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
一．华社三大支柱
华社三大支柱、华社三大资产或华社三大臂膀，是马来亚或新马（指内地马来亚半岛加上新加坡岛的统称）华人社会群体（华社）的惯用语，是对华团、华教和华文媒体的合称。“华社三大支柱”是自18世纪起，原马来亚或新马华人的先辈由中国南来落地生根以后，逐渐形成的共识。
对于三大支柱分别简介如下 ——
华人社团组织（通称华团）是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包括：行业会（主要是商会）、宗亲会、乡亲会、文教以及宗教慈善团体，其中以中华总商会为核心领导。华人社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南洋（二战后期统称东南亚）的“会党”或“公司”（Kong-si），它的性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帮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团体。早期南洋的“华人公司”除了有管理、协助和庇护侨民功能外，也有执行制裁、调解纠纷和主持“公祠”的义务。
华文源流教育（通称华教）是指以中华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源流或学校，经费多是源自于华人社群的资助和捐赠。二战后初期，虽在英国人的“分而治之”下，新加坡与内地马来亚被分离，无论如何，两地人民仍亲如一家，两地的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新加坡尤盛，1955年还创立了著名的华文“南洋大学”。在美英冷战势力包围逼迫下，1950年代后期起，作为大城市的新加坡，美英势力不断膨胀，而华社的能动力量相对薄弱，当局极力推行英文教育和打压华文教育，至1980年，华文中小学已不复存在，而“南大”也被关闭（学生归入新加坡大学）。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与砂拉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退出）。由于马来西亚华社的不屈坚持，华教阵地尚能巩固和力求扩展。据马来西亚第十个五年计划（2006-2010）资料；华校拥有逾1200所国民型华文小学（华小）、78所国民型华文中学（华中或改制中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和3所中文大专院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
中文媒体（华文报刊）是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报刊，有时也包括电台或其它类型的中文媒体。新加坡原有著名的华文大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等，今仅剩被边缘化的两大报合并的《联合报》罢了。马来西亚现存创刊最久的中文报刊则是孙中山于1910年在槟城创办的《光华日报》，至于大报如《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等仍风头甚健。最初，在原新马创办的报刊是以“侨报”为立场，主要记载“唐山”（中国）的新闻。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马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为主体的多元社会开始成形，反帝反殖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已成为时代潮流，华族社区与时俱进，中文报刊内容呈现在地化和多样化。
二．华社传承中华文化
两百多年前，英殖民主义者入侵本地区，在完成其殖民统治后，实行的是直接统治辅以间接隔离统治的“分而治之”和愚民政策。
英国把新加坡和内地马来亚半岛共同置于英皇直接统治下的属地，名为“英属马来亚”，由英皇委派代表总督统治；但又辅以一定间接统治形式，保留海峡殖民地以外各州马来统治者（苏丹等）的象征地位。
英属马来亚是大英帝国殖民地之一，包含了3个海峡殖民地（1826年成立，俗称3州府）、4个马来联邦（1895年成立，俗称4州府）及5个马来属邦（1904年至1909年间取得宗主权，俗称5州府）。二战后，英帝把新加坡单独分割开来继续作为海峡殖民地。而英属马来亚的其余（在半岛）11个州则统合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直至1957年，让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1959年，让新加坡宣布为自治邦。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即文莱不加入，而由马来亚联合邦联合北加里曼丹的砂拉越、沙巴以及新加坡四地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建国。
自英国统治马来亚后，不管政区划分如何演变，大搞愚民政策则是不变的，即在思想文化方面则一贯强制本地区人民特别是华、印族群向英国宗主国认同。对此，两族社会上是普遍不愿接受，而强烈抵制的。另一方面，华、印两族群众都爱护本身古老文明的根源和母体，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在反对向殖民地宗主国认同之时，他们也只有各自向祖籍的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作精神上与政治文化上认同的一条路了。因此，华社传承中华文化，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为客观所规范的。
不难理解，上述华社三大支柱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具有其历史和客观基础。但是，我们的眼界不能仅停留于此，也要进一步从动态上考察华社族群由不自觉成为自觉的民族，从而成为建国民族的过程。
三．华族与华教同步成长
历史证明，马来亚华族不仅是个坚决反殖、反法西斯，勇于保家卫马的民族，也是个热爱本身文化教育的民族。以下，让我们简略回顾华族的成长与本身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
据了解，在移民初期，华族为了捍卫本身的共同利益进而团结和凝聚，为此很快地按照地缘、血缘、行业等纽带进行结社，组成社团。这些社团及其头面人物在18世纪后期便开始设立私塾。踏上19世纪，据说最早具有规模的私塾其记录是1815年在马六甲共有9间，而1819年新加坡的记录则是3间，同年在槟城设立的“五福书院”(其前身为“五福堂”)，是为最早的一所高于私塾规模的旧式学堂。
1904年以前，单是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就有超过一百间的私塾。这些私塾以方言为媒介语；教材多是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昔时贤文，以及更深奥的四书五经。这些私塾分为三类：
（1）当地富裕华人为其子弟专设的家塾；
（2）个别教师假借庙堂或临时场所开办的私塾；
（3）某些同乡会馆按照一定的规章创办的私塾。
第一类和第二类私塾常会因学生的减少而消失，第三类却由于同乡子弟源源而来，能够长久维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强烈地影响了华族社会的思潮，上述很多第三类的私塾进而发展为新式学堂，以及终于成为正式华校。这些华校的体制和经济都相对“独立”，它们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华族语文。根据1901年新加坡殖民政府统计，华校学生高达2000名，而政府英校的华裔生则不到600名。
1904年，新加坡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应新学校，Yiu
Sin)；1908年，吉隆坡第一所中华女校坤成女校诞生了。1919年年初，华族企业家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开课（以规范的华语授课），接着，全马许多小学也设立中学班。
1919年中国的“五四”爱国主义新文化运动对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发展是新的刺激，方言教学几乎被白话文教学所取代。华语成为华族学校的共同语，成为华族无可争议的共同“母语”。
