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间学校，少一所监狱
2013/11/10 光华日报/社论
年终到了，又是国内独中忙于处理新生报名的季节，继日前中马传出独中纷纷出现爆满的现象后，槟城的5所独中也都因为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正在积极的展开扩建计划。
独中在资金缺乏下，为提供更多学额和社会需求，还是不畏艰辛的通过筹款等方式来进行扩建，办校精神令人赞赏。
独中近几年学生不断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中文的经济和实用价值不断的提高，这一点在马来和印裔社会也能感受到，这也是为什么每年进入华校的巫裔及印裔学生越来越多的原因，这现象已经使到华校服务的对象不再只限于华裔学生。
华人重视教育的历史由来已久，为普及教育自古即有有教无类的理念，因为华人社会坚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让社会变得更好。
旧封建时代，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可以一跃登龙门，入朝为官。今天，资本自由主义当道，社会贫富悬殊成为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各国都没有最好的方案解决这个越来越大的社会鸿沟，教育成为穷苦出身的人家改变命运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教育工作者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多建一间学校，就可以少建一所监狱，可以充分说明教育在改变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学校永远不嫌多，不论是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给国内捎来厦门大学要来大马开办分校的消息，还是恒毅分校的建校计划就要开动，独中要扩建的新闻，都能够让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欣喜。
学校，不论是什么源流，其角色都是在传授知识，教导学生向上向善，在以知识充实自身后，就要图以回馈社会，报效国家。
因此，在民间自发发展教育的同时，政府更应该公平公正的针对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增建和协助任何源流学校发展。
在投入最大的资源兴办国民学校的同时，也应根据各地区人民对华校、淡米尔学校的需求来建华校和淡米尔学校。#
別再把我遗忘了！
2013-11-10 星洲日报/地方版/观点
2014年財政预算案中，国民型中学或称为改制中学再度被遗忘，令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困境再度被挑起，而使用“再度”这字眼意味著这不是首次发生，国民型中学从改制至今，已经歷多少次的被遗忘、被挑起，再被遗忘，又再被挑起……
国民型中学多年来在教育界和华教界地位和处境相当无奈和尷尬，即不再是华文独中，导致华社產生疏离感而忽略支援；即是政府学校，却没能像国中般，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援助，可说是里外不是人。
全国目前共有78所国民型中学，其中3所坐落在柔州，即昔加末昔华国民型中学、丰盛港培智国民型中学及礼让县利丰港培华国民型中学，他们从改制后尤如弃婴般，被弃之在教育主流外，只能孤军作战，靠著自己力量苦苦经营与挣扎。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所有政府中学都被统称为“国民中学”，换言之，在教育法令中，国民型中学是不存在的。在“名不正，言不顺”之下，国民型中学其实就与华小属相同性质，政府仅承担行政开销，学校软硬体发展一律由董事会扛下。
改制前，政府曾承诺將全面资助国民型中学，如今却“毁约”，在財政预算案中总是遗漏了国民型中学，学校三机构这些年来除了靠华社支援，只能通过各个管道，向州政府、国州议员爭取拨款。
在资金来源来不稳定情况下，国民型中学从来不敢贸然展开大规模建校计划，这也导致资金不雄厚的学校面对校舍简陋，学生被迫挤在狭小空间內上课，教师办公室也犹如沙丁鱼般。
对国民型中学歷史背景不甚瞭解的民眾，一般上都会把国民型中学与国中混为一谈，董家协向外筹款时，往往得到回应是“你们有政府资助”，这句话对国民型中学来说像把利刃，让董家协、校方甚至学生有苦难言，只能暗自垂泪。
国民型中学三机构即使再苦，仍稳守最后防线，致力保存华校特征，在推动华文教育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贡献同样不容抹杀，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国民型中学需要华社的守护，在国家教育哲学下，国民型中学的学生需要政府关注。
永不气馁的争取
2013-11-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庞萱
国民型中学的处境，半个世纪来江河日下，时至今日竟有“弃婴”之讥！从《2013至2025年国家教育蓝图》以及日前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政府不但没有照顾国民型中学予以制度化拨款，更只字不提国民型中学的存在，即可说明此点。
国民型中学的困境由来已久，华社心知肚明。华社能做的便是坚持到底的精神，坚持国民型中学的五项特质永远保留，即：1.享有三分之一的华文教学时间；2.政府资助学校获得制度化的拨款；3.董事会在遴选校长方面有洽商权力；4.校地及建筑是董事会产业；5.恢复国民型中学的文化特征和氛围，包括有适当的华文节数等。
教学时间不可妥协
此五项特质，是华社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我们的奋斗纲领可分为两方面来进行，一是宏观面对现实，积极争取教育政策的修改；二是微观进行活动，增强国民型中学的行政运作及其影响力。具体内容概述如下：
