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多元教育的新起点
2026/01/06 星洲日报/大都会
~作者：庄舜婷
2026年伊始，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政府将华小的年度拨款从去年的5000万令吉增加至今年的8000万令吉。这是对华小作为跨族群教育平台的认可，体现了政府对多元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与实际支持。
在财政面临挑战的当下，政府仍选择大幅增加华小拨款，无疑是给华社与教育界的一剂强心针。
首相在宣布这项政策时，特别提到了一项关键的事实。华小不仅招收华裔子弟，如今也吸引了大量的友族学生就读。
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即华小已不再单纯是特定族群的堡垒，而是转型为跨族群的国民教育基地。增加拨款，本质上是政府在为全体国民提供更优质、更具竞争力的教育环境。当各族孩子在同一屋檐下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不仅有助于打破隔阂，更能为大马未来的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长期以来，许多半津贴华小面临着硬体设施陈旧、维修资金不足的困境。此次拨款增幅高达60%，将能更有效地解决校舍漏水、白蚁侵蚀及数码化教学设备更新等燃眉之急。
然而，拨款数额的增加只是第一步，如何透明分配及有效率落实才是关键。我们更期待教育部能更明确的说明申请指南，确保这笔款项能够精准、公平地惠及全马各地有需要的华小，杜绝繁文缛节，让资源真正落实到基层的教育现场。
从增加华小拨款到同步提升淡小与宗教学校的资助，反映出政府政治格局的提升，并承认多源流教育
是国家的宝贵资产，而非负担。
拨款的增加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我们希望这不仅是年度预算的数字调整，更是政府长期体制化支持各源流学校的开端。也许有人会说，政府的这项宣布欠缺诚意，但毕竟这已经是相较以往惯例更迈前一大步了。
只有让每所学校都资源充足，我国的孩子才能在多元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中脱颖而出。这不仅是对教育平的追求，更是为国家未来竞争力奠基的关键行动。
被加速的童年
2026/01/05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颜玉君
每逢12月，校园迎来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仪式感满满的小学毕业典礼，标准地配有鲜花、合照、四方帽，庆祝方式几乎与大学毕业无异。家长们为孩子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感到欣慰，也乐于记录这一“重要时刻”。然而，在这些看似温馨的画面背后，却逐渐浮现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童年与成年之间的界线正在被不断压缩，逐渐模糊，没有边界。
不久前，一段小学毕业典礼的视频引起关注。舞台上，六年级学生穿著贴近成人审美的表演服装，随著流行韩语歌曲《A.P.T》载歌载舞，节奏强烈、气氛热烈。孩子们神情自信、动作熟练，毫不怯场。问题在于这首流行歌曲的歌词的主题与意象，充满著成人世界的暧昧关系与夜生活等寓意。当这样的歌曲被堂而皇之地放上小学舞台，是否意味著我们允许成人世界的语言与价值，不经筛选地进入孩童的认知和视野，潜移默化地接收？
从社会学视角看，这并非“时代不同了”那么简单。根据初级社会化理论(Primary
Socialization Theory)，初级社会化发生在婴儿期、童年期直至青少年早期，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主要的身份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通过社会经验建立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孩童的社会化主要由家庭主导，上学后的社会化还包括家庭以外的同伴、教师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化过程本应帮助孩子理解界线、角色与秩序，让他们在清晰的年龄框架中成长。然而，当成人文化被大量引入儿童空间，孩子所内化的，不再是“如何成为一个孩子”，而是“如何提前扮演成人”。
孩童被过早植入成年世界的心理状态，往往并非源于自身经历，而是长期浸润在界线模糊的网络与媒介环境中，在不自觉间吸收了并不属于该年龄阶段的价值判断与情绪表达。这种成人化的痕迹，也频繁出现在孩子的日常语言里。一名小学毕业生展示同学写给他的毕业留言，其中出现了“不内耗”、“松弛感”、“上岸”等词汇，读来令人错愕。回想我们当年的小六毕业册，写的多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学海无涯，唯勤是岸”“劝君珍惜少年”。这些话语或许朴素，但侧重的是孩童往少年成长的喜悦与时间价值。但它们已然在现今社会失去了意义，黯然离场。
社会之所以区分儿童、青少年与成人，并非人为设限，而是一种保护的机制。不同生命阶段对应不同角色与责任，界线的存在，是为了让成长有节奏、有缓冲。当毕业仪式被过度赋予成人寓意象征，当儿童被频繁置于成人情绪与价值框架中，童年作为一个独立阶段的社会意义便逐渐被侵蚀。再从社会学习理论来看，儿童并非被动接受者。他们倾向于模仿被展示、被肯定、被反复强化的例子。