1920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颁布了针对与控制华校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接着它又实施包括拒绝任何参与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执教的《1925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有压迫就有反抗，华人社会掀起了初步的在本地有组织的维护本身教育权利的反殖民主义压迫运动。这项反殖运动，促成了华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成为华族觉醒的先导。
其实，在整个英殖民地统治时期，当局极力推行的是英文教育，但能够和英文教育相抗衡并且超越它的，也只有华族民间推动的华文教育，显然，华教已经成为华族社会共同继承的财富，成为华族的特征，也可说是华族的骄傲和集体记忆。
历史发展尽管有其复杂因素，但是有迹可寻。华、印两族虽然在18、19世纪已经在马来亚形成为当地“民族”
(定居下来，形成“民族共同体”，为当地作出贡献)，却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向本土认同。按民族发展的阶段看，华、印两族那时期还处在不自觉的“自在民族”
(暂且名之nation-in-itself)
的阶段，如此历时近两百年，两族人民群众对“本土”的认同或者说落地生根的意识，方告成熟成为“自为民族”(亦暂且名之nation-for-itself)。其中，特别是华族群众，起始上世纪20年代的有关学校注册的抗争运动，直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历经30多年的磨炼，本土意识才普遍（而不仅是先进分子引领）明确地树立起来，让我们再看看下一章节的进一步分析。
四．华族如何成长为自为民族
当我们接触华族如何由“自在民族”提升为“自为民族”问题时，除了上述华社文化教育的时代觉醒，更离不开华社中广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崛起，而广大工人阶级崛起的标志，又离不开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的出现。马来亚共产党就是代表马来亚工人阶级的政党。
(一) 为什么马共成为马来亚第一个现代政党？
马来亚共产党
(Parti Komunis Malaya, PKM) 于1930年4月30日成立，那时马来亚还没有别的现代政党。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亚才有了以种族或特定阶级集团利益为政纲的其他现代政党出现。
上述情况非常特殊，世界上包括东南亚的许多地方，总是先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而后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马来亚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独特，一是英国垄断资本对马来亚经济的极力控制和这种经济的典型殖民地性质，严厉压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薄弱；二是无产阶级(矿工、种植园劳工、各行业劳动者)人数众多，并在时代潮流推动和先进思想指导下很快走上政治舞台。
（二）英殖民主义者从中、印输入大量劳工
英殖民主义者逐步统治马来亚半岛各邦之后，马来亚社会变成殖民地、半封建形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出现两个大变化：一是多元民族社会的形成；二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诞生。
上述社会变化的背景是，为了加强剥削和掠夺，英殖民主义者大力开发种植园、矿场和进行公路、铁路、码头、城市的建设等等，需要大量廉价劳工，因此催生了马来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形成。但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马来亚的无产阶级并非从封建社会体内(即来自马来农民群体)诞生,而是出自殖民主义者从中国和印度输入的大批廉价劳工（华人“猪仔”、印度人“契约工”等等）。英国人的目的很明显:外来劳工酬劳特低,过着非人生活,无需给予社会保障,经济上对它最为有利；而在政治上,维持各土邦统治者的象征地位,把马来人束缚在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村保持生产粮食，不使马来农村破产，这既可稳住马来社会的不满情绪，也有利于它玩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
据资料显示，19世纪末最迟至20世纪初，马来亚已经形成了以巫、华、印为主要民族的多元社会，这个多元社会的人口构成很稳定，请参阅以下表1
——或者有人会问，既然马来亚多元社会的主要人口构成为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而其中马来族和华族是人口同为最多的，为什么马共早期的党员却以华族居大多数？
根据共产党的建党原则，马共只能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战斗队，绝不会是以种族人口比例组成的展览团。
马共成立时，华族工人阶级的队伍即使在马来亚内地也是最为庞大的（见表2，马来族工人只占14.4%），这还不计华族工人人数比例更高的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榔屿。更为重要的是，华族工人组织性强（大批参加地下工会和公开工会），进步思想传播深入（学习班或学习小组普遍设立）。因此，华族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大量涌现，从而被吸收进入马共党内。
由上可见，马共早期的党员人数以华族为主，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华族的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的队伍庞大所决定的。
其实，20世纪初年，直至踏上1930年代，因为接触了现代思潮、民族解放运动和以本土人民为服务对象的现代政党组织
(如马来亚共产党等)
的政治理念的激发，华、印两族便从“自在民族”开始提升为以马来亚作为认同对象的“自为民族”
(亦暂且名之nation-for-itself)，两族中的先进分子群体才能进而厘清各种对本土认同的“迷思”。
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更为深入和更为广泛地经历了战前抗日运动及接着抗日战争和战后反殖运动以及抗英战争的洗礼和磨炼，华族成为“自为民族”的历史不仅较早而且成长条件尤为成熟，其本土意识也尤为巩固。从历史发展上看，华族可说是最早具有现代整体“马来亚”观念的，较早提出要联合各民族共同在本土建立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独立国家的马来亚）的建国民族。
五．华社对本身教育的热爱
从移民社会开始，华社群体就有“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共识。还得指出，华社群体对自己血汗凝成的教育实体（随时代演进的私塾、书院、学堂、学校等等）尤为珍惜和尊崇,认为这是他们文化根基之所在。这是一些外来的专家学者所难以想象的。不妨引些具体例子来分享。
（一） 五福书院起源说
“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于7月26-27日在著名的座落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市的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据主办当局阐明，举办这个论坛是希望从世界华文教育的发展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而如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已有200周年，也正迎接新的第三个100年的开始。
为什么说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已有200年？
据了解，自从邝国祥校长于1954年撰文，提出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最早华校，将文字发表在他身为校长的时中小学校刊，又先后通过报章投稿等途径的反复论说，此说很快为华教界所认同。以后他在
1958 年出版《槟城散记》，也是将五福书院建立于1819年的说法记载书中，并且联系着槟城办学事迹加以阐发，此说至今流传甚广，包括见诸华校中学课本，一直被华教学界所引用。
