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体系须照顾好学生
2026/08/2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潘进宝.
长期以来，谈到华文教育，华社最自然想到的是华小和独中。然而，随着时代改变，华文教育面对的挑战也正在发生变化。今天，在华文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学生，并不只是独中生。大量华小毕业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选择进入政府中学，包括国民中学和国民型华文中学（华中）。这些学生同样拥有华小教育背景，同样是华社及国家未来的一分子，但他们进入政府教育体系后，所面对的问题与需求，往往较少被社会集中关注。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比较少，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分散。独中拥有较完整的组织体系，背后有董事会、校友会以及华教组织的支持，学生遇到问题时，比较容易找到协助的渠道。相比之下，在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就读的华裔学生，虽然人数庞大，却缺少一个长期关注他们发展、整合资源以及代表他们发声的平台。
华教的下一阶段，也许需要从过去重视“办好学校”，进一步走向“照顾好学生”。当更多孩子被看见，当更多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华教才能真正回应时代的变化，也才能让华社共同守护的教育理想延续下去。
许多国中华裔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面对不同层面的挑战。有些学生进入国中后，需要适应新的语言环境和学习模式；有些学生对于未来升学方向感到迷茫，不清楚如何规划自己的道路；有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面对奖学金、大学申请、职业选择等问题时，缺少足够资讯和指导。当这些困难同时出现时，如果学生身边缺少稳定的支持系统，他们可能逐渐失去面对问题的信心。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只是培养优秀的学生，也应该建立一个让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未来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华教关怀的范围及探索建立一个协助国中华裔学生发展的平台，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和补充力量。例如，可以整合全国国中华裔学生面对的升学需求，提供奖学金资讯、大学申请指导以及职业规划辅导；可以结合校友、专业人士和社会团体，建立学生导师制度，让国中生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榜样和引导；也可以更关注他们心理健康、校园适应以及家庭教育问题，让国中生知道在面对困难时，社会并没有忽略他们。
当然，在推动这些工作之前，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学生真正面对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国中华裔学生，面对的挑战并不完全一样。城市学生可能面对更大的升学竞争压力，乡区学生可能面对资源不足的问题；华裔人口集中地区的学校，与华裔人数较少地区的学校，也可能有不同需求。因此，建立一个长期研究和交流机制，将有助于华社更准确地掌握国中华裔学生的处境，而不是只凭印象判断他们需要什么。
扩大对国中华裔学生的关注，并不代表减少对独中的支持。独中依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保存华文教育传统，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育选择。支持独中与关心国中华裔学生，并不是两个互相冲突的方向，而应该成为华教未来发展的两个支柱。
过去数十年，华教面对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华文教育能够延续和发展。未来，华教面对的新课题，应该是如何让不同教育体系中的华裔学生，都能够获得成长所需的支持。在少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华社更需要重新思考教育资源的运用方式，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教育最终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学校的类型，而是孩子的发展。无论学生是在独中、国民型中学还是国中成长，他们都需要被理解、被支持，并拥有追求更好未来的机会。一个真正强大的华教体系，不只是拥有优秀的学校，而是更应该拥有一个能够陪伴所有学生成长的社会网络。
华教的下一阶段，也许需要从过去重视“办好学校”，进一步走向“照顾好学生”。当更多孩子被看见，当更多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华教才能真正回应时代的变化，也才能让华社共同守护的教育理想延续下去。
二战前马来亚华文报业与华校
2026/08/0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沈国明
清末时期，随著政治局势的变化，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逐渐意识到南洋拥有庞大的华侨人口，遂将其视为推动政治改革与革命的重要力量。为了争取知识阶层的支持，两方纷纷创办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例如，维新派于1905年创办《南洋总汇报》；革命派则先后出版《中兴日报》（1907—1909）、《晨报》（1907—1910）及《南侨日报》（1911）等。
