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9 南洋商报/文教
独家报道：黎添华
这是一个真实个案，您可能看了很生气，但您也可能是加害者！
一位父亲因信用卡被11岁的孩子缴付手游刷爆了，气得跑来学校责问校方，而作为道德教育老师的华俊凭首当其冲，被该家长质问为何没教好其孩子，这名家长甚至要动手打校长，所幸被副校长劝阻了。
这已是2011年的事，如今华俊凭也从学校退下当全职补习教师，但事隔多年后，教师们的处境不见得更好，反而更具挑战，尤其是在疫情后社媒盛行的今天。
5月16日是大马教师节，然而“灵魂工程师”高兴得起来吗？
地位不如学生
尽管各行业都有挑战，而教师的工作压力也已非新鲜课题，但从事教育20年的华俊凭却发现，教师们的挑战与委屈越来越大，甚至在近几年已超乎大家的想象。
首先，许多家长的溺爱导致教师们不能喝斥学生，学生也因此越加放肆。
来自槟城某独中的A老师就透露，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曾以警告口吻来威胁教师，但若处罚该学生，董事会就会“教训”教师，而学生的“拿督级”父亲也会向教育部投诉。
这名匿名教师坦言，这类情况如今越来越多：“过去教师备受社会尊重，但如今连学生的地位也大过教师。”
另外，政府被指在回应纠纷或诉求上，似乎较倾向家长。华俊凭指一些守则甚至规定教师不能对学生过于大声讲话或唠叨。显然的，教师在“家长——学生——校方”的关系中，俨然成了最被轻视的一群。
“现在连骂，连讲都不行，真的当教师是圣人？”
由于双薪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多家长惯性地将教育孩子的所有责任推给校方，要求也相对提高，这让教师承受比过往更大的压力。华俊凭的上述经历，就是例子之一。
遭家长学生网上“公审”
科技的进步让教育变得生动有效，但很多人不晓得，科技也让教师们陷入另一挑战。
来自柔佛某独中的B老师坦言，疫情期间，网课几乎要了教师的命，然而就算没有网课，教师现在都会因为手机群组而经常饱受“24小时待命”的压力。
“家长会不时讯息你询问东西，就算假期或下班时间亦然。你若迟回复，隔天就会被投诉。我甚至在病假也得回复。”
随着社媒盛行，教师们有时也会遭家长或学生在网上“公审”。B老师透露，其同事就曾因为在戏院看戏，无法立即回复讯息而被指责，对方稍有情绪地回应家长，结果其对话内容又遭截图后放在网上被公审。
本报浏览学校的面簿专页，也发现有学生公审教师的帖文，有者被骂得体无完肤，有的教师甚至被“肉搜”，隐私也遭侵犯。
显然的，如今教师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家长的压力，或学生及网民的抨击辱骂，家长24小时的追问也让他们难为。家长与学生也许可在网上自由抒发，但为人师表者却无这权利，否则很容易再次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评估标准抽象难度高
上述提及的都是来自外部的挑战，但最让教师苦不堪言的莫过于来自内部因素。
大马私立教育企业家公会秘书陈胜贤指出，虽然目前小六和初中已取消考试制度，但校方要求教师们在缺乏一套更科学且具体的系统下，以更全面评估方式来为学生的表现打分，无疑是更抽象及难度更高。
他指在过去的考试，学生无论考到几分就能相对具体地反映学生水平，如今当局要求的不仅是学业，也包括一些抽象的标准，如人品、个性能力等。这方面的评估无疑让挑战更高，也更耗费教师们的时间与精力。
陈胜贤认为，由于华小普遍上为大班制，因此个别评估将让教师们的工作更有难度。
他及所属的教育孵化与投资公司Kedios正研发一套全面的评估系统，一旦获得教育部批准后将让各校采用，以减轻教师的评估负担。
华俊凭也说，他从正规学校离开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学校的工作量，近年来教师经常需协助教育部收集大量数据，导致工作量从繁重变得繁杂，这还不包括疫情期间教师们需要上网课的挑战。
冷门科系无人问津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医生早前录制视频分析，华小师资的问题有许多原因，其中，培训一名教师需5年时间，但这过程中或有变数，如教师提早退休、离职、去世等，结果导致空缺预算与培训人数和实际状况不符。
更关键的是，冷门科系如历史、美术、音乐、辅导等乏人问津，最终让名额无法被填满。
据悉，政府在2020年第一轮华小招生中，520个名额最终只成功吸纳89人，换言之83%未被填满（表一）。就算是早前的一次性招聘师资上，冷门科系中的369名额中，也只吸纳了30人，即
8.1%(表二)。
2020年第一轮招生情况 一次性招聘冷门科系教师
