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院的初心
2022/01/27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李开璇
南院要是没有走出华社的圈子，把消除种族主义、建立民族平等的时代使命肩负起来，不免使华族文化历史的研究缺乏目标，或有孤芳自赏的味道。
南院源自于宽柔的一个部门，将它独立为一所学院，华社当时想的是，要有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机构，让这些民族精神得以散布、学习和传承，这是成立南院最重要的原因。华社要有一所本身的学府，以便整理本身的历史文化，让华人可以向他族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华社，应该从这个初心去思考南院的办学方针和社会服务路线。
目前，国家各民族的共同挑战是种族主义的泛滥，南院应以消除种族偏见、倡导民族平等为其大方针和指导思想，才符合其成立的初心。也唯其如此，可以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个动力来源。华人对侵略者有抗争精神，对友族采取以和为贵的态度，这些高尚的情操、道德原则和处事态度，在华族历史中频频出现，应进一步通过南院的交流和传播，纳入马来西亚国情范畴，成为国家行政治理模式的一部分。
南院内，这种思想看来还是在的，然而不一定是主流，譬如英文封面的《今日南院》出了两期，就换成了中文，显示对语文的敏感度对决策构成了影响。还有人蓄意把港主时代的政府行政印章上，刻有中文的“总管椒蜜园并种植地师”字样的史实，给友族讲述，让友族了解早期华侨开发柔佛的经过，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南院内又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要按照国家的“框架”来发展南院，这一派对南院搞“一带一路”研究采取嘲讽的态度，把互惠共赢的国际合作计划说成是中国的项目，跟南院的“本土化”概念背道而驰。这一派也不同意“过渡”宣扬中华文化，害怕引起他族不悦。
“本土化”应该是根据百多年来种族混居下逐渐形成的国情来发展学院，给这所学院赋予它特定的历史特色和使命，所以“与其他族群沟通，消除种族偏见”这个不变的大方向，可使南院做到植根本土，放眼世界，也符合先贤们要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原始意愿。根据这个大方向拟定行动计划，将资源整合，上下同心，美丽焕发的景象可以期待，华社自然不会对南院冷言冷语，疑虑重重。
我们希望看到南院与开明的马来知识分子取得多方的联系，展开各种形式的对话，因为马来人的问题需要华人的配合才能解决，所以开明的马来人其实也想跟华人接触，这种正面的交流所激起的浪涛，可以汇成一片汪洋。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张维为教授，致力于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制度模式，跟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了许多对话，从中国的经验看西方，做出比较，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管道，也让无数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虽然只是知识分子的论述，却也会迟早对政府政治造成影响，从而改变社会的面貌。南院其实可以从这个例子吸取经验，砥砺前行。
南院最近将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马华文学馆、中文系讲座系列、新媒体中心、南方电视台、研究生院、出版社和一带一路等社区服务单位纳入文化与社区服务委员会，进行统筹统办，有联合力量办大事的气势，刚刚，也获得了100万元基金，进行研究出版等活动，显示南院内部的“拥华”力量得到加强。然而，南院要是没有走出华社的圈子，把消除种族主义、建立民族平等的时代使命肩负起来，不免使华族文化历史的研究缺乏目标，或有孤芳自赏的味道，也就会被诟病为“中华情结”、“不利本土”、浪费资源之类，一个大方向的拟看来比什么都更为迫切。
南方事变: 校政大是大非，岂关个人恩怨？
2022/01/2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祝家华
（一）废除中文必修科事件与问责之必要
近日南方大学学院（简称南方大学）诸多新闻在网络及媒体报导流传，令人感慨万千。笔者借此机会翻阅拙作《大学之道与千年旅人——南方弦歌十五载》书稿中的<道南·大学记>，最后一段乃如下：
