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宴”的回响
2025-09-16《新国志》
~作者：伍依
2025年9月6日，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谢师宴”，早报作了详尽的报道，随后，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大事宣传“教师宴”的意义。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作为主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华文教师肩负重要的使命，你们必须教导学生如何使用华文，也要传承价值观，因为语言不但是一种沟通工具，更是传承价值观的方法。现在更多学生在家讲英语，他们阅读的书，在网上看的视频，听的流行歌曲，都是以英语为主，对他们来说，华文显得比较陌生，有些学生因此对华文提不起兴趣，甚至感到害怕，不敢开口讲华语。在这样的大坏境下，有的华文教师会感到气馁，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华文教师可以坚持下去，迎难而上。因为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语言的学习需要时间沉淀，你们所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成果。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致辞时向华文教师“深深致谢”。“致谢”华文教师“为我们培养了一代代的新闻从业员，也培养一代代华文报读者，让我们作为新加坡的华文媒体得以在这片土地上把跟扎得深。建国六十年当中，前半段的时间发生了重大的教育政策改革，包括统一语文源流，教学语言都改为英语，对华校生是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老师们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这个时期，华文作为单科，肩膀更加沉重。尽管是第二语文，它还承担文化的角色，华文课得灌输文化价值观，而在我读书的时候，正是老师们经历挫折，感到迷茫的时期，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尽管语文程度低落的现实……老师还是教导我们，读书是求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学做人。一代代华文老师坚定的信念，体现新加坡建国历程中重要的精神，这种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是我们继续建设更好的新加坡时至关重要的。”
一个是总理，一个是社长，很具有代表性。
黄循财说的“有些学生因此对华文提不起兴趣，甚至感到害怕，不敢开口讲华语，在这样的大坏境下，有的华文教师会感到气馁”。李慧玲说“统一语文源流，教学语言都改为英语，对华校生时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老师们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正是老师们经历挫折，感到迷茫的时期，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尽管语文程度低落的现实”。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始作俑者是谁？谁该负起责任？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称赞华校生：“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
由于李光耀“感到害怕”，索性消灭了华校。于是本地历史学者李元瑾在《扎根：昔我往矣、今我来思——出席谢师宴有感》（2025年9月16日，《联合早报》）中说：“回顾华文教育戏剧性的转变，径直闯入关心母语教育人士和华校生的内心世界。那些年，阅读华文报的新闻报道、社论、言论、演说辞等，都可感受到愤慨、战斗、忧心、无奈和焦虑的情绪。”“1997年华校关闭了。只能把希望放在第二语文身上……但水平直线下跌（尤其是书写）。”
语文政策的改变的结果是这样，如何像黄循财说的“传承价值观”？李慧玲说的“灌输文化价值观”？是不是如同李元瑾说的“最终导致文化的断层，而华族一旦抽空内在的支撑力量，势必如同断了根的树，逐渐枯萎衰败”？新加坡学子从小一开始修读华文，直到高中三年，总共12年，升大学不需华文及格，离校后工作语言是英语英文，“现在更多学生在家讲英语，他们阅读的书，在网上看的视频，听的流行歌曲，都是以英语为主”。12年的时间，如何能像黄循财说的“语言的学习需要时间沉淀”？李慧玲说“为我们培养了一代代的新闻从业员，也培养一代代华文报读者，让我们作为新加坡的华文媒体得以在这片土地上把跟扎得深”是事实吗？还是靠着新移民和老华校生？
李光耀为了消除华校，上世纪六十年代开除了数百位华文教师，多次派军警闯入南大校园殴打逮捕开除驱逐南大生，吊销南大创办人陈六史公民权，实施“入学准证”断送华校生深造的机会。
民族教育的毁灭，明明是李光耀所为，李慧玲只说“教育政策改革”“调整”，李元瑾还以“时任总理李光耀对失根后果的描述：当敌军入侵时，‘我们既没有深根，也没有历史、又没有传统，通常本能的反应，是只求个人的生存——以恭顺，或者至少是表面的恭顺，自我贬低，自我埋没，来求个人的生存’”，是不是矫揉造作了呢？
