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
一.华教是核心
华社三大支柱，即华团、华教和华文媒体三者的合称。在这三者之中，传承中华文化的华教是为核心，华社视之为本身生存发展的根苗。
为什么1819年在槟城出现的五福书院（原名五福堂），被視为最早的一所高于华文私塾规模的旧式学堂，是为本地近现代华文教育的起源？难道华社不知道由教会开办的最早具有规模的华文私塾其记录是1815年在马六甲共有9间，而1819年新加坡的记录则有3间？难道华社不知道当年五福书院以五福堂的名字去注册遭受拒绝，英殖民地当局指控它为秘密结社？（五福堂直至1857年方获准注册为一所乡会。）
唯有实事求是，不脱离华社地气，我们才会感受到华社深信，只有捍卫和发展来之不易“根正苗红株壮”的华教（即源自传统中华文化的私塾、学堂、现代学校等等），方有本身的地位和生存之本，方能引领外围的诸如教会学校或华文学习班级等等靠拢过来，形成气候，否则免谈。作为传统中华文化教育象征的五福书院虽不被当局认可，却是华社心血的结晶，不能忘却，更不能等闲视之。应该说，这是华社护根的血泪经验总结！
二．华族成为建国民族
上述华社三大支柱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具有其历史和客观基础。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考察华社族群由不自觉的“自在民族”提升成为自觉的“自为民族”，从而成为建国民族的过程。
据了解，在整个移民时期，华社族群虽然身处本地，但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却未能向本地，而依然是向中华母国认同。这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特别是英国统治马来亚后，大搞愚民政策，即在思想文化方面一贯强制本地区人民特别是华、印族群向英国宗主国认同。对此，两族社会上是普遍不愿接受，而是强烈抵制的。另一方面，华、印两族群众都爱护本身古老文明的根源和母体，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在反对向殖民地宗主国认同之时，他们也只有各自向祖籍的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作精神上与政治文化上认同的一条路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来亚社会开始形成马、华、印为主的多元社会。与此同时，世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马来亚华社族群应时奋起，开始从不自觉的“自在民族”(暂名nation-in-itself)，提升为自觉的、在本地落地生根的“自为民族”(亦暂名nation-for-itself)。这个提升过程有以下几个标志：
（一）共同母语与新式学校的出现
马来亚华社族群主要是于18、19世纪的中国劳苦大众“下南洋”逐渐形成的。这些移民来自华南不同省县，原本口操各种方言，但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潮推动下，最后却大多趋同于以华语为共同母语。1899年林文庆学者推广中华语文为共同母语是为起点。
1904年，新加坡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应新学校)；1908年，吉隆坡第一所中华女校坤成女校诞生了。1919年年初，华族企业家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开课（以规范的华语授课）。其时，全马许多新式小学也设立中学班。
1919年中国的“五四”爱国主义新文化运动对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发展是新的刺激，方言教学几乎被白话文教学所取代。华语成为华族学校的共同语，成为华族无可争议的共同“母语”。“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共同母语“华语”成为华族的标志。
（二）奋起反抗殖民地当局的文化教育压迫
1920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颁布了针对与控制华校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接着它又实施包括拒绝任何参与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执教的《1925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有压迫就有反抗，华人社会掀起了首次有组织的维护本身教育权利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运动。这项反殖运动，促成了华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成为华族觉醒的先导。
（三）华族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崛起
当我们考察华族如何由“自在民族”提升为“自为民族”问题时，除了上述华社共同母语、文化教育的时代觉醒，更是不能离开华社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崛起。
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4月30日成立，是马来亚最早出现的现代政党：反对殖民统治、主张马来亚建国独立。建党初期，党员、干部中，华族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为压倒性多数。
上述情况非常特殊，世界上包括东南亚的许多地方，总是先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而后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干部总是以当地大族群为主或占相当数量。马来亚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独特，一是英国垄断资本对马来亚经济的极力控制和这种经济的典型殖民地性质，严厉压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薄弱；二是华族无产阶级(矿工、种植园劳工、各行业劳动者)人数庞大，并在时代潮流推动和先进思想指导下很快走上政治舞台。
