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8 中国报/国内
（吉隆坡28日讯）马来西亚华校生协会认为，独中统考的承认问题，必须放在公平、多元与教育专业的框架下审慎看待，绝不能为了形式上的“被承认”，而牺牲统考长年累积、获得国际大学广泛认可的世界级品质。
该协会会长陈纹达指出，若所谓的“承认”未为统考生带来具体的升学与就业出路，而只是停留在象征性层面，这样的结果，充其量只是情感上的胜利，却难言是对华教长远发展的真正保障。
他发文告指出，既然政府已接纳统考文凭作为申请师训课程的资格之一，该会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接纳统考毕业生申请其他政府公职，而不是选择性承认。
他说，争取承认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必须避免因急于求成，而接受任何可能削弱统考国际承认度、或损害其学术标准与完整性的条件。
他强调，社会大众须知道，统考文凭加上大马教育文凭国文优等及历史及格可申请进政府大学，并不等同统考文凭已受政府承认，而是受认同罢了。
（中国报）
2026/01/28 星洲日报/社论
政府是否承认统考文凭一事？在教育部与董教总斡旋下，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统考文凭+2（SPM考试的马来文与历史）”可申请大学与承认统考是两回事，但至少为独中生提供一条就读本地公立大学的管道。
董总主席陈友信指出，董教总与其他学校代表周一与教育部长法丽娜会晤，但没谈及承认统考课题。
他说，会议重点在于确保独中生可凭统考成绩，加上报考SPM国文与历史两科，就具备申请进入政府大学的资格。
我们暂时不要纠结于今天距离承认统考文凭还剩几里路？至少“统考+2”的安排对独中教育而言算是迈了一大步，因为华人社会等了很久。
在此之前，小学毕业后，但凡选择就读独中者就几乎断了将来进入公立大学的路。但我们钦佩每年仍有20%华裔子弟选择独中，这不只是对中文教育的热爱，更是对独中办学品质有信心。但同样的，关心华教人士并不能接受华校生不能升大学的不公平制度，所以才会前仆后继的争取。
“统考+2”的安排对独中教育而言算是迈了一大步，因为华人社会等了很久。
“统考+2”：大学学额不增，竞逐只会转移
今天，“统考+2”具备申请大马公立大学资格，象征国家教育体系对多元升学路径的放宽，也回应了独中生争取公平升学机会的诉求。从政策层面看，这道门已被打开；但从制度现实来看，门后的空间是否足够容纳更多学生？有待审慎检视。
如果公立大学的整体学额未相应增加，那么这项“突破”很可能只是将原有入学名额的竞逐关系重新洗牌，而非真正扩容。这不是教育公平的提升，而是另一场“僧多粥少”的资源竞争。竞争之间的对象转变为STPM生与统考生之间的拉锯，是华裔学子之间的血战。
这个问题，理应在政策落地前被充分讨论，而非等到冲突浮现后才仓促补救。
让“统考+2”具备申请资格，本质上解决的是“能不能进场”的问题；但教育公平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被公平录取”。如果学额总量不变，那么任何新增的资格群体，都必然会压缩既有考生的录取空间。
“统考vs STPM”的叙事陷阱
STPM长期被视为大马最具学术强度的考试体系之一，其考生承受的学习压力与淘汰率，远高于其他升学管道。若在学额不增的情况下，STPM生必须与新增的统考生共同竞逐有限名额，势必引发另一层不满，甚至沦为“政策偏向”或“资源再分配的不公”。
这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而是制度设计的责任。教育政策若只处理象征性门槛，却回避结构性容量问题，最终只会制造新的矛盾。
所以教育主管机关应有清楚的政策说明与公共沟通，否则社会舆论很容易产生“统考生与STPM生之争”的对立。这种现象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模糊问题的核心：不是哪一类学生不该被承认，而是国家是否愿意为多元升学路径配置相应的公共资源。
事实上，统考与STPM并非同质体系。前者建立在独中完整、自主的课程架构之上，后者则是国家考试体系内高度标准化的学术评估。两者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历史脉络。将问题简化为“谁抢了谁的位子”，只是导致制度设计者退居幕后，让学生承担政策不完整的后果。
肯定独中教学自主权：真正的制度资产
在讨论承认统考之前，必须先正视一个事实：独中长期维持的教学自主权，本身就是大马教育体系中极为珍贵的教育资产。
在课程设计、师资培育与学术文化上，独中并非“体制外的例外”，而是一套自我运作、持续演进的教育系统。其学术成果，早已透过学生在海外大学的优异表现获得国际认证。这种自主性，让独中能快速回应时代变化，而不受过度行政化的限制。
因此，对独中教育的肯定，不应只停留在“给不给进公立大学”的层次，而应视其为多元教育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何“统考+2”被视为突破，政府至少在政策语言上，承认这套体系的存在与价值。
至于“是否全面承认统考文凭”，这无疑是更复杂、也更具政治敏感度的议题。它涉及国家教育标准、语言政策、以及族群情绪的多重交织，绝非简单的“是”或“否”。承认统考，不是一蹴可几，但也不能无限延后。
