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9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新加坡向来以双语教育政策自豪，但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华族新加坡人能用华文自如地交流、思考，甚至工作？ （何家俊摄）
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我是第三代新加坡华裔。爷爷来自广州，外公来自福建，而我在新加坡出生、成长。但与同龄人不同的是，我的父母只接受过华文教育，家里日常使用华语，看的是华语电视节目，读的是华文报纸。华文，对我而言并非第二语言，而是母语。
或许正因如此，小时候的我并不抗拒华文课。当身边不少同学认为学习华文是件苦差的时候，我却乐在其中。小学时，我还曾参加过全国中英互译比赛。只是，随着升学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学毕业后，我除了和父母沟通，几乎不再接触华文。
直到从事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份工作，这项“沉睡中”的能力才重新被唤醒。我就职的企业，总部设在伦敦，新加坡是其亚太枢纽。当时公司招聘两名市场营销人员，一人负责东南亚市场，一人负责大中华区。我最终选择后者，希望能将语言优势与专业能力相结合。这个看似职业导向的决定，却让我重新意识到语言的力量。
多年未用华文，商用表达自然生疏，但语感、文化理解和思维方式并未消失。在跨文化市场营销中，我逐渐体会到，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把理解消费者心理与文化脉络的钥匙。
如今，我在新公司也负责大中华区的市场营销工作，常常和许多中国人接洽。入职三个月来，“你是哪里人？”成了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当我回答“新加坡”时，往往换来短暂的迟疑与惊讶：“你中文怎么这么好？”这样的反应，起初让我受宠若惊，后来却引发思考。
新加坡向来以双语教育政策自豪，但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华族新加坡人能用华文自如地交流、思考，甚至工作？当“新加坡华人会说一口流利中文”成了一件值得惊讶的事，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他人的误解，而在于我们语言环境的改变。
2025年，我在一次全国翻译委员会的活动中结识了几位华文教师。他们不约而同提到，近年来学生的华文水平明显下滑，教材不断调整，教学方式更强调趣味性，却难以维持原有深度。我对此并不意外。家中两名正在念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侄儿，尝试阅读我的中学高级华文学习资料时，对不少词汇、成语和文化典故完全不熟悉。
在跨国企业工作多年，我逐渐留意到一种微妙却鲜明的对比。中国同事往往能清楚区分不同地区与籍贯在饮食、语言和习俗上的差异；日本同事会自然提起自己来自关东还是关西，并解释背后生活方式与文化气质的不同；韩国同事则熟悉各地差异，也清楚自己的家族渊源与传统。
相较之下，不少新加坡华人虽能说出自己的籍贯，却难以进一步解释这些籍贯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历史脉络。不单是方言能力日渐消失，福建、广东、客家等不同籍贯所承载的传统习俗与生活经验也逐渐淡出日常认知。当我们连先辈来自何处、为何南来、如何在这片土地扎根的故事都所知有限时，“华人身份”是否也在无形中变得空洞？
童年记忆里，节庆习俗、拜祭方式，乃至餐桌上的菜肴，都隐约映照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细节，让“华人”不只是一个族群名称，而是一种具体而真实的生活经验。然而，这样的认知，在我这一代已显稀薄，到了下一代或许更难以为继。当“会说中文”成了新加坡华人的稀有技能，我们或许该停下来反思：这条路，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语言的退化，带走的不只是词汇和表达，更是我们与文化根源之间的联结。而在多元与全球化并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也是否愿意，为这份联结保留一席之地？
（国际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