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学校前途堪虞
2017-08-03 17:16 星洲日报／砂拉越
~作者：黄敬明
从2015年成为校董开始，逐渐了解郊区微型华小的存在与辛酸。先贤与前辈当年为了郊区华裔子弟的前途，深怕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孩童沦为文盲，秉持发扬中华文化与母语教育的使命，苦心筹措兴办学堂，让孩子们有机会受教育。
从2015年成为校董开始，逐渐了解郊区微型华小的存在与辛酸。先贤与前辈当年为了郊区华裔子弟的前途，深怕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孩童沦为文盲，秉持发扬中华文化与母语教育的使命，苦心筹措兴办学堂，让孩子们有机会受教育。
逾半世纪前，位于郊区的华文小学在国家教育领域贡献良多。虽然一开始未获得政府的资助与帮助，但已默默为国家培育人才作出努力。华小的存在，不但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与文化，亦是延续中华文化与根源的使命。
当年，许多愿意献身教育的有识之士，即使在交通短缺及面对生活环境困难等不利因素，也心甘情愿投身教育，一心为国家及社会培育乡村子弟成为有用之人。他们为国家教育领域作出重大的努力与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先贤兴办学校的艰苦过程与心血，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和了解。他们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为培育莘莘学子成才，将来能为国家及社会作出贡献。
惟事过境迁，随着郊区人口的迁移及流失，加上华裔同胞生育率偏低等因素，坐落在郊区的华小风光不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摧残及时势的转变，才会演变成今日微型华小的存在。
学生人数偏低、校舍破旧、土着生居多、白蚁侵蚀问题严重、被列为危楼、交通不便、师资与教学设备不全，校董会财物匮乏、缺乏维修和重建经费等，都是令各地微型学校感到头疼的问题。各地校董会都迫切需要政府的资援与拨款，祈盼改善及解决问题。
然而，昨早翻阅报章得知，政府及教育局不再维修和重建破旧的微型学校，鼓励微型学校进行合併。因为有太多陈旧的学校待修，政府已无能为力。此消息一出，令微型学校董事会、家教协会、教师及家长情何以堪？
数据显示，全砂1454所中小学当中，破旧待修的学校佔1020所，其中415所被列为极度破旧学校，急需重建。且有651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少于150人。
无论是国小获华小，虽然都面对学生来源短缺问题，但各方都努力不懈地办校、办学，旨在培育郊区子弟成才。如今政府拟定推行合併计划，不再对微型学校施援，令微型学校的前途堪虞！
所谓强国先强民，教育是国家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惟有通过教育领域培养国民拥有健全及积极的思维，培育优秀人才，国家才有希望。但政府为了节省开销及减少维修和重建经费，选择从教育领域着手，似乎并非良策。
特别是华小，一旦两校合併，应该取谁捨谁？被捨的华小何去何从？难道就此关闭？若把2所不同语文源流的微型学校合併起来，应该以何种语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星洲日报）
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
2017-8-2《新国志》
~作者：柳先生
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讲华语运动日前闹出听说“渎”写的笑话，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联合早报》便有好几篇文章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早报新闻编辑郭颖轩的文章《言语图钉》指当局出错可能是三点水的写法难分或可能是赶工时出错。她澄清不是帮当局找借口辩解，只是“尝试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以更多同理心了解症结所在，并提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那经过多角度看待问题后，所谓的症结在哪里呢？郭小姐提出了两点：其一、“华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因此容易出错，也容易让学生打退堂鼓；其二、“网络与社媒时代培养的挖苦、嘲笑和乐于捉人小辫子生态的心态”，打击下一代的信心和兴趣。那解决方案呢？郭小姐先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的话，说活动团队已保证将加强现有程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别在“荆棘满途的华文学习路上”“撒钉”。
讲华语运动的听说“渎”写，或者是新加坡华语的每况愈下，其症结究竟在哪里？郭小姐提出的两点断不会是答案，但该文本身却正是新加坡华文症结的最佳演绎。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觉得郭小姐是想刻意辩解或发出什么惊人之语。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与之持同样论调的实大有人在：行书的三点水不易分，希望各界不要一直取笑嘲讽，“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要有同理心，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说郭小姐的论点是新加坡的主流论述之一，我想并不为过。