其实，中华文教事业在南洋一带传播的年代久远；即使踏上近代，以马来亚而言，我们在前面章节也已指出，踏上19世纪，据说最早具有规模的私塾其记录是1815年在马六甲共有9间，而1819年新加坡的记录则是3间。至于华教界认定的1819年在槟城设立的“五福书院”，其前身名叫“五福堂”，是为最早的一所高于私塾规模的旧式学堂，但不被殖民当局所认可和存案。据学者王琛发博士2000年在中国漳州演讲时指出：“翻一翻英国的档案，我就发现到五福书院最早的时候是以五福堂的名字去注册，结果被英国政府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本来是秘密结社。”史料显示，五福堂直至1857年方获准注册为一所乡会。
邝国祥校长也知道，当年槟城殖民地掌权者莱特在1794年1月25日曾经致函驻印度总督，信中写道：“华人最堪重视，男女老幼约计3千人。……随所在皆有师傅教诲儿童，亦有遣送男儿回国（指中国）求学者。” 邝校长在解释五福书院时，也同样忽视德国传教士说及1819年之前的私塾教育。
何以我们的先辈当年讨论马来亚华文教育史，在举例最早华校的时候，认定叫做“五福书院”的华校，说它是创办于“1819
年”？如此一来，“五福书院”名声流传很广，为华教界所认同。例如，上述“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的华教200周年定位，即以1819年的五福书院为起算。这有其深厚情意结，道理也很明白！
众所周知，东南亚各国当中，大部分地区的华文教育最迟于1960年代，在英美发动冷战的反共反华的压力下及各国内部当权者的配合打击下出现断层，导致华文教育薪火中断，后继无人。唯独马来西亚的进步力量与时奋进、华教队伍也抗争求存，华教得以转危为安。1950年代中期发起的“火炬运动”(号召华族适龄儿童报读华校)，让母语教育成为华社的普遍共识，从此及60年代起，华文小学（国民型华文小学）成为华族父母的首选。70年代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复兴运动兴起，挽救了华文中学被强制改制下的厄运（下一节将涉及）。90年代华社进一步办起高等学府。从此，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完整华校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华社深知，只有捍卫和发展来之不易“根正苗红株壮”的华教（即源自传统中华文化的私塾、学堂、现代学校等等），方有本身的地位和生存之本，方能引领外围的诸如教会学校或华文班级等等靠拢过来，形成气候，否则免谈。作为传统中华文化象征的五福书院虽不被当局认可，却是华社心血的结晶，不能忘却，更不能等闲视之。应该说，这是华社护根的血泪经验总结！
（二） 上世纪20年代的华教抗争运动及其影响
踏上20世纪，马来亚多元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东亚及本地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中国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对马来亚华教的发展无疑又是一项新的刺激。此前华校普遍推行新的课程内容，华语华文是华族无可争辩的母语母文。新的思想意识同样于教师、学校董事和学生及家长之间迅速传播。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协议》，却把战败国德国原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完全转交予日本，马来亚华社各界因而展开全面的抵制日本货运动。与此同时，华社也极力抵制英殖民地当局主办的所谓“一战和平”大庆典。
英殖民地当局敏锐地嗅到华教的发展对其殖民统治不利，它迅速地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等地实施了针对华校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这项法令授权教育总监关闭任何一间不符合殖民地政府所规定之条件的学校。所有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都必须进行注册，并接受教育总监的管制等等，这是明摆着要控制和压制华校。殖民地当局毫不妥协，立即将带头起来反对法令实施的华社领袖和教师加以提控和驱逐出境。抗争烈火被暂时镇压下去后，据统计，至1922年，被迫注册接受管制的华校，海峡殖民地有215间，马来联邦则有177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殖民地当局紧接着推出《1925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这项修正法令赋予教育总监更大权力，以拒绝任何参与所谓“颠覆”活动（反对殖民统治）的教师注册，也禁止学校使用含有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内容之课本。1925年至1928年几年里，至少有315间学校被取消注册，理由是这些学校有损殖民地统治利益。基于同样借口，同时关闭数量庞大、分布各地的专为华人工人和成年人而设的夜校和补习班——这些夜校和补习班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强。华族也就在经历了上述维护与建设华教的抗争中，在培育本身文化根基的使命中，同时也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大潮中锻炼成长，从“自在民族”提升为“自为民族”，并进而投身于本地的建国运动中，成为站在前列的“建国民族”。
在这一波被取消注册的学校、夜校等等的教职人员，他们获得了华社的欢迎和尊敬，成为新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们中相当的数量融入华族工人阶层的队伍中，成为进步革命思潮的传播者和生力军，他们中的许多先进分子成为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和支持者。还得指出，在1929年至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萧条，英殖民地政府取消学校津贴金，很多学生被迫退学，一些学校关闭。人民要求自治独立的思想在华校普遍传播，各学校纷纷成立学生会和学习班。这个华校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代代相传至今不息。
有需指出，华族成为自觉的“自为民族”，走上“建国民族”的道路，最主要的历史考察标志应是1930年马共的成立及其于1932年提出的12条革命纲领。纲领的第1条即是“驱逐英帝国主义出海峡殖民地与马来亚各邦”，建立马来亚独立国家。又纲领第9条是“争取与实现免费教育，用各自本国语。”作为最早出现的现代政党而以先进华族党员为主的马共，以反帝和建国为立党原则，并倡导“用各自本国语（按：各民族语言）”，为建国后的多元语言教育树立方针。这些俨然成为华族以后在争取国家独立及维护华族文教的运动中的理论基础和底气所在。
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法西斯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东亚是重灾区，中国全民抗日爆发，马来亚华社掀起波澜壮阔的两个旗号结合的，以人力物力支援中国的抗日运动。所谓两个旗号，一个是“援华抗日”，由地下马共领导的半公开的“马来亚华社各界抗敌后援会”所开展；另一个是“抗日救国”，由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所动员。有需指出，后者“抗日救国”动员的偏向上层社会，名声很大，物力丰富；而前者“援华抗日”则深入中下层社会，组织力强，人多势众。两者相得益彰，抗日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应该说，“援华抗日”的政治意义更胜一筹：今日“援华抗日”，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他日日寇入侵马来亚，大家必起而“抗日卫马”，全力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华社大众有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觉悟，就为日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诞生做好了思想动员和底气。
果不其然，1941年年底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亚首当其冲。日军从北马长驱直下新加坡，10万英军弃械投降；是马共号召马来亚人民武装起来，“抗日卫马”，各地迅速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抗击来犯的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人民抗日军很快成为本区域（东南亚）最特出的抗日力量。还需看到，以华族为中流砥柱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其1943年2月20日发表的《抗日九大纲领》，主要有：
