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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2日星期六

冀维持4控制中学原收生制 槟董联会呈备忘录予教育局

 2020/09/11 光华日报/国内


李添霖(右3)移交备忘录给槟州教育局主任,由依斯迈(左4)代为接领,左起祖卡菲里、许海明、陈玉钟、黄水芝(右起)及柯碧娟。

槟威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昨午针对槟城4所控制中学收生制课题,移交备忘录予槟州教育局主任阿都拉昔。备忘录阐明希望教育部能维持4所控制中学的原有收生制,即根据学术成绩录取新生。

4所控制中学为槟城锺灵、北海锺灵、槟华中学及大山脚日新中学。槟州教育局最近在处理小六生明年升中学一事,个别安排两所被指定的华小成为上述4所控制中学的生源学校,而不再如以往般根据成绩录取优秀生。

槟威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李添霖周四下午代表移交谅解备忘录予阿都拉昔,由州教育局副主任(策划与县教育局管理组)依斯迈代替外坡公干的阿都拉昔接领。

备忘录内阐明,该新制度引起华小、控制中学及学生家长间的担忧,包括4所控制中学董事部认为此收生新制将影响学校向来保持的学术水准。“董联会接获这4所中学董事部的投报,他们一致反对这项新的收生制。”

双方进行短暂交流。依斯迈表示会把有关备忘录交给阿都拉昔,再由后者处理相关事宜,而本身不便对此课题发表任何意见,但他理解学校董事部对于学校及学生的关注与关怀。

据了解,该备忘录内吁请教育部沿用原有的收生制,以维持这4所控制中学的地位,而基于今年没有小六评估考试(UPSR),董联会也建议教育部根据校内评估考试录取新生,或是为这4所中学举办入学考试。

备忘录附上槟威董联会于96日针对教育部在上述4所控制中学实施收生新制而举行的交流会,大会事后所发表的四项声明内容。

李添霖说,董联会希望州教育局能尽速处理此课题,而备忘录的副本也呈给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希望能获得副部长对此的关注。

出席者尚有槟威华校董联会顾问许海明、副主席陈玉钟、财政黄水芝、副总务柯碧娟、槟州教育局助理主任(策划与县教育局管理组)祖卡菲里。

(光华日报)

2019年7月11日星期四

为何反对统考的指控无法成立


2019/07/1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达祖丁


关于承认统考的问题,出现了四大争议。

首先是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马来组织认为统考违反了此事。

其次是大马教育文凭(SPM)是大学预科班进入公立大学唯一承认的入学要求。第三是马来语和历史科是团结的必要条件的问题。第四是历史科的内容被指是始于200年前的移民潮,而不是始于2000年前马来人的存在。

在语言方面,统考的批评者应该意识到研究型大学的大部分科目都是使用英语授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三个原因:排名、马哈迪和钱。

20世纪90年代,公立大学非常沉迷于排名。由于其中一个标准是国际学生人数,大学开始向外国学生敞开大门。

我曾经教过70名学生的班,其中有两人来自伊朗,当时高层命令我使用英语教学。我不得不在一群从大马教育文凭和大马高级学校文凭升上来的学生面前说英语。

然后,马哈迪说数学和科学应该使用英语授课。我工作的大学服从了指示。

如今大学资金紧张,更多的外国学生获准进入由大马纳税人支付教学和教师费用的机构。

即使在玛拉工艺大学,我也被告知,除了伊斯兰课程以外,其他所有科目都必须使用英语。我想问问马来组织:马来语的最高地位在哪里?

当各所大学本身都违反语言的要求时,为什么要用此事来为难统考?

我部门的会议记录必须使用英文以迁就外国员工,再一次,是为了排名。公立大学的作业报告还是以很烂的英文写成的,甚至还有人抄袭!

这与大马教育文凭的入学要求有何关联?公立大学允许外国学生在没有持有大马教育文凭的情况下进入?我所知道的是,大马持有统考文凭的孩子不允许进入公立大学,即使他们的父母是纳税人。此事的逻辑和正义又在哪里?

批评者说,没有学些马来语和遵循历史科的教学大纲是反对国家建设。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论点。

我记得一些马来政客对非马来人使用具有冒犯性的语言。还有一些人说非马来人不能成为民选代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不纯洁的。

那么像马来语这样的语言如何实现团结?语言不是团结的核心;无论用哪种语言,正确的普世价值观和礼貌的性格才是。

关于历史科的内容,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生活在地球村。如果有马来人想要生活在马来人主权的茧中,他们是在冒着他们孩子未来的风险。

中国正在输出工人和工程师,以脑力外包的方式来解决其失业的问题。马来人将何去何从?

马来人就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他们不会成长,也不能离开那座岛。

其中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与我们多元种族的历史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要在下个世纪生存下去,每个人都必须放弃他们的一些文化历史。

马来组织必须重新仔细想想他们的立场。仅仅是因为受到马来语和马来西亚的狭隘定义而拒绝承认全世界承认的文凭,是否正确?

(星洲日报)



Why anti-UEC criticism cannot stick


FMT NEWS Tajuddin Rasdi - 

July 9, 2019 8:59 AM


There are four issues in the debate on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ion (UEC).

First is the use of the Malay language as the medium of teaching, which Malay groups say UEC violates.

Second is the status of SPM as the only recognised entry requirement to public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government matriculation programme.

Third is the question of Bahasa Melayu and History a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unity.

Fourth is the content of the History subject that is said to begin with a 200-year immigrant influx, not a 2,000-year Malay presence.

On language, critics of UEC should realise that most subjects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How did this come about? Three reasons: ranking, Mahathir and money.

In the 1990s, public universities became enamoured with rankings. Since one of the criteria w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 universities began to open their doors to foreign students.

I was teaching a class of 70 students, two of whom were from Iran, when the order came from the top management to teach in English. I had to speak English to a group of students brought up with SPM and STPM.

