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促教
2025/08/30 柬埔寨《柬华日报》
~作者：【柬华理事总会师资培训中心】潘翠华
不知不觉间，走进柬埔寨课堂已经是第五天了。每天行走于宿舍与教室之间，金边的热风夹杂着陌生的言语，不免让我诚惶诚恐。柬华师资培训中心的学生年龄不一，学问深浅各异。有刚出小学之门的稚子，有中学毕业的少年，亦有尚在大学修读的青年。如此参差不齐的水平，我每备一课，都得思虑再三，想尽办法尽量兼顾大多数学生，但还是不能让自己满意。
如果说语言差异是一道厚墙，那我的汉语落在他们耳中，他们的柬语响在我心里，都成了需要破译的密码。文化更是一重迷雾，中国历史上的典故、诗词、礼俗，在他们听来，那是难以理解的天书。这几天的课，我都在努力寻找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说，但不时会看到台下目光时而明亮时而迷茫，自己也不免生出几分担忧，生怕自己讲的还不够明白。
李老师在上课
今天的课比较少，我和香香决定去听李主任的课，学学他的教学经验。上课时间还没到，教室里端端正正地坐满了学生，很是安静。李主任与我同龄，站在讲台前，不拿教案，手里只拿着一支翻页笔，板板正正的，倒有点像是旧时的私塾里的先生。他讲的是历史文化，却不从经史子集起头，反由一曲《烟花易冷》说开去。他说这现代的曲调里，藏着古时的哀愁，便深情地唱了起来。声不高而情致深远，调不繁而韵味悠长。学生们静静地听，眼中闪着光。“这曲中的凄凉，”他说，“与杜牧《清明》诗中的‘路上行人欲断魂’，其实同出一脉。”于是由音乐到诗词，由诗词到历史，层层推开，竟把千年前的战争与制度讲得如在眼前。他没有用高深的术语，只以平常话语，便将那遥远年代的故事，种在了这异国的课堂里。最妙的是临下课的时候，他说要唱一首《短歌行》。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吟诵，不料他真的唱了起来。声音初时低沉，继而转高，竟把曹操求贤若渴的心绪，唱得淋漓尽致。
我和香香在听课
我忽然明白，文化并非要板起面孔来说教。音乐可以通古今，诗词可以连中外，人心更是相隔不远。李主任不过是找到了那座桥，从现代的歌到古诗，从中国到柬埔寨，从此心到彼心。是啊，文化固然庄重，但传播文化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这才是最有效的教育。
从教育政策看东西马族群融合之路
2025/09/02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许慧敏
身为吉隆坡人，我对各族同胞的相处模式有一定的刻板印象：马来友族同胞不会主动光顾华人餐厅、鲜少华人能把马来语说得和马来人一样流利。然而，今年年头我同家人到沙巴亚庇旅游，当我踏上沙巴的土地时，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文化氛围与西马截然不同。
在沙巴，那些我原本认为的界限似乎不复存在。只要华人餐厅里不卖猪肉，马来人就可以到餐厅内和华人一起用餐。更令我惊讶的是语言的交融，华人与马来朋友交谈时，脱口而出的并非我熟悉的、教科书式的标准马来语，而是浸润着沙巴本土腔调的鲜活方言，双方你来我往，流畅自然，毫无滞涩。那一刻，我恍然惊觉：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民族融合的晴雨表。东马不同族群间的交流自然融洽，关系和谐，仿佛种族隔阂在这里从未存在过。这种差异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何同属一国，仅一海之隔，族群融合的景象却判若云泥？答案或许深植于迥异的教育政策及其塑造的社会氛围。
在西马，1970年落实的“新经济政策”（NEP）虽以消除贫困为名，其核心却是基于种族的资源倾斜。这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的种族固打制，成为公开的争议焦点，也是西马族群分野的制度化象征。它将教育资源按种族标签分配：非土著学生，特别是华裔学生为公立大学名额激烈竞争，而部分马来学生即便凭固打入学，也可能背负“标签化”的隐性压力。这种“补偿性不平等”非但未能弥合裂痕，反而在无形中强化了族群边界。
2024年初，政府宣布了一项看似突破性的“10A政策”：承诺在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中考获10个A的非土著学生，将无条件获得大学预科班的录取。这曾被解读为松动种族固打制的一线曙光。然而，当SPM成绩放榜，以为能凭着10A佳绩进入大学预科班的学生欢欣鼓舞之际，一纸官方文告却瞬间浇灭他们的希望：A-
不再被视为“A”。这项技术性的评分调整，轻易推翻了先前的承诺。
此举引发民众的强烈质疑：政策的“U-turn”，是否仅仅因为符合10A（按原标准）的非土著学生数量，可能超过了那不可动摇的“非土著10%配额”上限？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学预科班的学生人数常年招不满额，2023年空缺逾8000个，却宁愿浪费名额也不逾越种族界线。即使非土著申请者再多，也绝不可能挤占土著学生的“蛋糕”。这反复无常的闹剧，无情地揭示了问题的核心：政府维护的，究竟是基于需要的扶弱政策，还沙巴与砂拉越在1963年以“平等伙伴”身分参组成立马来西亚时，通过“20点协议”等保留了显著的教育自主权。这种自主性带来了更开放包容的实践。
好是基于“土著”身分的特权？可见大马的教育制度问题在于，政策可以随时为“技术细节”转弯，但种族配额的底线却坚不可摧。
反观东马，沙巴与砂拉越在1963年以“平等伙伴”身分参组成立马来西亚时，通过“20点协议”等保留了显著的教育自主权。这种自主性带来了更开放包容的实践。砂拉越和沙巴分别在2015和2019年率先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便是明证。沙巴州教育部长当时的表态直指核心：“我们需要的不是种族配额，而是能建设沙巴的人才。”这种务实主义超越了单一的种族叙事。在东马，数十个土著群体与华巫印共存，这极其多元的族群构成本身，就天然消解了西马那种“马来人-非马来人”的二元对立框架，让政策焦点从身分标签转向了“沙巴认同”（Sabahan
Identity）与在地需求。这种教育政策的灵活性，尊重并顺应了这种多元现实，为不同族群在更平等的起跑线上交流互动奠定了基础。
“10A政策”的反复，是大马教育痼疾的一次体现。它证明，任何不触及种族配额制这一根本的“改革”，都可能是徒劳的粉饰。教育是塑造国家未来的熔炉，大马若想构建更坚实的国民认同，就必须拿出直面历史包袱的勇气。
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对现有的政策提出的尖锐诘问：大学录取制度中那堵无形的种族之墙，究竟是为了扶弱，还是为了固权？当政策不再因优秀生的肤色而反复摇摆，当大学预科班的大门真正向所有凭实力达到标准的学子敞开，大马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团结的基石，而非争论不休的议题。或许，当我们能够跨越心中的那片“南中国海”时，真正的民族团结才会到来。
为教育做“减法”
