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需悬崖勒马
2023/10/3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曾达卫
理科大学理科硕士，现为私立大学研究生，热衷科研与写作，常与大学教授合作，著有论文近五十篇。关注时事政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秉持终生学习的态度。坚信若食人俸禄，须忠人之事。
日前，教育部表示其管辖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包括所有学校、技职学院、大学预科班学院及师训学院，将于10月29日至11月3日，举办“巴勒斯坦团结周”。
在这个活动正式启动之前，来自雪兰莪州巴生地区的一所小学就爆出了学生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中手持玩具枪进行示威的情况。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对此表示，政府鼓励这个活动，但不会强迫任何学校参加，也必须加以控制，以防它失控。
教育部表示，这项活动的目的是教育学生关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如同情心和关注他人所经历的苦难，同时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立场。
这项决定也同时引发了多方的反弹。砂拉越的17个公民社会团体表示，他们不同意教育部的指示，要求所有政府教育机构密切观察团结周。
全球人权联合会主席沙西古玛则认为政府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敦促政府立刻中止该计划。
人权律师西蒂卡欣则发布了多则贴文和视频，质问团结政府，在学校举行声援巴勒斯坦活动，是否为了培养“圣战”份子。
马青总团长林添顺则质问教育部“巴勒斯坦团结周”意义何在，以及是否有明确指南，并认为主办方错误诠释将适得其反，影响学生心智发展。
是的，将带有政治色彩的项目引入教育系统，有可能将学习环境政治化。学校应该是学习的纯洁之地，旨在促进批判性思维和开放对话。如果贸然引入外部政治意识形态，将冒著误导年幼学生，无法给他们提供复杂地缘政治形势全面视角的风险。
因此，教育部必须认真评估将复杂的国际冲突引入学校课程是否适宜。年轻孩子们的思维容易受到各种元素的影响，如果没有适当的背景和指导，他们可能无法充分理解以巴冲突的来龙去脉，导致潜在的误导和偏见。
由于缺乏指南和错误诠释，学生和教师使用玩具枪的动作引起强烈反弹，也间接说明了这个项目的分裂性质。在教育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促进和谐的同时，人们仿佛游走在一条非常细的钢丝。如果强制灌输孩子们支持特定的政治派系，会让他们无法看清整个事件的全貌，严重的话可能在会导致学校和社会滋生极端主义，后果堪忧。
虽然“巴勒斯坦团结周”的目的是为了灌输人道主义价值观，但我们不可忽视其负面影响和后果。教育应该保持一个中立的环境，培养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尊重多元化意见的原则。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该涉事小学在活动中使用玩具枪枝，含有暴力与极端主义元素，敦促教育部严厉对付主办单位，以免其他学校重蹈覆辙。
陆兆福也对此表示遗憾，要求教育部重新评估“巴勒斯坦团结周”计划，并使用更适宜的方式向学生传递讯息。
综合网民所述，大部分人认为要求重新评估和表达遗憾无法解决问题，而教育部必须尽快行动，立刻喊停这个项目，否则“遗憾更多”。
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够对此事慎重看待，尤其是副教育部长林慧英更应该肩负把民意传达给内阁部长的责任，别辜负人民的厚望。
教育部必须悬崖勒马，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难有百年身。
数理非学语文途径
2023/10/3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麦伟坚
到底是用英文还是用国文上数理科好呢？其实要看多方面条件而论。数理科的知识传播，在于理解程式应用，以及实践探索。
当然，也可从相关的语文中，学会一些专属词汇或基础文法；但，实在无法当成是学习好一种语文的法门，因少了对辞汇的掌握、文法的应用，也欠缺了辞藻与文句修饰，更无法有深度的表达寓意。
所以，要掌握好某种语文是须下功夫学习与专研，方能掌握好。
在城镇地区，特别是雪州隆灵一带，普遍上使用英语者众，学生家长就希望校方采用英语教理科，好让孩子更容易掌握与学习，更是方便往后到私立院校或海外升学。
教育部要求学校于学生国文程度达标后，方可采用英文教数理，原也是无可厚非。其实，何不保特现状，让学生与家长作出众投决定，相信他们都应明确知道，何种语文教学对他们最有利。之后，再由校方执行应用何种语文作数理科教学媒介。
其实要加强语文能力，应往语文课着手，在小学课程即开始加强三语基础，只要学生打好基本的读写能力，上中学后用何种语文教学已非重要问题。
曾几何时国人因掌握好华巫英三语，甚至多种方言，在国际社会上交流，让人惊叹又羡慕，更被喻为语言天才。可惜今非昔比，许多华裔认为掌握好英文最为重要，而放弃了学习国文或中文。
所以近年各地私立学校林立，以英文作教学媒介的课程，让学子与家长趋之若鹜，而对学习国文或中文兴致缺缺。友族同胞缺乏学习其他语文的热忱，或许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
从大华语概念谈起