Then, Dr Mahathir Mohamad said Maths and Science should be taught in English. The university I worked for obeyed.

With universities now strapped for cash, more foreign students are allowed into the institutions where the teaching force is paid for by Malaysian taxpayers.

Even at UiTM, I am told all subjects except those on Islam are taught in English. I ask the Malay groups: where is the supremacy of Bahasa Melayu?

Why come down so hard on UEC when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violate the language requirement?

My department’s meeting minutes were in English to accommodate foreign staff, again for ranking purposes. Assignments at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submitted in poor English, and plagiarised too!

Where is the relevance of the SPM entry requirement? Public universities allow foreign students to come in without SPM? Am I to understand that Malaysian children who take UEC are not allowed into public universities despite their parents paying their taxes? Where is the logic and justice?

Critics say not learning Bahasa Melayu and following the History syllabus is against nation-building. This is an extremely poor argument.

I recall some Malay politicians using offensive language on non-Malays. There were also some who said non-Malays cannot becom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ile others consider them unclean.

So how does a language like Bahasa Melayu build unity? Language is not the core of unity; good universal values and well-mannered dispositions are, in any language.

On the content of the History subject, let us j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we live in a global village. If there are Malays who want to live in the cocoons of Ketuanan Melayu, they are risking their children’s future.

China is exporting workers and engineers and solving its unemployment dilemma by outsourcing its brain power to others. Where would the Malays be with their Bahasa Melayu that hardly anybody speaks?

It is as if the Malays have been left on a desolat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They will not grow nor can they leave that island.

The history of other nations and civilisations is as important as our multiracial history, and if we are to survive for the next century, everyone must forego some of their cultures’ history.

Malay groups must rethink their position carefully. Is it right to refuse recognition of a certificate that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whole world but restricted by the narrow confines of Melayu and Malaysia?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FMT.

2019年2月19日星期二

我对“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的理解


来源:2019/02/16 《新加坡文献馆》

~作者:陈国相

新加坡文献馆于2018/12/15登载一篇题为《李光耀与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的评论。评论认为该计划没有可取之处,它只是李光耀挂羊头卖狗肉的另一招。不过,我对计划倒有不同的理解。

李光耀於1970811日在南洋大学发表演讲(註1),要求南大当局和新加坡大学一样,起草一份十年发展计划。他指示:“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於考虑。”但他没有更具体的指出应考虑新大计划的那些部分。

他说计划应该说明“南洋大学在训练高级人才方面所能担当的任务”。他希望南大“成为一间独特的学术机构”,“全国性的国家的学术机构,而同时又成为东南亚兼用华文和英文的学术研究中心。”

他还表示欣赏云南园,“你们的校园与新大在今后八年中迁移去的新校园相比,是一样的好,而毫无逊色。”

他表示,为了南大的前途,他准备颁发奖学金给一批报考南大的学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积存下来的价值观念上,先立稳了脚步,这是对抗西方的不良迷信离奇风向!”

在那不断压制南大的背景之下,这种言论应该说是善意的。

四个月后,南大成立了“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2),其调查范围是“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发展计划,对南洋大学今后十年之全盘计划发展,提供建议,俾加强现有课程增设新学系,以应新加坡对高等学府之未来需求”。委员包括校长黄丽松教授(主席),副校长卢耀,前研究院院长林春献教授,理事黄望靑,及前教育部代理常任秘书郑威廉,并聘任福特基金会专家Harry L. Case,以及新加坡经济研究所所长游保生教授为委员会顾问。

计划在一年内完成,由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于1973年举行的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公布。

计划指出:“在讨论时,委员会对南洋大学在今后十年的发展,曾提出三个可能朝向的方向,加以检讨:其一是南大以新加坡大学作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其二是把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其三是南洋大学本着它本身的历史与传统以及其他特殊因素,再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前提下以它本身的力量去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但是由于“今后十年人力需求的估计资料以及在此十年间其他高等学府之发展计划资料的缺乏”,委员会没有按李光耀指示,“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於考虑”,而“以第三方向作为研究的根据”,着重考虑“南洋大学本身的历史及传统,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及毗邻发展中的裕廊工业区等独特因素。”

委员会考虑的原则是

1。“不是把现有学系都做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2。“有必要突破现时专供文理通才教育而过少专业训练之局限,亦有必要把现时颇不受限制的学科范围,使成为多元化。”

3。“南大由于它的独特本质以及毗邻工业区的有利位置,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良好潜能必须完全加以利用以作为发展其优越学术范围,以便进一步增加南大作为学术中心的声誉”,因为“工业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给予在工业,管理,劳工关系与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学生,提供了实际经验。”

根据以上原则,委员会建议:

1。扩充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系及会计学系;鉴于商学院尚有其他学科,可将名称改为商业管理学院。

2。重组文学院:增设新学系以及加强某些已开办的学科,使其等成为独立的学系,并将学院分为两个学院,即包括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以及美术与音乐等学科的“人文学院”,和包括地理学系,政府与行政学系,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院”。

3。加强理学院各学系的应用学科,列如生物系应利用大学充分的土地资源增设经济植物与动物学;物理学系可增设工艺学科,帮助发展中的工业。

4。数学系应开设应用数学和电脑学。

5。强调“南大。。。独特的地位以发展高级水平的‘中华文化研究’课程。。。(和)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研究。”

6。恢复校外进修班。

7。学生人数,以每年10%的增长率,从2,500名提高到1980年的5,000名。

8。委任一名发展主任,“掌管校地之发展及其他有关事宜”。

9。提高教职员薪酬到与新大相等。

10。拟定建筑计划,并筹划今后发展的经济来源。

计划没有完全根据李光耀的指示考虑新大计划,也没有延续1965年发表的王赓武报告书的精神(3),对大学做无理批评和严厉指责,关闭院系,或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以限制南大的发展。但似乎接受南大和新大是两所不同且独立的大学的原则,南大虽将办新的学院,学系和学科,却没有侵犯到新大的学术范围。

