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族国家到多元文化主义
2022/06/1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在多元族群、教群或语群的国家，如何使不同群体间能够产生体戚与共，共存共荣的一体感，是个备受考验的挑战。
传统的做法是，统治精英集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如国籍法，归化法，公务员雇用法，兵役制，国家操控的传播工具，特别是教育与语文政策来实现这个愿望。这些多样的手段可称为国族建构的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各文化意义的族群转化为政治意义的国族，也就是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国族国家，是一种民族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国与族合一的国家。
这种手段是18与19世纪各主要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方法。幸或不幸二次战后纷纷独立的许多新兴的多元族群、教群、语群国也有样学样采用这一手法。只是，世异则事异，18与19世纪通用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手法未必适用于20世纪，因为20世纪也是第三世界诸国政治觉醒的时代。
一国内的多元族群均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保存与发扬各自特性的必要性，且这个觉醒又常与现实资源分配或竞争相关。这就使传统国族国家的手法变得备受争议。
比方说，许多新兴国在争取政治独立的去殖民化斗争中，常使用争取民主与民族自觉与独立的口号。这个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的斗争口号，也确产生极大的群众动员力量，终而争取到独立自主，可随后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国族国家？
通常做为是，复制18与19世纪的西方做法，用多样的国族建构工具来企图实现新的国与族合一的国族国家，可已觉醒的多元族群、教群与语族之间，已难达成国族建构的共识，而是各持己见，各不相让，各有所坚持。
在这种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主要群体，若也掌控了主要的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关，特别是军警人员，便有可能要用软硬兼使的手段来强制各少数群体放弃自己的特征与个性，融化入多数群体中，如泰国、缅甸和大马。实则，多数的新兴多元族群国均采用这一手段，其后果通常是内争，内乱甚至内战不止，如缅甸。这里也突出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悖论（两面性）。
民族自主自决可说符合民主的内涵，可问题是，谁的民主，谁的自主自决？若按照民主的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基本，应该是多数说了算（即多数原则），可多数决或多数统治又常与尊重少数发生冲突，即如果少数群体不愿意被同化入一个主流群体的话，这个矛盾如何处理？少数群体有没有权力与权利退出这个政治实体自行组成自己的国族国家？
缅甸、菲律宾、印尼、泰国等都不同程度地面对这个挑战。这也是许多国家包括发达民主国如英国、西班牙等面对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矛盾常诉诸武力，如1960年代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便因此发生内战死伤上百万人。
通常情况下，若少数群体是新近移民的话，新近移民若人口少与分散而居会较易被化入主流群体中。只是，若相对少数的群体是世代聚居于一国之内，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自主性要求，要么分离自主，要么与主流群体组成民族联邦，如印度、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南非等。
就大马言，东西马之间也可说是民族联邦制，若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混居而非各自聚族而居于不同地区如西马的巫华印族，那又应如何处理？
一个方法是走协同体制，如一种权力分享制，如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与瑞士等均曾在不同时期采用过这一分权模式。可以说，这是种在性质上反多数决的模式。也就是不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走和而不同的共识原则。这里的重点是共识而不是民主的多数决，也有人称之为共识性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而不是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
其重点在于让相对少数群体享有安全感，其方法是让相对少数拥有合理的，甚至超额的政治代表与享有否决权，也就是若多数群体不尊重少数可使用否决权，否决掉多数的议决。
当然，这种制度安排的可能后果之一是，常出现僵局。这是个安全对民主（多数决）的矛盾。是否真会如此，就取决于执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了。
这里涉及了一个公民学或公民教育的课题，特别是公德心、公益心、自然公正感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它要求公民不但要有教育也要有教养，有文凭也要有文化，有学历也要有学力。其核心则是公民要从公民身份为团结的纽带，而这个公民身份也是一种资格，即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民或享有平等无差别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也要求公民要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品质，特别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同理心与共感心。