2023/10/3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大华语是中国学者陆俭明在200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意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词汇、语音、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伸言之，同一个汉民族共同语之下，可以有一定变异的普通话或现代汉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的不是方言，而是在词汇、语音与语法上与现代规范汉语有一定差异的共同语，即大陆所说的普通话或台湾所说的国语。
早在1906年中国本土便有提倡团结全民的普通话；在1912年民国时期，还有人搞了国语读音统一的倡议，在1917-1919年更推动了国语运动，力求在全国教育中使用同一个国语国音。这个运动也影响了南洋，使1920年代后，华语逐步成了南洋各方言群的民族共同语或共同母语。
马星两地华语便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给合作用下逐步普及起来的，成了各方言群的民族共同语。
历史地看，中国本来就有8大方言群，其中约75％是讲北方方言，即旧时所说的官话。现代汉语便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其他七大方言主要分布在中部与南部，如广府话、上海话、闽南话等。这些方言或多或少会对语言三要素（即词汇、语音与词法）上产生影响，特别是词汇方面。
大华语概念的提出，可能也是受到全球多样英语（Englishs，复数）的影响而提出的。毕竟，做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文，其地区或国别差异是明白无疑的。如美语与正宗英语便略有差异，而印度、南非、新加坡、大马等地英语也难免具有一定的特色。
同理，做为使用人数多，通行范围也颇广的华语，自也会各具地方特色；其中，马新两地华语更是如此。首先，马星两地是多方言群的华族聚居地；其次这两地又深受台湾国语与香港广府话的影响，外加上英语与马来语的渗透，与不同的国情，其华语当然会与规范汉语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词汇方面更是明显。
这一点很早便有人注意到，如早在1961年许云樵便编了一本《南洋华语俚俗辞典》。这本辞典主要收集的是以新加坡为主的闽南语及其他方言，如粤语（广府话）方言词汇，属于华语范围的如石叻（selat），即新加坡别称并不多。词典中也有专章介绍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市街名俗称，倒真的很有历史参考价值。
1999年汪惠迪编著了一本《新加坡特有词语词曲》收集了1555个词语。这是本名符其实的华语词典。编者强调，华语虽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但是它在性质上与中国大陆所说的普通话、台湾或香港所说的国语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整体上言，无论在词汇、语音与语法上，均与普通话没有差异，如果说多少有点不同的话，主要是词汇方面。只是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新马华语在语音与语法方面也与普通话略有差异。
尽管如此，整体上言，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地区的汉语汉文，难免会产生同中有些小异的现象。其实中国本土不同地区间也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点应指出的，有些学者认为东南亚华人用华语取代汉语，用华文取代汉文或用华文字取代汉字是有意识的行为，特别是在1950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后，华人的政治认同也起了变化。据此，便有华人刻意区别本地华语华文，以便与中国保持距离。
这种倾向性的说法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只是深入研究会发现东南亚华人，特别是马新华人华族习惯用华语华文这些用语，完全与政治无关。因为首先，华语华文华人这些用语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名词。早在千多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文人与史家便使用华裔、华族、华语、华文、华人、中文等名词。
之所以与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思想有关。华自古以来就是指中国、中华，而且早期中国人或中华人自认本身文化水平高于周边少数民族，从而生出华与夷是有别的概念。
这种习惯性思维定势也影响了历史文化人与史家，承袭了这个传统，不时依据华夷之别产生了华裔、华人、华语等用语；若说华语、华族是东南亚或新加坡华人有意识创制是误导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新两地发行的本土报章、杂志便常使用华人、华语、华文、华字、华书、华店、华童、华妇等用语。它的使用，其实是复古、复苏而非创新创制。
约言之，用华字来区别汉族与其他民族或用华字来区别境内与境外的中国人是自古以来的习惯，如郑和下西洋时，其随从便常用华人这用语来形容南洋华人。伸言之，战后华裔、华人、华族的意识转向与使用华语华人华族用语无关。因为这是传统。
就新加坡特有华语词语而言，由于新加坡是个具有本身特殊国情与政策的国家会产生新加坡特有的词语是理所当然的，如建屋局、中央公积金、集选区、官委议员、华裔馆、牛车水（即唐人街）、人民协会、全国工资理事会等，因国情不同产生的特有词语是意料中事。