第1条：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第2条：… … 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上述事实，人们有理由断定，华族是较早要联合各民族共同在本土（马来亚）建立一个新兴“现代国家”的。
有需大书特书，二战后马来亚华族文化界开展的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的大论战，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原来，二次大战甫结束，马共总书记（大内奸莱特）就把抗日时期“争取独立”的纲领，篡改并降低为向英帝“要求自治”的纲领，这在广大抗日军民中引起不满，但也产生建国的一定消极因素。此时英帝得以安全地卷土重来，恢复殖民统治。无论如何，二战胜利后，各殖民地人民（包括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建国的时代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基于此，马来亚的华族革命者（其中主要是马共干部和原抗日军人等）便借助于退伍抗日军人机构所主办的《战友报》以及《民声报》的平台，从1947年尾，以马华文坛名人金枝芒（笔名乳婴、周容等）为主将，向马华文艺界提出“独特性”口号，强调“写此时此地”，以显示马华文艺和中国文艺（当年马华文艺多少带着中国文艺的偏向）的区别，同时更说明了本地文艺运动的方向和主流，呼吁文艺工作者要以马来亚主人一份子写作并投身于人民争取独立建国的大业。
“独特性”口号高处一呼，万山响应，本地文艺界百花齐放。但那时候，还有一些南来作者，抱着作客异乡的态度在写作，没有能够反映本地的现实。他们被称为“侨民作家”，其作品叫做“侨民文艺”，他们在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副刊及《风下周刊》等等发表争议文章。接着，新马各种华文报刊、文学团体、读书会、研究社，也陆续进行争鸣和集体探讨，主张文艺接地气。最后，由于中国著名作家郭沫若和夏衍在香港的文艺刊物先后（1948年2-4月）发表意见，一致认为马华文艺应有其独特性，即是和中国国内作品具有不同的特质，一些侨民作家才不再说什么。
这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的大论战，至少有两大看点 ——
其一，大论战激发了当时马来亚各界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其时，长期窃据最高权力地位的大内奸莱特，在马共内部被揭发并受到清算，以陈平为首的马共革命新领导层上位，马来亚各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有了坚强的核心领导。英帝发觉它的大内应莱特已经失去，马上查封“民声报社”，并借口园丘工人造反进而于1948年6月20日在全马实施《紧急法令》，对反帝争取独立的政党、社团、机构以及民主开明人士，进行大镇压、大封禁、大搜查和驱逐出境等等，全马暗无天日。这就是“6·20”事变。与此同时，马共立即号召我国各民族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对英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因此，“6·20”也是我国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的日子。话说回来，在英帝的全面血腥镇压面前，我国人民能够迅速起来进行武装反抗，虽有抗日战争前例可循，这次文艺大论战的深入开展，不能否认也在为“抗英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动员。
其二，大论战不仅在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面而已，另外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号召作者应该以马来亚主人的身份来写作，尽量摈弃侨民思想和作客观念。其实，当时新马数百万华人，多半愿意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他们要同其他各民族共同做马来亚的主人，而非居于寄人篱下的地位。但他们在本地的政治地位和事业发展，却受到殖民地当局的打压和限制。经过这次大论战，那些一向在援华抗日、抗日战争、以及参加二战后进步运动的先进分子，成为了“认同马来亚为祖国”、“做马来亚主人”的思想播种机，在华社广泛而深入地发挥作用，让华族心明眼亮做为“建国民族”越趋成熟。明显的例子，1954年，新加坡华校中学生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反对为殖民地统治者当兵的 “5·13”事件，学生们的口号是反对殖民地战争，他们最爱唱的歌曲是《我爱我的马来亚》。新加坡的学生爱国运动很快影响了马来亚内地的学生奋起抗争，最后引发了波及半岛全境的1957年“11·14”反对在华校驱逐超龄生的爱国护校学潮。另一明显的例子是，据报道，在1950年代，两百多万马来亚华人对申请公民权仍心有余虑（因所谓公民权申请全由英殖民地当局主导），至55年登记为公民者并不多，仅有14万之譜。1956年4月，全马华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召开，提出四大要求：一、当地出世即为当然公民。二、在本邦居留五年者，得申请为公民，免受语言考试；三、凡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四、列巫、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在短短两年内，申请登记公民的华人急剧增加了70多万。事实证明，只要能够不再处于无权状态，整个华社对马来亚的国家认同是顺理成章的。
（三） 华文独立中学（独中）的由来
二次大战结束后，英美发起冷战围堵战略，在东亚大陆这块则以围堵共产党中国（新中国）为主，同时为了隔绝南洋（东南亚）地区受到新中国的影响，美国以大手笔援助南洋华人子弟到台湾接受反共教育。马来亚英当局则在武装镇压马共之外，实施各种政策加强英文教育，企图消灭其他源流的学校特别是华校。按英国殖民地官员的说法，只有发展英校，消灭华校，才能消除共产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反共反华是殖民地当权者的政治正确，教育领域，照行不误。
1951年，英当局推出《巴恩报告书》，强调英文单元教育政策，但辅助以改善了英文教学的马来文学校。《报告书》建议废除华校等其他源流学校，以英文和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取代之。《巴恩报告书》之后经《芳吴报告书》做些修订，英殖民地当局以《1952年教育法令》为名实施。由于华社及印度社会强烈反对该《法令》，认为它会导致华、印母语教育消失，并表示华、印校只能接受英文与马来文为必修科。1954年后，殖民地当局经过修修改改再推出《教育白皮书》之类的，无论如何也无法平息华、印族群的情绪，因为它消灭或变质华、印校之心不死。
1956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前夕，联盟政府（部分民选政府）公布《拉萨报告书》，提出独立后国家的最终教育目标是各民族儿童在一个教育制度下，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是明显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自然不被华族和印度族所接受。但在没有充分论证和参照各方意见之下，联盟政府于1957年国家宣布独立那年，强行通过以《拉萨报告书》为蓝本的《1957年教育法令》，成为开国的第一道教育法令。为了减少反对压力，联盟政府采取权宜之计，答应“联邦教育是要建立全民所能接受的的教育制度，… … 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维护和发展本国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人们觉察到，明说一套，暗里另一套，当局已经着手通过国家资源、行政手段向华校中小学威迫利诱，以放弃母语教育，接受改制。
