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首任校长的产生与恩怨
2022/04/1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大志
大学校长一职虽说十分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可决定一校之成败，但归根结底，校长也不过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权限也受诸多管制。
在一般国家体制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均属国家教育部管辖，教学和行政范畴受教育部条例规范。此外，如公立大学财源来自州或省政府，甚至来自市政府，它们也同是管理者。一般来说，私立大学的创立如不是来自商业投资企业，就是教会、社团等的民办大学。在大马，私立大学除受教育部管辖之外，便是校方按社团注册条规成立的董事部。校长一职，自然由董事部推选决定。
在马新华人社会，社团董事长经常是决策的关键人物，选择校长也不例外。这里举一个大家熟悉的新加坡前南洋大学的案例，和大家共同缅怀它过去的一段历史与风波经历。
1950年代初，南洋大学因得不到英殖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为正规大学，便在公司法令的名誉下注册创办“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大商人陈六使愿意以一元对一元方式向社会筹款创办南洋大学，他的登高一呼得到马新等地华社各界的热烈响应。有了福建会馆捐出的500英亩校地和筹集到的建校基金，对大学教育不甚了了的陈六使开始物色校长人选。
林语堂遭提前解聘
最初南大董事会有人建议聘请生活在台湾、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但乡情浓郁的董事长陈六使已经与留美的同乡林语堂有过接触，而且林语堂的中英文造诣都很杰出，中英文学术著作丰富，虽缺乏大学高层行政经验，但在当时已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反共”的林语堂却错位的来到新加坡，其华社独立前还普遍以中国侨民看待自己身份的年代。这个侨民意识的效忠核心是中国，但能把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打败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不论它属何种政治体制，新政权给人的形象基本象征社会正义和公正，更何况新中国最初的数年，标榜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给人的认知是，它将会是个真正能接纳各类民主党派的政权。
就是在这种“热爱新中国但不一定是爱共产党”的氛围下，来自商界领军人物的南大董事会包括董事长陈六使迎来了一个跟自己认知格格不入的林语堂担任第一任校长。出任后不久，林语堂和董事会言语之中，发觉这些侨领处处为新中国辩护，爱戴之心令他难于理解，意见自然不和。
由于1950年初马共已进入森林与英澳军作战，马共外围也渗透进入华校，林语堂误以为作为资本家的南大董事会成员也受马共策略影响，竟发表文章指责共产党已渗透南洋大学，以他的立场看来，这将会毁掉了该校。就这样，林语堂被南大董事会提前解聘，黯然回到美国。
说林语堂把南大董事会误判为受共产党渗透，一点都不假，因为他分不清亲共和亲中国的区别。董事会亲中国并不代表亲共产党，况且作为资本家的大多数董事，没理由要革自己的命，把毕生含辛茹苦累积的财富，无私的奉献给共产党政府。
后来马共的独立斗争确实证明了华人资本家的阶级立场。在马共12年（1948-1960）的抗英斗争过程中，殖民政府设立专门侦查马共地下活动的政治部，从来就查不到马新两地大华商暗地里支助马共经费的证据。
特殊时代的产物
至于陈六使本人，这个少年时期移民新加坡，并在陈嘉庚的公司工作过的马新橡胶业巨商，受陈嘉庚的“爱国”思想影响应该很深。但陈六使后来在1963年遭新加坡政府褫夺公民权，罪名却是“与共产党分子合作”，不知指的是马共还是中国共产党。如指的是马共，但巨富的他却没证据证明他曾以金钱支助马共。如说是中国共产党，也似乎只能指他口头常说新中国政府的好话，这在当时，甚至今天“情感上热爱中华”的华人中也是常见的事，说成亲共就很牵强附会了。
南洋大学是二战后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是战后去殖民化、本土政治精英承接宗主国的政权移交、意图独立后建立较为统一的教育系统过程中，出现的短暂性大学。
创建南洋大学的初心本是为马新华校生打开大学学习窗口和自己的门槛，但华文大学既缺乏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支持，又加上部分华校生不免受到当时冷战后全球性的左翼思潮影响，形成一股挑战亲西方的本土精英政权的力量，尽管这只是一股柔弱的力量。在强弱悬殊对比，以及教学语文政策一体化下，南洋大学的改制和关闭已难于避免。
破旧立新总会让人不安
2022/04/16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上周谈到独中统一考试急需要改革的课题，就有读者留言表达说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改？听到这种说法，说实在的心中充满无奈。
