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教育之路
2022/05/0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教育工作者热衷于向中国、台湾等地取经，个人最早有印象的是上世纪末在董总的引进下，被大家奉为圭臬的魏书生老师，后来的二十馀年来凡事有名师都会受到我们的关注，大家一窝蜂的拥抱所谓的名师，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最有效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将这些名师视为解决国内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除了中港台地区外，美国的STEAM、芬兰的教育体制等都是我们取经的对象，这些年来大家东抄抄，西看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名师，也不记得又多少的理论，至今我们仍然渴望有更多的名师和教学理论来支援我们，却没有人在问我们这些年来到底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什么，更没有人在意我们是不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教育之路。
所谓教育，是各个地方的社会文化条件底下形成的一套体系，这背后涉及的包括教育制度、社会阶级、经济条件等因素磨合才出现的结果，只有在其社会中才能够发挥最大效益，我们可以参考，但绝不可能直接复制应用，毕竟抽离了原本的社会情境后，可能就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了。
很无奈的是这种得其形不得其神的情况却是日益普遍，比如十几年前开始出现的《弟子规》文化，到底是以人的道德修养为本，还是奴性教育的滥觞就充满争论，不少推广弟子规的单位都是直接把中、台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直接复制使用，不只是教材遣词用字与本地不符，教学方式也不完全适合国内的情境，但在大家深入探讨之时，却对其中的为什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使得不少人都对这种模式产生怀疑，甚至反感。
近年来不少学校引入了所谓的成年礼仪式，在网路上也引起了一番讨论，很多人都在讨论十八岁的转大人的阶段给父母下跪奉茶的做法是否合时宜。其实成年礼仪式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在十八岁成年之时要记得父母从小含辛茹苦的栽培，在成年后不忘父母的教诲，这是这种以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仪式。
只是在马来西亚的社会脉络下，我们一直都没有这种仪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恩和孝敬父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大庭广众公开的成年礼中下跪奉茶仪式，这使得大家产生一种得其形不得其神的感觉。
这种问题的产生正好就是我们长起来只求快速解答的结果。或许我们应该深入的了解成年礼背后的精神与意义，并且从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脉络下设计一套属于我们的仪式，就不会出现上述的争议，毕竟下跪仪式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而言显得有些别扭不是吗？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近百年的发展下，已经形成一套属于本地的生活方式，即使中国与我们的关系深远，但如今也早已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期许未来的教育文化工作者在向国外取经的时候，要多反思国内的特殊情境，调整其中的仪式与内容，将落差减到最低，才能够最大化成效，从中达到教育推广的目的。
时代与思潮──从五四运动谈起（上）
2022/05/0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师生发动的一场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在于反对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承认日本可以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因此，这本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救国运动，这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与文化含义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五四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周策纵认为，这也是一场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知识革命。因为这场运动的一些大将也提供了与一贯传统不同的思想主张，如自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颇有17与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味道。这运动也加速了今天我们使用的白话文的发展。
这场爱国救亡运动会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或思想与知识革命运动，自有其历史背景。可以说，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多以丧权辱国事件的产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与政治精英便力图振兴中国，也搞了一些改革如洋务运动（一种旨在学习西方技术与物质文明的自强运动）或较后的维新运动，可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以致祸延传统文化，如一贯的价值与制度被视为是中国落后的深层因素。
