别）中，是不是离生活用语、理解有点远（无论如何，请注意，这可以是一种正确的高度抽像）？“有5包的米，每包分给8家庭”（参考题目二），家（组员）在米（组别）中，这个不是别扭吗（这自然也可以是一种正确的高度抽像）？。
用“组别”和“组员”概念教导学生乘法，如果题目情境和小朋友的生活经验非常一致（比如题目三，苹果在盘子里），那是好的，尤其是对刚接触乘法的学生，但若只管强调这个方法，变成了一种解乘法题的捷径，出现“学生难以判别哪个是组别哪个是组员，或者即便能判别，却感觉别扭”的情况时，却不去适时教导处理 a×b=c中a和b的单位如何决定了c的单位以及如何从a和b的单位判断哪个是组别哪个是组员，那么方法就会变成是僵硬的，数学就变成是死板的（不管是学生的解题还是老师的设题）以及学习数学就是无趣的。
四、说乘法理应是依据“组别组员”进行，本身也是欠明确的，说是“组别数组员数每组”更好。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学生根据能写成“组员数每组” 的量，就能判定相关物体不构成组别，比如在题目一有“8个家庭每包米”，则米就是组别。二、是“组别数组员数每组”还是“组员数每组组别数”就不再重要，这比根据不关紧要的乘项位置去判定组别要好。
五、人们经常把“高思维“等同于”难“，这是我国推行高思维教育以来就常见的“望文生义”，结果是设了很多的难题目，现在又反过来用“高思维”做为学生学不好数学的原因。高思维真是冤啊！真正的祸首应该是难题目，那些都是不认识高思维的设题者生产出来的。我们应该让老师有空和意愿去学习和认识高思维，将之融入到教学和设题中。有好的课本和教材固然重要，但不可凡有问题出现就向课本和教材开刀。如果老师认识高思维，他们会自行纠正、弥补课本和教材的缺陷。
难到使学生不会作答的题目是难题目，可以简单、权宜地这样说：让学生一时不适应的题目（未必不会作答）是高思维题目。解了一百道类同（有一种说法：这叫操练）题目一的习题的六年级学生，突然面对类同题目二的习题，所需思路有点不同了，需有分数的概念为底子（计算上未必得用），这对他们就是高思维题目。前后两者在解题步骤有明显的长短、难易之分吗？没有。一般人，尤其是“难题目”的出题者，不会认为后者是高思维题目，他们常掉进“不够难、不足以难倒学生”的陷阱。但如果你能看见解题思路，你会认同：对一般爱操练“题目一”类型习题的学生而言，“题目二”类型习题即便不算难，也算是“高”了，因为它给了学生一个不同于一贯数学思维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