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也出问题了!
2017/08/18 南洋商报/社论
无独有偶，商界和金融界的二名巨头先后表示对教育制度的关注，说明教育出了问题。
国家银行前总裁洁蒂说， 在1960年、1970年、1980年，甚至是1990年代，我国有许多伟大的领袖引领着国家前进，但由于目前环境有着显著的变化，所以需要全新教育制度。
也是大马国际金融领导中心（ICLIF）主席的洁蒂还说，大马的公共与私人领域，都面临缺乏领导力的问题。
大马厂商公会总会长林伟才博士说， 教育体系及技术不足，大马高收入国路遥远。
《2013～2025年教育蓝图》当年出台的时候，教育部就已预告我国的教育制度必须大改革，确保学生能掌握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
因此，学前教育课纲顺应着时下全球教育趋势，重视幼儿的能力发展，提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以让幼儿从探索中学习，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纲修订是永远的进行式，教育部自1986年推出学前教育指南，之后于1993年丶2003年和2010年重新修订，作为国内幼儿园的办学指引。
新课纲于今年5月上路，它给予老师更大的伸缩空间。
“马来西亚教育改革方案”下，首个推动的是教师集体备课工作坊，第二是教师华文教学提升课程，第三是家长教育醒觉运动，第四则是海量阅读计划。
显然地，在教育发展大蓝图下，整个教学模式已改变，过去大量做功课和大量准备考试，以考试作为目标的方式已不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教学、创意教学、高思维模式等，跟随整个大趋势的教学方式。
新的教育政策注重硬体建设，更专注于素质教育的发展，纵然有再好的设备，礼堂、视听室，甚至游泳池，若素质没提升，再好的硬体设施都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说，如果设备好，那会更好；但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前车可鉴：纯国语教学到英文教数理，再到英文、历史列为必修科，不及格无文凭等，不一而足。
教育政策推行上的偏差，以致不到位，无不让我们一再错过一个又一个的黄金十年。
领导力出问题，要求不严和无需问责的后果是，执行力日渐苟且。教育是爱心工作，掺杂政治等因素后，以致未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人才尽失，水平日下，徒留一群技术不足的大学生。
还学生健康学习环境
2017/08/18 中国报/中言
国内402间有纪律及毒品问题的学校名单，被人蓄意流出，引起教育部长马哈兹尔不满，更声称会追查是谁把名单外洩。
但对民众而言，名单外洩的始作俑者是谁并不重要，相反的这是可以检视各所学校纪律问题的难得机会，自己执教的学校、自己孩子们上课的学校是否上榜，师生和家长务必关心一下。
校方倾向于把校园内的纪律问题扫在地毯下，不外乎是担心学校的声誉受损，或是担心遭到报复，但因此，黑帮反而更肆无忌惮的渗入校园，扰乱学校风气。
关注逃学课题
纪律问题和霸凌息息相关，据瞭解，有2.03%学生触犯纪律；去年就有11万1895名学生面对纪律问题，当中9万5046人是中学生。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2年有4159宗校园霸凌桉件、2013年是4120宗、2014年是2906宗、2015年是3011宗、2016年是3448宗及今年截至6月则是872宗。
这些学生是潜在的私会党招募对象，将来可能成为威胁社会安宁的私会党徒和罪犯。
寻策减少问题
在学校纪律罪行中，逃学是教育部首要关注的课题，甚至为此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要将过去5年的平均0.4%学生逃学率，降低至0.02%。但教育部不能光说不练，既然设定了目标，就要努力不懈去执行和追求。
当然，学校纪律问题不可从表面进行讨论，反之是複杂的社会问题，例如学生无心课业、家庭问题或贫穷，教育部、校方和家长都必须瞭解真实情况才能找出解决方桉，这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学校的纪律问题，必须以高度政治意愿和认真态度来解决，政府需要一个更全面的策略来阻止学校纪律问题和霸凌文化的滋长，寻策减少教育界面对的问题，还学生一个健康和安全的学习环境。
一片丹心爱华教?
