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诉求的核心本质
2026/02/06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林国安
统考是独中教育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独中统一课程教学评价的主要手段以及董教总的品牌业务，也是全体独中教育工作者的伟大事业，对内起着团结凝聚全国独中、统一办学方向的作用，对外是独中生的一张名片，是独中生走向世界的学术凭证，为独中统一课程发展，创造了另一个辉煌。
当前统考问题的争议，纷纭复杂，实有必要洞察其本质，方不致雾里看花，找不到头绪。
对此，笔者倾向于使用“统考诉求”的概念，而重点不在于“争取承认统考”。
从1975年执政当局缺欠充分理据无从禁止统考举办，及至1995年时任教育部长纳吉在国会做《1995年教育法案》二读和三读发言，指出：现有60所华文独中维持现状，且获得永久注册；与此同时，华文独中学生与独中统一考试也维持现状。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认可华文独中和统考的“既有存在”，抑或华社无需执着于“争取政府承认统考”了？
那么，华文独中和统考有何诉求？
一旦独中教育融入国家主流教育体制，其教育体系、课程教学、学生出路等都有法定的保障，统考诉求的问题也得以顺理成章的解决。
近年，统考诉求似乎聚焦打通升学公立大学之门。这是独中生实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心愿的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然而，这样基本的诉求却被种族主义者政治化，还有政党政客的忽悠耍弄，执政者也以独中课程和统考“违反国家教育政策”、“不符国情”等理由多般阻难。
眼下，政府拟接受统考文凭持有者申请就读公立大学，但其附加条件，又潜在独中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变质之虞。
统考诉求，遭遇两难选择，如何才能不纠结？关键在于推进独中教育融入国家主流教育体制，明确其制度定位，并获得各级政府的扶持与发展保障。这是独中和统考诉求的必然选择。
半世纪以来，独中春风化雨，作育英才，为深耕跨文化教育，丰富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内涵，促进民族谅解与团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教育发展和社会国家进步的角度看，独中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独中的办学经验和教育成果也能够推介给国家主流教育机构，进一步实现独中教育社会功能的“本土化”。
当前争取独中融入国家主流教育体制，一个大前提是政府必须修订现有教育法规，明确实施多元语文教育政策，制度化、全面性承认独中教育学历，充分尊重独中的办学体制与本质，肯定独中的教育贡献，积极支持与保障独中的发展，而不是蓄意“同化”或“改制”！
一旦独中教育融入国家主流教育体制，其教育体系、课程教学、学生出路等都有法定的保障，统考诉求的问题也得以顺理成章的解决。
统考不等于政治
2026/02/06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郑钦亮
华裔回教徒讲师、回教宗教司、苏丹再纳阿比丁大学教授及非政府组织全民共识署理主席郑全行，日前指控统考文凭是“共产党产物”，还说政府若承认统考则是出卖国家主权这件事，相当突兀。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今就算多么胡来与无赖的种族政客，都不再将统考和说中文的共产党挂钩，郑全行还以这么敏感的形容词来指控统考文凭和政府，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过时产物。
再说，统考已经走完最后一里路，在安排着去“敲政府大学的大门”了，这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正式宣布，如果统考是共产党产物，决不可能走到这个台阶。
恶意扣上共产党帽子
郑全行此举，可以去报警说他意图诬蔑尊敬的首相安华吗？
关心华教前途的人在骂郑全行忘本的时候，会突然惊觉，他明明有一个中文名字，实在没理由会像其他非华裔如此误解和排斥中文教育。
一些人甚至开始陷入迷惑，这是哪一类型的华裔？他的过去与成长，到底曾经历过什么？
统考争议并非异教之争，以往反对统考教育制度的，是以维护国家教育体系之名而战，继而才被各方政客捞取为政治资本，导致政治化和复杂化。
因此，理论上统考的存亡是与郑全行的宗教信仰无关，更不会干涉到任何回教徒，贴切一点说更是与任何党都无关，郑全行为统考冠上共产党的帽子，真不知是什么特意或恶意了。
事实上，今日统考已经变身为马来西亚独有的新文凭产物，暂时的名字叫统考+SPM 2科目，也暂时没有统考独立存在国立大学门口的空间，不是说争取多年的承认统考课题已经解决，而是迈入另一个未曾有过的具体考验阶段。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对承认统考文凭最妥善的解决之道，但让它在对统考生无害的情况下试运作几年，应当可行，万一它行得通，谁也说不准。
郑全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如此无礼地抨击非他熟悉的学术文凭，甚至诬蔑与否定政府与各界的努力，有关当局理应有所行动。
芙中师生情
2026/02/06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陈嵩杰
那天难得60年代毕业的老校友刘柏森博士，在他安排下，来自中国北京林业大学资深退休教授李浚清为波中发表专演讲后，及其数位同窗校友，一道转赴芙蓉参访森美兰华人文史馆。
刘教授是我读芙中高一时的数学老师，他可是我的数学科恩师，没有他的耐心教诲，我的初教文凭考试LCE肯定“肥老”，还好我勉强考到6的一般优等成绩。
高一那年，短短不到三两个月时间，我班的数学老师好像走马灯那样，也记不清换了多少位；我的数学科不行，前面一堂课还没搞清楚如何演算，老师已教授第二课第三课了。
犹记得刘老师履新担任我这位智商鲁钝的数学老师时，我已跟追不上教学进度，下课时厚著面皮私下请教刘老师如何是好，他二话不说，欢迎我在课余时随时到他的办公桌，他会为我复习解难。
