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正视宽中体罚背后的制度问题
2022/05/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庄仁杰
近日，宽中一位学生因为体罚，而引发心脏毛病，最后送往医院就医。此事引起许多人讨论体罚问题，也有许多人扛著爱护华教、“我过去也这样”等等理由辩护。最后，这事情就和过去许多发生在独中的事情一样，就这样息事宁人，又再平静无波。
体罚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不论责备老师或学生，都尚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学校的制度有问题。在此次事件中，可见到宽中的制度在教学上并没有好好地支援老师。
宽中现在一班的人数还是50人左右。面对这么多的学生，老师必须在短短的45分钟内教授课程内容，也要处理相关的班级事务等等。当面对这么多事情时，还需要处理学生不交功课等问题，体罚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特别是老师必须面对多个班级（宽中老师一周平均教授28节左右），再加上批改作业、备课、其他学校相关事务等，所以需要一套快速有效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体罚变成了一个便宜行事的方法。
也许有人认为可以把学生送往训导处或教务处等处理，但是实际上很少老师这么做。
宽中训导处和教务处等学校行政机关的编制很小。宽中的学生人数超过一万人，但是三个校区的训导处老师，加起来却不到15人。如果每50人每两周出现一个需要训导处处理的个案，一个月就是400起个案。所以如果每个老师都有送一些学生到他们那边，对于他们会是很大的负担，因此并不鼓励老师这么处理。换言之，当这些部门编制小，无法处理这么多的事务，就会反过来要求老师自行处理。
许多老师也不想要把学生送到这些部门，因为往往送上去，这些学生就会被记过等等。老师需要的是这些学生能够补交功课，改变对师长同学的态度，或者不去做某些事，而不是让他的记录留下污点（所以通常也是最后的选择）。
老师和学生双输局面
另一方面，老师如果常常把学生送往这些地方，自己年底的评估成绩也会相对降低，因为校方会认为你的班级管理有问题，才会无法自行解决而需要把学生送来给他们。换言之，送上训导处等等，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双输的局面。
宽中现在的行政制度是采取五十年前的制度。当时宽中的人数只是现在的十分之一，因此这套小部门的制度还可以应付。当宽中学生人数自80年代开始暴增，这套制度就开始出现状况；但是因为有入学试筛选学生，让学生素质保持一定水准，使得宽中制度的问题延迟爆发。
可是，当宽中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因为建立分校，降低录取分数以多收学生，导致学生素质也随之下降，老师需要面对的学生问题也增加。可是学校应付的方式不是扩大现有编制或改变制度，让学生问题得以解决并让老师的负担不会增加，而是继续把问题交由老师处理，并且用严刑峻法把问题扫在地毯之下。
老师们为了解决问题，只好实行各种惩罚（特别是体罚）。当没有问题发生就还好，但是当有什么差错时，就是今日我们所见的学生因为体罚去医院了。
问题发生到今天，大部分的注意力还是停留在体罚是否恰当等问题上，尚未面对宽中的制度问题。如果这些制度问题不改变，相似的问题还会一再发生。而且扩大来看，其他学校是否也有类似宽中的问题？是时候正视它们，解决它们了。
哲学选修课——哲学是一切学问之母
2022/05/2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吴慧苑
吉华独立中学自2019推出选修课，校方推行选修课的初衷是配合当前社会的迅速发展，跨学科教育及跨学科学习是未来趋势，也几乎是现下各阶教育积极发展的版图。哲学是一切学问之母，开哲学课，将其作为跨学科科目让学生修读，实属当之无愧。基于此，基础哲学课在2022年于吉华独立中学推出。
哲学是一种思考活动，对事物进行思考的能力，但哲学并不提供答案，它提供一条能让你深入思考某个问题的路径。哲学引导思考，思考引导批判，批判引导行动，因此，学生除了学习如何“维修”自己的信念体系，哲学课还可以帮助学生加强公民意识。
人一旦学会独立思考，大概无法不惊世骇俗，因为思想的本质本来就是自由，是飞翔。思考和诘问可能会为一个人带来刑法和谴责，学哲学是会死的。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时，主要是控告他两项罪名：（一）荼毒青年，（二）不敬拜雅典众神。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危险的思想，思考本身便是危险的。”
思想的存在就是为了飞翔的，学会思考的前提是，有意识的挡下直觉，这需要练习。批判思考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当面对重要问题时，要和身处的世界有点距离感和空间。自我反思也是，要和自己有点距离和空间，才有所谓的自我反思。哲学人往往给人一种沉著冷静的感觉，因为挡下你的直觉，为每一个自己提出的观点提供论据，是哲学人的基本训练。
读哲学的人最常碰到的问题是，读哲学有什么用处？念哲学有用吗？当所有的学科都只关注各自特定的领域时，哲学关注的却是一切存在，或者说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说，对普遍性的追求意味著无法满足于特定领域的知识。这不仅因为这些知识是很有限的，而且因为要承认它们的有效性，就必须在其概念和逻辑层面进行一番澄清和探讨，而这项工作一向都是属於哲学的。
喜欢什么深入了解什么不一定是因为有用，例如：喜欢了解历史，懂得看出乐趣，甚至于能够从中看出当中的牵连纠结如何牵动现今的全球国际关系，又或者喜欢诗词歌赋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也许喜欢音乐、绘画、或电影、喜欢思考甚而会深入看书寻找答案，如果对这些都不喜欢的，说不定会喜欢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很多人都需要一些属于美感的活动，在乎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感，不是因为什么用处；这是各有所好，有所好，生命就丰富多彩一点。
反思问题
为自己的生命开另一扇窗生命就会跟著活起来，并不一定学习、喜欢什么就非得问“喜欢这个有什么用？”，走过必留痕迹，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透过哲学课，预计学生可达到下列目标：一、学习哲学相关概念及基础知识,增进学生热切追求知识的欲望；二、培养逻辑思维及问对问题的能力；三、将所学的知识和智慧，应用到生活中，指引生命所有的事情。哲学课的目标在于让学生去反思问题，甚至打破既有的想法，能开始质疑过去所接受的观点或讯息，别受电视报纸媒体甚至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哲学思辨的目的不在扳倒对手，而是让自己理解你抵死反对的看法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都各自有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前提假设。透过思辩过程，帮对方设想一切有利的说法，在充分为对方设想以后，如果我们仍然可以反驳对手，这时才能确保我们没有被偏见、无知和意识形态所遮蔽。