或许，大家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在孩童的成长路上，师长们是否无意中放任了界线？是否把成人化误当成了进步的代名词？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童年不需要被加速，它值得被尊重、珍惜和保护。
教育不止校服
2026/01/05 星洲日报/大霹雳
~作者：陈咏琪
教育部近日提出研究全国统一校服政策，理由包括促进学生团结及减轻家长经济负担。政策尚在讨论阶段，却已引发社会不同声音，也再次凸显一个熟悉现象，在面对复杂教育挑战时，改革往往被视为选择最容易操作的措施。
从行政角度看，统一校服确实是一项相对“干净利落”的措施。它看得见、执行简单，也容易向公众交代。然而，教育改革若仅停留在外在规范，往往难以触及真正影响学生学习与成长核心。
若以减轻家长负担为出发点，现实中更值得检视的，其实是校内长期存在的制服制度。许多学校因学生担任不同职务而设置不同颜色或款式的校服与校裤，学生在求学期间，可能因职衔更换而多次添购制服。这样的制度性开销，并非一次性的政策调整可以解决。
我曾在中二时期担任巡查员，除了保留中一的白衣，还必须额外添购深蓝色裙子；后来加入辅导学会，又需购买紫色裙子，这还不包括参加其他制服团体如少年军团的服装开销。每次向父母开口换校服，总会被提醒活动太多。
若教育部愿意从这一层面着手，例如规定校服款式保持一致，仅以名牌、徽章或领带区分职务，并由校方统一配置，减轻家长负担的效果反而更直接，也更符合教育行政的实际操作。
至于“团结”这一目标，则更难单靠校服达成。马来西亚教育体系本就多元，不同源流学校、宗教学校并存，学生的服装规范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团结若建立在外表一致之上，反而容易忽略差异背后的尊重与理解。
回顾过往，无论是白鞋改黑鞋，还是校服佩戴国旗徽章，相关政策在推行初期声势浩大，随后却逐渐淡出教育现场。这些经验提醒我们，象征性的统一，无法长期取代制度层面的改善。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学习落差持续扩大、校园霸凌事件频发、教师培训与课程改革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校服是否应成为优先改革项目，本身就值得再思考。校服可以整齐，但它无法缩小学业差距，也无法自动营造更安全的校园环境。
教育改革向来不是“看起来做了什么”，而是“实际改变了什么”。若政策讨论始终围绕穿着细节，却回避更艰难的制度议题，最终恐怕只会再次流于形式。
校服可以统一，但教育要进步，仍须回到课堂、制度与公平本身。这些看不见的工程，或许不讨好，却才是决定教育走向的关键。
当校服成为焦点，教育还剩下什么？
2026/01/05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陈珮敏
近来，大马教育部再次因“校服”成为舆论焦点。从黑白校鞋的严格规定，到学生校服上必须佩戴国旗，再到近期讨论统一校服颜色，教育部似乎对学生的“外在一致性”格外执着。政策一项接一项推出，理由往往不外乎纪律、形象与认同感。
当然，这政策最终可能因反弹声浪过于大，让教育部拉了“刹车器”，较后回应“仍在研究阶段”。
无论如何，这政策地建议，再次让我们看见：我国教育部总是把焦点放在鞋子、布料与颜色上。试问：在教育部政策清单里，真正迫切的问题，究竟排在第几位？
黑白校鞋的政策，原意是简朴与公平，但现实却并不如文件所写。不少家长被迫更换仍可穿着的鞋子，只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商家趁势涨价，基层家庭反而承受额外负担。政策或许没有恶意，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细腻理解。
至于佩戴国旗，更是一项象征性极强的措施。爱国教育固然重要，但爱国是否真的可以靠一面缝在胸前的小国旗来完成？若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到的是压力、忽视与不被理解，那么再多的象征，也难以在心中扎根。
如今，校服颜色再度被提出讨论，但校园问题能迎刃而解吗？当校服成为焦点，那教育还剩下什么？
事实上，教育体系真正面对的挑战，早已存在多年。城乡教育资源不均，乡区学校长期面对师资不足；城市学校班级人数过多，教师疲于行政工作；学生心理压力持续累积；而校园辅导资源依然严重不足，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人倾听。
这些问题，并不新，也并不复杂，但需要长期规划、跨部门合作，以及真正倾听前线教师与家长的声音。相比之下，规范校服，显然是最容易执行、最容易被看见、也最不触及结构的改革方式。
问题不在于校服是否该统一，而在于当有限的政策能量被不断投放在表层管理上，深层问题便一再被延后。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往往在缺乏充分对话的情况下推出。教师、家长与学生，多数时候只是“接收指令”的一方，而非参与讨论的伙伴。教育若缺乏沟通，只会制造更多摩擦与不信任。
教育部当然需要管理校园纪律，但纪律从来不是教育的全部。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学会思考、理解差异、建立自信，并在被尊重的环境中成长。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思考：当不断讨论鞋子的颜色、布料的深浅，也许更该停下来问一句：“在这些看得见的整齐背后，孩子是否真的被好好教导、好好照顾？”
若教育政策始终停留在“看起来正确”，却回避“真正困难”的改革，那么被耽误的，不只是制度，而是一整代学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