刘老师成了我的数学救星，我赶快买了一本应考果外数学参考书，从第一门课重新学起，私下补课的过程中，刘老师不温不火，耐心地为我教完所有的课程，我才得以庆幸考到6的成绩。
这起让我感到有点“羞家”的过去求学经历，虽然刘老师对此已印象模糊了，却是我内心对独中老师无私奉献的真实体悟；但他没遗忘我曾在1990年6月20日，为他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在芙中发表“外国污染工业转移”专题报导的陈年往事。
当年刘老师可是以联合国亚太社会经济委员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区域顾问的身份，应邀来到芙中发表很前卫性的环境污染专题演说。
新闻发布后，星洲日报为刘老师发表的环境污染演讲内容，还特别撰写洋洋洒洒的社论，肯定刘老师对环境污染的真知灼见；我所撰写的环保课题，竟能成为报馆主笔评论的社论议题，这是个人采访生涯的记录。
刘老师目前担任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国东盟海洋学院兼职教授；他的教学经历在学术界可以说很罕见；在离开芙中教职后，他继续深造考获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环境科学博士学位。
国外他曾任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自然源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澳洲邦德大学访问与兼职教授等；他的学术专长在国内也得以施展，他竟是现仼的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2011起)，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气候变迁森那美基金讲座第一位访问学者，有这种成果的学者出身自独中属罕见。
刘老师尚出任过国内外，数不清的环保要职，更让人惊讶他的业余爱好竟是诗歌创作，他曾以柳喜雨的笔名出版诗集，他的文学品位巂容清新，可读性高；我期待他另一本新著作《青春的旅程》的面世。
芙中在半世纪前还没有统考的文化氛围下，仍能栽培出一位文理皆杰出的学术人才，但在芙中圈内外却鲜为人知，这算不算是文化传承链的隐性断裂问题？
衔接未明、课程未定：谁给家长二月报名的勇气？
2026/02/06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楚倩
马来西亚教育部日前宣布，允许明年年满六岁的孩童（即现下的五岁儿）申请提早上一年级。消息一出，社交媒体上讨论翻天，教育前线更是激起千层浪。
平心而论，笔者相信教育部相关单位在出台这项政策前，想必已做好了相应的调查与研究，并参考了国际上提早入学的成功案例。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并非不好，初衷可能是为了提供家长更多元的选择，并灵活挖掘孩童的学习潜能。然而，再好的政策若缺乏恰当的执行契机，终究美中不足。目前最大的症结在于一个“急”字。这种近乎仓促的时间感，正让校方、父母及幼教界陷入前所未有的集体焦虑。
身为家长，面对这种“朝令夕改”的教育风向，最直接的感受是对制度缺乏信心。尤其教育部规定家长最快在2月份就得做出决定，这对刚把孩子送入5岁班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强人所难。此时此刻，许多孩子才刚跨入幼儿园大门，由于出生月份的关系，不少孩子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5岁。他们才刚开始接触KP2026新课程，家长根本还来不及观察孩子的学习进度或情绪成熟度，就被要求在短短一个月内定下抉择。
不可否认，现今私立幼儿园收费昂贵是不争的事实。在生活压力下，一些家长可能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而倾向于让孩子提早进入政府小学；也有部分家长对教育部的决策抱持信心。但对更多人而言，占据上风的依然是焦虑。如果教育部能将选择权推迟到下半年，让家长有充足时间观察孩子的成长曲线，是否更为稳妥？在课程纲要、师资配套、衔接方案皆处于“三无”状态的迷雾中，家长被迫在二月就盲目下注，这种勇气究竟从何而来？
目前，大部分小学校长和老师也忧心忡忡。除了师资短缺和课室拥挤的老问题，更现实的挑战是孩子的自理能力。小学环境与幼儿园截然不同，一名老师要面对数十名学生，难以像幼儿园老师那样提供细致照顾。如果这一批年仅五岁多的孩子涌入一年级，他们是否有能力自立？老师们在赶教学进度的同时，是否还得腾出手来处理孩子的大小便或情绪崩溃？这些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更让人无所适从的是，教育部至今尚未公布明年一年级的新课程纲要。在KP2026才刚起步时，这批孩子仅仅经历了一年简短的课程，就要跨入未知的一年级。信息的不透明，让幼儿园也陷入被动。为了配合政策，一些幼儿园甚至计划在下半年将选择提前入学的孩子转入6岁班，试图进行“速成”衔接，以免孩子跟不上一年级的课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调整，不仅违背了成长规律，也加重了幼教工作者的身心负担。
虽然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已决定取消入学评估测试，以避免对儿童造成歧视和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零门槛”未必是好事。我们需要评估，但评估的侧重点应放在孩子的自理能力、情绪稳定度及基本学习能力上。无可否认，孩子踏入小学前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这种评估能让家长清醒地了解孩子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此外，教育部招聘两万名教师的计划虽是好事，但这批非教育背景、边教边学的准教师，能否应对心智尚未成熟的低龄生，依然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教育不应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实验。我们认同教育部改善制度的努力，但在衔接未明、课程未定的前提下，这种仓促的推行方式，恐怕只会给本就脆弱的教育体系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