这种主流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对学习华文的固有思维：华文很难，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学习华文是无趣的，读写华文偶有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学华文这事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肯学，我们就应该额手称庆了，怎么还可以苛求，甚至没有同理心地加以嘲笑呢？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错别字上纠结，那更是吹毛求疵是强人所难是捉小辫子是得理不饶人是在华文路上撒钉了。
这种思维有没有什么由来？翻看讲华语运动的历史，或许可见一斑。讲华语运动始于1979年，主打的口号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目的是鼓励大家少说方言，所以“讲”字也就成了运动的关键字眼。当时新加坡华人多说方言，与华文对立的是方言，鼓励“多讲华语”，其实就是在鼓励“少说方言”——比起方言，华语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的。但后来方言实用者越来越少，与华文对立的其实就是英文了。但与方言的地位不同，英文是双语政策下的第一语言，这时的运动虽说还是鼓励“多讲华语”，但却完全没有要鼓励“少说英文”的意思——比起英文，华语只是陪衬。如此语境之下的“多讲华语”所带出的信息便只能是：华文虽然没有英文重要，但大家千万不能放弃！起先还是带点民族情怀的：“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
(1983)、“华人•华语”
(1985)、“学习华语认识文化”
(1986)；后来便是利诱：华人文化讲华语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的，“讲华语•受益多”
(1993)、“讲华语•好处多”
(1998/99)；再后来利诱都没用了，就只能把华文当成可以耍酷的潮流：“华语COOL”
(2006/07)；或干脆来激将法了：“讲华语，你肯吗？” (2007/08)、“华文？谁怕谁！”
(2008/09)。
这些口号给新加坡华文带来了什么影响？除了最早的“少说方言”确实取得当局所要的结果以外，其他口号真的有办法鼓励国人学习华语吗？比起鼓励作用，恐怕影响更深远的是其中的心理暗示——华文不如英文“COOL”，华文比英文可“怕”。讲华语运动的那个“讲”字，如今看来也突然就变成了一种退而求其次，为那些不愿读不愿写的学生所提供的求全之道了。讲华语运动带给新加坡社会的，不只是改变个体对华文的态度，更要命的是养成了那习焉不察的思维。
与此同出一辙，当2010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强调“乐学善用”，那假设的前提也是学生觉得华文学习有多么地痛苦。几乎所有推动新加坡母语教育的机构，都理所当然地预设了这重要的前提：华文太难，华文不酷，学华文很痛苦。但问题是这前提是谁预设的？
华文难吗？这大可以慢慢地去研究去辩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今大部分新加坡人（或以郭小姐为代表）视之为难。视之为难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也还未必就会导致新加坡华文水平一蹶不振。
比视之为难更糟的是畏难。
学英文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其拼写难、文法难，但我们会说我们怕英文吗？什么样的民族才会“怕”自己母语？但如果有哪个政治人物或推广语文的团体错把英文的god写成dog，会不会有人恬不知耻地说那是无伤大雅的吗？把
I am 说成
I is 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英文的“美妙之处”吗？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以犯这种错为耻。
华文或许是难学的，但英文何尝容易过？但我们并不会英文难就不学，也并不会因为英文难而允许自己英文差。古语有云：知耻而后勇。而眼下新加坡学华文的态度，则可谓无耻而后无勇，丧失了最基本的精神与冲劲。课程规划局与考试局一味地分流迁就；华文老师和学生一路地看轻自己。态度与能力，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上不了高级华文的，就留在快捷；普通华文读不好，我们还有基础华文。如果连基础华文都应付不了的，则以同理心、宽容等大旗来掩护。我们的学生真有这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吗？“取笑”“嘲讽”难道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和很多新加坡人谈起华校生，总会说以前的新加坡华校生华文是多么地厉害。我有时难免也会怀疑，新加坡的华语真的有这么好过吗？还是只是因为怀旧所产生的错觉？但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以前的华校生，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华文比不上马来西亚人，甚至是中国人、台湾人。就算口头上承认了，心里大概也是要不服气要一争高下的：我们未必比他们差！
不是说华校生就比较了解中华文化，也不是说华校生的华文都一定好，更不是说华校生就不会写错字。但华校生不会说自己因为不会书法而看不懂魏碑楷书；华校生不会认为自己犯错是因为华文太难；华校生更不会说“音同字不同”“美妙之处”云云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华文不好的华校生会承认自己华文烂，但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华文差是因为华文难的缘故。华人都觉得华文难，那谁会觉得华文容易？华人不学华文，不传华人文化，难道要留给洋人来传？
所以症结在哪里？我只能说，症结在于新加坡这传统的华族的自尊自信，如今已荡然无存。新加坡华校生的精神已逐渐消失，而消失得最彻底便是这种民族自信。
