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之光，跨洋闪耀
2026/03/04 柬埔寨《柬华日报》副刊
~作者：【干拉省加江市培英公校广西侨办老师】 莫如朋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今年的元宵节，身为外派柬埔寨援教队伍中的一员，在异国他乡，我带着四上班的学生举办了一场独具特色的元宵节实践活动。这场活动，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和学生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记。
文化初印象：好奇开启探索之门
活动以播放《元宵节的由来》的视频拉开帷幕。屏幕上生动地呈现着“神鸟的故事”“元宵的来源”等古老的传说与历史故事。学生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眼中满是好奇。我在一旁适时讲解，努力将这些蕴含着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故事清晰地传达给他们。随着视频的推进，学生们仿佛跨越时空，走进了古老中国的节日氛围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就像一扇刚刚打开的门，而元宵节的故事就是那把开启探索之旅的钥匙。这让我意识到，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潜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引导，就能激发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热爱。
传统习俗展示：感受节日魅力
为了让孩子们更直观地体验元宵节的魅力，我详细介绍了各种传统习俗。当我展示猜灯谜的图片时，孩子们纷纷围过来，对那些有趣的谜面充满了兴趣。我现场出了几个简单的灯谜，他们积极思考，踊跃回答，答对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在介绍吃元宵的习俗时，我带来了在加江市场买的元宵，当热气腾腾的元宵端上课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香甜的味道让他们赞不绝口。看着他们喜悦的神情，我知道他们正在用心感受着这个节日的独特魅力。
手工制作：创意点亮文化传承
为了让孩子们更深入地参与到元宵节的活动中，我组织了制作花灯的手工活动。我提前准备好了彩纸、剪刀、胶水等材料，向孩子们演示了如何制作简单的纸花灯。孩子们认真地模仿着我的动作，虽然一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但在我的鼓励和指导下，他们逐渐掌握了技巧。 当一盏盏色彩鲜艳的花灯在他们手中诞生时，教室里充满了阵阵笑声。通过这次手工制作，孩子们不仅学到了一项新技能，更深刻地理解了元宵节的文化内涵，也让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交流分享：多元文化碰撞交融
在活动的最后，我组织了一场交流分享会。孩子们纷纷分享自己对元宵节的感受和收获，有的说喜欢猜灯谜，有的说喜欢吃元宵，还有的表示会把在华校学到的文化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听。同时，我也鼓励孩子们分享柬埔寨的传统节日和习俗。他们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兴奋地讲述着柬埔寨的新年、送水节等节日，让我也对柬埔寨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我们更加明白不同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和共通性，也让我们在相互学习中增进了友谊。
教育感悟：责任与希望
这次元宵节实践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援教老师，我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责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努力，用更多精彩的活动和生动的方式，把中华文化的魅力传递给更多的柬埔寨学生，让中柬两国的友谊在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元宵节里，这场特别的活动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援教的道路，也让中华文化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绽放出绚丽的光芒。
元宵随笔：华人根脉的坚守与跨文化的融合
2026/03/03 柬埔寨《柬华日报》副刊
~文 ：陈世龙
不出十五都是年。元宵节，不仅是春节的压轴华章，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与“狂欢”气质的日子。古时女子元宵夜可自由出门赏灯，青年男女借此相遇，留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等千古佳句，被誉为“东方情人节”。
元宵节于华人而言，是慎终追远的重要时刻。在中国本土，北方的滚元宵、南方的包汤圆，闹花灯、猜灯谜的习俗早已融入民俗血脉；而在东南亚的柬埔寨，千百年前迁徙至此的华人先民，将故乡的祭祖传统与游神习俗深深扎根，历经世代传承，形成了独属于湄江两岸的节庆记忆。如今当地华人华侨已超百万，其中潮汕、广府、福建籍居多，他们坚守着“元宵重祭祖，游神祈安康”的传统，让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异国他乡愈发坚韧。
祭祖作为柬埔寨华人过元宵节的核心仪式，承载着华人对先祖的敬畏与感恩。华人家庭会提前备好精致供品，烤乳猪色泽油亮、烧鸡香气浓郁，搭配着本地盛产各种瓜果和传统糕点，整齐陈列在供桌之上。烛火摇曳中，人们手持香烛虔诚跪拜，追溯先辈漂洋过海、扎根柬埔寨的艰辛历程，祈求先祖庇佑子孙后代阖家安康、事业顺遂。供桌两侧，往往还会摆放高棉传统的食品与鲜花，这份不经意的搭配，恰是柬中文化世代共处的温情写照，让祭祖仪式既有故土印记，又具本地风情。
在铁桥头的三山国王庙，大金欧市保生大帝庙等祭祀仪式更显隆重。这些承载着百年乡情的寺庙，是柬华人的精神家园，早已成为柬华人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来自各地的华人汇聚于此，焚香祭拜、敬献供品，袅袅青烟中，仿佛能看见先辈们初到异国时，正是靠着这份共同的信仰相互扶持。