马汉顺坦言，若是冷门科系无法吸纳足够的教师，那么华小师资问题将很难缓解。他认为，教育不分科系的主流或冷门，只要教师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学子才能获得充分的养分。
抗压力低止步杏坛
过去教师这职业都被视为“铁饭碗”，但越来越多年轻人却开始对投入杏坛却步，即使想投身教育界，也选择开办补习班，而非投入在正规教育体制内。
前督学张保旋指出，尽管教师的薪金福利较过去更好，但当下年轻人抗压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在面对繁重工作量时往往会显得格外有压力，也更容易放弃。
在教育领域超过30年的他发现，新生代抗压能力不高，对自己无法掌控的安排很容易感到缺乏安全感，其中，毕业后的外派往往非他们的选择。一些外派教师因十多年也无法回乡，这也让有意加入的年轻人感到不安。
不愿离乡工作
“过去年轻人被告知3至5年后便能调回家乡工作，但仍有不少人是十多年了都无法回乡，一些甚至错过了陪家人度过晚年而遗憾终身。
“这情况在疫情后更明显，许多年轻人不希望无法回乡，因而选择其他行业或从事补习工作。”
另外，年轻人一般上喜欢轻松、快捷、压力低的职业，然而在疫情期间，教师们的工作量反而更多。其中，教育局不时需要数据，这些工作最终都会一层层转嫁到教师身上。
“哪怕放工了，或教师们正忙着家务或陪孩子，但指示一来，他们还是要做，这和36小时值班的医生没分别。”
社会要求矫枉过正
张保旋坦言，现在似乎谁都能过问教师的工作，上至教育部、教育局、县属、校长、副校长或主任，每个人都能给教师指示，甚至学生与家长也能施压。在如此压力大、时间长、工作量高的氛围下，试问喜欢快速致富且抗压力不高的年轻人会喜欢吗？
另一方面，外界对教师有一定的期待，偏偏较自我中心的年轻人更喜欢我行我素，因此面对万众的期待，往往被压得透不过气。
遭投诉在外晒衣不“庄重”
张保旋指他以前念师范学院时，就算只是在校外的花园住宅出租单位内晒衣服，也会遭邻居向校方投诉，指他们行为不正，在外晒衣服不“庄重”，这导致校方应投诉前来巡视并给予警告。
“我们的左邻右舍都这样晒衣服，唯独我们师范学院的‘未来教师’不能这样。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呢？”
以前任教时，他也曾在下班后身穿短裤无袖上衣走在街上，结果遭当地居民投诉他穿得不像一名教师，引得校长前来训话。
不难发现，外界对教师的想象与期待都成了教师的“哀歌”外，这也对向往自由的年轻人造成无形束缚。尤其年轻人喜欢在社媒上抒发自我，却经常会被家长放大来检视，让年轻教师深感不自由。
薪金待遇不“专业”
陈胜贤点出，虽然教师是专业人士，但其薪金待遇却没有专业人士的级别。
“一些教师也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这行，而且现在的家长要求很高，给100令吉就希望获得200令吉的服务。”
他发现，由于补习业者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加上网络发达不局限补习业者的薪金，所以更吸引年轻人加入这行。
以华俊凭本身为例，在学校任教多年后，他毅然投身补习行列，撇开薪水福利不谈，更多的是自由与自主权。
哀歌不断迟早爆发
长期发生在教师身上的哀歌冤曲，若再不缓解，或许就只等着爆发的一天。
由于教师的现状令新生代抗拒，因此未来的师资短缺将是必然结局。这是恶性循环的问题，尤其当社会都普遍着重力量在华小、华中和独中，反观国中华文班的师资却没有被正视。
张保旋提到，目前连师范学院都找不到接班讲师。
更令人担忧的是，若符合资格的年轻人不加入，当局一旦为了填补空缺而降低门槛的话，那这些教师是否有足够资格来教育未来栋梁？
华俊凭表示，不仅没有新血加入，就连现任教师也可能纷纷从正规学校退下而从事补习。
“不少教师就算不离职也不会将重心放在教育上，反而投身在副业中，以致得过且过地对待教育这神圣的职业。
“这是事实。若教师缺乏更有效的投诉管道，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谁都只会过日子般对待这行业了。除非你真的很伟大，有很坚定的意志与信念。”
显然的，教师这一行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变得更轻松，他们需承受的反而比过去更多，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态势。
若期待他们以“灵魂工程师”的姿态去培育下一代，这间中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教师们的快乐，真的就只有在教师节这一天才配获得吗？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深思。
（南洋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