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医生”说—— 一次难忘的作文审题教训
2026/04/19 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副刊
~作者：谢月云
1960年至1963年，我在泗水中华中学就读高中。那时，学校学生会每年都会举办作文、绘画、歌唱等比赛。高一那年，班主任选派我参加作文比赛。比赛规定严格：各年级推选代表参赛，不得携带字典；题目当场写在黑板上，立即动笔，不得询问题意；限时一个半小时，一律用钢笔书写——那时还没有圆珠笔。
我至今记得，那一年初中组的题目是“看医生”，高中组则是“一个阿飞的转变”。我一见题目，便埋头疾书，一口气写下一千多字。结尾处，我引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中的名句，虽未能完全准确，却也写出了大意。出乎意料的是，作为高一学生的我，竟获得了第一名，喜出望外。
然而，更令人难忘的，却是初中组的一场“集体误读”。“看医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表达，意思是去医院就诊，请医生看病。但大多数参赛学生却将其理解为“探望医生”，于是纷纷写成拜访医生、慰问医生的故事，结果通篇偏离题意。只有两位同学准确理解了题目，写的是生病求医的经过，最终分获第一、第二名，而第三名则空缺。
这一结果令评委们哭笑不得，也给在场的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课：写作文，首要之务是审题。题意一旦理解错误，文笔再好，也只是南辕北辙。这件事过去多年，仍令我记忆犹新。
回想当年，我们的中文虽是第一语言（当时我们皆为华侨子弟），但中文教学并不系统。课堂上少有语法、拼音和声调的讲解，教师本身口音各异，夹杂着客家话、闽南话等方言，只要能读、能写、能背，便算达标。直到华文教育逐步恢复之后，约在2020年前后，我才有机会参加汉语培训，并修读华文教育函授课程，系统学习拼音、声调、语法、文字、语言、教学法、儿童心理学与修辞等等，也才真正理解主语、谓语、宾语等语法概念。此时，中文已从我们的第一语言转为第二语言，但教学反而更加规范、完整。
再往前追溯，日本侵占印度尼西亚时期，我们全家从乡间逃难至庞越（Probolinggo）。我七岁直接入读小学，未曾经历幼儿教育。记忆中，一年级的中文老师手持藤条，神情严厉。课堂上，我们反复背诵注音符号：“ㄅ、ㄆ、ㄇ、ㄈ……”直至“ㄚ、ㄛ、ㄜ、ㄝ……”，却很少讲解发音要领。若背不出来，便要挨打。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习格外用功。所谓“严师出高徒”，那些通过死记硬背掌握的内容，反而深深铭刻于心，至今未忘。比如当年反复书写背诵的“牛羊草花树鸟门窗瓜豆鱼肉”（繁体字），至今仍能脱口而出。
从童年的机械记忆，到青年的写作比赛，再到晚年的重新学习语言，我逐渐体会到：学习不仅需要勤奋，更离不开正确的方法与清晰的方向。而那一次关于“看医生”的集体误读，则让我始终铭记——
无论写作还是人生，第一步都是审题。方向一旦偏差，再多努力，也可能南辕北辙！
奖励华文A等考生，了不起
2026/04/16 星洲日报/东海岸
~作者：郭兆堂
日前，我在电子报浏览到一则新闻：柔州居銮县明吉摩州议员周忠信于办公室颁发100令吉给在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获华文A等的学生。阅毕，我对此举振臂欢呼。
在此，我稍微为大家科普一下：所谓的A等，即A+、A和A-。
坦言，考生想要华文获得A等成绩存有难度，而A+的佳绩更是难上加难。与其他语文科目相比，特别是淡米尔文，其A等的百分比往往令华文老师咋舌，虽难以置信，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再科普多一点：在中学，就读华中的学生责无旁贷地在中五会考报考华文，至于在国中肄业的学生有“选择权”。
故此，一些进入国中求学的华校生，中一时就不上华文班了，不然逐年当华文班逃兵，拒绝在中学接受难得的母语教育。
把话说白了，尤其是国中生，他们坚持在大马教育文凭中报考华文，实属校内华文班的中坚分子，亦是华文老师乐于教学的推动力。
甭管考试成绩是如何，这类学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值得给予如雷的掌声。至于华文获得A等的考生，有心教育人士颁发奖励金则是对他们努力学好华文，考好华文成果的一大肯定。
据悉，去年报考华文的考生人数减少了1932人。此纪录不会是最低，来年可能会更低。
这警钟年年皆响起，令关注中学华文教育之人听后冒出一身冷汗，若说不忧心如焚，纯属虚言。周州议员现金奖励华文考获A等的学生，我衷心希望此举能发挥抛砖引玉的精神，带动“你做我也做”的效应。
奖金虽不多，却深具意义，对壮大中学华文班是天大的助力，了不起！
马来西亚教育的“隐形危机”
2026/04/17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建通
近年来，马来西亚教育在“入学率”与“升学率”方面屡被视为成功典范。然而，多份国际报告与本地数据却揭示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学生虽然持续升学，但学习能力却在下降。根据相关教育报告数据显示，低年级（Year
2/3）学生数学达标率高达约98%，小学结束时降至约83%，进入中学后更大幅滑落至约56%。这不仅是成绩波动，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学生“越读越不会”。
这一现象正符合国际教育界所警示的“学习危机”（Learning
Crisis）。世界银行指出，全球许多国家虽已实现接近普及的入学率，但学生却未能掌握基本读写算能力。换言之，教育系统实现了“让学生进学校”（Access），却未能确保“学生真正学会”（Learning）。
在马来西亚，这一问题同样被多项权威报告所印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Education
2030 in Malaysia》报告明确指出，小学阶段学习表现良好，但随著年级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尤其在数学与阅读理解方面，学习差距逐步扩大。此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在《Global
Report on Teachers》及相关教育监测报告中也强调，单纯提高入学率并不能代表教育成功，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才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
从理论上看，这种现象可归纳为“Access