午时过后，元宵最具声势的“游神”活动正式拉开序幕。这项传承数十年的习俗，由柬华理事会与寺庙值事会牵头，当地政府协助举办，早已成为柬埔寨华人元宵最盛大的庆典。笙歌聒耳，鼓乐喧天，绣着神像名号的大红旗帜迎风飘扬，极具柬埔寨特色的摩托拖车改装成巡游彩车，载着各方神像和神仙扮演者缓缓前行，或画符赐福，或手持枝叶沾取石榴花吉祥水，向围观街坊和路人泼洒，寓意驱邪赐福、新年顺遂。
“游神”队伍里，醒狮团腾跃翻滚，大锣鼓班节奏铿锵，沿途吸引了无数民众驻足。既有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的华人同胞，也有大批热情的高棉民众围观喝彩，有的还学着华人的样子双手合十祈福，让“游神”活动成为连接柬中民众情感的桥梁。
“游神”活动的核心，不仅是祈福纳祥，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凝聚。早年柬华社团特意组织成立醒狮团和大锣鼓班，就是为了将家乡的民俗技艺代代相传，让年轻一代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如今，许多华人青少年加入到“游神”队伍中，有的举着灯笼，有的敲打着锣鼓，在亲身参与中理解元宵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而高棉民众的积极参与，更让这项华人传统习俗成为柬中文化交融的载体，让“柬中一家亲”的理念在热闹的巡游中愈发深入人心。
在华文学校里，元宵的氛围同样浓厚。正月十五当天，一些华文学校会举办“元宵喜乐会”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包括吃元宵、赏灯会、有奖猜谜和文化体验等。还设有书法、剪纸、做花灯、汉服制作、元宵制作、脸谱制作和棉花糖制作体验区。无论是品尝香甜的元宵，还是体验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皆能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元宵节，以“圆”为形，以“灯”为魂，在团圆的温情与热闹的庆典中，为春节画上圆满句号，也为新的一年点亮希望之光。在这个跨越国界的元宵节，祭祖的烛火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游神”的锣鼓声传递着情谊与祈愿。柬埔寨华人的元宵习俗，纯粹地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敬祖、团结、祈福。它既是海外华人对故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将信仰、潮汕锣鼓、醒狮表演等文化符号代代相传，也是柬中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在供品的搭配、民众的参与中，展现着两个民族相互包容、和睦共处的深厚情谊。
改革需要安抚民心
2026/02/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近十年来，不管是官方的国民教育体系，还是受到民间支持的独中教育系统，都面对着教育改革的浪潮冲击。对于来势汹汹的资讯革命、人工智能系统的普及、网路全球化的影响，教育的改革确实是当务之急，但该如何改？怎么改？这其中涉及的层面非常广大，影响也甚远。
这些年来由政府教育部主导的中小学教改如火如荼的在推动，学校也尽力配合专家学者们提出的新理念，透过新的技术与工具的应用，试图实现教改的目标，让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确实培养出未来生活的能力与素养。只是多年下来，不仅仅没有看到明显的成效，甚至会让人怀疑所谓的教改是不是真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从理念上来说，教育部推行的教育改革的理论与目标是正确的，很多理念都能够对应到如今资讯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系统普及等外在环境变化的需求上。然而理念即使再理想，也必须要能够在教学现场实践，并且能够说服广大社会民众教改的目的与意义，从学校、家庭等不同层面互相配合，才能够真正实践教改的目标。
然而事实上是这些年来社会上对与教改的各种异见，甚至在坊间长期呼吁政府恢复小学六年级检定考试（UPSR）与中三评估考试（PMR）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民无法理解教改后的多元评量与校本评估模式如何比传统纸笔考试更全面与完整，使得新政策无法有效让大家安心，觉得过去的比新的更好，并且认为教改也就只是眼高手低的失误政策而已。
由此可见政策的推行除了需要整个系统不同角色的配合外，更需要取得民间的信任与认同，教育的变革不能只是靠教育部、校方与老师三方面就能完成，更需要家庭教育的配合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这些年在教育现场可以发现理念很高尚，老师也尽可能从专业的角度配合，但家长们的不理解及缺乏信心，导致很多教改的工作无法真正落实，甚至有扯后腿的情况发生。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教育改革的成效直接影响一整个世代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有效的教育发展背后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成本，更是需要教育部（董总）、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等角色的配合才能完美进行。但凡其中有一个环节或是角色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运作，因此如何确保各个环节能够合作无间是政策推动者必须要考虑的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新政策的推动、改革的进行都需要有民意基础才能够成行，目前的教改正面对来自坊间的各种不信任所产生的阻力，主管单位（教育部、首相署等）需要好好规划政令的宣导工作，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安抚民心，更是要做到能够让家长们有信心配合新政策的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才能够真正的实践，否则就是民众与官方互相拉扯，让本来美好的新政沦为失败的改革，赔上我们下一代，让本来立意良善的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那就得不偿失了。
儒家思想与普世伦理
2026/02/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朝至清朝帝制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便被所谓的进步知识份子所唾弃，认为儒学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祸首；只有打倒孔家店，中国才可能重生与复苏。