报告虽仅三页,它却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独立大学计划,发展南大的强处,保持南大的华文地位并使她成为地区的研究中心,扩大原来文学院的学术范围,沿着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设立社会科学院,增加应用学科和恢复校外进修班使大学更接近社会大众,还看好校地的广大面积,建议加於利用。这样的南大,无疑是一座和新大平起平坐的大学。庄竹林校长于1963年政府入侵南大前夕,曾公布过一篇南大发展计划(4),其中一个要点就是把大学建成地区的中华文化中心。吴德耀教授在和丹顿争取保留南大的时侯(5),不断重复的一点就是南大根据自己的独特条件独立发展。

委员们虽然没有全部按照李光耀的指示起草计划,但因为他们都是靠李光耀吃饭的,当然不会与老板作对。两名顾问想也没有抗拒李光耀的心意或能量。计划能够正式出炉,可以说,是李光耀所能接受的。

计划公布时,黄丽松教授已经上任一年,而且已经建立了若干学术与行政制度(6),使南大再回到创办初期的那所独特的大学。笔者的猜测,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出自当委员会主席的黄丽松副校长。如果计划被实施,做为一本大学前进的蓝图,在没有外部政治干扰的条件下,它完全能帮助南大巩固已有的办学成绩,并继续往前发展。

李光耀控制和压制南大是阵进似的;王赓武报告书是这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计划却提出一个哉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在逐渐对南大加重压力的过程中,似乎是一种“倒退”。

其实,矛盾的是,这“倒退”从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1965年就已经开始。据方显廷教授的回忆(7)1965年当他还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吴庆瑞曽代表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邀请方当南大校长。方没有兴趣再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但接受来南大当三年的经济系客座教授,并推荐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共管理处当主任的伍启元博士。伍本有兴趣,还带家眷到新加坡做了考察,也写了建议书。但到19673月新加坡当局才接受他的报告。不巧,那时伍已被提升,就不再和新加坡当局继续交涉。

但李光耀的“倒退”没有因此而停止,1968年承认南大学位,1969年听话的黄应荣教授“被退休”后,聘马大代理副校长黄丽松博士来南大,1973年又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的薛寿生教授,似乎有意让云南园上空展现一片蓝天。

为什么李光耀选择同时走两条相反的道路呢?这是研究南大史必须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学生和华社抗议南大被压制的结果?

另一种或许更能解释这现象的,是李光耀的表里不一行为,据最近英国解密文件揭露(8),他曾经一边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鼓动香港亲英份子组织两万名精英与中国政府抗争。

李光耀在1976年访华之前,尽管他在新加坡不断宣扬恐共恐中论,但是对于中国他不但抱着敬畏的心里,需要时也尽量和中国保持联系,讨好中国,向中国撒娇,利用中国来促进他在国内和地区的政治地位。刘晓鹏曾揭露以下事件(9):

1.19591029日,他在初次当选后不到半年就派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行动党议员陈翠嫦会见了廖承志,对双方无法建交表示歉意,希望中方谅解。

2.1962926日,当他正在和英国以及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安排成立马来西亚以对付他的“共产党”政敌时,在柬埔寨的一次国宴上,他特别向中国大使表示,与许多政治领袖不同,他常听中国对外广播,了解中国的政策。还说,因为他祖辈来自中国南部,做为一名海外华裔,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

3.196321日,即“冷藏运动”前夕,他再派易润堂访华,目的是希望中共对他的行动谅解,同时要中国公开邀请他访华以制造一种印象,一方面给新加坡反对党的支持者以为中国站在他那边,另一方面又使在成立马来西亚的交涉中,另两个政府以为他有中国当他的背后伙伴。

4.1965825日新加坡才宣布独立不到三个月,李光耀又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专员的高德根到香港见新华社负责人,请求中国承认新加坡。根据接见高德根的新华社人员的记录,李光耀“目前只要求我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李光耀政府委求我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支持独立后的新加坡参加今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

既然对中国“老大哥”有要求,李光耀就得把海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办好。

李光耀对中国敬畏坚持到1976512日,当他成功地争取到在毛主席逝世前见了病弱的中国最高领导,也看到文化革命期间的破坏与落后。回来后,对中国的态度立刻由敬畏转为藐视,也不再“倒退”。虽然他已于一年前就派了李昭铭当南大校长,命令他进一步英语化南大,也委任始终反对南大的关世强当新大校长,让关加速对南大的霸凌行动。开始,南大毕竟还是一所名义上是独立的“双语”大学。后来,当李昭铭主张新加坡保持两所较小的大学,又表示南大可以利用其特殊地理位置设立工学院时,李昭铭一声不响地被调开,南大做为新大的附属单位正式出现。本来李光耀给联合校园三年的寿命。1978年联合校园的第一年未满,邓小平来访,答应不再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李光耀看成这是给他开了消灭南大的路。他不等联合校园结束,叫一名英国佬写了死刑判决书,不管吴德耀教授如何力争,要求回到类似“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下的独立大学,李光耀心已定,但是他还是有些担心,把当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南大校友推出来当他的挡箭牌,南大从此走入历史(10)。

以上的解释,有待史学家的评估。总之,尽管南大最终是被李光耀扼杀了,除非有迹象证明他本来就怀着除掉南大的念头,我们不能假设,他一开始就不停的朝着这个方向,坚定不移的施展他的杀伤功夫。我们研究南大史,不仅要详细叙述在南大消失的过程中,我们和李光耀交手时双方的种种行动,还得了解他的攻击手段与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背景与考虑,到底他受到国内外的哪些事件或人物的影响,增强或改变他原来的想法及可能的行动?比如在国内,鉴于李微尘这个第三势力重要人物对华文媒体的深度了解,李光耀进攻华社包括南大,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关世强那么藐视南大是受到李光耀的指示,还是他当了李光耀的参谋,提出的鬼计?在国外,苏哈托的上台和李光耀的更趋专制有无关系?李光耀到BC大学和哈弗修学后转为亲美,接受美国对南大的支助,为什么最后又关闭南大,放弃老美想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的反共中心的计划?我们甚至不能把李光耀等同于行动党,虽然是总理,他不可以随意驾驭党内的不同意见。他遗憾没有在更早时关闭南大,这里有没有党内反对的问题?