不少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人如梁启超便提出了“新民论”为图改革国民性，特别是公德。到了1910年代后期，反传统便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终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运动。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因势立论，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品，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人本来就是或多或少是特定时代的产品。
实则，史学界便有人提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史观的说法，时代与思潮本就是一体两面的。
五四运动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民主与科学，即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把科学与技术视为求亡图存的口号是易于明白的，可也把民主视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则是当时人的认知；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多为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这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一般看法，认为民主可以强国强民。
释而言之，当时人对民主，是从他们以为的功利角度（可强国强民）的来头看待民主。今天，我们谈民主主要是从人民是老板的角度出发，再把民主视为一项理所当然的基本公民权利，而政府的产生也立于治权民授的基础上，即只有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可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则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这自也有其历史背景。因为，19世纪的世界便是个明显的弱肉强食的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纪，外加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自然淘汰，优胜劣败学说的盛行，人们很易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问题。
这种适者生存的思想之普遍性可从胡适改名事件中一窥究竟。胡适就是取适者生存之义（适之）改名的。深层地说，适者生存，争取生存空间这种思想，也是致成二次大战的思想种子，其潜移默化作用既深又广，值得特别强调。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俄罗期、日本、中国会追求富强也有其时代背景。
由于要实现富强才能摆脱落后便要挨打的困境，强调理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自由个人权利的思想，很快便被强调大我（而非小我），义务（而非个人权利），整体（而非个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其中，强调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是其中一个自1920年代以来声势日趋浩大的思潮。五四运动的大将之一，陈独秀便是一个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实例。（待续）
时代与思潮──从五四运动谈起（下）
2022/05/0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大体上言，1920年代后，左翼思潮便逐渐壮大起来，连孙中山本人也以学习欧美转向以俄为师，主张容共联共，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也是现代西方的时代产品。可以说，左翼思想的壮大是种反西方的西化趋势，也就是用西方的新兴思潮，反对17世纪以来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在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大我为国牺牲的集体主义思潮更是成了主流。这一点也反映在文艺（文学与艺术）中，如抗日战争文学不仅流行中国，也盛行于新马等地。
就中国而言，在1950-60年代更是重视集体主义的高潮期，突出大我已成了主潮流。这是时代与时势所使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十年更是反西方西化的高潮。
说反西方西化是指，用源自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兴无灭资”（振兴无产阶级与消灭资本主义）。这也在形式上继承五四的反传统思潮，甚至比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点，倒与1917年以来的俄罗斯有相同之处。1917年后的俄罗斯也是偏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清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俄国的传统文化，以便破旧立新地打造新的社会主义新人类。
无疑，这是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意识形态，只是它忽略了人性的弱点，以致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人性没有他们想像中那么伟大，那重远大的理想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难以持久。