1959年，联盟政党在大选中获胜继续掌政。新政府委任拉曼达立为教育部长，于1960年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提出《拉曼达立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建议以接受政府财政津贴为前提，对华文中小学加以改制（即把母语为主改为以国语或英语为主的学校）。此项建议对全马华教的发展即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1961年10月，在华社的强烈反对下，国会通过了依据《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而制定的《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后，单元同化教育政策不断冲击和边缘化我国的多源流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这是我国教育领域几十年来乱象的祸根。华小被改制为低于国民小学的低层次的所谓国民型小学，而教育部长若认为适当可将其母语教学媒介改为国语（马来语）；至于华文中学则被改制，坚持不改制的只能成为独立中学（独中），请看以下分解。
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只以官方语文——马来文或英文作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算是华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所谓“不合格”（不接受改制）的中学（即独立中学）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惟其学制、文凭等则不受政府承认。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改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英校），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自筹经费成为独立中学（独中）。
尽管官方和马华公会要员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强调改制的好处，宣称上述“改制”乃维护华文教育，并无消灭华文教育、华校、华人语文和文化之意图，但在诱使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极大的反弹。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极力支持《拉曼达立报告书》和华文中学改制,马华公会自此与坚决持反对立场的华校董教总关系紧张。1960年11月5日，在马华公会拒绝召开与董教总三大机构会议后，董教总自行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会议，大会通过5项议决，包括不应改变华文中学教学之媒介语；应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初级文凭考试，而价值相等；应有以华文为教学媒介之后期小学；小学升中学不应受到限制，等等。
1961年上半年，各地华文中学基本按兵不动，等待董教总的决定。3月15日，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在槟城召开的教总15人工委会会议上，强调“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大力呼吁全马华文中学不可申请改制，应积极筹办华文独立中学。然而，华社的意愿并不能使联盟政府重新检讨整个教育政策。相反的，马华公会要员如李孝友、谢敦禄、李润添等人与教育部部长拉曼达立相继通过电台推销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和“保证”。教育部和新闻部在当时发放大量宣传品，皆以鼓动华文中学改制为主题。与此同时，当局强硬镇压反对改制的意见，教总主席林连玉被剥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准证。
在联盟政府几年来的威迫利诱下，华文中学阵地最后无奈失陷。1962年1月，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公布共有54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并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其他16间不接受改制，保持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称为华文独立中学（独中）。
改制之后的独中，一片凄风苦雨。就以霹雳州为例，这里是华校较为集中的州属，是改制的重灾区。原本有华文中学17所，15所接受改制，仅深斋、育青不接受。后来，由于官方的津贴不能如期落实，陆续有7所接受改制者则开办独中班，以保留独中，成为一校两家（改制兼独中）。无论如何独中方面深受歧视，情景堪忧。凡校园里的建筑、设施与资源等，“国民型中学一切有优先，使独立中学遭遇不少困难”（教总调查，1986）。当年独中大多委曲于校园一角，甚至被排挤在厕所旁的寮房、贮藏室等上课，其课室简陋，桌椅残缺、光线不足等问题，就不需细表了。更有独中被流放在外，四处寻借上课场所，毫无尊严可言。然而形势比人强，独中大多也只能默默认命，很少对外怨天尤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独中动则得咎，经常被官方恐吓调查，社会舆论又多鄙视之为“垃圾学校”，独中生在自家校园内抬不起头来，一出校门口就赶紧换掉校服以免被人欺负。这些诸多的陈年往事，早期在一地两校（或一校两家）上过课的同学相信还有印象吧！
物极必反，人穷求变。独中复兴运动如春雷响起！
面对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华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教育事业，于1973年在霹雳州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把全国仅存的60所华文独中（半岛37所，后加上砂拉越和沙巴的23所）从灭亡边缘救活和发展起来。董教总于当年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并发动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及提出《独中建议书》作为独中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导。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建设，独中工委会在推动独中办学的历程中，无论在课本编纂、举办考试、师资培训、技职教育、学生活动、升学辅导、出版业务、资讯收集、基金筹募、奖贷学金等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目前，华文独中的办学已达一定的学术水平，其统考文凭受世界许多大专承认（唯独本国政府不予承认）。而现在独中的学生人数也逐渐的增长，由1960年代的约2万增至本世纪第2个10年的约8万（董总统计，2013），每年每个家长都抢着独中的位子，可喻"僧多粥少"。
其实，从学生数量看，60所独中学生不到10万，78所改制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学生应有20万，还有国民中学华文班和国际学校修读华文课的学生也有一定数量。无论如何，华社始终心仪经过艰辛奋斗得来不易的传承中华文化根基的独中，以独中为骄傲。这难道不值得研究和深思吗？
（四）独立大学倡议与新纪元大学学院
在《1961年教育法令》之下，不接受改制而保留华文媒介的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其学制及考试文凭一概不受政府承认。1967年9月21日，马来西亚教育部长佐哈里公开指示，以后只有通过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学生，才准出国留学。这项条例全然切断华校生的升学之路（包括不准拥有高中文凭的华校生一向来大量前往报读的新加坡南洋大学），因为当时独中生没有参加上述官方考试，只考华校高中文凭。不管华社如何反对，政府完全不理。为了华文中学生的迫切升学问题，是年12月7日，马来亚华文高师毕业教师职总主席陆庭谕在马六甲召开的中央执委会议上，倡议以创办南大的方式在大马创办一所华社民间大学。
1968年1月初，董教总华教工作委员会主席叶鸿恩，副主席沈慕羽等联名致函全国华人注册团体，号召参加独大发起人大会。是年4月14日，199个社团700多名代表一致赞成建议中的大学命名为“独立大学”，气势如虹。各地华人乡团、社团、校友会等等，纷纷组织起来，筹款捐献运动席卷了全国每一个角落。
华社倡议在国內设立大学（独立大学），联盟政府不批准，马华公会也不支持。时任马华公会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还冷言冷语用英语形容办独大无望：“It