南大史应该是全面的,不仅是叙述我们如何光荣地保卫母校,发扬中华文化,维护我们保留和利用母语的权力的“我方历史”,也得仔细研究“他方历史”,这样的南大史才算是比较接近事实,更加全面,容易使人信服。

1。李光耀,“南大与我们的前途”, 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2年,440-444页。

2。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同上,461-463页。

3。王赓武等,“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同上,308-322页。

4。庄竹林,“日日新,又日新”,同上,302-305页。

5。吴德耀,“一间还是两间大学”和“南大前途备忘录”,同上,522-523页和571-573页。

6。黄丽松,“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同上,428-431页;星洲日报,“南大开办研究院”,同上,434-439页。

7。方显廷,“1968-1971年在南大”,南大站, 2016/06/13.

8。林景辉 李伟欣 庄恭南,“李光耀 爱香港恨中国赢选举”,新加坡文献馆,2018/12/30.

9。刘晓鹏,“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南大站,15/02/28.

10Tan Kok Chiang, (陈国相,我的南大故事,一间人民大学的兴亡)Ethos 出版社,2017年,287-341有记载李光耀如何放弃“倒退”,继续压制南洋大学至消失。

(新加坡文献馆)

2018年8月25日星期六

走出“熔炉”陷阱


~作者:王瑞国(文史工作者)


1953年时任教育部高级顾问,被誉为“现代马来人教育之父”的阿米努丁巴基(Aminuddin Baki),在其著作《马来亚国民学校:其问题以及对课外活动的建议》(The National School of Malayaits problems proposed curriculum and activities)提出“熔炉理论”(A Melting Pot)并建议马来亚只建立国民学校,以英语和马来语(国语)为教学媒介的教育政策,让各族子弟在同一校园学习和游戏,以便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这个理论日后成为马来西亚推行单元种族教育政策的依据。

1956年拉萨报告书》进一步建议把所有孩童置于同一个校园里,并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接着《1961年教育法令》的出炉,改制华文中学,开始改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过后又改为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至今。

随后,在“巩固国语、加强英语”的政策下,削弱了华小和淡小学的母语教育本质,影响学校通过母语教育,更好更有效地吸取知识,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与优势,造成变质华小与淡小的危机。

2012年推出《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开宗明义要实现“最终目标”。《大蓝图》具有不利于母语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其目的要促使全民把国民学校作为首选学校,否则就检讨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权利。上述政策与措施,都是“熔炉论”的再现。

其实美国“熔炉理论”(Melting Pot)的依据是:各民族都应抛弃其祖先古老偏见和传统风俗习惯,各族文化将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熔为新的共同文化-美国文化。各族的原有文化即是这种文化的原料,在熔炉中得到提炼,在不同民族的混血,融合成新人种――美国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也从“国家必须有核心文化”的视角,认为“核心文化论”其要素是“英语、基督教、新教价值观”。这实际上是对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秀论的继承,并以此去同化他族。他强调只有主流文化去同化他族文化,才是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的出路。然而,在实践中反而引起了种族冲突,并付出惨痛代价。所以,熔炉理论越来越遭到学者和各族领袖的嘲笑和抨击。

新加坡政府力图将该国建设成为洽融各族文化差异的大熔炉。新加坡以英语为基础,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融为新加坡人,意图创造出全新的,即非西方文化,又非东方文化的新加坡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他们认识到,不容易消除各族的差异,而达到同质民族的目的,因此,转而强调民族认同和新加坡认同同等重要,也就是从“熔炉”改为“多元”,既是新加坡人也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等。  

20世纪70年代之前,加拿大推行同化政策,结果,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激烈反对。该国在1971年宣布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该政策实施下,其国内各族的关系有所改善,由于各族的文化得到尊重,人们强化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不仅没有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相反的在各族文化平等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美国的民族政策是经过同化政策,大熔炉政策,直到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承认多元文化的事实,多元文化政策在美国才成为现实。 

当美国、加拿大等的民族政策从“同化”、“熔炉”到今天承认多元文化的事实,其过程是付出了许多的沉重代价。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政府的不合理政策、不公平对待各民族权益,其中包括经济、政治因素,才是造成国民不团结的根源。

首相马哈迪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以前的观念,人民只有百分之百地马来化,才能成为马来西亚人,而现在我接受的是多元族群的观念。”而前副首相安华也多次强调,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是一种国家资产,多元文化的结合能够使马来西亚更强大。

今天,饱受60多年单元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和蹂躏的人民,毅然,选择了希望联盟,寄望希盟政府早日落实多元团结政策,支持各民族发展母语和维护自己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的权利,落实各民族互相尊重,共同进步、共享发展的民族和睦政策。

