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就走上讲台！从师资教材受限到微小危机 瞿美清：须积极参政争取平等权益
2026/10/10 东方日报/霹雳
• 报导：雷茗敦；图：瞿美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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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瞿美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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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美清在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举办的“每月一讲”线上讲座中，以其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区域华文教育研究——以霹雳州实兆远为例》为基础，梳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早期发展至今所经历的种种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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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美清（右）认为华人必须积极参政，通过政治管道争取平等权益。图为瞿美清赠书予阿斯达卡州议员黄天荣（左起）、南华华中前董事长林良平、木威国会议员倪可汉及班台州议员黄渼沄代表张传文市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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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天定华校教师会在霹雳州苏丹皇宫前庆祝教师节时合影。当时在英殖民政府限制华校师资及教材的背景下，华校教师仍坚持办学。（图天定华校教师会40周年纪念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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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殖民时期，报章报导四州府提学司到实兆远视察华校，训令华校不得教授公民常识、地理及高级历史相关课本，反映英殖民时期对华校教材的严厉钳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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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马教师会代表大会于1951年8月24日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反对《巴恩报告书》，凝聚及壮大维护华校力量。此次大会由林连玉领导的吉隆坡教师公会负责筹备。（图林连玉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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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教能否延续，不只取决于外在政策，也取决于华社是否愿意继续投入、改革与传承。图为实兆远1920年的育英华小。 |
（太平10日讯）16岁，对今天的少年而言，或许仍是无忧无虑的求学阶段；但在英殖民时期的马来亚，却已有同龄少年走上讲台，成为教书育人的老师。这段历史，深刻反映了当时华校在师资、教材及办学资源受限下，所面对的艰难处境。
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瞿美清指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先后面对英殖民政府的教育管制、日据时期华校全面停办，以及战后教育政策与华文中学改制等重大考验。即使走到今天，华教仍面对少子化、微型华小及教育选择日益多元等挑战。
她认为，华社不应只是被动等待政策改变，而应主动组织、研讨并推动华文教育发展，同时透过政治管道争取平等公民权益。
瞿美清日前在该会“每月一讲”线上讲座中，以其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区域华文教育研究——以霹雳州实兆远为例》为基础，梳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早期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与种种考验。
瞿美清在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举办的“每月一讲”线上讲座中，以其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区域华文教育研究——以霹雳州实兆远为例》为基础，梳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早期发展至今所经历的种种考验。
瞿美清指出，英国殖民时期的马来亚华文教育大致经历不同发展阶段。1786年至1919年为第一阶段，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由华人社会自行办学，政府既不干预，也不提供津贴及资源。
然而，1920年至1941年，华文教育进入严厉钳制期。因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及国民党思潮等因素影响，殖民政府逐渐担心华校可能成为反殖民思想的传播渠道，教育政策因而转向管制。
1920年，英殖民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在马来亚拥有10名学生的学校必须向政府申请注册，并关闭抗拒注册的学校，逐步加强对教育的管控。
1925年，政府进一步限制教师参与被视为颠覆性的活动，并禁止使用含有反英政府内容的教科书。由于当时不少华校教材来自中国，这项政策也使华校教材逐步本土化。
