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师资特委会须能发挥实质效用
2023/11/30 星洲日报/社论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宣布将成立教育部华校师资特别委员会（华校师资特委会），全面探讨华校师资课题， 希望有助于教育部和华教组织协调彼此之间对华校师资培训和人数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并能有效解决悬而未决的师资短缺问题。
有关特委会是董教总与林慧英进行第4次定期会议时所提出的建议，获得林慧英的认同，并在会后做出了宣布。林慧英在文告中表示，特委会将全面探讨华校师资课题，并依据华小、华中实际需求，制定短期、中期、长期方案，改善教育部政策，从而缓和并进一步解决华小、华中师资问题。
林慧英表示，董总、教总、全国校长职工会、全国华小校长协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华中校长理事会等主要教育组织将受邀参与特委会，并与教育部负责单位主管进行定期会议。
获得点名参与的华教组织，长期以来都极力于发展华教，当中都是直接参与管理华校的人士，对于华小和华中所面对的问题了如指掌，他们肯定能够提出实质的数据，正确地点出华校的需要。林慧英上任后就定期与董教总举行会议，直接与华教人士面对面，就证明官方与民间组织确实需要如此的沟通桥梁。
然而，我们不得不点出一点，即有关特委会不能只是林慧英与董教总定期会议的扩大会议，参与其中的教育部官员不应该是负责聆听和收集华教组织提供的资料和建议，他们必须有决策权，可以真正地辅佐教育部长和副部长更周全地解决问题。
华小师资课题闹得沸沸扬扬，正是教育部长法丽娜日前引述教育部官员所提供的数据，与华小实际的师资问题有巨大的出入所引起。法丽娜通过国会书面指出，教育部预计2024至2029年的华文和淡米尔文科师资足够，而截至9月29日，华小过剩540人，因此没有培训华文及淡米尔文教师的需要。
林慧英宣布成立的特委会还需要法丽娜的认可和祝福，以及教育部官员的配合，才能够有效地扮演角色。林慧英上任以来，不断为不利华教的言论灭火，希望特委会的成立，能够有效地处理问题，发挥实质效用。
此言论引发华教界的群起反驳，认为教长不了解真实情况，有关谈话混淆视听，若成为政策，对华教非常不利。华小、华中师资短缺已是事实，历经多年，多届政府和教育部长，都没有彻底改善，法丽娜此言一出，华社会忧虑处理不当将引发华文科出现师资断层，不是没有道理的。
教总主席谢立意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承，师资短缺多年来悬而未决，关键问题在于教育部的师资计算出现严重失误。一直以来，教育部把师范“华小组”的教师一律标签列为“华文科”教师，实际上华小组的教师大部分并不是教华文科，而是负责执教其他科目，这也造成了“华文科教师过剩”的假象。根据教总收集的师资数据显示，虽然重新标签（retagging）有助于纠正数据，惟华文师资统计的问题相当复杂，而且行之有年，因此还是会存在一些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师资统计显示过剩500多名华文教师的数据，无法如实反映华小的实际情况。如果教育部没有妥善处理师资问题，必然会恶性循环，无法培训足够的师资来填补空缺。
法丽娜应该做的是，主动与华教组织接触，亲自到华小华中视察，了解情况。虽然华教事务主要是由林慧英负责协调，惟真正有决策权的是教育部长。法丽娜应该在收到林慧英的报告后，要求属下官员认真问责，系统化地处理相关事宜，而非仅以部门数据回应。
教总所掌握的数据，若与教育部系统显示的数据有出入，教育部应该主动调和，将事情给完善处理。即将成立的特委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如果教育部官员还是以同样的手法应对，那么就会事倍功半。除了师资问题，华小搬迁和新建问题也是一样，华教组织掌握的是在地的需要，教育部必须做的是，实地勘察，了解当地的需要和诉求。
总的来说，林慧英宣布成立的特委会还需要法丽娜的认可和祝福，以及教育部官员的配合，才能够有效地扮演角色。林慧英上任以来，不断为不利华教的言论灭火，希望特委会的成立，能够有效地处理问题，发挥实质效用。
中学华文班的困境
2023/11/3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赤木槿
5月杪，我正式放下教鞭，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杏坛，此后享受退休生活。借此谈谈中学华文班的处境，华文老师所面对的困境及挑战。
每一次，我赴华文科委会议时，总感叹华文科委主任的脸孔鲜少更换，来来去去皆是同一批人，像我这样在同一所学校担任了十多年华文科委主任的老师，比比皆是。实言，我极度期望教育部会派来华文老师，分担“一所中学一华文老师”的工作压力，惟到我退休的最后一天，心愿始终落空，没有老师到来接过我的棒子。
几乎每年的华文科委会议，督学一再提醒老师们记得呈报各校华文班的最新数据，俾向教育部反映中学华文老师师资的真实情况。纵使老师们年年翔实地提供数据，并恳切希望教育部真正为没有执教华文班的“挂名华文老师”漂白，还回事实真相。然而，上层一直使用着旧数据：中学不缺乏华文老师。我斗胆地问高官一句话：若中学的华文老师已足，师资没有问题，为何有些州属的中学仍敲锣打鼓地找外校的老师教华文班呢？
另一边厢，有些校方向教育部申请开母语班（POL），便是中学华文老师师资不足的铁证。提及母语班，我蛮有微言。