2025/09/04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近期，教育界接连传来令人揪心的消息，校园霸凌频发，大学生跳楼轻生，教师掀起离职潮。这三件事看似独立，却并不孤立，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严峻的真相：我们的教育生态已严重失衡，陷入“系统性疲劳”。
社会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资源越来越充裕，为何教育却让学生与教师愈发沉重？非但没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为教师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幸福感，还越学越倦，越教越累。眼下所见是一群“疲惫的老师”带著一群“忙碌的学生”，在制度洪流中艰难前行，离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远。
学生在无休止的课业负担中，逐渐失去对知识的好奇、对生活的热情，乃至对生命的眷恋；教师在繁杂琐碎的事务中，磨灭了教育的初心与激情。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师生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这正是当下教育最大的悖论。
面对困境，社会往往本能地选择“再多做点什么”，习惯用“加法思维”来思考出路。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纷纷建言献策，如增设课程、增加法规，加强教育、强化管理等等。这些建议并非没有用，但对于一个已疲态尽显的系统而言，我想更需要的并不是“加码”，而是“减负”，因为今天的教育问题症结出在“做得太多”。
当学生的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在课堂上被要求保持沉默，下课后又没有充分的时间与同学玩乐、互动，所谓的尊重、理解、友爱该从何学起？哪来机会学习处理矛盾、化解人际冲突、建立友谊、获得归属？又如何学会爱自己、爱他人？
同样，当教师被无止尽的行政与非教学任务绑住手脚，疲于奔命、仓促赶课，他们如何能静心备课、专注教学，收获满足感？如何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需求，建立有温度的情感联结？又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保持初心，感受到工作的价值、教育的意义？
因此，真正的解药，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比起多做一些什么，我们目前更需要的是减少一些什么，为教育减重，为师生松绑，给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减”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加强课堂教学质量，加强师生的幸福感，为整体教育“增值”。诚如朱永新教授所言：“‘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减是为了增，是为了给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留出时间和空间，为了青少年学生更好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当然，也为教师赢回专业尊严与职业幸福，让师生都能过上更幸福、优质的教育生活。
只有当教师找回初心，心有所依，学生重获归宿感，情有所归，课堂成为师生彼此滋养，共同成长的场域，教育才能不负所望。
教育现场的信任危机
2025/08/3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日前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在国会表示过去三年间，平均每年有近6000名老师选择提前退休，其中选择提前退休的原因主要是失去了教学的兴趣。这对国内长期以来教师不足问题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些有资格申请提前退休的老师必然都是在教学前线工作有一定年资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拥有资深教学资历的老师失去了教学的热诚与兴趣？这背后绝对不是简单的单一因素，这可能包括教育政策的改变、教学评量系统的改革、电脑资讯科技的冲击等等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冲击结果。在众多的因素中，信任危机极有可能是对前线老师教学热诚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之一。
如何教育孩子、怎样可以当孩子快乐学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成功等等“先进”的教育资讯在网络平台上多如牛毛，加上父母亲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以及少子化的情况下，家长们对于学校教育有着诸多的意见。如今有不少家长从教育政策、老师教学方法、学校作业安排、课程难易度等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以此来挑战学校与老师的教学工作，形成家庭与学校互不信任的结果。
相信专业是今天社会维系的一个基本共识，就像大家会信任律师的专业，尊重会计师的职业，看重工程师的地位，甚至连法师、风水师傅备受聘用者的礼遇，但老师的工作却似乎没有受到信任。家长、社会大众随时能够对教师的工作指指点点，教师的地位甚至比法师更不如。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教学工作常常被家长们“盯”，不少家长“乐于”反映自己的意见，试图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观点比老师更专业，结果造成了老师在教学工作上的庞大压力，干扰了日常教学工作的进行。而校方为了减少“麻烦”，往往会要求老师妥协，渐渐的会对老师的信心造成伤害，久而久之也磨灭了老师的教学热诚。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本应该是相互支援与配合，只是不知何时开始家长对于学校教育产生了不信任，形成学校与家庭对立的一种局面，更导致老师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到挑战。老师本来就是一份志业，如果长期被质疑、被挑战，必然会意兴阑珊，原本再高的热诚也会被浇熄，告老还乡提早退休将是必然的结果。
这个困境必须要从更高层面，如教育部、学校管理层的角度去切入，消除坊间对教师专业的不信任，适时捍卫老师教学工作，让大家理解教育专业的价值，才能够留下有热诚有想法的老师，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