is easier for hell to freeze than the Merdeka University to be established in
this country”（把地狱冰冻起来，还容易过在这个国家成立独立大学）。此话被一位报人翻译为“铁树开花”，在当时被誉为神来之笔。过后马华方面澄清说陈修信的原话是英国谚语：“Until
the freeze of hell”（除非地狱冰冻），不能译成“铁树开花”这样夸张。无论如何，陈这句话触怒了全国华人，即使是原话，也足以说明马华公会反对独立大学的立场。鉴于马华上层当年贩卖华文中学改制，如今又反对独大兴建（而去另搞以官方语言媒介的所谓“拉曼学院”），早已自绝于华社大众与下层党员群体，众叛亲离，民心不再，“马华卖华”传遍街头巷尾。马华在紧接着的1969年大选惨败，几成定局。
由于大选选情吃紧，联盟政府倍感压力，终于在大选之前两天即1969年5月8日，让独大有限公司依据南大方式，获准注册。但5天之后，我国发生有史以来仅见的吉隆坡及近郊的“5·13”民族屠杀惨案。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停摆，政府由拉萨为首的行动理事会掌管。独大公司不能从事任何工作，筹款活动也被禁止。
官方宣布的“5·13”事件起因，说是国会选举当时，华族在大城市吉隆坡大选胜出触动了马来族情绪，从而引起的种族流血冲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及文件证据显示，“5·13”惨案的发生，不能排除宗主国的英国为了换马，即撤换吉隆坡政权代理人东姑而挑起巫统内部权力斗争让“对华人强硬派”抬头，从而爆发“5·13”民族屠杀惨案。
“5·13”惨案后，以副首相拉萨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政府内阁和国会以治理国家，直至1971年才解散。国会重开后，相继通过修改法令，将种族、官方语言等话题列为敏感话题；公布《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创办大学或学院，需获得最高元首的恩准（对于独大的创办，无异是设下一道障碍）；同时宣布推行基于土著特权的《新经济政策》等等。1973年，鉴于政党过多将威胁执政党的地位，巫统政府在马华、印度国大党等原本成员党之外，拉拢更多其他政党联合组成“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或BN），形成强大的政党联盟。
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创办独大运动寸步难行，荆棘满途。独大理事会改采其他策略，于1974年3月向政府提交创办“独立学院”申请，遭政府拒绝。尽管如此，其时独中复兴运动如春雷响起，独中生向往的是独大，从而推动独大筹办运动燃遍每个角落，得到全国4238个党团签名盖章表达创办独大的意愿。以华教领袖、董总主席林晃昇为首的独大理事会向最高元首呈书，请求恩准创办独大，未获答覆。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则宣布，政府拒绝独大申办，惟独大方面有权将此事交由法庭解决。独大理事会于是呼吁华社一人捐一元筹募独大法律基金。由于起诉政府属于宪法案件，又有民族基本权利敏感问题，几个资深律师都不愿接此案件，后来林晃昇等独大代表就到英国物色精通宪法的女皇律师，在1980年正式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就独大遭拒绝事，起诉政府，创下民间因维护办大学权利而状告政府的先例。但1981年11月，高庭宣判独大败诉。
华社虽然不折不饶的寻求法律诉讼途径，但法律终究摆不脱政治。1982年7月6日联邦法院最终以4比1拒绝独大的申办，且被禁止上诉英国枢密院。此乃我国华教历史一道深深的伤痕。
1980年，本地区以弘扬中华“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精神的南洋大学被新加坡当局关闭；1982年，立志为完善小学、中学到大专学府体系华教理念的独立大学又被禁办。对此，独大理事会在一篇声明文告中郑重指出：即使政治现实挫折了……愿望和计划，我们也绝不能放弃创办独大的理想。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华社爱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的不屈不挠气概！
为了继承南大精神、独大理念，1983年12月7日，独大理事会成立以林晃昇为首的7人小组，专门研究、策划和确定校地等，积极为发展华教高等教育做出贡献。
1989年10月1日，华侨学校产业受托会将校地捐献给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作为建立华文高等教育用途。这个校地坐落于雪兰莪州乌鲁冷岳区加影的华侨山岗上，占地
3万4千多平方米。1993年12月19日，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落成，充作董总行政处之用。董总也于1994年3月24日成立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负责创办新纪元，这是一所由全国热心华文教育的人士集资建设而成的非盈利大学学府。
1994年8月27日，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正式将《新纪元学院申办书》呈予教育部。1997年5月28日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新纪元学院，同年10月28日获得雪州教育局批准注册。1998年3月1日学院举办第一届新生入学开课礼。
在漫长的我国华文教育历史中，新纪元学院的创办正如所说是1980年南洋大学被关闭、1982年申办独立大学官司败诉后，华教的另一个新起点。新纪元的宗旨是，立足新纪元、起步东南亚、放眼全世界。
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发展，犹如我国华文教育历史的缩影。新纪元从货柜箱开学，到拥有大型教学楼，近3千学生。新纪元学院于2016年12月30日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院（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具备本身硕、博士授予权。新纪元大学学院开设的课程全部得到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资质署MQA的批准，根据中马两国学历互认协议，新纪元开设的课程受到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新纪元大学学院也是全马来西亚仅有的一所同时开设“东盟研究哲学博士”、“中华研究哲学博士”两个方向哲学博士的高等学府。2019年开办硕博班，吸引5、6百名外国学生，开办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并且拥有近20名马来教职员，近两百名友族学生的多元团结的新纪元。它挺过了各种压力，解决了各种纷争。2024年又在现有校园临近购买了命名为“南大楼”的教学大楼以应对学生剧增。它终于开始腾飞，走到准备升格为新纪元大学的今天。
新纪元，这是抚育它成长的华社艰苦奋斗的成果，是华社的功劳，也是坚持创办多元开放的华文大学的华社的骄傲，
六．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前进！
为纪念大马华教200年，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大会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召开，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在主题演讲中指出，过去200年，我们始终都在为马来西亚华教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我们也曾为大马华教的完整体系，即小学、华文独中及大学的完整制度的建立而努力，这期间，也曾经为了捍卫和抗争而失去自由、坐牢等等，但就在捍卫和抗争中使华教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他接着指出，今天，我们将开始迈入第三个100年，在总结过去华教的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有几点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简约引述于下）。
1)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种源流学校的国家，我们高 举多元团结的旗帜，完全符合我国当前以及长远利益，单元主义政策和施政违反多元国情。