《李光耀回忆录》中，记载着在日寇侵占新加坡时，“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说的没错，“恭顺，自我贬低，自我埋没，来求个人的生存”，为了生存可以“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事黑市买卖”，还可以去“看电影”，在日寇投降前，就躲到“金马伦高原”去了，哪管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谢师宴”一片颂扬之声，而当代的学生已经没有当年李光耀赞誉的华校生“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了，没有中华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价值观了。有的是一心只阅读应考资料，“求个人的生存”，哪管当代学子像李光耀说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
世界上除了没有文字的民族，哪有丢弃本民族的语文的民族？
独中学费之痛
2025/09/18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余佩妮
这不仅因为学费是独中运作的主要支柱，更因为它背后牵连着教育公平、家庭负担与永续办学的课题。
独中自60年代以来，始终是我国华社自主办学的象征，也是无数家庭守护母语教育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的独中与西马成立的历史不一样，西马独中多因坚持母语教育而设立；而东马独中的成立主要是为接纳被体制忽略的学生，有不同地区的历史背景与使命。
学费多寡影响华教未来
随着时代变迁，独中学费逐渐成为家庭与社会热议焦點， 学费多寡，可以影响华教之路是否可持续发展和走下去。对不少家庭而言，缴交学费是爱子女和传承母语教育的一种坚持，但对学校而言，学费却是维护师资、提升设备的必要支出。正因如此，每一次关于学费的讨论，都能牵动家长、校方与社会的情绪与立场。
最近，60+3所独中，大部分都在明年调涨学费的课题被挑起，说起涨学费，人们首个反射反应就是“又涨”？深入查看，其实涨幅并不大，平均每名学生每个月增加10至50令吉。
在百物皆涨价和人工成本攀升的时代，对校方来说，这些数额只能补贴，无法真正填补不敷之数；如果独中一味保持原有学费不调涨，独中就没有能力聘得优良师资和让学生在好的环境学习，最终还是由华社买单。
必须指出，独中是政府教育体制以外的学校，属于私立学校；独中的校舍兴建、师资薪酬和设备，全靠学费与社会捐助，与同级私立学校的学费相比，独中学费更便宜。但独中始终不是纯商业的教育机构，独中承担着华教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是传承母语教育的重要平台，任何商业性质的学校都无法取代。
公平与永续间找平衡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当独中学费逐年调整，普通家庭是无法承担经济重担，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家庭，都得削减日常开支，才能让子女继续就读；往往在经济现实下，被迫选择更为便宜的教育机构和源流（在此搁下华中的利与弊，此为另一个需更深入讨论的教育课题）。
这可能在无形中造成教育机会不均，让“读独中”逐渐成为少数家庭的特权，无疑违背了独中“为群众办学”的初衷。
因此，在校方调涨学费時，学校管理层需清楚交代收费结构与用途，提升透明度，以化解社会的疑虑与误解；同时，强化奖学金和助学金机制，让有需要的学生不因经济窘迫而被拒独中门外。
在涨不涨学费，学费“太贵”或“必然调涨”的争议中，或许更该思考的，是如何保障教育质量与教师待遇的同时，避免让经济弱势的家庭被拒之门外？如何确保学子们可以不分家境，都能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
唯有在公平与永续之间找到平衡，独中教育才能继续成为华社的骄傲。
关心孩子的现在，别只盯著未来
2025/09/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所有人都关注儿童的未来，但是恰恰没有人关心儿童的现在。”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下教育的盲区。我们总是热衷于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期望他们能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过上幸福的生活，却往往忽视了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和内在需求。
不可否认，如今的儿童在物质条件上远比过去优渥，但他们因此更幸福、更快乐了吗？
“为了更好的未来”，几乎成了一切教育选择的正当理由。从幼儿时期的超前学习，到小学阶段的补习班、才艺班，孩子们一路被推著前行，在奔向未来的跑道上几乎没有停歇。
我并非反对努力，也不是鼓吹享乐主义。为理想而奋斗值得鼓励，未来的幸福也至关重要。但如果把童年完全当作成年的预备期，由一项又一项大人认为“有用”、“重要”的事务填满，童年的意义便被彻底消解了。自由探索、游戏、闲逛、发呆，甚至无所事事，这些在成人世界看来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的活动，恰恰是童年幸福的泉源，是儿童建构内在世界不可或缺的养分。
童年错过的体验，无法等到“成功”之后再补偿；成长中被忽视的情绪，也不会因功成名就而自然消散，反而可能沉积为终生的内耗。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孩子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内在好奇与兴趣，只是为了满足父母或学校的要求，他们将逐渐对生活失去热情，甚至产生“只是为别人而活”的无力感。