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更为深入和更为广泛地经历了战前援华抗日运动及接着的抗日战争和战后反殖运动以及抗英战争的洗礼和磨炼，华族成为“自为民族”的历史不仅较早而且成长条件尤为成熟，其本土意识也尤为巩固。从历史发展上看，华族可说是最早具有现代整体“马来亚”观念的，较早提出要联合各民族共同在本土建立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独立国家的马来亚）的建国民族。
（四）二战后的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大辩论
有需大书特书，二战后马来亚华族文化界开展的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的大论战，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二战胜利后，各殖民地人民（包括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建国的时代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基于此，马来亚的华族革命者（其中主要是马共干部和原抗日军人等）便借助于退伍抗日军人机构所主办的《战友报》以及《民声报》的平台，于1947年尾，以马华文坛名人金枝芒为主将，向马华文艺界提出“独特性”口号，强调“写此时此地”，呼吁文艺工作者排除“侨民”思想包袱，以马来亚主人身份写作并投身于人民争取独立建国的大业。
这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的大论战，至少有两个重大作用：
其一，大论战激发了当时马来亚各界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后不久，1948年“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在英帝的全面血腥镇压面前，我国人民能够迅速起来进行武装反抗，虽有抗日战争前例可循，这次文艺大论战的深入开展，不能否认也在为“抗英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动员。
其二，大论战不仅在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面而已，另外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号召作者应该以马来亚主人的身份来写作，尽量摈弃侨民思想和作客观念。其实，当时新马数百万华人，多半愿意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他们要同其他各民族共同建国做马来亚的主人，而非居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因此，大批过去在援华抗日、抗日战争、以及参加二战后进步运动的先进分子，成为了“认同马来亚为祖国”、“做马来亚主人”的思想播种机，在华社广泛而深入地发挥作用，让华族心明眼亮地做为“建国民族”越趋成熟。
三．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前进！
在殖民统治时期，华族在受到百般压迫和排斥下也能自行发展华教；可是当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马来亚而论，殖民当局却玩弄种种花招，扶植政权代理人，成立没有主权独立的所谓“国家”。他们在推行武力“反共”的同时，也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大搞所谓“国语为名，英语为实”的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大肆围困和扼杀华教，迫使华教一再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从二战后的1950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建国民族的华族其华教队伍进行了可歌可泣、持续不断的抗争，反对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维护华教（包括命运与共的淡米尔文教育等）生存与发展的正当权利。历史在正义的一边,据统计，到2010年，我国拥有国民型华文小学1291所，学生超过60万；华文独立中学60所，学生约6.5万；改制华文中学78所，学生12万多。另有华社民办高等学府3所，学生超过4千。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以外，世界上拥有华文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整体系的国家。
作为建国民族，我国华族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反对单元主义政策，合情合理！
既然我国是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而华族又是个建国的民族，因此，华族不能认同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搞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而是坚决主张实施“多元团结”的文化教育政策。在国家制定的国民教育体系下，各民族学校都应同样享有国民学校的地位。基于各民族语文学校都是以“国语”（马来语）为必修，都是一律采用共同的课程纲要，因此，不能以马来民族语文的学校就是“国民学校”，别的民族的语文学校却是地位较逊一等的“国民型学校”，或将之完全排除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成为所谓“独立学校”，而掌权当局又选择性地不给予“国民型学校” 应有的拨款和公平对待，对于“独立学校”（如华文独立中学）则分文不给。所有这些，是有悖于当今时代民主国家的公正施政原则和世界时代发展潮流的。
总之，作为建国民族的华族，坚持国家施政必须符合多元国情，反对单元主义政策，主张多元团结，要求发展多元文化教育体制等等，所有这一切，从未得到官方应有的尊重。只有到了2022年“11•24”大选中，“烈火莫熄”的主角安华胜出任相，成立团结政府，倡导“昌明大马”理念、主张“多元团结”治国。这是我国实施议会制度有史以来，人民民主力量的首次胜利！这也是华族华教队伍长久以来高举多元团结旗帜，首次得到官方的认可。有需指出，官方的认可只是个好的开始，作为建国民族的华族特别是其华教运动队伍，前头还有很长远的征途，继续迈步前进吧！
（2025-10-20 稿）
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华文教育研究院新书推介礼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