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拨款，不能将就
2017/01/02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陈仁杰
日前，教育部长拿督斯里马哈基尔表示教育部尚未获得2016年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总额，因此还无法发放总数为5000万令吉给华小。部长也奉劝受影响的学校暂时先领取现有的款项。
这两天陆续开学了，可是不仅华小，其他源流的学校包括淡小、回教宗教学校及教会学校等居然还无法获得首相在去年财政预算中所公布的拨款。这让人民再次见识了政府部门的办事能力，效率也一如往常地让人“叹为观止”。2016年拨款尚未到手，即已迈入2017年，让人们不禁担忧拨款是否会有着落。
确保授课环境舒适
其实，一间学校所需要的开支并不小。除了最基本开销的水电费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在最舒适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校方也需要匹配各式各样先进的教材及支付各种基本设施的维修保养开支。
因此，学校入不敷出的情况时有耳闻，尤其是半津贴华小。职是之故，我们也可以看见不少学校时不时举办筹款活动或义卖会，向社会上的善长仁翁及热爱华教人士募款。
笔者了解现在国家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危机，各种内忧外患导致马币犹如吃了泻药般飞流直下三千丈，直速贬值，兑美元更是创下自98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因此政府可说是囊中羞涩。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无论如何，教育乃国家之根本，所谓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政府理应把教育部的拨款摆在首位。倘若真的要开源节流抑或削减开销，应从其他部门，如功能重叠的陆路交通委员会和陆路交通局着手。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事情，需要一个详尽长远的计划，因此良好的教育机制是不二法门。一个高瞻远瞩的政府绝对不会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反之会以教育为重，因为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社会未来的栋梁。学校正是栽培莘莘学子的圣地，因此获得来自政府充足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
冀教育部采取必要的行动，最好是与财政部好好地协商以便能够尽快解决这问题，也一并确保2017年的拨款能够准时发放给各源流学校。
那些年，华校的钱
2017/01/01 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巫伟强
有位华教斗士跟我说，那些年的马来西亚若和现在马来西亚比较，发展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以前坐牛车，现在有电动火车。而且，很快还会有子弹火车。那些年和这些年唯一不变的是华校的拨款，叫人纳闷的是，每回都是到了年尾要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好多华校都没有拿到钱。钱呢？答应的钱呢？
根据报导，华小与教会学校至12月25日还未拿到教育部应该发放的5000万令吉拨款。教育部长拿督斯里马哈兹在谈到这课题时就说，若问题能在2016年最后一周解决，教育部就会发出拨款；若不能解决，希望华小先领着现有的吧。2016年只剩那一里路，却发生这回事，希望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能够发挥一里路精神。
这些年，民主行动党告诉我们，马华当家不当权。很多人虽然相信马华当家不当权，却还是继续给马华支持。过去两届大选，选民把投给马华的票，转给了火箭。马华的议席少了，虽然还是在国阵里面当权，但是，若讲到国阵的钱，只能这么；马华当权却没有拨款的话事权。可悲吗？习惯吧！这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关于华校拨款这回事，讲起来马华不觉得怎样，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2015年12月20日，我有谈到马华有一名基层老党员很不明白，马华领袖每每谈到华教拨款，都一定要用“争取”？如果马华不去争，是不是就取不到？进去当政府，还要跟其他人争取，没有争取就没有拨款，他觉得很奇怪。那些年，华校的钱常常会看得到却要等很久才能摸到。
教育部答应给华校的钱，常常会忘了给。2015年12月27日，我在本栏中有谈到教育部漏了双溪里茂州选区内3所华小的拨款。当时宣布这些拨款的教育部长，现在是希联的“候任副首相”慕尤丁。当时我有说，若非吉打州有位议员叫张开笔，若非有正义的记者提起，恐怕我们都还不知道，原来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对这3所华小未尽取得拨款一事，毫不知情。
没关系。那些年的马华副教育部长是份苦差，江湖就有句传言；谁若不听话，就委他当教育部副部长。结果，当过教育部副部长的并不是全部没有料到。马华任期最长的总会长敦林良实医生也当过，上一任的副部长魏家祥现在已经是部长，这一任的张盛闻，如果来届大选打赢做国会议席的话，应该还是有副部长可当。
只是，应该不是绝对。华校若在2016年结束后拿不到拨款，没关系，马华的一众领袖就要团结势更强，要稳定、不要乱。就想办法在年初争取回来就是农历新年前的大红包。同志们，就只剩下那一里路，加油吧！
改制学校的董事会地位
2017/01/01 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谢诗坚