从常态与通常的人性来看，人基本上是自利的，人定胜天的意志也总有出现人意易疲的一天。任可意识形态若不能回归基本的通常人性，迟早都难有所成。邓小平会在1978年后改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东欧在1989年会出现变天，前苏联会在1991年解体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是否就是出路？这就见仁见智了。从实际情况来看，近20年来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走自己的路”的趋势，而这个“走自己的路”又在相当程度上有重新再评估传统及复活或复苏传统某些被视为尚有活力与生命力的东西。
印度更是狂热地搞兴都复苏主义，强调要建立兴都式国家，甚至出现以兴都民族主义取代全民式的印度国族主义。这个势头尚方兴未艾。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也在搞一定程度的伊斯兰复苏主义，俄罗斯的普丁也一样要重建1917年之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
在中国，习近平也在大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苏。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国学热，更有人主张中国应建立本身的儒家或民本政体。
这些变化突显出用现代西方模式来一统天下未必行得通，特别是老大的美国本身也面对各种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文化危机与国族认同的危机，如有些自由派否定美国一贯的建国史，认为开国功臣华盛顿，杰佛逊等人均是不人道的奴隶主，不值得尊重。
最近，不仅南北战争时期代表南方奴隶主的李将军塑像被推倒，连拜登也把杰佛逊的塑像从白宫移走，这无疑引起传统保守主义白人的反弹。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美国已进入新内战的阶段。美国已成了一个分众国，而非合众国。如何解读美国建国史，已成了一个大论战，也难怪一些自视为爱国主义者会在2021年初侵入国会这个神圣民主议会。
更有不少美国保守派知识份子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已走火入魔，走向其反面。主因之一在于，失去了传统价值束缚的自由主义已变质为极端个人主义；若不复苏可束缚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与制度，美国与西方会日趋没落。
这样的论说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1980年代以来便存在。有人认为，其根源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反越战运动。不管如何，西方特别是老大的美国本身正面对文化危机与国族认同的危机，其民主体制也备受批评为假民主真财主。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自觉地要寻找本身出路，自也是意料中事，约言之，西方模式也已不再被视为圣牛。这是新一轮的时代与思潮。
南大、南大，难以磨灭的片片回忆
2022/05/07 星洲日报/大柔佛
~作者：李群熙
最近，由全球南大校友发起的筹募《南洋大学陈六使教育基金》的活动，引起很多有关南大往事的话题。亦勾起我对昔日南大生活的片片追忆。
别梦依稀，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许多往事如烟，随风飘逝，然而，也有许多难以磨灭的事迹，记忆犹新。
1961年3月的某天，身著整齐的校服，脚著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的磨到脚跟出血的硬皮鞋，从新山乘巴士到新加坡武吉知马路7哩处转车，进入一条九曲十八弯、蜿蜒曲折的裕廊路，最后拐入那条栽满相思树的林荫道，我来到南大校园。
弯曲的裕廊路，似乎象征著南大曲折艰辛的短暂的“人生”，而两旁的相思树，意味著学子从此与母校长相思，永不相忘的情怀。
投入南大的怀抱，极目远眺，山峦起伏，绿树掩映，农舍点点，充满诗情画意、近观云南园，古色古香的八角亭，宏伟的文、理、商学院，巍峨壮丽的图书馆，还有尚未修整的南大湖等等，不禁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出生贫寒的小子，1944年4岁时，仍是日治时期，父亲含恨托孤离开人间，母亲体弱不堪干粗活，最年长的姐姐仅13岁，家徒四壁，而几年后，更因紧急状态，被强行搬离仅有的一间简陋的亚答屋，入住姐姐工作的工人宿舍。在那么困难的时期，靠兄姐的辛勤工作、母亲操家有方，我居然有幸念完中学，来到魂牵梦绕的南大深造。
南大，由广大热爱民族教育者，无私奉献而创立。身为南大人，我对自己说，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不能做对不起南大的事，辜负母校的期望。
回想那8年铁窗岁月，历经严刑拷打，以及在被毒打至头破血流的情况下，坚持绝食47天，以生命换取权益，绝不妥协。为的是，我是南大人，应有不怕苦、不怕死的南大精神，绝不能让南大为我蒙羞。
南大有很多优良的传统，迎新晚会，学长预备了精彩的节目，也讲述南大的往事今生，使新同学感到来到了一个充满温馨和友爱的大家庭。
南大有各种学会，比如史地学会、政经学会、戏剧学会，合唱团等。说到合唱团，叫人想起在南大风靡一时的《草原之夜》歌曲：“美丽的夜色多沉静……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等到千里雪消融，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此外，当时正值《刘三姐》电影上映，轰动一时，刘三姐敢于斗争的形象，激励了许多同学，戏中动人心弦的歌曲，几乎每个同学皆能哼几首。
各种学会经常办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听韩素音的演讲。她以英语发言，当时虽不至于鸭子听雷，也仅能听懂几成。她后期写的一本《2001年的中国》英文版，我仍藏著。
1961年，河水山发生特大火灾，起因致今成疑！同学们组团尉问并协助灾后清理工作。记忆中，也曾随队去农村作调查工作，了解村民的生活。总之，生活学习，多姿多彩。
1963年，是南大多事之秋的一年，2月2日，李光耀政权派出多名军警闯入神圣学府，镇压和逮捕同学，同年9月，陈六使先生被褫夺公民权。
1964年，6月27日，约3000名军警凌晨包围校园，“亚保”残暴殴打和逮捕五十多名学生，更以刀斧破门硬闯学生楼，翻箱倒柜，卑劣行径，令人发指。当权者的罪行罄竹难书，不说也罢！过后，同学罢食3天，并分散到市中心抗议和分发传单。
在那次抗议中，笔者差点被捕，幸躲入一间商店内，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