承认与否应被搬上内阁议程，问题不能永远被搁置。若政府已承认统考成绩可作为申请公立大学的部分条件，那么下一步理应是：如何建立透明、可比较、可监督的学术对接机制，而非让统考长期处于“半承认、半例外”的模糊地带。
教育政策最忌讳的，不是改变，而是只改一半。若我们真心希望减少升学焦虑、避免族群与考制之间的对立，那么现在，正是事先深入讨论、完整规划的关键时刻。
2026/01/27 柬埔寨《柬华日报》副刊
~作者：【三角路市公立振民学校】 耿世锋
近日，“七彩云南·中华文化大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我校在此次跨文化赛事中收获颇丰：1名学生荣获二等奖，4名学生荣获三等奖，获颁5个优秀指导教师奖。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既是我校深耕华文教育的成果彰显，更是中柬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背后凝聚着各级领导的悉心关怀，学校管理层的科学引领，志愿者教师、本地教师的深耕不辍，以及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的赤诚热爱与不懈求索。
大赛的号角自中国跨越国界传到柬埔寨我校时，便得到柬华理事总会各位领导的高度关注与支持，领导提供并介绍参赛方式及注意事项，关注学校赛事筹备进展，为我校参赛工作指明方向、提供保障。学校领导更是将此次大赛视为华文教育成果检验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契机，许桂玉校长第一时间牵头成立赛事筹备小组，统筹部署各项工作。许校长提出“将比赛要求与日常教学目标相结合、文化主题与学生生活经验相结合、个人创作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三个结合”原则，要求教师以赛事为抓手，让华文写作教学既扎根语言基础，又绽放文化魅力。在学校领导的指引下，一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华文教学实践，在校园里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
志愿者教师是此次参赛征程中最坚实的基石，志愿者教师以匠心筹备赛事，将教学创新与精准辅导融入每一个环节。为让大赛主题“华文学校或华文教师”与教学深度融合，志愿者教师迅速开展教研活动，重构写作课程体系：在常规写作课中增设“华教故事”专题模块，引导学生观察华文教师的日常教学、校园里的文化活动；结合修辞手法与写作技巧教学，剖析优秀范文中情感表达与文化内涵的融合之道；利用课后时间开展“一对一”赛前辅导，通过“主题头脑风暴—结构搭建—细节打磨”三步法，帮助学生拓宽写作思路。不仅如此，志愿者教师还整合现有资料与互联网资源，搭建起涵盖中华民族文化、海外华教发展、传统节日习俗与当代华教创新实践的素材库，让学生的文字不仅有语言的骨架，更有文化的血肉。长期以来，学校志愿者教师始终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理念，在日常教学中有意培养学生的参赛意识与坚韧品格，让每一次写作练习都成为文化感知与表达能力的锤炼，这份坚守与付出，终于在此次大赛中结出硕果。
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个人的勤奋上进，是此次赛事获奖的核心动力。为选拔出最能展现我校风貌的参赛选手，志愿者教师组织了为期两周的校内选拔，以“内容真实性、情感感染力、文化契合度”为标准，鼓励学生从亲身经历出发书写华教故事。夜幕下的夜学班，学生们伏案写作，将对华文教师的感激、对华文学习的感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凝于笔端。有学生在作品中写道：“汉字的横竖撇捺里藏着中国人的精神，当我用华文写下第一个‘你好’时，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千年文明的大门。”这份真挚的情感，让文字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最终脱颖而出的20余名参赛学生，带着柬埔寨华文学习者的热忱奔赴赛场，其中5名学生凭借扎实的写作功底与深刻的文化感悟力斩获奖项，他们的文字，成为柬埔寨青年与中华文化对话的桥梁。
学校华文教学始终秉持“三维一体”理念：以语言知识为基石，以文化传承为灵魂，以实践应用为路径。日常教学中，志愿者教师通过“汉字溯源”活动让学生解锁字形中的文化密码，借助《说话》《华文》教材引导学生感受汉语韵律之美，组织“中柬文化对比”写作练习促进跨文化理解。这种将中华文化与学生生活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筑牢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此次大赛的获奖，既是对我校华文教学成果的肯定，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海外华文教育不仅是语言的传授，更是文明的传承。