2018-08-15

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

以地养校

~作者:王瑞国

200838日大选后,我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人民联盟执政了几个州属。当年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等领导,毅然主动访问了霹雳、槟城、雪兰莪及吉打等州民联政府,并提交备忘录和提出三项建议,以期在政治新格局下为华教开拓新局面。
首先,建议为各源流学校提供土地建校,州政府修订规划蓝图、地方发展蓝图及学校规划指南,在每一个住宅区规划保留地,建设居民所需的学校,包括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
其二,建议减收学校地税。州政府将州内包括华文独中的各源流非营利性质学校的地税定为每年马币一令吉,所欠之地税也减至每年只需交马币一令吉。
第三,建议州政府拨地供独中“以地养校”及每年固定拨款予华文独中,协助解决学校的财务问题。
当年的董总经过与四个州政府坦诚交流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在地税方面,霹雳、槟城和雪兰莪州政府宣布,只向华校征收象征式马币一令吉地税,而吉打州征收马币10令吉。在拨款方面,槟州政府从2009年起列入财政预算案,每年拨出共100万令吉给州内5所华文独中,今年增加到200万令吉,每所各40万令吉,落实“制度化拨款给州内独中”政策。
霹雳州政府基于财务状况,除了一般的拨款外,时任民联政府霹雳州务大臣尼查, 2008年在霹雳育才独中举办“育才创校100周年”的庆典上,宣布拨出一千公顷(约2500亩)的土地予州内九所独中,作为“以地养校”用途,纾解独中面对经济的难题。然而,霹雳州独中的“以地养校”计划,却是一波三折,主要是因为议员的跳槽,引起政治风波,造成执政不足一年的霹雳民联政府,让国阵重掌政权。
随着国阵的上台,“以地养校”计划起变数,出现了“要地还是要钱”的争议,有人游说“要钱不要地”,一时难以解决。不过,有独中尤其是育才独中董事会就坚决认为,拥有土地才能确保长远的利益。后来经过了独中内部协商和斡旋,包括在各地举行汇报会,反映华社支持“要地”的决定,国阵州政府才放手让独中自行决定“以地养校”计划。
目前,九所独中成立了非营利有限公司经营该地,不过其收入也仅能纾缓,而不能解决独中所面对经济上的难题,所以学校为了建设与发展,每年还得向社会人士募款。这说明独中的发展,必须秉承“团结一致,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傲立在这充满契机的时代浪尖上迎风飘扬。
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希望联盟终于取代了61年来以巫统独大的国阵,抛弃种族主义政权,迎来了“新政府、新希望、新纪元”。我们期望希盟政府确立多元团结政策,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和扶持各民族母语教育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
必须指出,一个各民族语言与文化获得尊重和肯定的多元文化社会,有利于国民的团结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马来西亚有今天的发展,是紧紧依靠各民族共同奋斗和辛勤耕耘。各民族都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包括土著文明、马来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美和西方文明以及各少数民族文明,这些优势正是实现一个美好的多元团结社会的条件。
所以,鼓励和支持各民族通过母语教育,传承和弘扬本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融合东西方各种不同文化精神的新的多元文化,化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发展性危机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精神危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各源流学校的母语教育是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石,“ 华文小学是华文教育的基础,华文独中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是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盟政府应予重视及大力支持华校的发展。 因为,华文教育不仅是华族的事业,更是国家的事业。
际此国内外环境出现较有利于华教发展的关键时刻,华教工作者更应抖擞精神,充满信心,自强不息,继续壮大自身的力量,同心协力,为我国华教事业攀新高、创辉煌,为构建多元团结的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80812修订)

2018年6月1日星期五

捍卫华教母语教育权益爭夺战还在继续


柔佛 古来:彭汉明


我国各民族仝胞作出偉大的历史性选择,在第14届全国大选把贪腐的国陣政权推翻,迎来多元开放的希盟新政府,为长期受打压和摧殘的华教运动帶来一线曙光。

日前,希盟新政府刚上任的教育部长马智礼宣布:开斎节过后将接見“董教总”商讨承認独中统考文凭。

必須严正指出,董总現有中央委员会,是当年8-23通过非法手段,是通过軍警,暴动隊恐吓,使用暴力手段夺取合法的叶新田、邹寿汉为首的董总中央。伪董总一伙,是依靠幕后政治势力支撑,官商利益勾结,甘当暴政推行单元奴化教育政策的马前卒,这种种出卖华教罪行,长久激起华社公憤,通过司法诉讼讨回公道的冤案高庭却迟迟没有了结。

今年509大选,伪董总头头公开为国陣候选人叫嚣,颠倒事非黑白抨击希盟联盟;不知今天希盟新政府如何看待这个伪董总?

教育乃建国之本,我国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乃是宝贵資产,作为多元民族一份子,维护宪法赋於公民人权教育应该公平发展,华教运动悠关全民族文化的延续,更不是伪董总一伙说了算,他们卖祖求荣,辜负子孫后代,根本不配认祖归宗。我们衷心呼吁,热愛华教仝道和广大华裔仝胞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支持希盟新政府,为爭取华教运动公平发展贡献力量