有道是“相爱容易相处难”，不同族群要和平共处甚至做到把不同文化宗教信仰与语文的群体视为一家人，更是不易。尽管如此，即然事实上彼此已是长期混居共处，就不得不在这现实基础上寻找共存共荣的双赢策略与思路。只有改变思路，从一个国家，一种国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思路转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才是出路。唯我独尊心态只会致成无谓的双输与内耗内斗内争。
自197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与政策已成了趋势。这里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策不仅仅指包括各种多元多祥的文化，也包括平等对待各类弱势群体如少数族群、女性、残疾人、同一族群中的弱势群体与低端收入群体。
伸言之，这是个跨文化跨族群理念，是建立在基本人权与人类自然公正感基础上主义与政策。可以说，它是人道主义与一国国民道德进步程度的指标。其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多种政经文教面的因素。其中公民教育是其价值与思想基础。因为没有基本的国民共识，就难有可行之久远合乎多元族群国的公共政策。
陈修信与华人教育
2022/06/11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方奕鸿
【寻找时代出路的人·第四篇】
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最大的分别是语文，华文教育以中文为主，华人教育则包含中文以外的其他语文。陈修信关心华文教育，更关心华人教育。
他认为华文教育对文化传承很重要，必须保存，因此通过宪法保障，确保其能够自由的在马来西亚教受与使用。但是，出身商人世家，执掌财政部，陈修信强调华人必须学好英文。英文作为国际、商业与科学通用语言，不懂英文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掌握好英文才能让华裔子弟获得体面生活。
截至1960年代末，马来西亚只有一所马来亚大学。当教育部于1967年宣布收紧学生到国外升学条件时，直接打击的是未持有政府承认文凭的华文中学学生。
为了解决独中生升学难题，董教总发起建设独立大学，获得华社响应。这项宣布引来了马来社会反对声浪，东姑也出面要求董教总放弃建华文大学计划。
鉴于族群情绪升温，陈修信从族群融合、教育专业、大学经费支持及华校学生未来出路等观点探讨华社办大学的挑战，并要求独大发起人考虑后果。他说：“这是一项绝顶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民族，在过去，曾经由我们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被隔绝起来。在以后，因为这项倡议的结果，又很可能一再由这个多元社会继续隔绝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是医疗所产生的效果，比疾病本身还要更坏。”
他同时反建议，由马华公会发起创办一所工艺学院--拉曼学院，吸收需要受职业和技术训练的华校生，并保证由政府给予资助和支持。
即使是马华公会发起的拉曼学院，在当时也被马来社会大肆抨击，认为这是一所马华学院，并认为学院用英文教学将弱化和贬低马来文作为官方语文的地位。时任全国伊斯兰学生会总秘书的安华就指责拉曼学院的设立是“华人种族主义者的有序行为，其终极目标将是设立一所华人大学。”
学院属全体马来西亚人
陈修信在1973年拉曼学院动土仪式上说道：“学院在建国的过程中，提供我国青年教育机会，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因此学院是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的。”
陈修信认为，在当前马来西亚的环境下要成立独大比铁树开花（英文俚语：when
hell freeze over）更难，以强调独大不可能获得批准建设。他邀请独大与拉曼学院合作，一同建立完整大学，使大学受到国内外承认，让学生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出路。
他补充：“华人是最切实际的民族，我们都可以清楚地分辨真假是非。更重要的，我们不能行差踏错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采取适当的行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1969年5月10日全国大选，马华公会惨败，随后发生建国史上最严重的族群流血冲突—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
寻找时代出路的人,他们说……
2022/06/13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方奕鸿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斌老师在评述我的著作《陈修信与马来西亚华社关系研究（1961-1974）》时说，马华公会第三任会长陈修信是一个寻找时代出路的人。
谨此摘录学人、时人对族群关系与语文教育问题的看法，分享与大家。
学人何启良说，陈修信无法理解华教人士护根感受。何国忠说，理解和重视族群和谐关系，让陈修信在处理事情上充满顾虑，进退失据。黄文斌说，陈修信是个务实的人。章龙炎说，陈修信无法扮演出色的政党领袖，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
学人陈绿漪说，为达致族群融合，英殖民政府推行以英文为共同语文政策，教总担心华小最终被关闭或改制而展开华教运动。郑良树说，独立后华教地位每下愈况，教总不得不争取华文官化。Margaret
Roff说，语文政治主导马来西亚建国进程，联盟语文政策不只招致华教人士不满，也面临马来教总抨击。报人张木钦说，东姑因为8000名马来教师退出巫统，而辞首相职，到全国各地向基层解释。
