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自强不息”精神应延续
2023/12/30 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谢盛海
拜读了两位资深南大生李元瑾博士与刘培芳资深报人对电影《大风吹》的评价，我也有话想说。《大风吹》导演为了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困境，塑造了一名南洋大学建筑系毕业生角色，因为英文不灵光而到处碰壁。单这一点就已歪曲事实，因为旧南大并没有建筑系，只有文、理、商三院。不知道导演的用意为何？
当时的华校生受排挤、奚落、白眼，我身历其境。自中学毕业后，我隔年履行国民服役。从军时受训都用英语，我们在用英语交流和书写时都不达标，被英校同僚嘲笑，说华校生都是“中文直升机”（Chinese
helicopter）。受华文教育的军官，军服上有特别的橙色标志，注明华校生身份，用意是让我们用华语和他交谈。但当时受华文教育的都被贬低，这些军官其实是不愿意让士兵知道他是华校生，内心矛盾难堪。华校生在军队被视为次等人，出现什么错误，矛头率先指向华校生，军官都会归罪我们英语不好，所以沟通表达不佳而犯错。当时，甚至有一些只有小学程度的华校生，被编入“福建兵”团，可以想象当时的华校生是多么狼狈和无助。有些甚至怪罪父母，为什么不送他去英校念书。
我从南洋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月薪只有600元，新加坡大学的毕业生则有1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家长都希望送孩子去新大，造成南大收生减少，素质也降低。政府于是决定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很多南大生埋怨政府关闭南大，因为那是东南亚唯一的民办华文大学。筹建南大，就连车夫、建筑工人都捐出血汗钱协助。南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入历史，让当时不少南大生欲哭无泪，怨声四起，可是政府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否则将会浪费很多国家资源，毕业生日后也会面对出路的困境。
1970年代末，少数华校变成特选学校，但采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华校生”这个字眼渐渐走入历史。当时原来的华校教师要用英语教学，一些教师一下子转不过来，措手不及，情绪受到影响。我们这批旧南大生在职场和官场上吃尽苦头，有些甚至找不到工作，或者委屈在一些小公司当书记，忍气吞声。但在困境中，也有一些南大生出来自组公司，凭借校训“自强不息”，发挥南大精神，在商界闯出一片天地。也有人成功赴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留学，考取博士学位，名声响誉国际。
我国是国际商业都会，必然注重英语。现在年轻家长在家里一般都说英语，甚少说华语。政府为了降低学华语的压力，把学校华文的程度降低，造成目前华文水平低落，甚至快出现断层。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我国和中国商贸往来频繁，但目前年轻一代用华语都要掺杂英语，同时也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较难有效与中国人深入沟通。虽然我国推行双语教育，但缺乏华文根底的本地年轻人，和欧美国家相比，已没有太明显的优势了。
虽然政府在努力栽培一批双语人才，满足与中国交往的需求，可还是不如那些自小在华校环境熏陶下长大的华校生。南大最后一届学生在1980年毕业，如今已65岁，大多数已退休。但是，还有许多南大生在继续努力传承南大精神，大家还在各领域，如宗乡会馆和商团默默耕耘，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希望政府能裁培更多双语精英，和通晓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年轻人，结合老一辈的经验，继续增进和中国的往来，推广政、经、贸、学的全面发展，以利社会。
略论“学习损失”
2023/12/28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林国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202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报告”，我国学生在数学素养、阅读素养、科学素养测评中，表现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了，是历次参与PISA评比，表现最差者。
教育部（学校营运）副总监阿兹曼归因冠病疫情衍生“学习损失”，导致我国学生PISA表现不佳。教育学界普遍对阿兹曼的归因不以为然。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兼PISA项目负责人安德烈亚斯也认为不应高估疫情对学生PISA表现的影响，应该从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探讨学生表现退步的原因。
尽管如此，疫情导致“学习损失”的问题，倒是值得关注与讨论。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对比学生于疫情发生前和发生后的学习轨迹图，发现学校停课期间，学生因“遗忘”（forget）和“放弃”（forgone）的学习行为，导致了“学习损失”（learning
loss）；如果学生没有及时回复到学习正轨，学习损失将会不断积累，甚而引起“未来损失”（future
loss），波及学生毕业后的生涯规划和生涯薪资。
法国巴黎的一项研究也揭示，疫情初期，5-18岁各年级学龄学生平均一学年损失35%学习，疫情后的补救举措也难以弥补疫情初期所经历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损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的调查报告，“学习损失”在发达国家的影响程度达17-20%，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则高达30%。
疫情导致“学习损失”，是既成事实，其成因也可以溯源。
首先是“在线学习”迷思。疫情期间，为应对“停课不停学”，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启动“在线学习模式”，将教学、作业、评价、互动、答疑等课堂教学环节切换到线上完成。然而，由于资金、设备条件不足，扩大了“数字鸿沟”，衍生新的教育不公。加以信息通讯科技本身的短板和局限，教育场域主要把电脑当作“教学工具”，倾向机械式教学，无助于学生批判思考和深度探究学习；线上学习也助长了学生个人主义和排他性学习风格，不利于形成互学、共好，影响整体学习效益。
“学习损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学校不可能完全转移到虚拟空间，在线学习模式也不可能取代教师教学。月前就有报道，瑞典中小学鉴于“数字化工具削弱而非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从2023新学年开始“恢复重视纸质课本使用和加强学生读写练习教学，减少对电脑和平板的依赖程度”。这也是瑞典教育学界基于近年学生参加PISA和国际阅读素养测评的表现不断下滑而采取的调整措施。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2023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紧急呼吁”各国教育教学“妥善运用技术手段”，既要加速让中小学校具备上网条件，又要注意不让技术手段取代“以教师为主导、面对面”的教学方式。