2017/08/18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江军
根据报道：在2000年，全国61万2064位华小学生中，有5万5976位是土著，占约9.2%；到了2016年，全国53万5273位华小学生中，6万7128位是土著学生，占12.6%。
为什么华小土著学生会越来越多？
报道指出：原因是土著家长已看到华文教育让其子弟有“前进的机会”，就是“有更好的出路，更好的谋职条件”。
看了有关报道后，有人认为土著家长是基于现实功利因素才选择华小，并不是他们“一片丹心爱华教”。
作出这种苛评的人，何不问一个问题：“土著家长即使有如此心态，又何错之有？”
再试问：难道所有华裔都“一片丹心爱华教”吗？
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国内有三种源流小学：国民小学（所谓“马来小学”），英文小学和华文小学，而绝大多数华裔家长的首选不是华小而是英小。
当时的观念是：英文教育比华文教育优秀，孩子接受英文教育比较容易找工作，有更好的谋生机会。
我还记得一位华裔律师在陈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本案原告是英校毕业的，本案被告是华校毕业的，因此，原告比被告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其实，这种“英文教育比华文教育优秀”的观念当年曾普遍存在于华裔社会。（有人说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到了1970年，教育部长雅谷（后来出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运用部长权力把英文学校一夜间改为国民学校（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
在这个新形势下，原本把孩子送进英校的华裔家长纷纷把孩子转送去华小。国内华小学生人数一时大增，摆脱了新生一年比一年少的困扰，为华小带来久盼的春天。部长的这一大手笔，意外地间接带动华教蓬勃发展。
当年华裔家长的这种表现，不就显示了他们其实是在形势所迫下才把孩子送去华小，而并非他们“一片丹心爱华教”？否则早把华小列为首选。
虽然在当年这样做并没有太浓的现实功利主义色彩，而且也是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但是，却叫人不能不问一句：如果真心热爱华教，为何不把华小列为首选？明乎此，也就请不要去指指点点别人没有“一片丹心爱华教”了。
我的南大情、南大心
——在陈国相学长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
2017/08/14 《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作者： 符懋濂
这回受邀在陈国相学长新书〖注1〗发会上发言，我感到很荣幸、很高兴。今天，我将按照发布会的要求，谈谈我在南大的美好回忆，以及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工作经历。这可算是一篇“从滴水知大海”的命题作文。
1959年会考结束不久，我真幸运，居然在云南园找到了工作。住进教职员宿舍后，那栽满相思树的秀丽山岗，从此变成了我的寻梦园！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魂牵梦绕数十载！
我在南大注册处工作，每天都和校园里的大学生打交道。看着他们的春风满面，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是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那该多美多好啊！但对我这个家徒四壁穷小子来说，这仅仅是个梦想，谁知哪年哪月哪天，才能梦想成真？
两年过去了，我已深深地爱上云南园，爱上了这儿的一切：从工作到同事，从宿舍到图书馆，从花草、鸟儿到相思树。为了寻梦、织梦、圆梦，我下定决心报考南大。
在1960年代，“南大生”是个多么响当当的名字！我很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到：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家里没法给我半分钱，我除了当“工读生”，还得教点补习，所以没有多余时间，较少参加学生会主办的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该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三年工作，加上四年大学生活（其中两年半工半读），使我比一般同学更了解、更热爱南大，对南大更难以忘怀。长达七年的接触，让我十分肯定：南大的行政管理有条不紊，无论是课程制定、学生选课，还是考题保密、分数计算、信息传达，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南大同学很成熟、很优秀，还有不少人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他们的出版刊物，他们的语文能力〖注2〗，他们的领导组织工作，都令我十分仰慕、十分敬佩！至于我的老师多半来自中国台湾，他们勤劳俭朴，温文尔雅，是我为人处世的典范。他们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让我获益良多，在学术领域里如沐春风。如今，恩师王德昭、贺师俊、戴玄之诸位教授都已过世多年，但他们讲课时的颜容风采，仍然存在于我脑海中！
我念的是历史系，但我个人的爱好很多，除了历史学，我对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很感兴趣。在读书风气浓厚的校园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课外书，为我日后的历史教学与文章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语文方面，当时学习外语的风气很盛，南大根本不存在什么“华文沙文主义”，除了英文，还把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都列为各院系的选修科目。我选修马来文和日文，连续读了两年，取得优异成绩，并开拓了自己的文化视野。