同理，2021年也有人出版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里面收集了来自台湾（如阿兵哥）；香港（如做世界）与新马地区特有的特色华语，如甘榜、甘望鱼、国民型小学、国油、肉骨茶、亚答屋、蓝色身份证等用语，也是大马特有国情的产品。
其实，早在2010便已有人编了了本《全球华语词典》里面便收了不少马新两地特有的词语，如董教总、董联会。2016年还进一步升级出版了《全球华语大词典》里面收的词汇更多，连华小、华文源流学校这样的用语也收集在内，不愧是《全球华语大词典》，充份反映了大华语的概念。
这些多元多样的词语可以说是多元共济的；毕竟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收不了那么多式多样的华语词汇。
只是也应看到，整体上言，这类词典与汉语规范词典是互补的而非相互排斥的。至于是否应进行“求同缩异”整合“优化”规范化工程，则见仁见智。
或许，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华人聚居地应有本土出版的华语辞典，或至少应有类似《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这类辅助性工具书。毕竟做为一个多语国与多方言群国，外加上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影响，大马华语确是丰富多彩，但也产生了混乱现象或“词到用时方恨少”的缺词困境，如用puncture来形容爆胎或用brake来形容制动器。
伸言之，大马华语也面对著一个应如何规范化的挑战，特有国情产生的特有词语固然要保持，如华文独中、多源流学校，但也有必要规范化一些常用词以免词穷或产生误解，如把轮胎说成tayar。
中文本是一种表意字，通常大体上可望文生义，可大马华语中有不少词语，特别是音译的英文或马来文借词，是难望文生义的，如古申cushion（坐垫）；礼申lesen（执照）；牙兰geran（地契）；固本cuopon（赠券、礼券）；固打quota（配额）；拉惹Raja（王公）等用语与其说是本地特色，不如说是词穷的产品。
随著全球华语的普及化，词汇也日趋完备，理应逐步淘汰这些望文难生义的借词以恢复汉字本色。
至于一些方言用语如把茄子说成矮瓜，切成细片读成切成幼片等应否加以规范化则见仁见智。总的来说，大马华语在辞汇上是独具特色。至于语法应如何规范则更棘手。
强化国语非当务之急
2023/10/29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温思恳
最近，政府非常热衷于推动国文的使用，比如实施了“非国文，不受理”的公函政策，而明年，教育部将推出“提升国语、巩固英语”的双语教学计划。
较早前，高等教育部还制定了“2023─2030年在公立高等教育学府加强马来文作为知识语言的行动计划”，进一步巩固马来文的地位。事实上，这项计划早在2011年就已经启动，如今将延续下去。
当然，提升国语使用绝非坏事。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国民团结，也能增强国人的身分认同。然而，面对令吉贬值、经济衰退以及粮食供应紧张等严峻现实，强化国语并不是眼前的当务之急。
说穿了，巩固马来文的地位和使用，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政府在马来群体中的支持率。面对国盟的挑战，团结政府选择以相同的议题（即宗教或马来议题）来吸引马来群体的注意。这种做法导致非马来华社出现不同的观感。
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国内外挑战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语言政策的本质。如果语文政策的出发点是以政治利益为优先，那么非常抱歉，有关政策将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但反过来说，至今仍有一些华人无法流利地运用马来文进行沟通，这也沦为了友族的笑柄。因此，我认为华社应该努力提高对马来文的掌握，以促进跨族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上周，我校邀请了一家来自新加坡的生物科技公司，分享他们在抗癌领域的最新科技进展。尽管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却选择在马来西亚的新山设立了他们的研发和生产中心。在用餐的时候，我有幸与这家公司的总裁进行交谈。他向我提到，马来西亚之所以成为他们选择发展的地方，主要是低廉的薪酬和物价，以及广泛的使用英语。
他的分享不仅揭示了马来西亚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优势，也反映了大马的潜力和机遇。低廉的薪酬水平，使得在大马开展业务成本更为可控。
同时，相对较低的物价水平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经营空间，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保持竞争力。此外，英语的广泛普及不仅为国际企业提供了便利，也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有鉴于此，也许专注于英语的普及化和使用，才更有长远的发展意义。考虑到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将会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提升国语使用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我国已经具有健全的国语教育体系，无需再画蛇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