2018年4月29日星期日

陈嘉庚的爱国心和强国梦


2018/04/28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专版

~作者:许民威





编者按

——今年2018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建集美中学100周年的大喜日子,谨顺告海外的嘉庚弟子,1021日在集美母校将召开盛大的庆典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很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本文作者许民威先父许炳文是“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成员之一,和庄西言、郭美丞同是印尼华侨代表,1940年随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视察。
如对本文内容有所建议,请发送电邮给作者:huimanwaisaya@gmail.com
游延安,一定要去参观杨家岭。这里是抭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指挥部。黄土高原的土山边挖了很多窑洞,是防空洞又当住房和办事处,生活艰苦但敌机却很难找到,相对就比较安全。导游带我们由最上层的窑洞开始介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到了毛泽东的故居后,导游指窑洞内挂有陈嘉庚一行人的像,开始讲解:1940年就在这小园子里,毛泽东主席摆了几张小学生的矮桌椅,二菜一汤宴请来自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白菜、咸萝卜干和一碗鸡汤,共化了三毛钱,鸡汤还是邻居老大娘送的。勤俭创业的陈嘉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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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国共势力如此悬殊之时,陈嘉庚从延安回来做出如此的预言。先父许炳文是最先得知,因为他也是“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成员之一,和庄西言、郭美丞同是印尼华侨代表。
陈嘉庚先生为什么会去延安呢?这事要由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大屠杀说起,30多万军民遭到杀害。国民政府已由南京迁都到重庆,值此中华民族最危急存亡的时刻,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战。
全世界的华侨也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3810月,来自菲律宾、印尼、安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和香港等地的45个华侨团体的164名代表聚会新加坡,宣告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当选为总会主席。印尼庄西言、菲律宾李清泉为副主席,号召侨胞积极捐款。以1939年为例,国民政府全年战费18亿元,当年侨汇有11亿元。其中有捐款1亿多元,还捐赠飞机及坦克车、上千救护车等等。
据《泉州文史资料馆》,到1939年冬天,大陆沿海主要港口和大片地区陷入日军。广大侨胞要求了解祖国抗战和人民生活情况的心情很迫切,同时华侨虽然以大量外汇支持了祖国抗战,但未尝派代表到国内慰问抗战军民,乃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并通知所属机构选派代表参加。不久,各侨居地陆续派出代表共计五十名。马来亚及新加坡代表有潘国渠(新加坡)、林厚光(马来亚)、梁披云(马来亚)、庄明理(槟榔屿)、李君侠(马六甲)、王淑金(霹雳)、李英(新加坡)、陈仁熙(彭亨文冬)、陈戈丁(新加坡)、陈康贤(新加坡)、郑心雄(新加坡)、蒋才品(柔佛)、陈楚琨(新加坡)、刘宝其(新加坡)、吴体仁(新加坡)。缅甸代表有黄焕光(仰光)、陈祖铭(仰光),越南代表有陈肇基(西贡),菲律宾有陈忠戆,印尼代表有庄西言(吧城)、郭美丞、许炳文,泰国张国基(曼谷)等。其他代表的姓名,已不能记忆。
19403月,大部分代表在新加坡集中启程,港、越、缅等地区代表各自经越桂路、滇缅公路径赴昆明。历时十余月,遍历西北、西南各省,慰劳抗日战士,呼吁团结抗战,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尊敬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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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全面展开,大批军用物质运到了缅甸仰光,但少了司机无法运送。国民政府急电陈嘉庚要求协助。请其代为招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以解燃眉之急。南侨总会旋即发出了“征募汽车修理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南洋各地尤其是新马华人对之热烈响应。最终,先后共计有十五批、连海南岛来的六百多名,超过三千二百六十名南侨机工回国,当中包括一位叫王文松的华侨修机工。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在滇缅路上担任下关修理厂厂长,抢修了无数过往的抗战军运车辆。最终,王文松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壮烈殉国。
日军控制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全部海上通道,连接缅甸与昆明之间的滇缅公路,成了维系中国大后方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行车环境极为险恶,非熟练机工难以胜任。为保证这条“战争生命线”的畅通,英勇的南侨机工们,日以续夜在那九曲十八弯、日军战机不断轰炸下的滇缅公路上,三年内运输物资四十五点二万吨,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约三十多万吨,九成以上都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及时将战备物质送到前线打击侵略者,劳苦功高。近两千南侨机工壮烈牺牲。
鉴于海外华人以资金和人力支持中国政府抗战,而“星华义勇军”亦参与了新加坡保卫战中的英勇抗击行动,故此,1942年日军南侵东南亚各国时对新马华人以“大检证”和“大肃清”的名义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以作报复。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日军在马来亚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十万人以上。新马“检证”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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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陈嘉庚先生在朋友的协助下前去印尼小村避难,才躲过日军的追杀。1945年日寇投降,他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多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周恩来及王若飞更写下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外。毛泽东“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祝贺词也成为历史性的评价。
的确,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供应。大军未起,粮草先行。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先击溃赵国的押送粮草部队,导致二十万的赵国精兵全给饿死和消灭,赵国也亡了。再说,在近代,强捍的德军攻打莫斯科,因断了后援供应而彻底溃败了!可见,“南侨总会”在抗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广大海外华侨掀起了爱国捐款运动,为国家的抗战军费,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却也激怒了日军,被视为眼中钉和重点追杀的对象。当时的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就认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持,中国问题早就解决了!”手无寸铁的东南亚爱国华侨,成了给残酷杀害的对象。
然而,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中,却缺少了对海外抗日战场的缅怀和纪念活动,的确是令人遗憾。“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大旗,是千千万万爱国华侨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红旗!怎能忘怀呢?没有爱国华侨和国内军民的一起抗战,我们怎能称得上有骨气的战胜国呢?
日本政府每年都举行广岛原爆纪念日,有一年更曾邀请到美国总统出席。日本右翼政客还妄想要求投放原子弹的官兵道歉,完全是倒果为因。正如有份投放原子弹的官兵所说:“日军炸死了那么多战友和无辜的平民百姓,要道歉的就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看到日军在南京杀害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真想再投多一粒下去。魔鬼就是要用魔鬼的方法对付。”他们有真的悔改吗?常年拜祭发动侵略战犯的靖国神社!根本就想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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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总会”虽然是身处海外的华侨,但他们根在祖国,心系祖国,在祖国受到侵略时,为了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自主,毅然奋不顾身和祖国人民一起投入到反侵略战争,我们的父兄前辈是尽忠报国的英雄好汉。虽死犹荣,浩气长存,英魂不朽。我们再次呼吁将他们的灵位拱木接回安放在祖国某地,最好的选址是在陈嘉庚纪念馆。812日是陈嘉庚先生的忌日,那天除了陈嘉庚的亲属、嘉庚弟子和其他爱国华侨后裔可以一起来拜祭和纪念父辈们的英勇事迹,将爱国心传承下去,至到永远。
请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给厦门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

值此陈嘉庚先生诞生140周年之际,我谨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于诚摰的问候。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我曾经在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20141017


