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教育文凭华文科成绩
2026/04/2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建华
2025年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华文科A+从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三滑落至百分之十五，引起各界的注意，加上教育部副部长表达出对此成绩的担忧，更让关心华文科的有关与无关人士都加入话题的行列，引发热议，仿佛这样的成绩，华人学子的前途将是一片暗淡。
考试成绩所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教育问题。
这一届的学生是取消UPSR和PT3考试的考生，SPM是他们面对的第一个政府公共考试。
有没有教育机构去评估，取消UPSR和PT3考试后的学生的学习状态与成效？到底有何利弊？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意愿有没有变得更积极？学习素质与能力有没有提升？有没有更好的教与学的方式？教材有没有由于取消了以上的考试而有所调整或更新?
我们常常听到，学校的华文老师除了担任老师的角色之外，还要兼任家长或保姆的角色，教书之外还需要做许多教案与文书的工作，也要带队参加校外各种活动和比赛，教学的时间被切割得极其有限，教学品质或也深受影响。老师的付出与牺牲，学校有没有配合？有没有鼓励学习华文？有没有很重视华文科的存在和发展？上课时间的安排是否恰当足够？
若社会只在意分数的话，老师们只要教学生考试作答技巧，或针对考试形式的题目来教学就足够了，但那是学习华文的目的和意义吗?
许多家长会送孩子去补习马来文、英文、数理、历史等科目，很少听说有补习华文，却要求孩子华文拿A+，好像拿A+是理所当然一样，其实就是不重视的心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家长有没有关心孩子的读写能力？有没有督促学习的进程？
从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考试来说，顶尖A+的成绩有百分之十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水平，是可以被接受的。高百分比的A+可能是题目太浅易，导致无法反映该有的学习程度。若是为了高A+比率而降低考试水平，则是本末倒置，失去学习的意义。相对来说，如果要求每一年的百分比都要比往年更好的话，若干年后，不是等于所有的考生都拿
A+？那就皆大欢喜？那么A+的价值在哪里？
倘若A+比比皆是，轻而易举，会不会是过度功利的心态？没有把华文订立在一个高标准上，设立一定高度的门槛，一昧只要求A+，不才是更值得担心的事？
若以这样高A+百分比的成绩上大学，大学的老师们会觉得这是我们华文教育的成功或骄傲吗？或许大学的华文科或中文系老师可以作出评估以及给出答案吧？
考试的成绩是由学生、家长、学校、社会、教学老师、出题老师、批改老师等串联而连贯起来所产生的结果，有其关联性与系统性的相互关系，要重视和关心的是根本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分数或A+的百分比，那才是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教育部副部长对于这次考试成绩的言行，只看到分数而没有看到教育改革的必要和重点，好像给自己浇了一头冷水，也先把我要当老师的热情给打碎一地。副部长是不是应该更客观的看待制度化的问题，更开放的态度去理解分数背后的教育理念与结构性现象，也从教育和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去纠正分数主义的心态。
试问一下，如果今天所有的考生百分之百都拿了A+，到底我们该开心还是更加担心？
成绩背后的误差
2026/04/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李芗宸
最近大马教育文凭（SPM）成绩放榜，我对我的成绩不满意，提交了重改表格。
重改一科是100令吉，我共申请了两科。因为是当天就申请，重改的成绩很快就出了。我的历史重改成功，道德一科的成绩则维持不变。我很高兴，因为身为一个独中生，我还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这对我来说莫大荣幸。但这也侧面反映了大马教育局此政策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为你的错误买单？”
100令吉一科，对有些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不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需要考虑的开销。也就是说，在“追求公平”这件事上，是需要付费的。而如果一个学生没有这笔钱，那他是不是就只能默默接受一个可能不完全准确的结果呢？
教育，本该是最讲求公平与公正的领域。考试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让努力被看见，让能力可以被衡量，而不是让学生还要为制度的疏漏来承担额外的成本。若“重改”是需要付费才能争取的公平时，那它本身就已经是不平等了！
面对这个问题，我提议教育局可以这样改进：
首先，教育局应该设立“免费初次重改”。也就是说，每一位考生都应该享有一次免费复查成绩的机会，至少针对主观性较强的科目，例如历史、道德或作文类科。
其次，政府也可以推行“双重阅卷制度（double
marking）”。对于关键科目或影响重大的试卷，安排两位考官独立评分，若分数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则自动进入第三方审核。这样可以在源头减少错误，而不是事后让学生付费修正。
再来，教育局应提高“评分透明度”。教育局应该要让学生在申请重改时，可以查看评分依据，甚至开放线上系统让考生了解自己在哪些部分失分。这不仅提升公信力，也让学生成长，而不是只拿到一个冷冰冰的分数。