与此同时，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也认识到马来亚华侨当中仍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不识字，多数是农民及工人，因此积极推动戏剧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将政治理念和社会讯息具体化、形象化，使大众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演剧获得广泛欢迎。报章则成为宣传戏剧活动及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启蒙。
根据杨松年在《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中的统计指出：“1919年5月4日至1924年年底，新马只出版了17种华文报刊。然而，自1925年初至1930年底，却有109种，特别是从1927年至1930年，共有98种。报章副刊的出版情况也是如此，自1919年至1924年，新马华文报章推出的副刊只有9种；然而自1925年至1930年，所推出的副刊有157种，其中1927年至1930年间推出的有134种。可见，影响新马华文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并非只有五四运动，还有其他因素。”
当马来亚华侨社会的群体意识逐渐形成之后，开始关注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对知识资讯的需求不断提高。这种社会氛围进一步推动了华文报业的发展。1927年，中国国民党发动清党，大批知识分子南来马来亚，进一步充实了在地报业的人才资源，这也是1927年至1930年间，华文报章及副刊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回来，中国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马来亚华侨社会积极宣传保皇思想；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大力鼓吹革命。虽然双方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但皆希望唤醒华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以争取华侨对中国政治运动的支持。因此，两派都积极倡导创办报章，也积极呼吁兴办学校以启迪民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来亚新式华文学校陆续成立，也逐渐形成报业与教育事业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政府曾要求驻南洋各领事馆调查各埠华文学校的发展情况。1915年，北京教育部公布调查结果，统计英属南洋十二埠共有华校58所，在校学生4783人，平均每校不足83名学生。另外，根据雪兰莪教育统计资料，当时于民国六年（1917年）七、八月间，由吉隆坡尊孔学校宋木林负责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雪兰莪共有华校22所，其中男校20所、女校2所；全年教育经费约5万6890元，教职员73人（男60人、女13人），学生总数1741人。
为了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侨务委员会积极鼓励华侨兴学，民国政府亦推行“大总统奖励兴学”等政策，以资鼓励。
1917年，教育部派遣黄炎培、林鼎华前来南洋考察并指导华校办学，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宣传与推动作用。其后，华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至五四运动前后，英属南洋已有华侨学校三百馀所。这些学校大多由具有地缘关系的帮会，如广府帮、客家帮及福建帮等筹办。
根据1931年《英属马来亚人口普查》资料，约三分之二的华侨学生就读于华文学校，其馀三分之一则进入英文学校。至1937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共有华校477所；马来联邦（霹雳、彭亨、雪兰莪、森美兰）456所；非马来联邦（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柔佛及婆罗洲部分地区）256所，合计共1189所。这些华校包括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夜校、私立学校及私塾等不同类型。
英国学者巴素则指出：“在马来亚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是完全在中国印行的，两家印行教科书的主要出版公司，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1925年许多排外的材料，都编入教科书内，尤共拟煽动反英的情绪。”正因为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华文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可能激发反英情绪，因此自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华文学校及华侨社会采取更为积极和严密的监督与干预政策。
谁来为老师撑伞？
2026/08/02 星洲日报/东海岸
~作者：李袖瑜
最近反霸凌法令通过了。在校学生霸凌同学，家长也必须接受惩罚，主要原因是家长没有监督好孩子。
霸凌事件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以前没有社交媒体，事情就算曝光了，学校也会迅速处理。然而，现在的霸凌者，却会把霸凌他人的过程拍摄下来，然后上传至社交媒体。那不就是把自己的恶行公诸于世，让法律来对付自己吗？
我们总是教导小孩，别欺负弱小，要保护弱小的人。然而，现在的社会，反而有人以欺凌弱者为乐，甚至公诸于世，仿佛就是要让被霸凌的人感受侮辱，从中获得快感。
这样的现象，也像发生在职场。当一个人被欺负，其他人也跟着欺负，而且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有的人手段高明，很多时候，只需一点小动作，就有人帮忙做事，甚至协助拔掉眼中钉。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只不过有的霸凌属于职场霸凌，可能就是把工作不断堆到一个人身上。看起来只是多做一点工作，但慢慢就会变本加厉。因为不会推辞，也渐渐变成理所当然。当然，有的人觉得没问题，但有的人却会觉得自己被霸凌了。