曾经一位小朋友初二时因为家长各种考量而选择转校到国际学校继续念书，某日碰见他回来找朋友，闲聊起来他说新学校有一门叫国际课题（International
study）的课，我好奇的问他这门课上些什么内容，他说他们在讨论比特币的课题，我当下是满满的惊讶。
上述与这位学生的互动，是发生在七八年前的事情，到今天2022年了，国内独中课程对于区块链、虚拟货币的相关内容仍然是一片空白，反观国际学校却已经早在八九年前，还没多少人听过这个玩意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带著学生一起了解其中的区块链、虚拟货币背后的逻辑，独中到底落后国际学校多少年呢？
在此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教区块链和虚拟货币这些内容？我们现在的内容结构就没有问题啊。这就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来谈了，教育是教导下一代生活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但今天这个资讯发展快速的大时代下，知识更新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速，但学校教育仍处在一种以过去的知识教导现在的学生准备未来生活的一个困境，今天在藉中学生未来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可能还未发展出来，那学校教育真的能够让他们应付未来生活吗？
这么说并不是危言耸听，再说说这两年全球热爆的非同质化货币（NFT）吧，这玩意2014年首次被提出，2017年才走入大众视野，如今NFT已经成为全球最火红、动辄千万的投资工具，从概念到火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搞不好今天初一的新生在五六年后毕业之时，NFT已经被今天仍未发展出来的新玩意淘汰，这叫学校教育怎么追？
独中教育很棒，统考过去留下全世界大学承认的辉煌成绩，但如果就此觉得独中的教育模式和评量方法不需要改变，继续奉行传统那套历史地理等文科继续大量的背诵以保证标准答案，数理科大量练习以确保熟悉考试要求的训练模式，那被社会淘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教育新模式
学校体制赶不上今天的科技创新是既定事实，我们必须要认清再完整的教科书已经无法收纳所有的资讯，学生用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知识这个现实，各国为了打破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那种老师教，学生吸收，老师不教，学生不需要学那种以老师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模式，无所不用其极的探究新型学校教育模式，好让下一代在离开学校后能够在这个丕变的社会中得以生活。
如今，以能力为目标的素养导向教育路线，打破老师的教为目标，改为学生的学为主导的新模式，让学生能够养成获取知识的能力，才能够在这个百变的大时代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校的教学到考试的评量都必须要重新检视与重构。
只是破旧立新总是会让人不安，教育改革走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未来会碰上什么问题和挑战都是未知数，但如果不接受改变和探索新的方式，又如何让独中教育可以在这条路上顺利前进？这是所有关心华教发展的人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否则过去五十年来建立的金字招牌极有可能无法传承，剩下就只有历史而没有未来。
文史馆的收获
2022/04/14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陈嵩杰
年前在森美兰华人文史馆筹划阶段，我曾安排森华堂与波德中华独中的考察团队，前往吉隆坡“一日游”，这不是吃喝玩乐之旅，而是一口气实地考察5个文化基地，提升团队深层了解设立创馆的各层面问题，我形容此行是“创馆之旅”。
事隔一年余的今天，文史馆上周末却迎来新山客家公会的“创馆之旅”，他们此行是为了实地考察文史馆的创馆历程。大家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抢救历史，寻觅消逝中的民间历史，不让先辈奋斗史留白，是我们共同的认知。
新山客家公会目前在积极筹备开展客家大楼的文化项目，早在数周前，《客家大楼文案策划》主任林明华就联系我，告知该会组团参观文史馆的用意。
自文史馆开放给团体或民众组队形式预约参观团以来，除了获得地方上华团组织的响应，也有来自吉隆坡及马六甲的参观团队；这次迎来新山客家公会，可是至今最远道而来的访问团。
事有那么凑巧，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慕力兹殿下伉俪，以及大王子东姑阿里礼道丁等一行皇室成员，以非官方亲民形式，也是选择上周末，与客家公会择定同样的参观时间；但要感谢新山团很配合，延后些时间到访，让文史馆能在同一天里，创下皇室和新山华团连续2项访馆纪录。