面向未来，学校将以此次大赛为新起点，持续推进“赛事+教学”融合模式，增设中华文化特色课程模块，鼓励学生参与多元写作赛事，让华文写作成为学生展现自我、传播文化的舞台。同时，学校将继续以节日为导线、以多媒体为媒介、以志愿者教师为指引，让中华文化真正成为连接中柬两国友谊的纽带，让华文写作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让中柬文明的对话通过笔尖永续流淌。当柬埔寨的阳光洒在华文课本上，当学生们的笔尖流淌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们坚信，华文教育的种子终将在中柬大地开出更绚烂的文明之花，为中柬友谊的长河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2026/01/2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锦松
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简称统考）这个课题，从来不是“会不会被提起”的问题，而是何时再次被搬上政治舞台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在选举前后反复被召唤，成为各方角力的工具，却始终未能获得制度性的解决。
2022年全国大选前，多位希盟政治领袖高调承诺承认统考，相关论述声势浩大；然而大选过后，议题却迅速降温，承诺亦随之模糊，只留下“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的现实写照。直到近期沙巴州选举，作为希盟成员党的行动党遭遇严重挫败，政治现实才再次提醒执政者：选民对承诺的记忆，并不会随著选举结束而消失。
统考发展至今，已不再是“是否应该讨论”的问题，而是为何在讨论了数十年后，依然无法走出政治循环、回归制度理性。若持续脱离学术与教育本质，而任由政治考量主导，这项议题恐怕仍将停留在原地，难有实质突破。
统考承认之所以长期拉锯，关键在于它自始即被置入族群、语言与文化的政治框架之中。在部分马来中心主义论述下，统考不仅被视为一项考试制度，更被解读为挑战国家单一教育叙事的存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另立考试，却期望获得官方承认，因此被视为潜在的制度风险。
巫青团长阿克玛公开反对统考的立场，正反映了这一思维逻辑。他强调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原则——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统一课程纲要、参与全国统一考试；统考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问题遂被简化为“既然制度不同，何以要求承认”。
然而，这样的论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脉络。统考并非主动脱离国家教育体系，而是在1960年代教育政策调整后，被排除于国家考试制度之外的华文中学，为解决学生升学断层而被迫建立的替代机制。1975年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创设统考，其初衷在于保障学生出路，而非对抗国家体制。
尽管统考被定位为校内考试而非公共考试，无法直接要求国家承认，但在实践层面，其学术水准与制度稳定性，已获得众多国内外大学长期认可，成为事实上的升学凭证。这一现实，构成了制度与政治之间的明显落差。
今日的独中毕业生，在升学选择上已不若过去受限；真正仍坚持统考承认诉求的，是华社对制度公平、尊严与历史正义的期待。然而，在现实政治操作中，这份诉求屡屡被简化为选举动员的口号，反而削弱了其原本的制度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马华长期未能在统考承认上推动实质进展，却在选举期间频繁被推至前线，成为行动党政治攻防中最直接的对照对象。曾被形容为“最后一里路”的统考承认，如今更像一段不断被延后的政治修辞。
当前真正承受政治压力的，是执政的希盟。上届大选中，华裔选民对行动党的高度支持，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政治信任。若统考问题持续以技术性、模糊化方式处理，所流失的将不仅是政策信誉，更可能是长期累积的政治信任。
制度性解决方案
近期，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提出，只要在大马教育文凭（SPM）马来文考获优等、历史科及格，即可有条件申请进入国立大学。此举或可视为政策上的一项松动，但在名额分配、竞争机制及实施细节未明之前，尚难视为统考承认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事实上，报读我国公立大学升学管道，主要通过Matrikulasi（大学预科班）、STPM（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Asasi（国立大学基础课程）三种途径。不同考试进入同一竞争跑道，角逐有限的名额。当不同考试被推入同一条竞争跑道，争夺有限资源，统考究竟是“被吸纳”，还是“被消化”，是否真正具备制度上的实质优势。