今临南方金山岭（南方学院位于柔佛士古来金巴斯山岗），登高望远，百岁之梦，慌惶来访；南国有才，文风奇野，惜不见三院同心，有明日之忧；千年之约，大学之道，开百代人才，天下为用，南方之美。百年之后，当知今朝；是为道南大学记。
确实，明日之忧已不是三院而是南院本身了。2007年陈瑞献为南方学院书写<大学之道>墨宝而立石碑在校园时，笔者写下“明日之忧”，遥想百年后当思今日立碑之时。没想到，<大学之道>立碑十五年后就让我们遭遇了“明日之忧”。不过，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写的“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来相比，十五年也应在预料之中才对。
首先，笔者要郑重反驳陈锦松日前两篇文章提到的所谓笔者和何启良公开交恶与展开骂战，笔者对这事未曾公开发表一句话，全是何启良一个人做出对本人诸多不实指控，笔者一向秉持相忍为校的原则，不给予个人公开回答，任何事皆由董事会回应。因此陈文二度提到所谓公开交恶与骂战，全属子虚乌有。对陈锦松不实的陈述，本人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另外，陈文没有查证，笔者和何启良有签署法律和解书，何启良通过当时的前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上议员主动提出和解，在和解书中已签署删除其在脸书的所有关于诽谤本人的文字。因此，陈文旧事重提这些指控，有意要模糊最近“南方事变”的焦点，转向个人恩怨方向处理，以为可以偷天换日。殊不知，这是逃避历史责任及管理问责归属的问题；根本上，这是校政大是大非之议，无关个人恩怨！我们务必正本清源，才能厘清“南方事变”的明日之忧！
由于“南方事变”事项众多，笔者在此文中只提中文必修科事件。当南方大学新校长在2019年10月2日主持大学评议会（senate）通过废除中文必修科之日，至今已经过去两年三个月有馀。中文必修科演变成事件，是因为废除中文必修科的议决被掩盖超过两年，因内部争取反复不果，风声才惊动到外界，正义之士为南方大学中文必修科的冤屈发声，才引起轩然大波；在大马华社各界甚至新加坡护华志士群起声讨与要求恢复之后，南方董事会才基于灭火心态，紧急决定恢复中文必修科地位。
实质上董事会之前表明的所谓全面检讨，并没有处理问责及如何落实恢复中文必修科的安排。根据笔者了解，如何落实恢复后的中文必修科与问责当事人息息相关，内部了解最新发展显示另有文章，请大家务必关注问责之必要。
因此，“南方事变”之初的中文必修科事件是关系到南方大学立校之初心，以及基本办学政策的民族教育路线问题，与个人恩怨毫无关系。因为废除中文必修科是治理校政教育路线之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了解发生的细节过程。其他“南方事变”的内容往后再叙。
（二）相忍为校与校长交接
笔者因缘际会于2003年加盟南方学院，一年后升任院长，任劳任怨地执掌校政，开拓各项课程、增加生源及稳健发展学术，至2012年与全院同仁成功把南方学院升格为大马华社民办的第一所大学学院，完成华社200年的大学愿景，已故陆庭谕老师也亲自来信恭贺“铁树开花”。
升格后笔者再续任大学学院校长6年，前后共14年9个月（含代院长六个月）。其间的艰辛克难，不足为外人道，单单课程从原本批准的5项到卸任校长职务时的45项课程（包含2项大学预科，18项专业文凭，20项学士，3项硕士及2项博士），学生人数从当年最低潮600多位爬升到2800多位。收入则从赤字到转亏为盈。
尤其是升格后的6年之内，南方大学学院每年平均有约300万的盈馀。因此笔者卸任时有现金超过2000多万令吉，相比于2004年接任时不足100万令吉，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笔者能在南方大学董理事会、华团、政党、国内外大学以及全体师生等多面关系中共事与交往并掌校多年，引起一些有心人的议论，但笔者不以为意，只是努力奋斗耕耘，并秉持“相忍为校”以及道家“无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精神处理人事问题。这么多年来可说无大风浪，直到何启良由本人因应要求而安排他加入南方大学，这桩人间风雨事，将在本人的回忆录《影与光与道的旅程》中详述，在此暂且不表。
由陈文提及校长交棒的事宜，笔者特此交待在南方大学最后一年校长任期前后，到底发生何事，是否笔者有不甘心于交棒新人的问题。当新董事长于2018年上任后，配合一些人及新委任的董事，要架空笔者作为校长的权力与行政任务，这一年是近15年校长任期内最痛苦的一年，此中辛酸不足为外人道。
笔者仅在此提及2018年8月28日董事会投票是否再续任校长二年的议决。董事长与理事长在投票前一天下午，到校长室和笔者见面，提出欲委任笔者为荣誉校长（President
Emeritus），作为避免投票的交换条件。当时笔者依循部分董事之意见，应先投票后才作卸任安排，结果投票以9票对6票不再续约收场，荣誉校长职位之献议也被收回。
错失建立良好制度机会