只是有行动便有反应，在1920年代，也有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儒学。从他们的角度看，儒学是中国的国粹，有其永恒的价值，重点是，必须带著温情敬意重新诠释儒学发挥其积极的一面。
从后世之明的角度看，19世纪末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主因在于西方的强势崛起，及其弱肉强食的适者生存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物竞天择进化论的驱动下，全球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生存空间的世界。其后果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两次大战也可说是发达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战与自相残杀。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游欧后便写了本书揭示西方崛起的矛盾与重新评估儒家思想，认为儒学并非当时所谓进步文人所说的那么唯恐不及，他虽不像康有为那样积极推动孔教运动，但一战后却很推崇儒学。
什么是儒学？这要取决于个人的思想背景与意识形态。推崇西方自由主义者较有可能贬低儒学；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批评儒学是封建落后的意识形态。追求富强的国富兵强主义者也会认为儒学是较弱的意识形态；只是自1980年代四小龙（新、港、台、韩）崛起后，不少人开始重新检视儒学，认为儒家思想与价值是四小龙崛起的文化因素。
连新加坡这个高度西化，以英语为尊的岛国也要推动儒学与宣扬亚洲价值观。可见人在相当程度上是时空的产物，倾向于因势立论，也倾向于用时代的眼光，而非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事情，这就是现实。
进入1990年代也有西方思想家，如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汉斯孔（Hans
Küng）提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主张。这是一种强调多元差异与多元共存的思想主张，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不同文化与宗教间的来往更为频繁，彼此之间的对话沟通，相互理解变得更为迫切。德国的社会哲学家哈伯马斯也提出了交往与商讨理论，而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要世界各主要文化与宗教界认同一个普遍伦理，确是不易，特别是在这个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相对抗的时代。有人甚至认为普遍主义的伦理共识只是空想，不切实际。就普世伦理而言，穆斯林（如大马）一般上也对其持保留态度，因此普世伦理也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底线伦理，其黄金律（Golden
Rule）则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要强调勿施于人便是认识到人皆有己所欲强施于人的霸权心态。总有自以为是，自鸣正义的心理倾向。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体会到人皆不想被人霸凌，既然不愿被人霸凌，当然也应以己度人别霸凌别人。这是普世伦理的基本要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一书，按孔子的说法，这是忠恕之道。忠者（由中与心构成）强调尽心尽力办事；恕（由如与心构成）强调以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感同身受。这样才能彼此和平相处。其实，不仅是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或宗教与宗教之间，即便是个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基本的情商。
孔子不但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进而强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双赢思想。双赢思想是当代用语，可这种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的儒学中便已体现。儒学不但是著重“仁者爱人”的仁学，也是著重“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人处世之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要求，无疑是建构底线伦理的必要要求。只有自重也尊重别人，别国，别教才可能和平共处，这是基本的常识。
当然和而不同也要与仁者爱人并举；否则就成了无原则的处人处事技巧而空虚无价值。对此儒学则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来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所谓进步文人，即不民主也不科学地猛烈抨击儒家思想时，一些本土饱读西书的“西化”华人，如林文庆、辜鸿铭等便积极推崇儒家，认为它富有人性与理性。辜鸿铭甚至说，儒学是种良民宗教之学。
五四的进步文人反孔孟儒学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毕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饱受西方与日本列强霸凌与入侵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会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今天，若不分青红皂白去抨击儒家就只能说是不知所谓了。
五四标榜民主与科学，可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即不民主也不科学，后人则应平心静气带著温情敬意对待传统才是中和之道。
简言之，儒学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义务的人学。它重视双向的相互性而非单向的盲从，如君不君，便臣不臣；父不父，便子不子；夫不夫，便妇不妇。这种双向性才是“道尊于势”的厚儒（孔孟）本色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