陈嘉庚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更是兴学强国梦的先行者!视教育为国家图强的措施。他曾经说过:“吾人欲竞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滨之淘汰,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国家之富强,全在乎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财产。
五,

陈嘉庚先生的确也是位传奇人物。1974年一位在清朝末期乡间渔村、福建集美村出生,在南轩私塾读书普通的中国人,却创建了集美学村又建了厦门大学!黄炎培先生曾说过:“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其实,他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的,那年往新加坡接手父亲的米店,才发现小妈之子挥霍无度欠债累累,欠印度债主哈利都多达20余万元之巨。陈父也因破产成疾不幸去世。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白手创业的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时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嘉庚在题为《领袖与诚信》的讲话中,指出无论商界政界,“诚信”都是无价之宝,是成功的保证。为人的起码要求是“凡人必须有诚信,不可视宣誓为具文。我国之不幸,亦因执政者言行相背”,他把“诚信”还看作是伟大领袖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诚毅”、“诚信十毅力”不但成了他经商致富的宗旨,也成了教育下一代集美中学的校训。而在救国捐款运动中,“诚信十毅力”成了最重要的因素,巨额捐款也是靠“诚信”安全送达。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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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陈嘉庚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5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
而自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淮“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6年是他个人财产达到顶峰的时期,其财产不过1200多万元,但在1904年至1931年间支出的1321万元中,捐资办学的费用就占92%,家用开支仅占2.2%。尽管到了1930年其实业进入极低谷时,他对教育也“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表示“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像他这种大公无私的义举,在中国教育史上乃“千古一人”也。
难能可贵的是,为鼓励贫穷儿童有读书的机会,除了学费免交,还送书簿送笔。陈嘉庚虽然很少提起孔子,但他的确很用心传承孔子“爱人”和“诚信”的宗旨!在全国各地一片“砸烂孔家店”狂风中,在许多华校视孔学为毒草,不再传承!然而,集美中学“诚毅”的校训屹立不倒。孔子“爱人”和“诚信”的宗旨今天又再为大众所认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不坚守“爱人”和“诚信”信念的,又怎称得上是优秀的中国人呢?读书学习首先就要学习“爱人”和“诚信”。科学像一把刀,掌握在忠义之人,就可以改善生活。科学一旦落在坏人手上,危害性就更大。“一带一路”不也是在传承“爱人”和“诚信”吗?

(国际日报)