其次是自主学习能力缺位。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考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施在线学习模式也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重要支撑。根据台湾《亲子天下》杂志2021年7月间对台湾地区“中小学教师在线学习调查”1322份“学习损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学校不可能完全转移到虚拟空间，在线学习模式也不可能取代教师教学。
有效问卷调查结果，80%老师认为，2021年5月间台湾地区因疫情实施线上教学的成效不如实体课程；近九成教师直指
“在线学习拉大学生学习差距，而影响在线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即是自主学习能力”；只有18%教师认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好，可以应付在线学习的要求。
由此可见，自主学习能力是学生线上学习表现差距的关键因素；不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是难以完成在线学习任务的，必然遭遇“学习损失”。无论线上线下学习，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教育教学的新常态。
黄家和任重道远
2023/12/28 星洲日报/东海岸
~文：小刀
华教向来是华社热切关注的议题，华人副教育部长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华教一些令人无法安心的问题仍然存在，使到华社无法放下心头的大石。
长期以来，最显著的是华社要求政府尽速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及制度化拨款的问题，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终年累月都无法获得圆满解决。
最近首相安华宣布的内阁改组，由太平区国会议员黄家和出任教育部副部长职。华教问题一萝萝，黄家和新官上任，可说是任重道远，华社寄予厚望。
黄家和上任后表示，华社对教育非常重视，而他将会给予相关单位，包括董总、教总、学校董事部、家协及教师最大的重视。他也承诺，尽快会晤董教总商讨华教事宜，互相配合办好华文教育。
华教今时不同往日，近年来，不仅是华裔子女进华校，一些马来人、印度人的子女也进入华校就读，华校已经不只是华裔子弟就读，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非华裔生进入华校就读。
据估计目前非华裔生占全国华小学生人数约20%，相信人数仍然不断的增加，非华裔学生人数增加，有助于推广华语的普及性，让更多人会讲国语之外，也能讲华语。
试问一下，如果像一些政治人物形容华小破坏国民团结，相信不会有这么多友族家庭让他们子女进入华校学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华教备受其他族群的欢迎，的确是铁一般的事实。
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各民族同在一个屋檐下学习华语，突显出华教的多元性，成为跨族群的学校，这是值得鼓励的良好趋势。
这种趋势不但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减少种族间的隔阂，而且可以促进种族之间团结精神，让那些蓄意抹黑华小破坏国民团结的言论不攻自破。
新任副部长黄家和准备会晤董教总，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大家能够坐下来商讨华教的问题，通过互相交流和配合，解决华教所面对的问题，相信一定能够把华教办好。
向东学习学什么?
2023/12/28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罗汉洲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称，除了日本及韩国，我国向东学习的对象也将包涵中国在內。
由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1982提出的向东学习概念，其实就是向日本学习它发展经济的策略，所以马哈迪不断派遣官员去日本取经学习。
日本对我们的官员有无倾囊相授则不得而知，我们也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日本东西。
马哈迪在2018年第二次任相后，仍然提出向东学习，主要对象仍然是日本。他在22个月任相期间，去了七八趟日本，不知道他学到什么东西回来。
我当时在本栏有一篇拙稿“还在学日本？”说，现在还在学日本已经不能与时代同步发展了，《纽约时报》早两年前已揭露美国企业正在抄袭中国的一切，轮到美国山寨版中国了。
换言之，连美国也在暗地里向中国学习，所以要学习，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向中国学习。现今首相安华终于把中国列入学习的对象。
实际上，中国早年也有学习的对象，那就是我们的紧邻新加坡。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1992年，他公开呼吁以新加坡为师，大至招资策略，小至住宅区(中国称小区)的规划都须向新加坡学习。
中国官员学以致用
于是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省政府、市政府都派遣官员到新加坡接受培训，新加坡也倾囊相授，中国官员也做到学以致用，所以中国有许多城市与小区规划得非常完美，是以新加坡为榜样。
但大马人对新加坡却有很大的抗拒心，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去年初打算引进新加坡组屋建设模式。
新加坡建屋局也乐意免费提供咨询，不料倪可敏却成了众矢之的，被指责企图剥夺公务员的工作，损及土著权益。
试想，中国当年以八九亿人口大国，虚心向比它一个县还要小的新加坡全面学习。
马中两国人民的格局差别如此巨大，中国如今一跃而成第二大经济体，科研也在多个领域领先全球，我们则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盖人民的格局决定了结局也。
向敌人学习的胸襟
要向中国学习，不必去学它的科研技术，那也不是我们学得来的。我们应该学中国不但可以虚心向小国家学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肯向敌人学习的胸襟。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走共产经济路线，一切发展策略由国家规划，惟效果不彰。邓小平毅然“以夷为师”、“胡服骑射”，放弃赖以起家的共产思维，改走曾是不共戴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路线，大事引进西方资金与技术，遂有今日的蓬勃发展势头，以致欧美诸国为之侧目。中国这种敢于扬弃不合时宜政策的勇气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至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仍然跳不出50年前拟订的新经济政策窠臼，期间虽数次易名，却是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依然是50年前的新经济政策，一切以族群利益为依归，忽略整体的共同繁荣。
惟说来容易做来难，好像中国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必需要有大智大勇的领导人方可。
中国因为有邓小平这样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敢冒政治风险，领导八九亿中国人恍如武侠小说天蚕变所形容，以无比的勇气，自废数十年的武功，重新修炼，方克练成天下无敌的天蚕变。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位如邓小平般具大智大勇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