最近写了几篇关于华文教育的课题后，有收到远自美国的朋友（从马来西亚出国留学后移居西方国家）提出一些问题触及为什么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敢于承担起改革和解决华校面对的困境？为什么校长的权力那么大？又为什么有家长投诉学校收取各类的费用？
还有记者也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有些学校不接受政府献地？又为什么有华校的董事会不同意组成有限公司（非盈利），或在社团法令下注册，以成为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
这一堆的问题都是历史遗留及累积而成的，但又没有一个对策来面对政策的改变，当然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我们先说说小学的情况。在1957年独立前，英殖民政府除了本身设立的英校外，也通融教会创办英文小学，当然也没有阻止华人及华人社会创办华文小学。同样的，印裔民族也成立他们的淡米尔小学；而马来小学也是在英政府不是很热衷下设立，因此马来教育在独立前是比较受到忽视的。
就华校而言，第一间新式华校是于1904年由张弼士（曾任清朝驻槟城/新加坡领事；后来也出任商务考察大臣）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校（直到今天已有中华小学及中华中学）。而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后，华校在马新遍地开花。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小学仍保有各源流小学（包括宗教小学和国际学校），但在1961年新教育法令生效后（按照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在国会通过成为法令），就硬性规定所有的小学一概归由政府统管。换句话说，这些学校必须按照教育法令的规定要有本身的校舍（不能再依附在会馆内上课），才能被接受成为国民型学校。
因此从1962年起，马来西亚出现了国民小学（包括英文小学）、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淡米尔小学及私立小学（包括国际学校在内），四个类型小学。
华小顺应条规做出改变
既然法令有所改变，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也就得顺应条规做出改变。最主要的是老板不再是董事会，而是教育局，乃至校长的委任也是教育局的权力（曾记得在后来也出现一些教师成为政党党员，获得推荐成为校长。这种政教（育）的混合情况也维持了好些年。也因为校长具有政治背景，他们的权力被无形中膨胀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进入千禧年后这种情况比较少了。而在308后就使到参政对老师来说已不是“特权”而是“冒险”（站错边也就会影响仕途））。
除了校长及老师由教局调派外，连学生也是教育局分配的。还有学校教学制度、课本及相关的活动都要根据规章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董事会（或称学监会）也起了巨大的变化。按照1957年的教育法令，董事会成员限15人，由下列组合组成：官委3人（原由董事会推荐，但后来不是被冻结就是由教局委任）、信托人3人（学校产业的信托人）、赞助人3人（出钱出力修建学校的人士，但只有义务奉献，不能与政府争权力）、校友3人（请注意是校友3人，不一定是由校友会推举，也可由校方推举）及家长3人（一般上在家教协会中产生）。
这15人组成董事会后，校长是当然的秘书（形成16人组合），而在章程中只有选出董事长、秘书（校长）及财政一人，其他皆属董事。在这个名单外的董事或总务或副董事长等职称都不在董事会/学监会的范畴内（当然肯出钱多多益善，但也只能成为名誉董事长或名誉董事），除非这间学校（转成国民型后）另在社团名义下注册成社团或在公司法令下注册成有限公司（非盈利），否则它不具有法人地位，因在教育局眼中它只承认15人的董事会（学监会）。
如果目前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没有注册成社团或公司，而只是教育法令下的组织，就不具有法定地位，也就不可能起诉或被起诉（正如学校如果发生问题，负法律责任的应是教育局和政府，而不是董事会）。
再者，如果董事会的校产是注册在信托人的名下，则董事会就没有法律地位掌控校产（或可能是另一批人管理校产，董事会就变成“出钱的机器”了）。
董事会权力被架空
由此可见，在成为国民型学校后，董事会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有人曾针对校产处置的问题坚决主张董事会不可轻易交出校产予政府，但不知有查明校产是否在董事会名下（有注册吗）？这种说法就好像坚持食堂的招标权力由董事会控制而不能任由校长处理。这种只管食堂而无权管理学校的董事会到今天又剩下多少权力？大家都心知肚明。
与此同时，有人主张校产一定要由董事会控制，绝不能交给教育局。但如果教育局不再使用相关校产开办学校，这个校产也就被搁置一旁，因为校产的使用权在教育局手里，不是在董事会手里，校产也就成为教育的“棋子”。
如果我们还以为保住校产及食堂租赁权力就是维护华文教育，我们也太可怜了。
由这件事又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为什么有些学校不接受政府献地？这种免费的地皮正可以节省许多开销，可是我们倒回来一想，如果一间学校的董事会是没有使本身具有法人地位，它又如何接受政府的献出校地？使用昔日的信托人制度已落伍，而是应该要组成社团或公司来正当法律手续。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国民型学校是否供不应求？如果一间学校只有一名新生或没有新生，则拥有土地搬迁又得从何处筹款？同时搬迁后新生会源源而来吗？教总不是告诉我们过去5年华裔小学生少了5万名，而且有14间学校的学生少于10名，另外有53所的学校其学生人数只介于10至29人之间，这已清楚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人领导规划，不要凑热闹。如果一间国民型中学尚能多容纳1千名学生时，又争在其他地方建分校，也真的难以理喻。动用华社的资源建立并不急用的分校或第二分校是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实不论国民型中学或国民型小学，它们的地位与命运是一样的，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如果全国的78间国民型中学的学额（有两间又要开课而变成80间）仍未满时，就不要一窝蜂地争着增设分校或迁校。