当我们欢呼统考“够资格”进入公立大学时，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却被刻意忽略——公立大学的入学制度，本身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学术难度”之上，而是建立在“政策设计”之上。统考成绩在这个平台上最终将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否具备实质优势，得到公平竞技的平台，值得全体华社持续关注与理性审视。
走完了一里路，还有摆在面前的、最难的一道“门”如何开启，才是关键。统考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只是考试本身，而是国家是否有能力正视教育多元的历史现实，并在制度层面兑现长期以来的政治承诺。
2026/01/27 星洲日报/砂拉越
~作者：黄敬明
我国教育问题到底要何年何月才有完善的全民教育体系和制度？朝夕令改的教育制度，不仅搞到人民满头雾水，也导致国家教育水平下滑，教育素质一代不如一代。
换一届教育部长，换一套教育政策；再换一个教育部长，又再制定另一套新教育方针。国家教育机构是培养国家人才及栋樑重要机构，难道就这样任由部长定夺?是否该由教育领域专员来策划、制定和管理?
教育政策是国家及政府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和措施，涵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阶段，旨在提升教育素质，培养人才及各个领域技术专才。
日前公布的《2026-2035年国家教育大蓝图》把入学年龄调到六岁报读一年级，不禁令人质疑孩子学习吸收能力是否到位，更何况每个孩子学习情况因人而异。别说六岁，当今不少七岁读一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与态度都让老师头疼。
看著六岁孩子在课室里吸食奶瓶，还有举手向老师报告“大号”在裤子里的情况，顿时让老师崩溃的画面，虽然有点夸张和滑稽，但也确实反映出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七岁入读一年级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少家长就把四岁孩子送到幼儿园学习，五岁及六岁上学前教育班，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如今把入学年级调到六岁读一年级，是否该真正停下来认真思考，六岁，真的准备好了吗？真的合适吗?
不可否认，部分孩子在六岁时已具备良好语言能力、专注力与学习能力，能顺利适应小学课程。但是教育不应只为这些学习能力良好的孩子来设计，而是要照顾所有孩子的成长节奏。现实中，六岁孩子在生理、心理与情绪发展上存在极大差异，过早进入以考试、作业与成绩为导向的小学体系，对某些孩子而言，并非启蒙，而是压力的开始。
不少教育工作者的朋友认为，六岁孩子仍处高度需要从游戏中学习的阶段。他们透过游戏、探索与互动来理解世界，而非长时间端坐、抄写与背诵。若学习方式未能配合孩子的发展特性，容易导致学习焦虑、自信受挫，甚至对学校产生抗拒。
当社会许多家长都在过度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家长的焦虑便转化为孩子的负担。补习、提前学习、比较成绩，让原本应该快乐成长的童年，被无形地压缩。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只是六岁能不能读一年级，而是是否能为六岁孩子打造一个真正适合他们的学习环境？
六岁孩童不应该承受学习压力，比较适合于游戏式的学习、重视情绪教育与生活自理能力的教育。入学年龄提高，可能成为孩子难以承受的学习重担。
教育目的从来不是催促孩子长大，而是陪伴他们走在适合自己的成长步伐上。孩子的学习起跑线，不该是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线。孩子的童年，应该是快乐学习的。
2026/01/26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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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体验区师生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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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纸区部分学生作品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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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吉祥结区师生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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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后合影留念 |