2018年3月4日星期日

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

来源:2018/03/03 《新加坡文献馆》

~作者:陈国相


《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读李春华:“多请些‘外来的和尚’吧”读[i]后感
上海特级教师李春华,主张中国国内各类的“审查”,“评判”,不应由有关当局的上级负责,而应“多请些‘外来的和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根据陈毓贤《洪业传》[ii]书中的叙述,说“1959年,甫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业、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5人前往狮城,委之以南洋大学审查委员会委员,验收‘南大’是否够资格获得政府承认。洪业等人到新后,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一致投了否决票。”
李春华指出:“‘南大’通过或不通过,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审查必须是真实、公正的,这是政府正确决策的根基。而‘外来和尚’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李春华还表示特别赞赏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外来和尚’:“首先,洪业、钱思亮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洪业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教务长,是燕大从不起眼的教会学校而腾飞为北平名牌大学的重要‘助飞者’;钱思亮曾任北大、西南联大教授和台湾大学校长,是台大成为国际名校的奠基者,他们的资质无可挑剔。其次,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南洋大学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交集,超脱而又中立,借用一句专业术语讲,这叫‘异体监督’,这就为念出‘真经’创造了条件。
李春华不仅重述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所谓事实。他继续引用《洪业传》报告:“南洋大学。。。满以为会顺利通过,但结果却是这般。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说这‘坏结果’与他有很大关系,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这样的‘反弹’,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但他们还是“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   
要用新加坡政府如何对待南大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列子,得先了解引用的列子的全部事实,单靠一个87岁的老人家的口述回忆录是不够的。在李春华于1984年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南大已被新加坡政府关闭四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杂志,和各种出版物,对新加坡政府的罪行和华社的抗议,有大篇幅的报道。一个特级教师想来应该是一个能够客观看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摆事实,求真理的人。怎么会不想想要提到南大时,应该参考南大当时所处的社会对她的看法?一个应该是开明的人,怎么会这么糊涂?
我个人尚无机会拜读陈毓贤的《洪业传》,也没有能力判断书中所记载有关南大的事情是否是洪业所说?我没有听说洪钱两位在离开新加坡之后,有否公开发表过他们当“外来和尚”的言论。我只想问:老人家对30 多年前的事,还记得多少?陈毓贤在访问老人家收录谈话时,对南大的事了解多少,有没有就洪老的一些不平常的言论提出反问,要求洪业澄清?但是无论如何,李春华引用他人的记载,就等于接受被引用人的意见,他必须对这些言论负责。
我读过洪业的友人,适逢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进行工作时正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高级讲师的贺光中先生,在他评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的一篇文章里,对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有这么一段话:“夫来星目的,原为调查,乃先与所欲调查之对象隔离,不赴南大就地观察,不与各方人士接谈,仅凭收到之函件,环至一室,交换意见,已定去取,而所受到这函件,据洪煨莲(即洪业)君称有攻訐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凭为信谳 ,成绩可知。”[iii]这虽然不能证明或否定陈毓贤书中所载洪老的话。可是它说明一点,那就是洪老对委员会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对当时南大的处境,还是同情的。
贺光中文章还为当时在南大任教的教师们,因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贬低他们的资格和经验而大抱不平。我读了贺光中这篇文章后,心中曾经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既然洪钱两位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工作多年的老前辈,既然不满意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为什么没有为南大这批和他们几乎同辈或者同事过的教师们,说句公平话?为什么得跟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走?难道老前辈们不知道可以提出“少数委员报告”(Minority Report )吗?李春华称赞“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显然,这和我当时的感觉有很大的差距。
让我们看看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事实[iv]。这调查委员会并非如李春华所说,由李光耀委任,而是被他取代,由英殖民地政府扶持的林有福政府委任的。1959年是南大开学的第三年,但是英方反对创办作为维护中华语文文化和发扬马来亚文化的南大的心未死。社会上(特别是受英文教育的社群)存有歧视南大的言论。其实,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之下,作为一所民办大学,南大本来可以不考虑学位受不受承认的问题,不像李春华那么无知地将新加坡的制度等同于中国的:“南洋大学是新加坡本土大学,政府前去验收责无旁贷。教育部虽说没有洪业、钱思亮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但手中有的是权,一所“民营大学”敢对政府“审查组”说不吗?”事实上,早在南大开学后的几周后,林有福政府里的教育部长就声明不承认南大学位,将学位问题提到议事呈上。为了消除这对南大顺利发展的障碍,南大行政委员会(非李春华所说的执委会)主席张天泽,得到代表出钱出力创校的东南亚华社的各界人士的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的同意,要求政府设立一个由国外教育家组成的团,调查南大和由殖民地政府成立的新加坡大学。这不是要避免“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使‘南大’失去了一次最权威的‘会诊’和‘体检’机会”,因为南大在全华人社会关心之下,有信心办好自己的事。设立国外专家团的目的是要证明南大水平并不比官方办的新加坡大学差。 调查委员会是成立了,但是政府只要它调查南大,而且委员会由和英殖民地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主持,由轻视南大,听从新加坡政府指示的公务员关世强当秘书。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定为“调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以及为保证满意学术水准工作而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并提出建议”。调查经过即如上贺光中先生所说,调查态度表现在不但不和调查对象(包括南大创办人,教职员,和学生)直接面谈,还罔顾事实,不问南大创办目的和过程,最后,竟擅自超越指定的调查范围,就学位问题,发表否定的意见。林有福收到报告后,发现其对南大的无理攻击,恐怕华社不能接受,担心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支持,不敢公布。李光耀本来心中反对南大,但是却会用反殖民地主义的姿态,欺骗选民而获选。上台后,李光耀就计划利用“外来和尚”的报告书制造议论,解决他心中的“南大问题”。显然,南大学位被否决,不是请不请“外来和尚”的问题,而是邀请“外来和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有意帮忙还是存心迫害南大?结果是否会被阴谋家利用?
其实,“外来和尚”不止一次迫害南大。李光耀公布了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后,利用它所造成的混乱,组织第二批“外来和尚”,公开的目的是审查第一批“外来和尚”的改革建议,暗里却一方面借这安排拖延时间,待机会成熟时(即反对势力被他消灭后)解决所谓“南大问题”,另方面根据第一批“外来和尚”所设立的罔顾事实的模式,无视南大校内情况,向南大当局施压,以达到夺取大学领导权,窃取南大的办校使命。第三批“外来和尚”的公开任务是为南大设计全面改革蓝图,以使她适应新马合拼的新局面,事实上是将南大的历史和校内情况抛到一边,强制将大学全面英语化,把独立的大学变成为英文至上的新加坡大学的附属。在南大成为新加坡大学的二流翻版之后,新加坡的局势已经全盘受李光耀控制,所以第四批“外来和尚”的任务已无需对外隐瞒,只需来访三天两夜,根据政府提供的假数据,让“‘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能顺利进行,“‘异体监督’,。。。为念出‘真经’创造。。。条件”。“真经”即是新加坡只需一所大学,南大应和新大合拼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但是李春华或会感惊奇,最后李光耀并不敢只靠“外来和尚”献出来的屠刀杀害南大,因他不想承担消灭南大的责任,便来个“里应外合”,说最后合拼是由在他的控制的执政党内当国会议员的南大毕业生要求的。   
李春华不止歪曲实事,还恶意抹黑,污蔑南大当局。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在南大还未毕业,还寄宿在校内,对校内的情况相当清楚。委员会报告书公布时,华社上下哗然,群起抗议委员会无视南大创校背景,指出委员会有成见,建议无根据,无理擅自修改委任状,学生会也发表声明指出,作为一所新办的大学,改革不断求上进是应该的,但是委员会报告书不负责任的建议不能接受。校内对张天泽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怪他有私心,有的说他的原意没错。但是绝对没有发生“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的事情。张天泽住在校内由校方供给的别墅,华社上下热爱社区亲自创办的南大,怎么会损坏学校产业?学生更是不时举行美化校园运动,怎么会去破坏校园美观?这是最下流的指责,和林语堂说南大是共产党所占据,建议殖民地政府将几十名南大人拘捕一事是同出一辙。 
李春华的指责,文章的口气,说什么洪钱两人“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就张天泽住宅四周被涂满了粪便事说“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事实上就是将海外华人看成是粗鲁,野蛮,没有文化素养的一群,完全不理解海外华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意志和决心。
南洋大学作为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在那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24年,培养了近12000名为新马社会服务的毕业生。特别是在她尚未严重受到“外来和尚”的“真金”影响的前十年里,毕业生的表现更是突出,他们当中约百分之十获得世界名校的高等学位,有些或是返母校执教,或继续在外从事教学研究,使南大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的明星。李春华可以糊里糊涂地赞赏李光耀的才能,但是他不能歪曲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

I.李春华“多请些‘外来和尚’吧”,新加坡文献馆(www.sginsight.com11/02/18
II.洪业口述回忆录,英文原著于洪业(1893-1980)过世后出版,中文版由作者亲自翻译,简体版于1991年出版
III.贺光中“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164-167
IV.“剖释白里斯葛报告书评议”第一,二,三,四章,新加坡文献馆,10/02/1817/02/1818/02/1824/02/18. Tan Kok Chiang, 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 (陈国相《我的南大故事,一所人民大学的兴亡》) 有详细记载南大的兴亡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