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企为独中老师送暖
2024/06/04 南洋商报/社论
独中教职员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终于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表扬，548名在职和退休的教职员，在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会主办的谢师宴上，各获颁3000令吉长期服务感恩金。符合条件的老师更会在接下来的每个月另外接获500令吉感恩金，为期10年。
这个旨在唤起华社对独中教育工作者感恩之心的活动，掀开我国华教历史的新篇章。
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发起的这项觉醒运动，筹集了6000万令吉，作为未来10年的基金。
上周六在巴生滨华中学举行的谢师宴，就颁发了总值150万令吉，为纾解独中教职员薪酬偏低的问题跨出第一步。
大马社会企业家基金会会长拿督曾华健致词时说，“社企谢师恩计划”的成立，是体恤和表扬为华教事业奋斗的独中教职员，长期不计薪酬，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前会长拿督斯里李家发的倡导下，我们在一年前开始筹备这项计划，表彰这些为华文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教育者，并回馈独中退休教职们的奉献精神。”
响应社企谢师恩计划，巴生滨华中学董事长及滨中校友谢松坤博士宣布，滨中董事部将以一比一的形式，除了原本感恩金每年6000令吉，将另外补贴退休老师每年6000令吉，报答退休老师多年的辛劳付出。
华社承担捐款压力
此外，当天启用的谢师恩网站thankyouteacher.my，也呼吁独中或社会人士通过捐献每天1令吉，每年365令吉，回馈老师的教育之恩。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90年漫长的发展，是一条极其坎坷的道路，先辈与英殖民主义者、日本侵略者及独立以后单元化国家教育政策的抗争，批龙甲、搏虎头的奋斗与牺牲，维护了华文教育的生存，而华人社会倾注的力量，成就了今天华文教育的发展。
华文独中完全自力更生，没获得中央政府的拨款资助。近年来，虽然有部分州政府拨款或拨地给州内独中，让一些独中以地养校，稍微纾缓了独中的经济负担，但华社每年承担的教育捐款压力，仍然是沉重的压力。
虽然，独中在我国的生存有了较为宽广的空间，但城市和较为偏远的小镇独中，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巴生华社可以游刃有余撑起4所独中的发展，柔佛州麻坡利丰港的培华独中，生存与发展空间就相对窘迫。
助力百年树人伟业
在华社资助下，独中硬体设备基本上相当完善，也追求高素质学术水平的办学。但是，独中教职员的工作繁重，却享有较为低微的薪酬和福利，在这种情况下，要吸引“不吃草的好马”确实不容易。
社会企业基金会跨出的这一步值得赞许，希望这项10年计划的推行，能协助改善独中教职员的福利。我们更希望这个举措能激起社会的广大认同与响应，以一己微薄力量，助力百年树人伟业的发展。
我们更期望昌明政府实践昌明理念，采纳多元教育的政策，将华教纳入教育体系主流，让华教健全发展，名正言顺为国家培育各领域人才，助力国家社会发展。
重启小六考试
2024-06-04 中国报/评论．
~作者：吴和豪
教育乃国家之千秋大业。要国家富有强盛就必须为年轻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
无可否认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我国的经济，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秩序，我们的教育制度也不免于这恶性的影响。疫情其间教育部取消小六检定考试。即使新冠疫情久已经受到控制，教育部还是无意重启小六检定考试，这是正确的决定吗？
根据一项由本地大学学者的研究报告，今年初有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人士是将近38万，与往年将近46万相比，明显减少了很多。
换言之，过去一年有将近8万名学生没有完成中学教育。这些研究学者也认为取消小六检定考试及中三鉴定考试，是造成学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教育部有需要重启小六鉴定考试，以让学生，家长及老师们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
如教育部无意重启小六鉴定考试，那就要修改现有的制度，让学生继续在同一间学校到中三为止。过后再让学生选择是否要继续完成正规教育或改读职业教育。这样一来或许可解决学生因转校而跟不上学业问题及失学的问题。
为了我国下一代的前途，我们不能再故步自封停留于旧思维及旧作业及行政方式。相反当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制度，以让我们的每一位孩子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让华社看见独中教职员
2024-06-03 光明日报/评论．
~作者：王桢文
南下巴生参加由社企主办的第一届谢师宴暨独中教职员长期服务感恩金颁发仪式，这场别开生面的午宴和颁发仪式令我感动不已，也令我对独中母校师长生起无尽感恩之意。
在宴会中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中学老师，聆听老师们重话当年，那种油然而生的喜悦感真是难以形容。老师们还记得我，我也记得当年老师的教学风采，我必须强调，我有今天的学习成就，老师们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感谢社企发起这一项感恩独中教职员的运动，让许多已退休的独中教职员获颁服务感恩金。他们长期为独中教育奉献，终于获得广大华社的肯定，我作为一名独中校友，也是独中校长，见证了这30多年来独中教育的变迁，如今看到社企对独中教职员的长期奉献做出了肯定，意义非常重要且特殊，这简直是我国华教界一桩划时代意义的美事。
独中是历史产物
独中是我国教育界的奇葩，它是我国华人文化中的历史产物，而这个历史产物，在苦难中诞生，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奋斗，竟已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教育系统，随著时代对教育改革的要求，独中教育历久弥新，散发了蓬勃发展的办学活力。