学人崔贵强说，英国人曾提出对华社有利的马来亚联邦宪制，但是华社心向祖籍国，不够重视，马来人则群起抗议，巫统成立，英国人向巫统妥协。
Tregonning说，陈祯禄发动罢市抗议失败，最终换成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宪制。谢文庆说，《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确认了马来苏丹主权与马来人特权。马来西亚本质就是马来民族主义国家。王赓武说，马来亚民族主义的核心由马来民族主义，及巫华印联盟理念组成。
学人陈庆珠说，马华的创立是为了捍卫华人公民权。王碧君说，马华在与巫统谈判时没有太多筹码。J.M.Fernando说，陈修信在独立谈判时坚持在联邦宪法中加入基本而必要的保护性条款，保护了非马来人权益。
教总无党无派
独立初期，副教长朱运兴说，当前政治环境无法落实华文官化，除非采取革命性步骤。马华第二任会长林苍佑说，马华着重政治折冲，在处理事情上须审时度势，不能像董教总般能够畅所欲言。教总第三任主席林连玉说，教总无党无派，希望华文官化在大选前有满意答复，不然，教总不会再停留在马华华文教育委会内。
1960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华裔家长对华人语言文化有情意结，但是为了儿女日后较广出路，多数选择送儿女入英校，因为他们的将来取决于是否能掌握英语。教总第六任主席、马青全国副团长沈慕羽说，华文官化不成功，即使我不叫，全马华人也会叫起来。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说，政党目标不变，政治路线却可以迂回，可进行先进行，需固守要固守，否则便是瞎干蛮干，必然招致失败。学人曹淑瑶说，马华处在巫统与华教人士之间承受双边压力，吃力不讨好，最终失利于1969年大选。
忍耐是有限度的
1969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国父东姑说，假如华社能让这么好的领袖难堪，他们下一步将是什么呢？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说，东姑对华人的宽容，造成五一三种族流血冲突，毁了马来人生活。时任副首相依斯迈说，如果继续不生不死，巫统将与联盟伙拆伙分离。陈修信说，在选举成败与建国目标之间，马华不介意付出被看扁代价，期望在建国路上达致团结各族目标……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970年以后，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说，政府以巫统为支柱，所以由巫统决定组织什么形式的政府。学人Gordon
P.Means说，自阿都拉萨掌权后，马来特权地位成为事实，成员党间的均衡平等主张逐渐被侵蚀。
我说，这是时代赋予那代人的使命。陈修信、林连玉、沈慕羽在考验面前做出了认为对族群最好的选择。人们可以不认同陈修信的立场与看法，但是不能否定陈修信在时代局限中，依然穷尽所能，寻求突破和维持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生存权益所付出的认真和努力。
我同意黄老师的看法，陈修信是一个寻找时代出路的人。
正视网课
2022/06/1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李文传
世界是越来越平也越来越快，这在过去20年通过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一场超过两年的疫情，更是映射出这个越来越平且运转得越来越快的世界景象。这其中，跑得最慢、追得最喘的，是人。
教育路上，只有两种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网课时期突如其来地到来，与冰河时期的优胜劣汰相似：适者生存。有人且行且适应；有人自主努力加餐饭。然而，也有人载浮载沉、挣扎著多吸一口气多活一秒钟却往往多吞一口水。
时间是世上唯一的永动机而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在上面安了一个加速器，没有回头路。来不及适应的教育，这一头的教育者学著课堂工具期盼著学习效能荣光再现，受教育者仍依赖填鸭的喂食器，却又不情不愿而在镜头另一端自顾自的乐，致使教育者感觉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一如既往的，大家都将目光投注在学习的成败上，却忽略挫败正如兽吞噬教育者的心灵。当新鲜感的胃口被养得越来越大，当课程进度逼迫著让人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一种消耗，当朋友间的聊天玩笑、连续剧的狗血剧情、各种长短视频以及社交平台不费吹灰之力勾摄了受教育者的魂，课堂工具与学习方法的推介、教学未能抚慰心灵，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只是仍被认定这就是救赎。
网课冲撞了旧方法，促进了学习心态与方法的改革。这诚然不假，但被过度强调便徒为一个虚浮的口号。网课即将成为过去，却也即将成为未来。口号不该只是楼梯响。教育真正需要加紧脚步追赶的，不是学习工具或教学方法，而是教育应该以启发与自主学习为目标的进程。学习思维的需要维新，向人工智能学习。
“机器学习”是通过深度学习，利用收集来的资料多练，进而通过熟练的经验推及新资料。这似乎一直都是教育的目标，然而因为应试所以教育都只停留在半路，只要多练到熟练的技术操作。所谓的收集来的“资料”也需要被检视。
以我中文本科而言，到我们这一代为止，是通过了大量的阅读来培养阅读能力的，有点熟能生巧的意味，所以往往进入了文学系才惊觉自己其实根本不会阅读，又开启下一段进阶的阅读旅程。现在的少儿缺乏阅读是不可逆的事实，因此现在的教育就只能走“阅读训练”这一途径吗？还是应该把阅读扩展到更多的层面让他们仍然“大量阅读”？
什么是现在的少儿、未来的社会栋梁需要的“阅读”？如何让他们学会阅读各种媒体，进而发展媒体识读的能力。教育者需要协助，教育者需要帮助以摆脱课本是教学唯一的官方媒体的认知，否则他们只能沉沦在挫败中。同时，受教育者必须共同承受教育者的挫败，逃逸者将被指认为叛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