我教母语班逾15年，母语班“迟开课早结束”已是不成文的规矩，甚至曾经发生过啼笑皆非的事：申请教母语班的老师得接受减薪的条文，首阶段是先执教5个月，日后若还有拨款，再继续教下去。庆幸的，我教母语班到后阶段时获悉时薪打回原形，总算松了一口气。对我而言，教华文班并非完全向“钱”看。
华文科委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分配学校举办各类比赛，以发掘深深学子各方面的潜能。一般上，分配工作给各校老师不是难事，问题棘手之处在于经费来源，上至教育部，中至州教育局，下至县教育局，往往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有拨款是反常，没有拨款是正常得很，比赛的一切费用由举办当局去伤透脑筋。
提及“一所中学一华文老师”的课题，这趋势已在国中蔚为成风，堪称是教育界的畸形现象。以我为例，全校仅我一位华文老师，执教全部的华文班，班级多出试卷也多，每当会考成绩放榜，华文科若影响到学校整体表现，我顿时会成为校方的焦点，得费尽唇舌加以解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同时，“一所中学一华文老师”之风也不利于学生，一旦老师在产假中或者出席会议，华文班通常会出现学生们苦等老师的局面，这对教的和学的皆是双输。
在我国，苏丹依德利斯教育大学是培训中学华文老师的摇篮。可是，每一届的毕业生少得可怜，一个州属平均获派不到两位老师，而有的老师会大材小用地在寄宿中学执教， 这情况像似十个铁桶六个盖，盖来盖去，始终盖不完，更甭说能够解决目前和以后的师资荒。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学华文老师的师资荒问题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华社、政治人物和教育官员习惯把华文教育课题的讨论集中在华小，导致这个隐忧惨遭忽视，唯恐日后会演变成难以根治的痼疾。
扪心自问，中学华文老师真的不好当，华文班的处境开始不妙，困难显见重重，挑战也不少。虽然，同道们俨如朵朵傲骨的雪梅，越冷越开花，越战越勇，矢志在有限的空间自强不息，壮大华文班，惟诸多不利因素带来重似山的阻力，荆棘满途。但愿梅花不会有一天落得孤芳自赏，自艾自怜！
解决华教问题人人有责
2023/11/30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王德龙博士
华文教育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变了天竟然也解决不了。因此，这个问题已无关你我手上的那一张票。否则，余下的一里路早就走完了。
那么华教的问题，其根源在哪里呢？有人说是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的。远的且不说，生育率下降导致华小入学率降低，影响深远。微型华小直接受到冲击，自然不在话下。
马来人生育率也下降
友族比例占比的提升，会否在政治的干预下，进一步侵蚀华文教育，这也都是问题。自然的，华小入学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华中与独中的正常运作。环环相扣，首尾相应，确实不容小觑。
然而，生育率的降低不仅仅发生在华族身上而已，马来人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之中。从全球视野审视，日本的生育率呈负增长模式，韩国也屡创新低。
欧美各国同样面临这个窘境：新生儿减少，老龄人口增加。人口大国如中国，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
近些年中国放宽人口管制，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否奏效，还需更多的时日以验收成果。因此，探讨华教课题如果止步于人口问题，必然见树不见林。我们不能坐等事实的发生。
或许你又该问了：就是因为人口结构问题，所以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呀。如果你要真的这么想，我准备好的答案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儿子会将你的孙子送入华文教育体系，你生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的。他者固然有他者必须负的责任，然而我们自己的责任却是最大的。
每当国家面临各种问题之际，尤其近两年政治上所呈现出来的衰相，多数人都和孩子说：出国以后就不要回来了。孩子在国外如果可以落脚，你觉得比留在国内强百千万倍，万一有些什么情况，也有个后路的想法，试问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要如何改变呢？
既然都出走了，人口的百分比自然得不断下降。迫切想着解决问题的人，正在不断加深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个更直接的叩问是：凭什么只有那一些留下的人要为此负责任而已？凭什么你离开以后，只要指指点点就足够了呢？
大家同样在这块土地上成长，消耗了这块土地的资源，大家同样急着证明自己爱国，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祖籍也急急忙忙地想要抛弃，何以一旦移居、移民或者嫁娶了友族、外籍人士，这个国家的责任便与你无关呢？
当然，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也是一个普遍将人权挂在口中的世界。无论是移居、移民、嫁娶异族，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无关对错。