1966年底，南大毕业后，我很幸运，第二年初就被派到立化华文中学教书。我教的是高中历史，把在南大所学的都派上用场，所以对教学工作很自信，很有满足感、成就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普遍欢迎，也得到校方的高度赏识，刚满三年我就当上了历史科主任。我还受教育部委任为中学历史课本评审员，受出版商邀请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甚至把我编写的历史讲义，印刷出版成《东亚史新编》、《欧洲史纲》，作为高中历史参考书。
在1974年初我被调到国家初级学院，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在立化的美好时光。国家初级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初级学院，也是全国精英会萃的学府。它成立于1969年，专收英校与华校最优秀的中四毕业生，教师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精挑细选的。这是个陌生的工作环境，但不到一年，我就和英文源流的同事打成一片了。某日下午，我和教历史的
Mr. Subramaniam 闲聊时，他先问起我教的历史课程范围，然后说："It seems to me, your teaching
load is rather heavy. How do you manage it？"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东亚史》也好，《欧洲史》也罢，不都是历史课吗？历史系毕业生教两门历史课怎么会觉得繁重？况且我已有七八年的教学经验，即便多加一门《东南亚史》也不成问题。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有时间、能力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在1976获得硕士学位。
很明显的，对南大历史系的课程结构，Mr. Subra 一无所知。我于是趁机告诉他，我们没有荣誉学位，都必须读四年。从大一到大四，我们读的历史科目较多，范围较广。除了通史、断代史，还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专书选读，以及相关补助学科（如哲学、社会学）与外语（如日语、法语）。这么一来，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体系，确保其专业水平绝不低于名牌大学。
从 Mr. Subra 及其他同事口中，我得知新加坡大学的课程编制很不一样。大一、大二所有文科生都属于“人文学部”(Humanities)，从大三才开始分系，但仍不够“专一”，每个学生都必须在“主系”(Major)
之外，加选个“辅系”(Minor)。如以中文为主系的学生，可选数学为辅系；以历史为主系的学生，可选地理为辅系。只有第四年的荣誉班，文科课程才有点的专业化的味道。这么看来，同是历史系毕业生，他们所读的历史科目，通常不到我们的一半（普通学位仅三年，又加上“辅系”科目），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荣誉学位）。彼此的课程结构的既然不同，专业化程度有了差异，学术水平高低显而易见。因此，英文源流的高中历史两三门课，需要三名教师来分担，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是由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来体现的，绝对不要相信那些“报告书”的鬼话连篇！
在国初七年的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1981年初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裕廊初级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并且协助学院建立课程体系和考试制度。这是学院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行政工作，所以我要求由两个委员会来负责。我选择领导“课程表委员会”，因为在南大课务组工作了五年，对于各类时间表的编排很有经验。当一切都上了轨道，大约过十年左右，我转变角色来领导“考试委员会”，为学院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考试规章制度。我的领导能力与工作表现获得当局的赏识，先是要求我当副院长，接着又给我升级为“高级教育官”(SEO
1)，目的是要我当中学校长。然而，我个人的兴趣是教书，不是搞行政工作，所以拒绝当校长。反正在学院里我学历最高，职称仅次于院长，算是个“老二”，又获得同事们的尊敬、合作，一切都称心如意。我选择留在部门主任位置上，直到1998年退休为止。
退休刚满半年，在1999年初，开放大学（即今社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中文系，我受聘当了兼职讲师，讲授《中国通论》、《学士论文》等科目，而且一教就是十来年，欲罢而不能！其中几年，我还受邀为教育学院导师，为栽培华文教师做点贡献。
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大不相同，对讲师可说是一种新桃战！新挑战来自三方面：先就课程而论，《中国通论》内容丰富多样，除了中国历史，还包含部分中国地理、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真是五花八门。因此，在很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如何精挑细选课题，如何使之互相连贯，就成为一种新挑战！在每届七八十位学员里，总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起初对新加坡人教中国历史、讲中国现状，难免抱着怀疑态度。直到上过三几堂课后，他们才发现我对中国现状、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超出他们的想象与期望，居然把我当成了“中国通”。这当然和我的个人兴趣以及所受的南大教育有关。