2026年1月23日，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与培民学校携手成功举办了一场以“笔墨传情•巧手连心”为主题的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培民学校（玛琅校区）主办，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通力协作，共吸引了来自培民学校玛琅校区、雅加达西校区及北校区三地的45名初、高中学生踊跃参与。
本次活动是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与培民学校文化合作的重要环节。双方秉持“以文化人、以艺通心”的理念，旨在超越课堂语言教学，通过可触、可感、可实践的艺术形式，让培民学校的学生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的深邃魅力与独特美感，从而增进跨文化认知与情感联结。
活动分为三个文化体验区，分别为：书法、剪纸及编织中国结。各文化体验区现场布置得典雅而富有感染力。在书法体验区，长案铺陈，笔墨纸砚井然。孔子学院张悦、蔺映真老师以马年的文化寓意引入，生动讲解了“马”字的字形演变与书写技巧。学生们兴致盎然，从最初执笔的生涩，到逐渐掌握运笔要领，能写出端正的“马”字。部分学生还在“马”字旁配上简笔画，让笔墨与图像相映成趣。在提按转折之间，学生们不仅体验了书法的笔墨韵律，也能感受到汉字背后蕴藏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趣。许多学生表示，落笔时仿佛赋予了“马”字生机，让“马”在纸上跃动起来。
剪纸区域则洋溢着红火与精巧的创作热情。在孔院韩蓥、王绮雯老师的逐步指导下，学生们从折叠烫金红纸、描绘图样开始，运用剪刀细心剪刻。不一会儿，各式富有春节气息的“绽放”的窗花图案、“春”字与灯笼便在一双双巧手中诞生。烫金的红色纸屑如同喜悦的音符，记录着每一次成功的尝试。学生们惊叹于一张普通的烫金红纸竟能幻化出无限精彩，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满意之情。
中国结编织区似乎更考验学生的耐心与专注。色彩缤纷的丝线在孔院孙思雨、张玉洁、杨彩老师的指尖灵活穿梭，编织出寓意幸运、吉祥的吉祥结。学生们认真观摩学习，从基础编法入手，互相请教，反复尝试。从丝线到成结，当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吉祥结在手中诞生时，学生的笑容与自豪也随之绽放。老师们适时讲解中国结“绳结相连、绵长不断”的文化寓意，将其引申为友谊的纽带与文化的桥梁，形象地传递了和谐、合作、心心相印的理念。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培民学校的中文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与孔子学院老师密切配合，共同指导学生。不同校区、不同年级的学生们在此过程中相互交流技巧、展示作品，建立了跨年级、跨校区的友谊。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体验，更成为了一个促进校内社区互动、携手探索多元文化的平台。
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龚敏在活动后指出：“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很高兴与培民学校携手，以生动形式向培民的学生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孩子们眼中的光芒与手中的作品，让我们相信每一次这样的互动，都是在两国未来友好关系的土壤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期待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合作机会。”培民学校柳淼老师也在活动后说道：“这样的合作活动极具价值。它让我们的学生在动手创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精华。孔子学院老师们的专业与热情及两国教师为此次活动付出的共同努力，本身就是一次精彩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的示范。”