独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诞生，遭遇了10馀年的凄风苦雨，直到70年代中，华社发起了独中复兴运动，并举行独中统一考试，再逐步制订统一课程。长期以来的筹款办校，独中教育和华社活动紧密相连，造就了独中独特的教育风貌。独中在华社群众的呵护中稳定下来，然而这还不够，必须要有人在校园中扮演教书育人的角色，独中教育才能贯彻下去，而这些教书育人的教职员，他们在经济拮据的困境中坚持春风化雨的伟大工作，才有了桃李满天下的成就。
在和我的老师重叙时，老师谈起当年的薪水收入，不胜希嘘，低于其他行业自然不在话下，但他们接受这样的待遇，他们没有奢华的享受，但是精神是富足的。他们承受了家庭负担和社会眼光的压力，坚持做好教书育人的神圣工作。
感恩独中教职员
和过去艰苦的年代相比，如今独中的办校办学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各校的发展水平儘管未必一致，但独中教师的薪金待遇还是要向其他专业领域看齐。
独中教职员要告别过去那段吃草挤奶的困境，华社也要及时感恩曾经为独中教育牺牲奉献的教育前辈，无论他们在学校扮演过什麽工作角色，哪怕是清理校园的校工，他们的奉献都要被看见。
社企为感恩独中教职员做出了漂亮的示范，通过推广这一场感恩运动，进而把独中的教育精神发扬光大，让整个华社看见有一群伟大的独中教育前辈，他们为独中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真是功德无量啊！
从华族开荒建埠谈起
2024/06/04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据笔者所知，2023年华社至少出版了3本有关华族建设马来（西）亚的中文书。一是黄崇锐联同妻子谭丽屏合著的《溯源寻根：吉兰丹华人迁徒足迹》；二是邝国祥《槟城散记》的再版；三是刘崇汉编著的《百年建业：吉隆坡华人历史1857-1957》。
这三本书均重点探讨了华族在大马各州的历史轨迹，而三本书的作者均是从事华社文史的民间学者，而不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做为民间学者能够长年持续不断地追踪与探讨华社的方方面面，确是难能可贵。若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与使命感是不可能完成这些著作的。他们的兴趣、使命与毅力，确是令人肃然起敬。
就《百年建业》而言，这是一本专注于华族对开发吉隆坡的贡献，虽然主角是叶德（亚）来，也顺带介绍了其他有功人士，如陆佑、赵煜、叶亚石等人；其中，陆佑的贡献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历史地看，华族对大马的开发与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港市如马六甲、槟城、新加坡。这是最早的华族聚居点，主要是从事贸易，主角多是闽南人或潮州人；其二是矿市，如吉隆坡、怡保、太平、金宝、芙蓉等大埠；其三是主要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如新山、诗巫。
整体上言，这些多样的城镇发展与殖民政府提供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毕竟，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法治，可持续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只是就开发的主力或主导力量而言，华族无疑是最根本的力量。没有华商的出资与华人的出力，单靠东印度公司或马来王公的力量是无法把这些相关地区发展起来的。
就华族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方言群在不同的地区，也起著不同的份量。就港市而言，无疑闽南人起著最重要的力量，这自有其历史背景；因为，最早到马来亚经商的华族就是闽南人，特别是漳州人与泉州人；此点，也可从峇峇的形成中得到证明。
在19世纪，马来联邦矿业发展主要资金便是来自三州府（即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如1857年王公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能送一批华工到吉隆坡安邦探矿，其资金便是来自马六甲的峇峇族群。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方言群资本才崛起如陆佑。
潮州人
就农业发展区而言，新山与威省的种植业主力是潮州人。他们主要是种植传统经济作物。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橡胶业，其主力则是闽南人，如陈嘉庚、李光前等。在诗巫，福州人与兴化人则是主力，他们也大多是基督新教徒；在沙巴华族也因获得殖民公司的补助而获得土地从事农耕，他们之中也有不少是基督教徒。
至于矿业与依靠矿业崛起的中马城镇如怡保与吉隆坡则主要是由客家与广府华工组成，特别是客家华工，客家人因为在中国南部时便相对聚居于山区，故对开荒开矿经验丰富。
客家人很早便到东南亚开矿，如早在18世纪时便有大批客家人到西加里曼丹开采金矿，其中兰芳公司，甚至人数高达上万人。砂拉越客家人占人口的约1/3，也与这历史背景有关，如早在1850年代，他们便在石隆门聚居。同理，吉兰丹布赖村也是客家村。18世纪时，便已有客家人在布赖开采金矿。
在中马如森美兰，雪州与霹雳州，最早的矿工也以客家人为主力，如早在1820年代便已有客家矿工在芦骨（Lukut）、巴生、八打灵、沙登一带开矿。叶亚来本人便是惠州客。同理，与叶亚来对立的张昌也是客家人（嘉应客家与义兴私会党的领袖，叶亚来则是海山私会党领袖）。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华社可说是个帮群林立的社会，各方言群虽使用不同的方言，却由于有同样的文化传统，而出现同样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力量，也同样依据同样的方言纽带组织起来谋求本方言群的利益，以至于从1840-1940年这期间，不同方言群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不对称力量。这样行业与职业分类，甚至影响到文化与政治组织。如在1900年代始，华社便兴起兴学办校的风潮，可这些新式学校多是帮办学校而且多表明义学仅收入本方言群子弟。这就刺激了不同方言群竞相创办本方言群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