只是，如果探讨问题却不将所有的细节纳入考量，选择性规避重点，那么所谓的研究也就无法得问题之全貌。宏观与微观一并不尽如人意，问题自然是解决不了的。
化整为零以思，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国家必须将教育办好。而且也唯有政府才有能力抵挡一切问题。
因此，华文教育的所有问题，本就是政府的问题。只要政府公平和公正，给予华文教育合法的地位，并且能够大公无私，让华教作为国家教育重要的一环，得以不断为国家栽培人才，如此方是正道。
当然你又该说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准备的答案是：5·09之前之后都说可以，怎么几年下来就变成不可能了？如果真不可能，大家还需不需要继续投票呢？
艰难才须寻策解决
艰难确实是艰难的。可就是因为艰难，所以我们才须要寻策解决。难就不必解决，那我们还希图政治什么呢？
苏东坡《思治论》里这么说：“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人民须要的是拥有雄心壮志解决至难问题，引领国家长久走在正道上的政治人物，而非获得选票后便将问题困难化，然后企图随心所欲的政客。看穿政客的空言与大话，我们切切实实做点实际的工作还是最紧要的。
至于我国能有多昌明，看看华小师资能否根本性地解决也就一清二楚了。
反思毕业典礼的意义
2023/11/3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为了庆贺学生成功完成阶段性的学习任务，为他们留下美丽的回忆，从幼儿园开始就有仪式感十足的毕业典礼。
来到小学阶段，除了毕业典礼，一些学校还会安排毕业旅行。不确定这样的做法源于何时，只知道在我小学毕业的80年代，就已经存在。
在经济条件、物质资源相对匮乏，交通并不发达，旅游仍未成时尚的年代，毕业旅游是许多学生增广见闻，开拓视野的大好机会，一些可能还是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旅行团。尽管只有短短的3-4天，只是到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如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地走走，也显得弥足珍贵。
当时的旅费大约200-300令吉，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所以通常不会全员参与。庆幸的是还有毕业典礼，让毕业生都能齐聚一堂，在师长的祝福与骊歌声中，为6年的小学生涯画上美丽的句号。当时的毕业典礼都在校内办，也没毕业袍，所以无需缴费。家长也多忙于生计，出席的并不多，不像现在几乎是全家出动的。
随著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管是毕业典礼，还是毕业旅游的形式与内容，都比过去更丰富，更多元，成本也更高了！有动辄上千元的毕业旅行，也有逾百元的毕业典礼。近期连接出现几起与收费有关的舆论，最近引发关注的是来自沙巴亚庇的某所小学。根据网红教师莫哈末法德里在其面子书分享的资讯，学校将在酒店举办毕业典礼，所以发公函向每名毕业生征收140令吉。
我无意评论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因为价格的合理估值是带主观性的。140令吉对于有些家庭来说或许不过是一餐饭的价格，却可能是另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非得这样做才能实现目标，达到目的吗？这就进入与“毕业典礼的意义”有关的议题了。针对这一点，网上已有不少评论，还没看到有人赞成形式先行，或反对毕业典礼的意义应大于形式的。我的立场并无二致，故不再赘述。我关注的是广受争议的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教育观。
不同诠释
筹办毕业典礼、毕业旅行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财力，也耗费人力、心力。大概没有学校不是想著“为学生好”，设法创造最大意义，给毕业生留下美丽回忆的，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众矢之的？评论者振振有词，被评论者又何尝不觉委屈呢？我想主要问题并不在彼此对金钱的消费尺度存在差异，而是对于“意义”两字，各有不同诠释。
在家庭有一种爱叫做“都是为你好”，在学校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疲于奔命，不断带著学生往前跑，却常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忽视了学生在这过程中的真实“体验”与“经历”比华丽、好看的结果更重要。我们总是竭尽全力给出我们认为重要的，最好的，但好像常忘了反思：对孩子来说，什么才是重要、需要、想要的？
当灌输式的教学已无法回应时代的需求，被动、走马看花似的毕业旅行还能满足21世纪学生的需要吗？而讲究排场，台上义正辞严，台下正襟危坐的毕业典礼，真能触动孩子的内心，让他们感受到毕业与成长的意义，给他们留下温馨、美丽的回忆？如果毕业生代表上台讲的话，都是由大人代笔，准备讲稿，又有什么意思呢？这都是需要重新思考、定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