或许有人或说这是世界的大方向、大环境使然。同日早报的另一篇评论《彼岸的华文现象》，讲的便是邻国马来西亚也在抢救华文，似乎慨叹华语水平之低落乃是世界大势之所趋。且不论所谓大势是否，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是时势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我们难道就真没有任何改变时势的能力吗？
以前读古文，彭端淑名句“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同学多以为难背，但最后多也背下来了。如今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亦在乎其为与不为而已。
数日前重返南大校园，华裔馆前云南园的草地上犹见得煌煌八字校训：“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或许是目前新加坡华人精神中最难保留，也最值得保留的一块了。
陈六使的瑕不掩瑜
2017/08/0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利亮时
岁月飞逝，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于1972年9月11日逝世，距今已将近45个年头。陈六使登上华人社会的领导层，当时马来亚(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由于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执政大陆，英殖民政府不允许华人来回两地。这导致了华校高中生无法赴中国大陆升学。
号召华人创办南大
历史选择了陈六使，而他也顺应历史呼唤，号召华人，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创办南大。陈六使为新马华人，甚至是东南亚华人创立第一所华文大学，在华文教育史上添写了光辉的一页。
陈六使的前辈同乡陈嘉庚由于饱读诗书，而且有写作习惯，晚年时把自己经历和言论集合成《南侨回忆录》一书。这对于往后的研究者有莫大的帮助。反观陈六使是一位受教育不高的商人，没有任何作品流传后代，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会产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资料会慢慢流失，和陈六使同辈朋友，已经逐渐凋零，若没有任何文字资料流传在世的话，他将会慢慢被后人所遗忘。南大校友会虽然致力于重建这段历史，但是往往陷入自己本身的历史观，而在深度和广度上亦仍有继续努力空间。
从文献来看，陈六使办南大这段历程，可从五个部分来看。
（一）在认同上的改变，陈六使从以前把中国视为第一家乡，到后来改变为视新马为他的第一故乡。
（二）南大办学的宗旨，尤其是南大教职员不可在校园涉及政治活动和南大欢迎各民族报读，对于创办的宗旨，在陈六使的言论中一再的出现，这也显示陈六使的重视。
（三）南大的规模，从陈六使倡议开办之初，本来是要设立文、理、农、工、商五院，到后来只是设立文、理、商三院。虽然在言论中没有明确表示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南大原先的构想和后来的规模，的确是有些差距。
（四）在四届毕业典礼上的献词，也可从中窥探陈六使对毕业生的期望和展望南大的未来。
（五）最后是陈六使与林有福政府和后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之间的角力。从有关陈六使的文献来窥探，没有古典诗歌的宁静沉郁和飞采流霞，似乎也没有浓烈的儒释道的痕迹。
困难面前绝不低头
但他有云水襟怀、民族气节和果断精神，使他在困难面前不低头，顿挫跟前不气馁，敢于直面人生。陈六使并非完人，他有着他性格上的缺点，对事情的处理往往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忽视了解整个局势与环境。这些缺点和缺失，仍然无法掩盖他对办学的热诚。陈六使为南大的付出，敢于力抗各方阻力，这是华人社会的典范。
(台湾高雄师大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学校旅行团不宜奢华
2017/08/01中国报/柔事大家说
~作者：陈仁杰
继去年新山某华小推出要价3500令吉的台湾旅游配套引起一片争议后，又有一名来自柔佛的家长日前在面子书上帖文，批评其孩子学校的小六毕业旅行团价格过于昂贵。
从柔佛北上吉隆坡、怡保与槟城，需要960令吉费用，令该家长认为自己如“菜头”般任砍。
当然，有人会反驳，若觉得旅费昂贵可让孩子别参与啊！
可是，在孩子心中，参加毕业旅行才能为六年小学生涯画上完美句点，若无法参加，那将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因此，只要经济许可，相信大多数家长都会掏腰包，完成孩子的心愿，让孩子快乐地结束小学生涯。
校方在拟定旅游计划时，应当把家长们的经济能力纳入考量，毕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支付高昂的旅费。
校方固然没有强制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但是因家长经济能力不许可而无法参与的同学，其心中必定产生自卑感，打击他们弱小的心灵
在这经济不景气的当儿，面对日常生活开销已经捉襟见肘，人人都不得不勒紧裤头，开源节流地过日子，高昂的旅费无形中也加重家长负担。
毕业旅行团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增广见闻、增进同窗之间的情谊、与老师之间的感情，在各奔前程前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又甜蜜的回忆，游山玩水只是其次。
若为了享受而缴付高昂旅费，那么校方是本末倒置，也让小六毕业旅行失去原来目的。
职是之故，比起奢华的享受，有意义的旅程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