本次活动是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推动校际合作与文化共享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不仅丰富了培民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拓展了学生的国际文化视野，也为进一步巩固双方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6/01/26 柬埔寨《柬中时报》华社
记者: 客属会馆供稿
宴会伊始，客属会馆罗世兴会长率先致辞。他代表会馆向各位援柬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高度肯定了老师们为柬埔寨华文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罗世兴会长表示，各位老师不远万里从中国奔赴柬埔寨，背井离乡扎根海外华校，以专业的教学素养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推动学校办学质量、教学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得知部分老师将返乡与家人共度新春，他嘱托老师们代为转达会馆对其家人的新春祝福，祝阖家美满、新春愉快；同时祝愿留守柬埔寨的老师，在异国他乡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温暖充实的新年。
随后，崇正学校高文胜校长致辞。他细数各位援教老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点滴付出，直言在老师们的精心耕耘与积极参与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尤其在作文大赛专项培训中，老师们悉心指导、倾力授课，带领学生斩获佳绩，为学校赢得了荣誉。高校长向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再次表达感谢，并为全体老师送上新春期许，愿老师们诸事顺遂、桃李芬芳。
各位援柬老师也纷纷发言致谢，对客属会馆和崇正学校一直以来的关怀与照顾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老师们表示，自来到柬埔寨开展教学工作以来，会馆和学校在工作上给予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更是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刻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得以舒心工作、开心生活。这份暖心的关照，也成为他们深耕华文教育、用心教学的坚实动力。
席间暖意融融，宾主尽欢。精致佳肴次第上桌，众人觥筹交错、亲切交流，彼此互道新春祝福，分享教学心得与生活点滴，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其乐融融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推杯换盏间，不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凝聚起携手推动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的侨教力量。
此次迎新春慰问宴会，既让援柬老师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柬华社团的浓浓温情与新春的喜庆氛围，更彰显了柬埔寨客属会馆与崇正学校对华文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援教教师的真切关怀。浓浓侨情暖人心，殷殷期许促前行，相信在柬华各界与援教老师的携手努力下，柬埔寨华文教育事业必将步履铿锵、再谱新篇，中柬文化交流之花也将绽放得更加绚烂。
（客属会馆 供稿）
2026/01/27 星洲日报/大霹雳
报道/摄影：张再成
吴家良（前右七）移交独中教职员感恩回馈金给校方，前左起是胡永铭、吴亚烈、拿督蔡金徕；前右起是苏维廉、王明川、刘瑞芬、林勃松、许领贤、吴志杰。 
统考成绩优秀生，接领奖励金后与师长、嘉宾合影。 
全体初中一新生与师长、董事及嘉宾大合影。 
吴家良（右一）颁发奖励金给优秀生。左一及右二为蔡金徕、吴亚烈。
（安顺27日讯）安顺三民独中迎来141名新生，其中115名为初中一新生，26名插班生，全校学生总人数，从2025年的960人，下降到今年的861人。
与此同时，该校共有118名教职员，他们今天也获得霹雳州行政议员吴家良颁发独中教职员感恩回馈金，每人各获得600令吉。
吴亚烈：每年面对经费不足
该校董事长吴亚烈在该校开学典礼上致词说，随着百物涨价，教职员薪金调整，学校每年仍面对100多万令吉的经费不足。
“政府拨款与以地养校的租金，仍不足以平衡整体开支，特别是在硬体设备的发展上，更需要社会人士的支持。”
新教学楼建设仍不敷约7万
他说，2025年该校完成新教学楼建设，总开销超过三百多万令吉，目前仍欠缺桌椅等教学设备，约7万多令吉，希望获得国州议员的协助。