文史馆在知知港单元展出的《正客音译议木来由话》，也那么凑巧吸引住统治者及客家团的目光，统治者停下脚步细看，文史馆用双语讲解客话对照马来话的字句范例，还与大王子笑言字句不规范。
巫客字典可启发访客深刻体会华族先民，在很早以前就主动学习马来语，更证明百余年前华巫文化交流的种子，早已播下和打下根基。
林明华在其脸书评论说，这本客家新客学习木来由话（即马来话）的小册子，证明了一个事实：早在90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华族先民就已经为了与马来友族沟通，而自动自发的学习马来语，开启了华巫之间的文化交流。
针对原版难觅的客话马来语字典，客家会长张君国在其面子书形容参观者可从小字典，遥想当年客家人如何用客家话学马来语。
会长张君国在脸书指出，参观了文史馆，让我们深刻体会，文史抢救是我们这一代人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他在结尾感性地表示，文史、文物馆，真的不是看看而已。
文史馆明天会迎来森中华工商会组团参观和交流，接下来导览员及管委会成员，尚须更充实自己做好准备，以迎接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访问团，以及前来考察交流的文史研究员和学者。
削足适履的书包减重政策
2022/04/12 中国报/学习
~作者：郭史光宏
小学生书包过重的课题由来已久，似乎时时被提起，却又往往不了了之。今年三月，教育部为此出台了7项策略，颇有下定决心解决问题的姿态。这7项策略包括：设置储物柜或善用课桌抽屉、重编上课时间表、管控作业与练习簿的页数和数量、提供电子课本、跟进教学法以及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局（JAKIM）合作。
姑且不论这些策略能否有效解决问题，仅就操作与影响层面而言，善用课桌抽屉是最容易执行且收效最大的选择，而重编上课时间表则是最劳师动众且牵连最广的做法。然而，当下的教学现场却舍近求远，把最多的力气花在重编上课时间表，而且还是全国统一的一刀切指令，老师们叫苦连天，学生们无所适从。
重编上课时间表，官方的要求是：低年段一天不能超过4个科目，高年段一天不能超过6个科目。表面上看似乎问题不大，但上课时间表的旧有限制不止于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高。举个例子：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必须分开两天，而且两天之间必须间隔至少一天。另外，还得考虑个别老师每天的总节数和适当的喘息时段。
综合种种条件，最后出炉的上课时间表在减少每日科目的同时，无可避免的也会拉长各个科目的上课时间。具体来说，每周10节的国文课，原本可以每日2节的频率安排，如今需要集中在三天，每天以3至4节的节奏来上。对老师而言，连续的课堂时间要求更多的教学板块变化；对学生来说，长时间同一科目的学习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精神疲劳。此外，科目在某日的高度集中也有隐忧。一方面，是难以做到每日见面的复习巩固；另一方面，是难免因为假日或缺席而导致大幅度的进度落后。话说回来，重编上课时间表之外，还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吗？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数据，全马共有274万小学生。而教育部长于今年3月发布的文告则说明，储物柜计划所涉及的上、下午班制小学（sekolah
dua sesi）低年段学生人数为32万。按以上数据粗略估算，全马只有约20%的小学以上、下午班的方式运作，其余大部分小学都属于单一制学校（sekolah
satu sesi）。
换句话说，让小学生将课本放在课桌抽屉，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单一制小学的书包过重问题，无需干预上课时间表的编排。退一步来想，扣除了课本重量，如果小学生书包仍然过重，那么问题很可能无关课表，而出在各种各样的课后活动所需，比如：安亲班的换洗衣物、补习班的学习材料、才艺班的工具教材等等。这些特殊情况恰恰也是重编上课时间表所无法解决的。
小学生的书包过重问题需要解决吗？当然需要。但是，如果问题的解决要以牺牲老师的教学品质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来交换，不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吗？
就教育部出台的7项策略来说，自然应以最容易执行也收效最大的善用课桌抽屉为主，优先解决全国80%单一制小学的问题。接着，再为其他上下午班制的小学提供储物柜。针对余下非全日制而又空间不足的少数学校，这才考虑出动重编上课时间表的最后方案。至于其他5项策略，则可作为辅助做法，按不同地区的个别状况参考采用。
原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如今竟被当做第一招来用，实际的正面效果如何还是问号，排山倒海的副作用已是感叹号。一刀切的政策犹如强制化疗，管你有病没病、轻症重症，药物敢敢用下去再说。至于后果，只能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