然而，要如何投诉？当然，很多时候投诉无门，因为可能有的人工作更多。或许，大家都必须清楚自己的工作范围、工作时间，以及自己能力范围内能承担的工作，而不是一味接受，最后自己又无法承担，导致压力越来越大。
年轻的一辈，或许更清楚自己的立场。他们会为自己发声，会坚定立场，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前提是有后盾，也有能力去对抗。
或许以前的老师总是以教育为主，也愿意为教育而牺牲。他们努力教育小孩，软硬兼施。哪怕被投诉了，也能很快站起来，因为校长就是他们的后盾。
但是，如果后盾也瓦解了，再好的老师也会开始看人做事。他们不愿承担所谓教育者的角色，也不愿被职场霸凌，于是选择站在对的一边，只求相安无事。
教师总是在课堂上，不断处理学生之间的纷争，也处罚欺负同学的小孩。惩罚他们的同时，也教导他们要善待同学。不是强欺弱，而是应该保护自己的同学。
老师可以成为学生的保护伞，然而当老师面对霸凌时，是否也有人能在适当的时候，伸出援手，扶他们一把？
就算没有人帮忙，也应该坚强一些，勇敢面对。因为职场霸凌，始终还是有解决的管道，就看我们如何去处理而已。
别让独中生报读大学流于空谈
2026/07/28 星洲日报/社论
政府已经宣布政策，制度却没有跟上；政策已经存在，执行却不到位，这是高教部的严重疏失。
团结政府今年初曾宣布一项备受华社关注的教育政策，即独中生只要持有统考文凭，并符合SPM马来文与历史科的成绩规定，便可自6月30日起申请3所公立大学的4个中文相关科系。
这项政策被视为多年来独中教育的重大突破，也是政府兑现竞选承诺的重要一步。然而，政策宣布的申请日期已经超过三周，高教部仍未公布申请程序、申请平台、录取方式及各项行政细节。而设有中文科系的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等，均表示未接获高教部的通知。
有关大学至今仍未公布相关申请详情一事，高教部长赞比里表示，该部需要先进行核查。为什么申请起始日已过了3周，才要核查？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也促请高教部勿再拖延，因为内阁议决已十分明确，即允许统考生以“统考+2”的方式申请4个公立大学中文相关科系。
政府已经宣布政策，制度却没有跟上；政策已经存在，执行却不到位，这是高教部的严重疏失。对准备升学的学生而言，这不是普通的行政延误，而是影响人生规划的重大事件，不是高教部长“要先核查”一句话就能带过。
对学生而言，时间代表着升学机会，因为每延迟一天，便多一天的不确定；多等待一周，就可能错过其他大学的申请期限；如果最后政策无法如期落实，会让学生两头不到岸，失去最佳选择机会。
拖延是教育行政的严重疏失
教育行政最大的疏失，除了犯错，还有拖延。高教部不能延宕申请流程，让学生无止境等待。因为学
生会同时申请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大学。由于海外大学录取程序较早，许多学生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决定是否接受录取、缴交保证金、安排出国。如果高教部一直没有公布申请机制，到时录取通知又一拖再拖，学生只能放弃等待，另做选择。
即使政府日内宣布可以申请，可能已经失去许多优秀学生，这是行政效率不足所造成的人才流失的损失。高教部或许认为只是延迟数星期，但对学生而言，可能就是一整个人生规划的改变。
大马华文理事会主席王鸿财指出，高教部本身拥有完整的大学招生制度及UPU系统，理论上不应该出现如此长时间的行政延宕，几所大学的中文科系至今仍未收到正式通知，显示问题出现在高教部，而非大学。
这件事值得政府深思。因为这反映的，不只是政策延误，而是政府跨部门协调能力存在短板。
正常的政策推动流程应该是：内阁批准政策、教育部与高教部完成协调、公立大学同步准备招生程序、UPU系统完成修改、公布申请细节，最后正式开放申请。
如今却出现政策已宣布，大学不知如何执行，学生不知道如何申请，外界不知何时开始的局面，这表示行政流程并没有事先完成。
一叶知秋，政府行政效率低落
团结政府上台后，一直强调要建立高效率公共服务，也提出数字政府、昌明治理、以民为本等理念，但事与愿违。试想，如果一项只有少数科系、涉及有限学生人数的政策，都需要一再拖延而无法完成行政安排，那么人民自然会质疑，政府究竟还有多少改革只是停留在新闻发布会，或选举期间的口号？
真正衡量政府能力的，不是宣布多少项政策，而是政策落地有多快；一项改革如果只有政治宣示，而没有行政执行，就不能称为成功改革。例如与外资签署投资意向书，不代表资金已经流入。
独中升学问题已经讨论数十年，历届政府都曾提出不同的方案，但始终无法落实。因此，团结政府此番愿意打开部分公立大学的窄门，本来值得肯定，这代表政府愿意采取更务实、更包容的教育政策，然而，一项好的政策，如果最后败在行政效率，反而会消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人民记住的，不是政府宣布了什么，而是政府做到多少。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开放”与否，而是“能不能如期做到”，教育政策尤其如此。正值森州选举，许多政府的承诺都摊在阳光下检验，多少有些难堪！
政府应该从口号进入改革成果
团结政府执政已三年多，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已经从“改革口号”进入“改革成果”，政府不能再以磨合期作为理由。
今天人民关心的是改革成果，而不是空洞的解释。政府若真的希望建立值得信任的公共治理，就应该把“可预测性”视为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
希望政府理解，人民最担心的，不是政策有困难，而是不知道政策何时才会落实。社会有权知道各项公共政策的推展进度，政策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效率；公开进度，更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如果无法立即完成所有工作，至少也应向社会清楚交代政策执行的进度，而教育，是最需要被信任的公共政策。而信任，不是靠承诺建立，而是靠准时兑现承诺累积起来。
此番独中生申读大学事件，团结政府既然已经跨出重要一步，就更应把最后一里路走好。因为真正值得人民喝采的，不是宣布改革，而是让每一位符合资格的学生都能按照既定时间，公平、顺利地完成申请。
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因行政迟缓而失去原有的善意；再大的改革，也可能因最后一里路没完成，而变成又一次令人失望的政治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