（以上所谈及的，若有需要补正还望法律界人士提出高见。下期我们再谈国家教育面对的挑战）
教育是一张网，环环相扣
──一位母亲单纯的教育希望
2017/01/0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许雪翠
是的，在谈远大的教育理念与方针之前，我们常常忘了，家庭教育是最根本！我们常常看到关于华小KSSR教育制度实施状况和师资水平的负面评论，更多时候是亲师关系决裂的相互控诉个案──教师情绪失控狂扭小一生耳朵，家长愤而冲进校园一拳打向老师……我们忘了大人的身教和EQ也是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supportnetwork（扶托网），唯有每个家庭单位做好了，才有谈教育理想的可能！
我的小学时代在80年代，上学是非常单纯的事。书包里的课本、习字本和作业簿加上课室里的朗读声就是全部。稚气的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国家教育政策对我们起着怎样的影响，更不知道能受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或许需要经过争取与坚持。
尔后中学在家乡唯一的国民型中学完成，大学也是冲破固打制的桎梏进了马来亚大学，我是典型的made in Malaysia。我为自己的出身背景感到骄傲。留学有留学的好，身在国外有更广的视角跟不同的文化熏陶，但学识之深浅及对人生的感悟更多时候是多层因素影响的，就读的学校不过是其一。
只是初任母亲时，在孩子们学前的阶段，因受了“芬兰教育世界第一”这种让每个孩子敢问、敢想、敢挑战的快乐学习模式影响，同时认为西方教育里所提倡的“创造力、想像力的培养是未来20年一决胜负的先决条件”是教条，对幼儿园，也对自己设下了高标值。
后来就知道了，这里是马来西亚不是芬兰，是亚洲不是欧美。我们的幼儿园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在传统华人家庭长大的我们，我们父母背负某种政治与时代包袱，他们受孔子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至深，我们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我们的骨子里有着连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保守与恐惧权威。我们不知道，我们带着这样的原生家庭给孩子们创造另一个原生家庭。
是的，在谈远大的教育理念与方针之前，我们常常忘了，家庭教育是最根本！我们常常看到关于华小KSSR教育制度实施状况和师资水平的负面评论，更多时候是亲师关系决裂的相互控诉个案──教师情绪失控狂扭小一生耳朵，家长愤而冲进校园一拳打向老师……我们忘了大人的身教和EQ也是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supportnetwork（扶托网），唯有每个家庭单位做好了，才有谈教育理想的可能！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而把教育责任都推给家长。孩子的教育，环环相扣。一个校园文化的塑造和办学愿景，将决定国家未来主人翁的素养。
有孩子即将迈进中学门槛的我们，常交流对中学教育的看法。有在国中任教的朋友表示，环视国中现有的课程、师资、设备与校园文化，无论如何不会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国中；另有友人表示情愿缩紧腰带，也要把孩子送进英制国际学校，只因不希望女儿继续华小6年的“为考试而读书”，而是多元开发潜能，学游泳下西洋棋，培养领导力思考力创造力，为将来铺路。
有友人则表示，考虑把成绩优异的女儿送到新加坡去受中学教育。在收集分析了国内国中、独中、私校和homeschooling教育内容、师资、设备和学费后，再考察了新加坡的学校，他们综合考量，认为还是新加坡的教育水准高。唯一的考量只是，要不要这么早把女儿送离身边。
其实，予我而言，世界上真的没有“最好的学校”，只有“最适合的”！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教育资讯的公开与流通，比起上个10年更快更广，我们应该高兴，我们有了更多教育的选择，教育的普及化提供了我们比以前更多扇的门，更多的可能！
我们身处在多元种族与文化的马来西亚，或许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多元文化会培养我们一种怎样的思想弹性，一种包容的胸襟，一种适应改变的能力，比起单元文化与语言国家，我们实在占不同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不少的政经挑战。而恰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挑战，在这里受教育与长大的孩子，反而能培育出更多的坚韧，不见得一定落于人后。
人才是什么？成功又是什么？我们给这两个词所下的定义将决定我们的教育方向和选择。人才如果是能发挥所长，充满热忱的在各领域岗位上坚守，利益社会与全人类的发展，如果是往这方向定义，只要能协助达成的学校都能称为好学校；成功如果是能不断超越自己、内心安定满足、遇人生低谷能很快复原、具人文艺术素养，而非只是名与利，只要能协助达此目标都能称得上是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