2）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立场，依靠特别是华社大众，通过华教队伍推动与发展华教；加强与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友族的交流和互动，谋求并促使华教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3）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团结各开明政党和进步阶层以及各方开明进步人士，同心协力支持与发展华教。
4) 支持与发展马来西亚的三所民办大学学院，以完善及巩固华文教育的小学、中学 及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新纪元大学学院更负有传承南洋大学精神与独立大学理念的使命。
上述4点经验，也就是当前华教运动的四面旗帜，其中2-4点的内涵，就本国华教同道而言，亲身经历、耳熟能详；对于外国朋友，资料交流，并不陌生。至于“多元团结”及其问题，不妨作些讨论 ——
讨 论
（一）多元团结与大马国情
首先，有需指出，大马是个多民族的国度，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伊班族、卡达山族以及众多人数较少的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人数较多而且分布广泛的主要有马来族、华族以及印族，这三个主要民族之间，各个都是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不仅是不同的种族共同体，而且还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
(即人种)，也是不同的民族，因为他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种族的差别，如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部的轮廓、体格的构造等等不同的人类生理上的特征；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的差别，如语文、文化、风俗、宗教、民族心理等等不同的社会文明上的特征。无可争辩的“多元”存在，这就是大马的基本国情。
其次，种族的差别和特征，是人类史上几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演变形成的；民族的差别和特征，是千百年来文明发展史所形成的。无论是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和特征，都是长久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后还要很长期地存在。因此，谁也无法人为地创造一个新的单一民族，而只能在政治上达致单一国籍的认同（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同一国籍），当然这是最为重要的国家组成的元素。在现代史上，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凭着本身主观的喜恶，企图抹杀和消灭非我族群(种族灭绝)，其结果是受到历史的惩罚，为人类带来灾害，以彻底失败告终。希特勒有名言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要从他们的学校下手。”而今地球依然转动，要被消灭的民族历危还安，试问希特勒又到了哪里去呢？
再次，应该正确认识和肯定的是：大马的多元民族特色，不是弱点劣势，而是强点优势。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大马这样的多元民族相处共存，而且马来文明及土著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美及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一块地方，可说是绝无仅有，是真正的一块文明宝地！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应该珍惜、保护、发扬这样的强点优势，使之在世界各国之中昂首挺立。我们要坚持为此而努力，要坚持为“多元团结”、共同发展而奋斗，这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
最后，在大马民族大家庭中，团结是至为关键的。但团结要有扎实的内涵，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大或小的、先进或落后的民族，都是同样价值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歧视其他民族，而相反的，都应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教育、风俗习惯等。在历史上，马来族是大马文明的奠基者；华族是现代保卫本地乡土的先行者；印族是现代本地基建和法制的大力投入者，还有伊班族、卡达山族以及其他每个民族都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者，各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大马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则大家受害，团结就大家得益。只有“平等”相待，才有“团结”可言，只有抱着“团结”的愿望，才能“平等”待人，这是基本的团结原则。当然，在奉行民族权利平等（包括语文、教育、宗教）的原则下，绝不能忽视民族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因此各民族间的互助和对弱势者的扶助，也是实现“平等团结”的必要条件，但这绝不是从另一方面来削弱甚至取消民族平等的原则。
（二）世界上处理民族问题的四种模式
近代以来，世界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处理民族问题基本上可分为四种型式或模式：
1.单一民族国家（西欧式） ――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了开拓各自统一的市场，
近代在西欧多地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形态，它是在民族主义运动思潮指引下，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即“单元一体”的所谓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阶段而逐步没落，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已是过时或不合时宜了。當代所鼓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或目标，实际上被用来在多元民族而多元文化的国家里，用以说服或主要是迫使国内人民(特别是弱势族群）对执政的垄断资产阶级所推行的单元主义政策的屈服（迫使弱势族群接受同化和忍受超经济剥削）。
2.由强大民族主导的多民族国家（东欧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旧帝国
(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等)分解而来的东欧各国。这类型国家其内部是多民族的，但由某一强大的民族主导其他民族，即“一强多元”的国家体制。在语言、教育政策上，执政者强调的是其强大民族的优越和优先，弱势族群则受到歧视。在政治运作中，强大民族强调“跨族群”，即把自己说成是国家的当然主人，而弱势族群必须向强大民族归顺和“跨族群”。弱势族群在维护本身权益时一概被指为没有“跨族群”诚意或妨碍国民团结而遭到肆意打压。
3.美国的“大熔炉”模式，也叫“美国式”，这个模式的突出点是“美国优先”，
说穿了就是“高等白人优先”。他们把英语、基督教、自由主义列为三要素，利用手中政权的力量，迫使所谓次等人群的红印地安人、黑人、拉丁裔、亚洲裔等等必须接受这三要素，以熔入美国社会。自从上世纪罗斯福总统推行这种所谓“反种族灭绝”(实际上是民族精神文化灭绝)，而美其名为人道主义的同化政策“大熔炉”以来，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和压迫、社会动乱至今层出不穷。