其实，荣誉校长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诸多西方大学对卸任校长所安排的一个良好制度，可惜南方大学董理事会在安排卸任及转接新校长的处理手法上，错过一次建立良好制度的机会。
因此，笔者在8月28日之后，一直在与董事会协商安排转任南方大学筹备处执行顾问事宜，新校长到第二年3月11日方上任，这过渡期间由三位副校长组成三人小组主理校政。因此笔者并没有正式交接给新校长，仅在新校长上任后有一两次的会面。
由于有些人也担心笔者所谓干预校政，因此故意不让笔者参与任何大学会议。因此，笔者最后两年在南方大学学院基本不能参与校政，尽管在合约中有写明得负责主持升格大学的事务，并兼任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院长，但诸多阻绕及管理层不执行合约中配给一位秘书助理，让笔者已不能发挥职务的委托了。这些都是后事，要等待回忆录了。
在2020年底，笔者被离开南方大学学院，从卸任校长到被离开南方，笔者未发一言，仅声明不是如董事长所言有共识离开。笔者也在2021年3月，接受报章专访，但未对新校政发表任何公开看法。
只是，笔者时不时会收到有关南方大学的各种消息，包括废除中文必修科，众多资深学术人员流失（包括安焕然教授、潘永强博士，以及24小时离职的梁龙光教授兼副校长）等新闻；废止有关重要的部门、活动、课程也时有所闻。笔者仅是静观其变，直到新山小商公会引发“南方事变”的第一枪，这对笔者而言，纯粹是场意外，也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所谓正义与正道有其自己的旅程吧。
有关传出南方大学一系列的变故，尤其是去中华文化、去人文教育的各种举措，作为前校长自然有关切的必要。这和交棒给新校长无关，因为笔者根本没有涉入交棒事务，也基本上和新校长无交结处，个人恩怨无从说起。
眼前，华社最大关注点乃是南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方针的整体多元教育的民族路线之走向，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万万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让“廿四节令鼓震耳欲聋，没有人听见会议的议决案”（注解）!
注解：温任平最新诗作<治丧委员会>。
反思模范生选举的意义
2022/01/2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全国中小学在一月初开学了！这是教育部第一次延长旧学年，把它变成第三学期，至三月下旬才开启新学年的篇章。在这个短学期，教师除了忙于进行教学补救计划（catch
up plan），协助学生在升级前赶上进度，一些学校也抓紧学年的尾巴，复办因疫情而停摆的活动，如模范生选举。
谈到模范生选举，大家应该不陌生。不管是曾经入选、落选或从来没有机会参选，对于学生时代的我们而言，这个奖项的光环与重量，差不多相等于学校的年度最佳男女主角奖。当了妈妈后，发现一些学校的模范生颁奖仪式还真有金马奖的气势。竞选形式也有所创新，如模范民主选举，让学生参与投票，师长的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只是每次看到落选者失落的神情，还有台下一大群，每一年只能望台兴叹，坐著鼓掌的孩子，我总忍不住想：这样的方式真的好吗？
随著教育理念的更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大张旗鼓，刻意给学生安排这样一场“人比人”的“竞赛”？有人说挫折教育很重要，而且懂得为别人的成功喝彩，不也是一种美德吗？总不能为了避免其他孩子受挫而剥夺优秀孩子接受肯定的机会。
表现优秀的孩子固然需要被赞扬，值得被肯定，但方法不止有一种。一旦选择竞赛形式，即表示不管有多少人表现优秀，符合标准的有多少，最终只能有一个第一名。像这样只是成功地肯定了极少数的孩子，却让更大部分的孩子间接受到否定，觉得自己不够好，信心受挫，不是与原想透过表扬，激励孩子前进的初衷相悖吗？
各有所长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因天生差异而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如有人的语言智能发达，有人的肢体动觉智能强，有人的人际智能好。每一种智能都有其重要性，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从比较。
大人需要做的是协助孩子发掘个人潜质，并提供更丰富、多元的环境，让不同天赋的孩子都能获得适当的伸展、成长空间，并拥有相等的成功机会，都有机会被看见，不因为大人的单一评价标准而被比下去，或受到压抑。