到了1929年，华校教师必须是在马来半岛出生，否则将不获准注册；1932年，政府只向采用英语或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提供津贴。
瞿美清指出，当时华校主要依靠董事部筹款办学，教师薪金、校舍建设及设备等开支均由华社承担。在政府不提供津贴及资源的情况下，华校本已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当师资来源与课本使用又受到限制，办学更是雪上加霜。
她指出，在相关政策实施后，不少华校因缺乏教师及课本而陷入停办困境。
“限制使用中国输入课本和所有华校教师必须是在马来半岛出生政策突然宣布时，很多华校因没有老师和课本而陷入不得不停办的困境。”
她说，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年轻人不得不提早接受训练，走上讲台。根据当时南洋华侨学校相关报告，最年轻的华校教师仅16、17岁。
这段历史反映出，华文教育并非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成长，而是在师资、教材及经济资源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依靠华社力量维持与发展。
1942年至1945年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摧毁与复办期。
瞿美清指出，1942年日军侵占马来亚后，华校全面停办。日据时期，华校师生及华社面对战乱与“皇民化”政策的压力，大批华校师生也因抗日而牺牲。
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马来亚重回英殖民政府管治，华校才开始在战后逐步复办。
然而，战后华教并未因此恢复平静。
她指出，1946年至1957年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第四阶段，也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战后重建与紧急状态交织，英殖民政府陆续提出多项教育报告书，其中《巴恩报告书》对华校的发展尤其不利，意图以英巫文逐步消灭华校。
面对教育政策带来的压力，华社发起了高度组织化的抵抗，“三大华社支柱”应运而生。1951年，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成立，积极捍卫及争取华文教育权益；华校董事部及华社也持续投入资源，在各地维护及发展华校。
随著马来亚迈向独立，华文教育也进入新的国家教育体系。
到了1962年，华文中学面对改制选择，一部分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一部分则选择维持独立中学体制。这场改制不仅改变华文中学的办学模式，也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她也提及1969年的《阿兹报告书》，指出其中有关废除董事部的建议，是华教发展过程中面对的重大危机之一。
瞿美清指出，从殖民时期的教育管制，到战后及独立前后的教育政策转变，华文教育如今面对的挑战已不完全相同。
她表示，除了面对马来语及英语至上的教育政策环境，华校也面对国际学校及私人学院等不同教育选择，因此必须思考如何提升学生的多语能力与竞争力。
“华校若能把三语教育办得成功，不仅有助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及竞争力，也有机会成为其他源流学校的楷模。”
谈及华小的发展，她以实兆远为例指出，当地目前共有24所华小，超过一半已成为微型华小。
她认为，少子化固然是造成生源减少的因素之一，但华社更应思考如何透过办学模式革新，让微型华小继续生存，而不是任由学校在缺乏生源的情况下逐渐走向消失。
“是否就让微型华小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自然走向灭亡，还是探讨怎样去革新，让微型华小生存下去。”
瞿美清指出，华文教育发展至今，已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从小学到大专院校，都应立下长远目标，提升办学声誉与教育品质，自强不息，不能一味期待外界援助，而应从被动转为主动，思考如何配合国家教育发展方向，朝国际教育中心的目标迈进。
她也强调，语言的发展与延续，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自觉性。华校若能成功推动三语教育，自然有机会成为其他源流学校的楷模，在多元教育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除了办学模式与教育政策，她认为，华文教育能否长远延续，也与新生代对自身语言及文化的认同密切相关。
“若华人学生缺乏对自身历史及文化的认识，对母语教育的热忱也可能逐渐减弱。一旦未来再出现教育政策调整，新生代或许不再认为有必要捍卫华校及华文教育。”
因此，她认为应进一步强化华人学生对自身历史及文化的认识，让维护华文教育不再只是上一代华社的责任，而是下一代也愿意承担的文化使命。
她也提及，近年民间华教团体自发联手规划国民型华文中学行动路线图，涵盖落实改制承诺、增建与发展学校、确保优质教育、系统化师资培训、维护校长委任权、提升学校竞争优势、加强中华文化氛围，以及发展技职教育、升学与出路等方向。
瞿美清强调，华教的长远发展与国家政策及政治决策密不可分，华社除了在教育领域持续努力，也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及公共事务，透过制度与政治管道争取合理、平等的公民权益。
“华人必须积极参政，通过政治管道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益，才是究竟的解决之道。”
她也表示，国家历史及公民教育应更全面呈现不同族群对马来西亚建国及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加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及向心力。
从昔日16岁便挺身走上讲台的少年教师，到今天面对微型华小冲击与多元教育抉择的全新格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走过的百馀年，始终在时代变迁与惊涛骇浪中顽强扎根。
瞿美清总括道，华教能否长足延续，不仅取决于外在政策的演变，更取决于华社自身是否愿意持续投入、勇于革新与薪火传承。从被动守成走向主动突围，或许正是华文教育面向下一个百年的关键。
（东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