其次，来自学员的高要求，是最大的挑战。他们多是中年人，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比一般大学生要广得多。他们当中除了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媒体人、写作者、中医师、经理、经纪、商人、前国会议员等等。他们多数是高中毕业生，但也有学士乃至硕士、博士。当然，要满足每个学员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得到绝大多数人（五分之四以上）的肯定、认可，教学就算是很成功了。这点我终于做到了，成就感、满足感随之而来！
第三，开大讲师全是兼职的，而且每年一聘，随时还可以解聘。同事们来头不小，多数是本地大学的副教授，还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名牌大学。如何与他们“同台唱戏”，而不至于荒腔走板，半途遭淘汰出局，对我这个南大硕士来说，无疑又是一大挑战！校方采取“竞争上岗”制度，规定课程结束后，每位学员都必须在网络上给讲师做匿名评分（可加评语），然后由校方存档并打印给讲师们。来年是否接到聘书，就得看学员的回馈了！评分计算以5分为满分，如果那年平均分数是3.5分（或70%），而得分在平均数之下的人，肯定就得永远“下岗”了！我每年都获得4.3分（或86%分）至4.5分（或90%分），属于中文系十几二十位讲师中得分最高者之一。这或许可以证明南大生不逊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来自北大、东大还是马大、牛大。我对此自然很欣慰、很自豪——为栽培我的南大感到无比自豪！
尽管我的教学工作获得肯定，但我并不自满，“自强不息”是南大生固有的精神面貌。为了实现我个人的最后梦想，也为了再次证明母校南大的学术水平，六十多岁的我，毅然在2002年初报考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经过整整四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约28万字的博士论文《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我的导师对南大生的古文根底与学术能力感到惊奇，他曾两次问我有没有到过大陆或台湾留学。在他的鼓励、推荐下，这部论文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先后出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心愿、许诺：“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
从我这个平凡的南大毕业生的一生经历中，大家应该多少可以看出南洋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学府吧？谢谢！
（2017年8月12日）
〖注1〗陈国相英文著作《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 People's
University》长达400余页，是一部足以还原南大历史真相的杰作。
〖注2〗南大奉行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会计系、银行系、工管系的教材、参考书，多数是英文的。而学生会的喉舌刊物《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种语文的单一版本。
〖作者按〗(2017-08-13 17:20:08) 南大奉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参考书是以英文为主，会计、银行、工管三系也如此。讲授则以华语为主，也有用英语讲授科目。
另外，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语版本。可见南大生的语文能力，非同一般，新大、马大岂可相比？
教育须从家裡开始
2017/08/16 中国报/大讲堂
~作者：林德胜
麻坡中化中学日前推行体验教育，让学生们自动自发收拾好饭后厨馀，自己动手清洗碗筷，让学生变得更自律。
体验教育的推行，主要还是让学生们感受工友们的付出，改掉把饭后碗筷随意乱摆放的坏习惯。
笔者认为，小学和中学都须推行体验教育，让学生们瞭解做事需要的责任，瞭解施予者的辛苦，也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责任感，须亲自完成。
现今社会，父母生育的孩子不多，一些家长把孩子当作是掌上明珠，让他们吃好住好，渐渐地，让他们认为做任何事都有别人帮忙完成，养成怠惰的习惯。
笔者的外甥因为缺乏自律，养成在三更半夜做功课的不良习惯，吃好饭菜也不会自己收拾，在屡劝不听下而受到处罚。
其实，体验教育须从家裡开始，首先是让孩子学习什么是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就从让他们自己整理书包和清洗自己使用的碗筷开始，让他们瞭解自己需要在家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体验教育的培养下，孩子回到家后会在饭后自行清理碗筷，自己整理房间，在自动自发的体验中学会独立，做事井井有条，更让父母感到安心和欣慰。
当孩子明白本身责任后，做任何事也会顾虑别人感受及多方考量，渐渐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及抗压的能力，遇到一些困难时，也不会转牛角尖。
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推动体验教育，让学生学习一些生活常识，瞭解本身的义务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