百合清新淡雅，玫瑰娇艳奔放，花期不同，花开有时，只要给予适当的土壤，获得足够的阳光、雨露，就能长成自己最灿烂的模样。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而竞赛、攀比，又能对孩子的成长带来什么帮助呢？
在这个摒弃整齐划一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模范生竞选活动，把学生导向同一个模式吗？若真需要有模范生的话，又该以什么为标准呢？
国小教育与我们有关吗？
2022/01/27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当华淡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大马的多元社会，为了针对 不断被政客提出的“多源流教育破坏国家团结”的论述而做点 什么的时候，国家教育的制定，也必须清晰地让所有执行都与 目标一致，共同培育出更有竞争力的下一代。
1月24日是国际教育日，每每遇上这些纪念或国际日，都是提高我们对该课题或问题的认识与省思的好时机。而上周，社交媒体再出现网民讨论国小宗教课时长的课题。此次的讨论源自于一名家长看见女儿转学后的上课时间表，发现在一周内，与宗教相关科目的时长是5.5个小时，和英语的时长一样，同时比数学和科学的时长要长。
此课题没有在华社引起太多讨论。身为一名记者，若以我们常常依据的“新闻价值”来思考为什么非巫裔社会不太关心此课题的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是此课题缺乏接近性（就读国小的华裔少）、重要性（对华裔影响不大）和显著性（非重要人物提出的论述）吧。
但是，国小与我们无关吗？有位朋友给了个很直接的回答，他说：“但是国小培育出来的人和我们有关啊。”
另一个令人有所顾忌的问题是，“我们”（非穆斯林）为什么要讨论“他们”（穆斯林）的课题呢？这可能存在着“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精神，就好像你是个注重环保的人，但是邻居家的灯全天候开着，洗车时让水喉水哗啦啦地直流，你很想劝他们节约、环保，遵循全球环保的理念，但是那不是你家的事，还是少管闲事吧。
然而，国小作为我们国家为最多孩子提供基础教育的场所，其课程编排与所培育出来的学生，都会影响我们的社会。虽然国小的课程内容与非国小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有互动，将来无论是一起工作，是上司下属或同事，还国家管治者与被管治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者，就读国小的非穆斯林，尽管不占多数，但仍然是一个学生群体。若伊斯兰相关科目的时长过长，他们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就会受到影响。就国家的整体教育体系而言，在多源流教育体制下，国小与国民型学校的课纲也该拥有一定的统一程度，才能确保同样属于国家教育的机构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之间没有太大差距。
教育能够建构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而学校里的教育则能够建构一群人，甚至是一代人的思想，尤其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年纪，因为顾名思义，这个年纪所接受的教育将成为未来其他知识堆叠与思维的基础。
也正因为教育有如此强大的功能，教育课程的设计更需要慎重与专业。
当华淡小是否违宪的课题被带上法庭后，实际上也推动教育人士去思考国民型学校的教育与我国多元社会之间的关系。后来我在全国校长职工会举办的培训上，听见他们提到华小生国语水平的问题，并表示将推出更多方案来提升，董教总则自去年开始，有了更多“刻意”的跨族群活动。
所有计划都有目标，所有执行都是“刻意”的。必须强调，这里所指的“刻意”并没有恶意，只是强调为了达到目标而做的努力。当华淡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大马的多元社会，为了针对不断被政客提出的“多源流教育破坏国家团结”的论述而做点什么的时候，国家教育的制定，也必须清晰地让所有执行都与目标一致，共同培育出更有竞争力的下一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新全球报告《教育的未来》提出了3个重要问题，或许也能让我们一起对教育进行反思。这3个问题是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我们应该放弃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创造和发明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