“联邦政府与霹雳州政府，连续多年特别拨款，独中获得很大的帮助。霹雳州政府也已连续3年拨出独中教职员感恩回馈金，协助独中教职员。
吴家良：年度拨款感恩金惠及华社
吴家良受邀致词说，在团结政府执政后，华文独中每年都获得拨款，而独中教职员也获得感恩回馈金，这是过去政府无法做到的。
“团结政府每年在农历新年就下放独中拨款，今天有118名三民独中教职员，各获600令吉感恩回馈金。”
“多天前，安顺330名华裔中学生及大专生，各获得1200令吉及2000令吉的助学金。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团结政府执政后，行动党争取到的成果。”
他说，行动党在大选时，受到华裔人民的委托，需确保所做的努力及拨款，能惠及华社。
吴家良也吁请即将达18岁的中学生了解政治，因为一旦大选到来，他们需选出能为人民服务，同时能惠及华社的代议士。
胡永铭：人口结构改变影响学生源
三民独中校长胡永铭致词说，该校今年有115名初中一新生，26名插班生，全校学生总人数862人，比去年少了99人。
“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改变，独中学生人数普遍地下跌；雪隆独中扩大招生，原本在三民独中求学的雪隆学生，也回到吉隆坡受教育。”
胡永铭说，该校需应对独中学生人数下跌趋势，采取行动包括坚持办学以学生为本、教师关怀学生及其成绩、陪伴学生走过重要的中学叛逆时期、提供合理及可负担的学费。
“我们看到学生们的统考及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有显著的进步，这是全体师生努力的成果。”
大会也颁发高初中统考成绩优异奖励金，给该校优秀学生。
（星洲日报）
2026/01/27 星洲日报/中砂
中正小学17名一年级新生开启小学学习生涯。站者为校长郭可枫。 
中正小学特殊班学生有10名学生，校方欢迎家长将特殊儿童送到中正学习。 
中正小学位于丹绒公集，软硬体设施完善，环境优美。
（诗巫27日讯）中正小学2026新学年迎来17名小一新生，包括6名华裔生及11名非华裔学生。校长郭可枫指出，该校设有一至六年级正规班、学前教育班及特殊班，全校共有127名学生，分别是一年级17人、二年级8人、三年级15人、四年级14人、五年级22人、六年级21人，另加学前教育班20人及特殊班10人。各年级仅设一班。
中正小学位于丹绒公集，软硬体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校方期望更多家长选择将子女送入中正小学就读。
学生人数呈减少趋势
郭可枫希望能招收多些学生，增加学生人数以维持班级数量。目前学生人数呈减少趋势，尤其是特殊班。若特殊班学生继续减少，可能面临停班。停班容易复班难，一旦停办，教师与助理将被调离，日后复班将十分困难。
此外，郭可枫透露，该校接获教育部通知，中正小学的学校等级已从SKM（Sekolah Kurang Murid）A级调降为C级。一般而言，该等级是依据学生人数划分。以往超过150名学生列为SKM A级，如今则直接分为A、B、C、D级，不再有SKM。据了解，此为全国性调整，许多学校皆从A级降至B级或C级。
他担忧学校降级将影响教师人数。教师被调派将对学校运作造成冲击，包括加重其他教师负担与压力，被调派教师亦对前程感到忧虑。
郭可枫指出，目前中正小学共有21名教职员，包括校长、正规班17名教师、特殊班3名教师及学前教育班1名教师。
郭可枫：逐步推进数字转型 盼入选精明课室计划
中正小学正从传统教学逐步迈向数字教学时代，持续增加校内数字教学设备。
校长郭可枫指出，学校正依据教育部要求推进数字转型，此过程漫长且资源投入大，校方将稳步推进。
他说，在教育部安排下，该校网络系统将于今年升级，届时全校网络效能将显著提升，为教师办公与教学带来更大便利。若每间教室配备智能电视机，将进一步强化教学。
郭可枫指出，中正小学希望今年能被纳入“精明课室”计划，去年诗巫有4所华小获选并完成设备升级。若入选，每间教室将安装精明课室设备，结合网络升级，教学数字化进程将大幅推进。
他补充，去年底校方已向相关单位申请智能白板（内置电脑），以优化行政事务处理。目前，校内大礼堂已安装大型LED屏幕，此设备由诗巫区国会议员林财耀赞助。
此外，郭可枫透露，除了软体建设外，为配合今年10月中正中小学110周年纪念，校方亦计划对部分硬件设施进行翻新。
（星洲日报）
2026/01/27 星洲日报/大柔佛
林金兰／报道、摄影
培群学校早年校景。 
陈亚栋现年83岁，是培群小学的老校友，担任董事长多年。 
挂在墙上一隅的校史铜牌，记载了培群小学从创办至开设中学部的过程。 
从学校历史角落，可从老照片回顾学校历史。 
华裔先贤张江水早年捐献土地，联合众人筹资建造培群小学。政府为表扬张老贡献，该校道路获命名为张江水路。 
六十年代，曾共处笨珍县张江水路校园内的4所学校，分别是培群一校、培群二校、培群国民型中学、培群独立中学。 
1958年培群小学六年乙组全体师生合影。 
培群一小1966年度高小毕业全体师生合影。 
笨珍培群一校和培群二校的另一道大门，标志著“笨珍培群华文小学”。 
共处一座校园内，笨珍培群一校和培群二校的学生在不同校舍上课，共用食堂等资源，由同一董事会管辖。 
六十年代，曾共处笨珍县张江水路校园内的4所学校，分别是培群一校、培群二校、培群国民型中学、培群独立中学。
笨珍培群一校和培群二校共处一座校园内，两校学生在不同校舍上课，却共用食堂等资源，由同一董事会管辖。