一、宏观面对事实。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国民型中学已被纳为国民中学，这是对国民型中学和华社的最大伤害！国民型中学有其创立的历史背景，华社绝不愿它改变为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一度是纯粹的华校，也是华社出钱出力用血汗办起来的学校。就因为60年代教育政策的丕变，加上政府、党团和有心人士的游说及诱惑，才变质为国民型中学。而今要恢复原貌似已不可能。
恢复文化特质氛围
华社要争取的是，当初政府允诺保留国民型学校三分一的华文教学时间，这是不可妥协的原则，务必坚持争取到成功为止。
此外，与此项互为因果关系的是，争取身为政府资助的国民型中学应该获得制度化的拨款；国民型学校的校地及建筑本是董事会的产业，此两项权益绝不容许它被侵蚀！
二、微观进行活动。增强国民型中学的行政运作功能，发挥国民型中学校长及其相关组织的能量及影响力。譬如上述提到的董事会在遴选校长方面有洽商权力，以及恢复国民型中学的文化特征和氛围，都是国民型中学校长与董事会在能力范围内可积极配合做到的事。
至于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与国民型中学发展理事会，若能加强合作，如针对各州属国民型中学的实况、需要、欠缺等收集资料，举办研讨会进行讨论与分享，将研讨成果整理后写成完整的报告公诸于世，或体呈予教育部和有关单位引起它们的关注，相信对国民型中学争取应享有的权益和福利会有所帮助。
争取国民型中学应享有的权益是一条漫长的路途。华社宏观面对现实的精神，以及微观积极进行的教育活动，相信国民型中学终会有见到曙光的一天！我们期待着。
南方之路．大学之道
2013-11-10 星洲日报/言论版
～作者：安焕然
本月2日、3日，与南方大学学院校庆同步举行的“亚洲新大学．南方新典范”国际学术研討会，邀得十余位海內外学者，集思广益为南方升格大学的定位与出路，共同研討献策。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侯定凯副教授，多年来从事高等教育社会学、比较高等教育等领域。他发现，当中国高教正亟亟於往“国际化”发展，拼命试图挤身世界大学排名的同时，却也出现了大学国际化与本土化脱节；大学竞爭力与学生社会竞爭力脱节等问题。作者提问：在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中国的大学如何成为本土文化发展的楷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也指出，国际大学排名弊多於利。它往往造成教育的功利，而丧失了大学一些最为重要的教育理念。郭振羽教授认为，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下，今天的教育主要目標，已不再是知识传递，而是学习搜索知识、辨识知识、创造知识的教育时代。教师角色变换，师生关係调整，由单向转为双向，由权威而民主化。因而“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必须要能成功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衝击，在教育目標、內容、设施模式方面，都做出適当调整，以符合21世纪现代教育的需求。”但在应对变局之际，也要坚持大学教育一些“不变”的理念和终极目的。
就此立基点而言，我认为，大专办学最重要的，还是在於其定位问题及其办学特色。诚如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所说的，大专院校的定位非常重要，每所学校能够生存，能够发展，甚至是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但是，一间学校的“特色”不等同於“大”，也不能只是跟风。特色不是学校高层领导主观设想出来的，而是要看这间学校的歷史，再加上客观环境（社会资源）和主观条件（一批师资）的配合，其特色才能搞得出来。而一间学校的优良歷史传统的养成，则要靠其文化的积淀。例如北大那种相对的学术自由学风，这个特色是自五四以来文化的积淀。而清华大学的认真治学態度，也不是北大师生所能比擬。两间学校其实是各有特色。
同理，我们也犯不著拿精英中之精英的马来亚大学办学模式，硬套於南方大学学院。这样做，既无创新，徒劳一阵，仍茫然於自己的毫无特色。南方大学学院可以是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乐土。长期以来，这间学校的招生取向，除了极少部份，大抵本就不是考试成绩极优的学生。能不能吸收中间偏上素质的学生，已是不错了。但南方大学学院的优秀生，他们书读得不错，同时也有余力搞社团活动。在公关能力、社交能力和处理人际关係的能力上，职场已有不错的名声。这並不全然是靠他们的考试成绩而加分的。况且，传统上，南方大学学院还保有一份难得的亲和与义务精神，这是华教氛围下的陶冶。掌校者应当重视，並要好好珍惜和发挥，万万不能轻视而以为“理所当然”。这股精神若丧失，再如何亟亟於南方的“大学之道”，那其实是一种捨本逐末的行举。
亚洲新大学．南方新典范国际学术研討会上，一个一再被討论的话题是“三院合併”。以为面对当今竞爭剧烈的环境下，民办大专不合併就不能生存。但我认为，合併不合併是一回事，有好有坏。惟若自己连本身的定位都搞不清楚，特色办不出来，谈合併，也是徒然。同样是死路一条。
办学，就要为学生著想。我们的大专办学，必须是根据自身优势和社会需要，来確定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专业。南方大学学院有哪些优良传统可以延伸、发挥，及在此基础上创新转型的呢？
当前路白茫茫，看不清楚方向时，有时不妨回头看看（我不是说要“一直”往后看），这间学校数十年走来，有那些优良传统。回头看，要用心看，要看得远，看得透，还得回到南方的前身宽柔专科班。那是一个强调“实学致用”，又深具“跨文化”轨跡的时代。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作者：安焕然‧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