vs Learning Gap”——教育系统在“进入机会”上表现优异，但在“学习质量”上却持续失效。这种落差，揭示了教育系统深层结构的问题。
首先，是“基础学习断裂”（Foundational
Gap）。学生在低年级阶段能够应付基本内容，但由于理解不深，一旦进入中学面对抽象与复杂知识，便难以继续。这与教育心理学家
David Ausubel 所提出的“有意义学习理论”高度一致——新知识必须建立在稳固的旧知识结构之上，否则学习无法持续发展。
其次，是“自动升学制度”所造成的“假性进步”。学生即使未完全掌握知识，仍然可以顺利晋级，形成一种“形式上的成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亦指出，这种制度容易掩盖真实学习水平，使学生在后期面临更大的学习困难。
第三，是“评估与学习脱节”。在低年级阶段，评估往往侧重记忆与重复练习，学生可以通过训练获得高分，但缺乏真正理解。当进入需要分析、推理与应用的学习阶段时，能力不足的问题便全面暴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其教育研究中明确批评，这种“表层学习”（surface
learning）无法支撑高阶认知发展。
第四，是教学方式仍然以应试为导向，忽视思维训练与深度理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指出，教师专业发展若只停留在培训层面，而缺乏实践与协作，将难以真正改变课堂教学质量。这也是为何许多教育改革“看起来在进行”，但学习成效却未显著改善。
此外，社会因素同样不可忽视。《Education
2030 in Malaysia》报告强调，贫困、家庭支持不足及学习动机低落，均会影响学生持续学习能力，甚至形成“隐性辍学”——学生仍在学校，但学习已停滞。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教育领域本身。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国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指出，学习成果与未来收入及国家竞争力高度相关。若学习质量持续下滑，将削弱国家长期发展潜力。
面对这一挑战，国际经验提供了清晰方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建议，教育改革应从四个方面著手：其一，推动以理解为核心的深度学习，而非单纯记忆；其二，建立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PLC），促进教师之间的协作与反思；其三，利用数据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情况，而非仅依赖考试成绩；其四，优先强化基础学习能力，确保每位学生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
教育的真正成功，不在于多少学生进入学校，而在于多少学生真正学会。当98%与56%之间的落差持续扩大，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关键问题：教育系统不能只“推进学生”，更必须“保证学习”。否则，所谓的教育成就，只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幻象。
学生比老师更快的AI时代
2026/04/15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赵绍球
“当学生比老师更快时，老师的价值，往往不在答案，而在提问。”
最近在课堂上，我越来越常遇到一种情况：学生完成作业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
有时候，我还在说明作业要求，他们已经用AI生成了几张概念图；我还在示范一个步骤，他们已经试了几种不同的做法。
那种“快”，不只是熟练，而是一种时代带来的差异。
我并不会因此感到不安。反而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学习关系。
过去在广告公司，我是从设计师与完稿师身边慢慢学起。看他们操作，记下方法，再自己反复练习。
很多东西，是靠时间累积的。
后来当老师，我也习惯用类似的方式教学：示范步骤、讲解工具、让学生跟着做。
但现在，这种节奏正在改变。学生不再只是“跟着做”；他们会先尝试，然后再来问。
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告诉我：“老师，我这样做可以吗？”，而他们的方法，是我没有教过的。
那一刻，我反而需要停下来，看一看他们在做什么。这并不是权威的削弱，而是一种角色的转移。
在AI的辅助下，获取方法变得容易，尝试的成本也降低了。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更多可能性。
于是，老师不再只是“传授方法的人”，而更像是“协助判断的人”。
我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
我不再急着示范所有步骤，而是先让学生尝试；我不再急着给答案，而是多问几句：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觉得这一张好在哪里？”
“如果要改，你会先改哪里？”
有时候，他们答不上来。
但也正是在这些停顿里，思考才开始出现。
AI让学生更快进入创作状态，但也可能让他们更快停在“差不多”。而老师的角色，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不是把他们带到终点，而是让他们多走一步。
在课堂里，我常看到一种新的画面：学生一边用AI生成图像，一边互相讨论，有人修改提示语，有人调整构图，也有人干脆重新绘制。
那不像传统课堂，更像一个不断流动的工作现场。
我站在一旁，有时候提醒，有时候提问，有时候只是观察。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一件事：教学本身，也在改变。
从“教学生怎么做”，变成“陪他们学会如何判断”。
学生比老师更快，也许会成为常态。
但速度，并不是全部。
真正重要的，是当他们停下来时，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面对选择时，是否有能力说出理由。
从手工到电脑，再到AI，我经历过不同的学习方式。而当今，我也在重新学习如何当一个老师。
不是更快的那一个，而是更慢一点的那一个。
慢一点地看；慢一点地问，也慢一点地，让学生自己想。
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里，老师可以留下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