培群小学创建于1922年，今年迎来104岁。追溯历史，在60年前，这座校园除了两所小学并存之外，还设有两所中学。这4所学校，是从最初的培群小学相继发展而来。
当年曾共处笨珍县张江水路校园内的4所学校，分别是培群一校、培群二校、培群国民型中学、培群独立中学。随后因人口外移及其他因素，培群国民型中学停办，培群独中则迁往大笨珍。最后再由四变二，剩下培群一校和培群二校保留至今。
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专访培群小学董事长陈亚栋，探究培群小学这百年老校的历史故事，而陈老也将从校友角度回看当年点滴。
培群小学是笨珍县内历史最悠久的华小，现年83岁的陈亚栋，是培群小学的老校友。
陈亚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南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返乡，协助打理家族生意之际，也投入董事会服务，曾任财政和副董事长职务，从2015年担任董事长至今。
他于1953年入读培群小学三年级，小学毕业后直升培群中学，直至初中二结束，转学至新加坡。
关于培群小学的历史，陈亚栋透露，根据历史文献，先贤余英伟等人于1922年11月17日创立私塾，租下笨珍大街一楼作为校舍，这情况维持了4年，直至1926年，获先贤张江水赠地集资，方在现址建校。
陈亚栋指出，到了1935年，基于环境需要，培群学校实施男女分校，另于广东义山亭旧址，设立女子小学。
不过，男女分校制度只维持4年。1939年，为了统一两校行政，男女分校制被取消，合并为同一所小学。
陈亚栋认为，男女分校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也反映了当时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况。
事隔两年，即1941年，报读培群小学的学生日益增加，因课室不敷使用，董事会另购置校地，展开筹建新校舍的工作。未料此时期却发生太平洋战争，日军南侵，校务被迫暂停。
历经3年零8个月，二战结束，复校筹委会积极展开复办工作，培群小学于1945年复办，隔年迎来逾700名学生。
陈亚栋出生于1943年。二战期间，他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而其母亲则在这期间不幸病逝，他是由祖母一手带大。
进入五十年代，即1951年，培群学校学生人数激增，为确保学生继续升学，毅然开办初中部，改名为“培群中小学校”。
基于“名校”效应，陈亚栋的家人为他申请转校，于1953年获批入读培群小学三年级。
耗费50万元建造的新校舍于1954年启用。陈亚栋正好赶上这个时期，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
询及就读培群小学有哪些事物让他印象深刻，陈亚栋想了想说，最好玩的是，他与同班同学及初中学长，三人每天乘坐三轮车上学的日子。
他说，他们仨是邻居，学校距离他们家，走路脚程约半小时。其中一人为了省时，租乘三轮车上学，也就顺道让另两人搭顺风车。
“三轮车上有两个座位，可让两个人坐，我每次都是蹲在座位前面的地方。”
早年，学校前面有个大草场。陈亚栋说，最让他难忘的是，体育老师每天早上带领学生做早操，以及同学们在下课时段，到草场追逐玩耍的快乐时光。
陈亚栋透露，小学四年级班主任郑德三老师，每星期总会拨出半节课的时间，讲述马来童话故事“灵鹿（Sang Kecil）”，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大提升学习兴趣。
在培群小学至培群中学初中二求学期间，陈亚栋成绩都在前五名以内，他为人处事谦和，在学校深受师长与同学欢迎。
陈亚栋说，他在培群中学上了两年初中课程，直至初中三转学到新加坡的中学。
他提到，他后来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工商管理系。马新还未分家。当时，南大主要使用华文媒介语上课。
在陈亚栋转校到新加坡求学那年，恰是培群小学一分为二的时候。
这一年是1958年，培群小学人数因学生人数不断激增，总数超过千人，校方按教育部的新指示，将超龄生全编入下午班上课，适龄生则编入上午班。
从这时期开始，培群分为三校，即培群中学、培群小学上午班（后改称为培群一校）及培群小学下午班（ 后改称培群二校），三校行政各自独立。
相隔6年之后，国会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政府进行新教育政策，培群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培群国民型中学，而超龄生则被分配至另外设立的培群独中。
从1961年至1969年，培群共分为两所中学和两所小学，四校在一个校园内不同的课室上学。
陈亚栋指出，培群独中于1969年迁往大笨珍，至于培群国中则于1981年停办。最后，只剩下培群一校和培群二校。
和笨珍县大部份华小一样，两校也受人口外移和少子化影响，学生人数近年出现滑落，陈亚栋表示，华校准证得来不易，两校教职员皆积极办学，希望家长踊跃为孩子报读，让两校得以持续发展，越办越好。
（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