同时，对于重改后确定有误的试卷，应该实行“全额退款”，甚至考虑给予适当补偿。因为这本质上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制度的失误，不应由学生承担成本。
各位要知道，SPM从来不只是一场考试，而是关系到升学、奖学金，甚至未来方向的重要关卡。
也正因如此，每一分都不只是分数，而是机会。如果评分出现误差，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的命运。
所以，当制度存在错误时，就更不应该让学生用金钱
又一颗星陨落了
2026/04/19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副刊
~作者：亮 亮
1963年初，泗水师专开办了，目的是培养师资。校址是原来的泗水华侨师范学校。设文科、数学、理化三个科班，我和几个刚高中毕业的同班报名入数学班。教室用木板屏风相隔，很快认识了来自各个学校的文科班生，吴美圆，王清连，陈秀芸……理化班生何敦明，简云仙，林爱华，廖金莲，黄双蓉……后来成立校友会，称“华师校友会”（就是原华侨师范，师专，华师普通班三合一）
整整两年，我们不单学更高深的书本知识，还学教育学：品德、人格教育，时政新闻教育，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教育……毕业后，大家奔赴岗位，敦明去了峇厘岛；这以后，不少他的学生去华师普通班升学。
学校被封后，大家为谋生各奔东西，我也离家打工。有一次老板让我去泗水办货，在办公室订货时，看到何敦明似乎当了主管……以后得知他带领的泗水武术队去各地比赛时都获佳绩。
印尼改革开放后，华文复苏，2000年10月张明开老师，符福金老师及其他华师同学创办了《千岛日报》，一年后成立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构及东区文友协会，三驾并骑，为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二十多年来他当总编。
有一次文友聚会，他走过来，关心东鹿、我的老伴，感恩。疫情过后，文友同去Kebun
pak Budi,游园时，敦明夫妇叮嘱我“看好你的老伴，搀扶他”。在车上，敦明夫妇的座位靠近白衣人，相互说笑，还唱歌，非常和谐……
不久，他的爱人因病离世，他也不上班了。我最后听到他说：“培养接班人好难啊！”
廖永德刚走，今何敦明亦往生净土，我脑海里总浮现他们的身影，感到很悲哀。愿逝者安息，家属节哀。
从我国苛刻的师资培训方式谈起
2026/04/18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李国辉
无论任何培训课程或课外活动，李国辉
|目的就是让学员们增进课外知识、培育学员的实践能力与互助的团结精神等，尤其是师资培训课程，是为国家培养国家栋梁的灵魂工程师，这显现了培训我国师资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因此，如今师资学院的学员该学习培训的，主要应是老师一旦面对一些情绪崩溃学习缓慢的学生，学员们具备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Triage）能力，在教室内有学生突发事件，也具有降温与危机管理（De-escalation
Skill）能力，当面对一些蛮不讲理的家长时，有冷静依法理据争的底气等，尤其在今日AI普及时代，学员须有引导学生辨别假新闻分析逻辑谬误的批判性思维，以协助学生避免受到欺骗或霸凌。
然而，最近发生两名来自砂拉越的玻璃市师范学院准老师在海滨溺毙事件，此悲剧的发生，引起了众多现任及退休老师纷份在社媒上吐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例如强制接受军训课程、被丢进深山野岭作夜间跋涉、被逼攀高难度的悬崖、下海划皮艇等等，让学员们心惊胆跳的“必修课程”，若不接受此类苛刻的培训，就没有“学分”，也就毕不了业。
更令人纳闷的，一些教育官员竟告诉学员们，此类活动是为了让未来的灵魂工程师，日后被派往较偏远乡区小镇学校时，能适应当地陌生的环境，尤其需每天划船上班经过的水路及基建不足，甚至没有道路桥梁及自来水与电流设施等地区，然而，这种种不完善的体制问题、人为的匮乏，难道这不是有关教育部门的失职？前线教师有必要以适应方式来承担后果？
其实当局应强化课外活动的审批与监管机制，引入独立的专业风险评估制度，将安全培训列为高风险活动的必要前置条件。
因此，教师的专业培训，应以系统化、正规化的常态课程为基础，并在具备专业人员督导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课外或体验式活动，而非让培训演变为恐惧与压力之中，甚至形成对决策权威的过度盲目服从，而且诸如此类经过极端方式培训出来的老师，内心或许会失衡，日后又如何能好好教导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及高尚品德与坚强意志的新生一代？
如今的老师也的确不易当，除了正常的“教书”及“教人”以外，类似书记没完没了的“书写工作”，导致许多尽责的老师面对种种压力，而申请提早退休或另谋高就。
尤其近年AI发展迅速，未来许多工作或许会被AI所取代，因此在此大时代变局下，当局还在培训师资方面闹出了人命，令人感到遗憾，相较之下，更应反思当前国家教育体系的整体方向与改革步伐，以带领新生一代迈步向前，而不落于AI之后。
当许多国家在积极调整教育课程，以发展学生语言、数学和阅读等技能的同时，也按步就班培养教师掌握AI时代重要的软实力，例如创造力、同理心、思考判断和提问能力等，但我们还在培训老师在烂泥堆里摸爬滚打、在荒野树林奔走、在海中划船等，在心中产生恐惧感的训练胆量方式，制造恐惧慌与惊吓，这已践踏了为人师表的尊严。
其实我们极需培训的老师，是懂得心理学、懂得教育法规、懂得点亮孩子人生的专业教育工作者，而不再是僵化的教育官僚模式，吓退许多有志要当老师的年轻人，尤其当AI教育已晋升为中美强国的国家战略，我国还在十年大蓝图中隐晦提及十年来才要在学校教育中加强AI，却又还未有实际的部署策略与行动。
倘若我国的学校教育再不加快脚步迎头赶上，人民会担忧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AI文盲”，而被他国远远抛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