4.多元团结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列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各自都是在内部各民族取得共识下合力建立主权国家的。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参加建国的各民族人民，都是有关新兴国家的主人、当然公民，权利是平等的。这其中，“新中国式”，号称“多元平等”式或“多元一统”式，是处理民族问题最为成功的。新中国实施国内56个民族平等相待，共同建设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中国。在新中国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名为“多元团结”民族政策的少之又少，只有中欧的瑞士、列支敦士登等小国，他们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为官方语言、本国少数族群的语言也受到尊重。至于北美的发达国家加拿大，除英语为官方语言外，法语也具有法定地位,有色人种后裔的语言则无相应地位,而土著则处于被灭绝。
上述四种型式或模式，实际上分属于两类政策，即第1、2、3种属于“单元主义”的民族不平等政策，推行时通常相互补充混用（推行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的大马当局亦如此）；而最后的第4种则属于“多元主义”的民族平等政策，就社会发展观之，属于新生事物。
（三） 华族坚决主张“发展多元教育源流”
我们在讨论大马华教问题时，还得做点历史回顾——
在殖民统治时期，华族在受到百般压迫和排斥下也能自行发展华教；可是当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殖民统治行将结束，建国在望时，殖民当局却玩弄种种花招，立法围困和扼杀华教运动，使华教一再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这是华族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马来亚国家独立前夕，当局提出的是渊源于英语单元主义的国语（马来语）单元主义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其中阐明“最终目标”的第12项原文如下：
“我们进一步相信，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各族儿童纳入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教育系统，虽然我们认识到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不能过于仓促而必须逐步推行。”
由于上述“最终目标”受到来自华、印教育界和社会上的极力反对，因此在1957年3月国会通过《1957年教育法令》没有直接列入“最后目标”，其第3条款有如下的叙述：
“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联合邦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其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他族群和文化的发展.”这个观点后来也被吸纳进国家宪法条文里。尽管宪法里没有出现“最终目标”字眼，然而这个“最终目标”始终没有被放弃。《1961年教育法令》及以后的法令、政策、条例以及措施，都是沿袭着“最终目标”的。《1996年教育法令》还写明，“最终目标”不再是未来式而是当前进行式。
其实，二次大战后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建国的1950年代初，华族在教育领域有组织的抗争运动随即展开。1951年12月25日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
以及1954年8月22日马来亚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陆续成立，两者联合简称“董教总”。
国家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华族民间最高教育机构的董教总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的立场原则，其中包括为什么在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和要求多元源流教育体系生存与发展正当权利的旗帜下，它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因为它深信，坚持“多元团结”就是在捍卫整个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为了体现本国国情的需要！这不仅在为本国文化教育园地百花齐放而鞠躬尽瘁，也愿为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灿烂宏观增添光彩！
结 论
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反对单元主义政策！
既然我国是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而华族又是个建国的民族，因此，华族不能认同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搞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而是坚决主张实施“多元团结”的文化教育政策。在国家制定的国民教育体制下，各民族学校都应同样享有国民学校的地位。基于各民族语文学校都是以“国语”（马来语）为必修，都是一律采用共同的课程纲要，因此，不能以马来民族语文的学校就是“国民学校”，别的民族的语文学校却是地位较逊一等的“国民型学校”，或将之完全排除在国民教育体制之外成为所谓“独立学校”，而掌权当局又选择性地不给予“国民型学校”应有的拨款和公平对待，对于“独立学校”（如华文独立中学）则分文不给。所有这些，是有悖于当今时代民主国家的公正施政原则和世界时代发展潮流的。
资料显示，2019年“5•09”全国大选变天，实施单元主义政策60多年的当政党团终于下台。2022年底，经受牢狱之灾的安华成功组织“团结政府”，提出“昌明大马”理念和“多元团结”治国，让大马华教长期以来为“促进多源流教育共同发展，维护国民团结向上”的“多元团结”主张和奋斗，终于首次迎来官方“认可”的曙光。显而易见，“多元团结”毕竟是大马教育园地的生命。然而，如何变革长期以来特别是国家宣布独立60多年以来推行单元教育政策的国家教育体制，如何让“多元团结”的教育理念在国家教育层面落实和制度化，绝非轻而易举。
总之，官方的认可是个好的开始，作为建国民族的华族特别是其华教运动队伍，前头还有很长远的征途，继续迈步前进吧！（终）
(2024-07-31稿）
(2024-08-08 修订)
【按：2025年9月，新纪元大学学院华文教育研究院出版的《文化传承与多元融 合：华文教育与马来西亚的地方发展》书中，刊载的<华社与华教的发展> 一文，是为调整版（学院论文规格）；本论坛现刊载的则是其原文。]
本文主要参考：
1.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柯嘉逊博士著作（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年第三版）
2. 华教春雷林晃昇
甄供（原《爝火》文学季刊主编）著作，（董总，2006年）
3. 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
作者：颜清湟 (南洋大学史地系历史组第一届)
载于《第十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2008-09-23）
4.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
——以霹雳州为例（1962-1985）
王瑞国博士著作（华教研究系列，2014·01）
5. 华教200年，从何说起？
作者：林国安（资深华教工作者）
文载《南洋商报·言路》（2019-01-04）
6. 华族是建国民族，发展华教天经地义！
作者：方山（21世纪出版社主编）
载于《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论文集》（叶新田博士主编，新纪元大学学院等
主办2019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工委会出版，2019·11）
7. 再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的历史定位
——历史观念、方法论与话语权意识的重新检讨
作者：王琛发博士（在福建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之演讲，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