苏格拉底说：“记住，这不是我们随便找个题目来斗嘴闲聊，而是我们该如何活的大事。”
课本与生活的距离
2022/05/2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最近迈入水果盛产季节，有几个网络带货的平台竟然把山竹埋在地底下，将山竹视为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水果，把相关视频播放给学生看后，也没几个学生看出其中的问题，很显然城市的孩子早已不知道山竹是长在树上了。
今天的学生可以头头是道的写出花朵的生物结构，但现实生活中却是没有多少机会触碰到花朵，熟读课本的孩子可以完整的告诉你清真寺建筑的特色，但却不知道距离学校不到三公里有著一所没有大洋葱的国家清真寺到底是怎么回事。学生能够引经据典的说著马来西亚印度裔社会移民史，却是从来没踏进过兴都庙，没感受过印度教建筑的特色。
所以今天学校教育对学生而言只是课本和考试而已，无法将所学与生活体验连接，更别说学以致用，这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失控的结果。在大都会区整体空间规划已经失控的今天，孩子们失去了过去那种单纯可以跑动玩乐的空间，加上健康和人身安全的考量下，不少孩子的成长过程犹如被软禁，父母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就只能被关在家里看电视、平板、手机或是电脑，假日为了避开汗流浃背的热天以及毫无预警的雷阵雨，能够满足吃、喝、玩、乐的购物广场成为家庭出游的首选，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也局限了孩子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
这些年来，陆续有听到不少人抱怨我们年轻一代很“离地”，或许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家长们都希望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只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成长本身是一种自身对所处环境的体验，唯有在经历体验后，才能够内化成为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过于简单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确保孩子安全健康，但他们也错过了各个阶段该经历和体验的机会。
很多人觉得何必这么急，很多事情长大了就会。这样说似乎也没有问题，只是这种水到渠成的说法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积累足够的经验和感受才会成功，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机会爬树，从未看过山竹的花，没自己亲身打开过山竹，那绝不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就会顿悟发现山竹是长在树上。
生活和教育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彼此是环环相扣的，当孩子对所处的环境没有感受，对生活没有经历的时候，极有可能也无法与课本知识产生共鸣与兴趣，结果就是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离地、无感的年轻人，那我们的社会未来又该如何发展？
藏书漫谈
2022/05/27 南洋商报/商余
~作者：黄俊德
中国人对编各种各样的书之兴趣，似乎挺深的，我手头上这本《凋零的芳菲——英年早逝作家的美文随笔》，即是一例。哪既然有早逝作家的文字结集，我想，他们再有编过一本，比如说什么《暮色的余辉——作家们的晚年文选》，好像也就不出奇了。再说了，文学评论里，不是常常有一句“晚期风格”吗？
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书友卖一本《中国遗书精选》（我当时乍看还以为是本中医类的书，讲治疗男性遗精的问题），心里啧啧称奇。书信选，演讲选，相信我们不会少见，一篇两篇遗书似乎也读到过，比如果戈里那篇著名的遗嘱，还有茨威格的绝命书等等，但遗书而竟编选成集，确实颇另类吧！这书倒有助于中国有关方面的文化考察的。
我又看到一本列入什么“外国争议文学名著丛书”的《罗克珊娜——幸运的情妇》，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写出《鲁宾逊漂流记》鼎鼎大名的笛福。笛福竟然写过这样一本书，我闻所未闻，我又向来对名作家们的冷门作品很表关注的——像但丁的理论著作《论俗语》，胡适当年倡议文学改革好像有提到过，我一直是很想找到手——因此，笛福这本，我虽然有点担忧译文素质，因译者名不见经传，还还是买了下来。
争议文学名著
我翻了此书总序，所提及的几本所谓争议文学名著，还真想都一一找来读。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经》（又译《爱的艺术》），其实我有读过一部分了，是著名诗人戴望舒翻译的，我当时却一直嫌弃那书的装帧怎么那么不美——它的封面有一个洞一个洞的设计，最后还是清走了。现在回想，那书确实挺大胆的，奥维德就像个性爱导师吧，说如果你身材是修长的，那你就该采取怎样的姿势，以更显性感云云。这书，我若找得回，要再好好读读。印度好像也有一本什么《爱经》，据说也好露骨。无论如何，既是名著，我就想瞧瞧。
被选入的争议文学名著之一，还有本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狗郎心》（《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他更出名的作品），这本书我恰巧读过，读后感可用一句粤语来形容，就是“好抵死”，很逗的一部作品。但它其实算争议吗？它是政治讽刺类型，讽刺共产党那种粗暴改造人民思想的行为。
小说情节里，医生主角把一个刚死不久的无赖的头脑移植到一只狗的脑壳里，结果这只原本无害可爱的流浪狗就变成了个一直制造出问题来的流氓（许是布氏的手法，也可能是我一直想到他是狗模狗样的人，就觉得他坏，也坏得很搞笑，给我一种“恶搞版的科学怪人”之感）。小说就是用了这样的情节大大地嘲笑了那种“灌输思想”与“思想改造”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