教育即生活，孩子接受教育的每一天都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天，绝不仅是为了将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当下就能享受学习，享受生活，感受到成长的喜悦。一个在当下生活中感到压抑、疲惫、对学习缺乏内驱力、对生活缺乏热情的孩子，即使将来进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也未必能收获真正的幸福与满足。
反之，一个在当下过得幸福、拥有充分自由、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孩子，所积蓄的内在力量与生命韧性，比任何技能、文凭都更为宝贵。即使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相信也依然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关注孩子“现在”的幸福，并不意味著放弃对未来的规划，而是在承认未来重要性的同时，也赋予当下成长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愿所有关爱孩子的大人，在关心孩子“将来想做什么”时，也不忘问一问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在为他们安排各式各样对未来“有用”的活动之馀，也不忘空出时间，让孩子去做那些“有趣”，却未必“有用”的事。因为这些当下的快乐，才是他们通往未来最坚实的力量。
谁在升学路上掉队？
2025/09/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梁洁莹
犹记得在我尚是中学生的年代，每年大学录取季总会看到一些政党或政治人物站出来，为那些进不到属意大学、属意科系，甚至申请不到任何国立大学名额的考生讨公道。
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类新闻仍然固定在每年大学录取季占据大篇幅。不同的是，现在进入国立大学的管道多了，除了有
STPM（高等教育文凭），还有大学预科班（Matriculation）、ASASI（大学基础班），以及近年出现的公开招生通道（SATU）。
不同路径、不同门槛、不同配额，看似提供多元升学途径，为何仍旧引发社会对公平性与透明度的质疑呢？
我就读中六的那一年，正是大学预科班刚开设。因此，当时除了在中五毕业后申请工艺大学或选读私立学院外，高等教育文凭是所有非土著生要升读国立大学的必经之路。直至2002
年，在马华的争取下，大学预科班才开始开放10%予非土著学生。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后重投新闻工作时亦负责校园记者团，才得悉当时华裔生申请大学预科班时还有一些“小撇步”，除了成绩以外，家境贫寒和来自乡郊的学生亦会纳为考量条件。
尽管固打制的门槛并不公平，但在考量学生的环境与家境条件的情况下，大学预科班确实对寒门学子有所助益。也因此，当时我有好些家境环境不那么好，但成绩中上且无法拿到奖学金的学弟妹，顺利考获大学预科班并在其后升读国立大学的属意科系。
惟，近年看到全A生挤破头进入大学预科班时，我心中的担忧油然而生。那些成绩不错，但并未考到全A，然后家境又处于弱势的学生们，未来该何去何从呢？这个年代的考生们看似比我那个年代有更多的选择，但事实确是如此吗？
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同管道的学生，最终在同一校园里竞争，但他们所经历的考验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不仅关乎公平的观感，也影响年轻一代对努力是否值得的信心。若优秀的
STPM生屡遭冷落，而制度性优势的群体却轻松进入热门科系，那“公平”的信念必然动摇。
马来西亚政府常强调要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与国际接轨，但若入学制度存在多重标准，社会对公平的质疑便不会消失。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的考验。
事实上，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尝试以更普遍的方式降低升学门槛。德国、挪威、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公立大学甚至提供免费学额给该国学生甚至是国际学生，理由很简单：高等教育不仅是个人的资本，更是国家的公共投资。社会因受教育人口增加而整体受益，所以国家应承担费用。北欧国家尤其强调教育是“普惠权利”，而不是“精英特权”。
大马虽早已落实中小学教育免费，但高等教育却依旧充满门槛，尤其是学费与奖贷学金的不均衡，让弱势群体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学，也可能因经济压力而半途而废。于是乎，要嘛你有钱，要嘛你考全A外加课外活动满分，不然你可能连个属意的大专学额也拿不到。（无疑，升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看似都太高，难怪近年有半数年轻人想要当网红啊！）
每次看到有领袖提起“人才外流”时，我总会觉得煞是讽刺。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是我们的国家曾用什么条件去琢磨人才、培育人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