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陈修信、华文、华教
2022/06/23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罗汉洲
1956年，英国委派一个由李特勋爵领导的调查团来马来亚进行调查，以便为马来亚拟订独立宪法。
该团收到131份备忘录，联盟三党备忘录的内容大致如下：独立后，保持马来人特权15年、马来语为国语，英巫语为官方语文、独立前在槟、甲两地出生及独立后在国內出生的华印人自动成为公民、在我国住滿5年者可申请公民权、语言考试暂停1年。
李特调查团在翌年2月发表独立宪法报告书，内容几乎是联盟备忘录复印本。惟保留马来人特权15年条文则不知在哪一次修改时被删除。
马华弃争官方地位
至于华团要求列华巫语文为共同国家语文则完全没有提到，原来联盟三党在1955年已决定国家语文政策，马华放弃为华文争取官方地位。最后，联盟委陈东海草拟独宪法，经联盟小组讨论后，带往伦敦作最后的独立谈判。换言之，宪法内保护华人母语教育的条文是联盟小组集体的决定。
有人说，华淡小不违宪的判决所引用的宪法条文，“就是陈修信当年所写入的”，此话不知从何说起，1955及1956年时，陈修信仍是二线领袖，他上面尚有陈东海、李孝式、梁宇皋等人，但他个人就有“写入宪法”这样大的威望吗？愿闻其详。
把陈修信推出前台
1959年，东姑阿都拉曼为了要架空强硬的林苍佑，于是把陈修信推出前台，且不讳言陈修信是马华的领导人，当时华人乃戏言华有2个总会长，一个是党员推选的林苍佑，一个是“钦点”的陈修信，陈修信乃仕途顺遂。
“陈修信认为一个失根的民族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因此华教必须获得保存”。在下孤陋寡闻，从未听陈修信讲过这样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文件、记录可证实陈修信确实有这样开明的思想，懂得维护母语教育，抑或为了美化他而强把这思想套在他身上？
在1950及1960年代，有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之分，后者是指华人接受非华文教育，如独立前的华人从小就在英文学校念书，是为华人教育，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华文，不懂华文华语，不少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甚至以“I
don't speak Chinese”为荣，当时我们揶揄这些人为“高等华人”。
“陈修信关心华文教育，更关心华人教育”。我不相信他关心华文教育，因为每当党内有人重提华文教育时，他就以“种族关系”压下，但我相信他“更关心华人教育”这句话，因为他在1961年正式出任马华总会长后，马上就配合巫统腰斩华文中学，华人在华小毕业后就须进入国民中学接受华人教育，尚幸时代不同了，华裔知道掌握母族语文的重要，所以如今已罕见高等华人了。
从创党就轻视华教
马华从创党开始就轻视华文教育，受东姑委任为联盟总秘书的陈东海“知恩图报”，在谈国语问题时说，华文是非常难学的语文，我就学不来，要巫印人学华文、讲华语是不可能的事；他又说，你们看现在的国语考试成绩，华印人甚至超越马来人。因此以马来文为唯一国语是正确的（以上资料取自张木钦著《民族先锋之歌》及《南洋商报》22-12-2000“社会契约的初版衍变”，作者为利支）。
这其实是马华当时领导层的共同心态，梁宇皋曾痛责林连玉是江湖卖艺人。我非常惋惜陈东海不能长命百岁，不能看到今日华小有20%非华裔学生，也有马来教师教导华文，也看不到华印人的国语考试即使超越马来人，且又考得10个A以上，但又如何？
废考以后可以做甚么
2022/06/22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王德龙
随着小六评估考试的废除，中三的PT3也进入了历史。一个阶段的过去，表示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不是政策落实以后此下便没有事情了，而是政策落实以后，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开展。学子们从备考的忙碌中解放出来，如果填补的是更多玩手机、打游戏、无所事事以及种种懒散的行为，废考的缺点或许还要比优点来得更大。成人们努力地为未来人生而奋斗不已，学子们反而在虚度光阴，这自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现象。
近数十年来的教育政策，确实把人过度地压榨了。各种评估、测验、考试以及补习，逼迫大家放弃了种种可能的兴趣，甚至还疏忽、放弃了亲情以及友情。人生不仅仅只是成绩，而人生前阶段的成绩不一定就确保人生后一阶段的品质。从容而充实的成长与学习，更利于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过渡和衔接。
关于学习，宋儒朱熹明确说过：缓着期限，紧着课程。对于学习，实在不应该过于逼迫和局促。期限的压迫，总会让人渐渐地厌恶学习。
教师不能在课堂上充分发挥，一切都必须在局促的课纲中赶进度时，教学的乐趣以及质量，自然也就降低许多。让期限缓和一点，教的人兴致勃勃，学的人亟亟渴盼，教与学的质量必然可以提升。期限的宽缓所可能导致的问题自然是过于散漫或者懈怠，因此该紧的地方还得抓紧。
从个体生命言之，古代教育的精神，其实就是回归到每一个人的自觉、自律、自主、自发以及自爱。外在条件的种种限制，总比不上发自内心的自我管理。也可以这么说，古代的民族教育，其实比目前的教育更自由，也更加丰富。
因此，减少全国统一考试的次数，某个层面上是接近华人古代教育模式的。问题只是从恶性竞争解放出来以后，从初期不得已的建设松绑出来以后，学子们是从容学习，还是虚度人生，这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孔子的教学中有“游于艺”一项，也就是除了典籍的学习以外，琴棋书画甚至武术，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借鉴孔子的教学内容，废考以后多出来的时间，除了必要的休闲以外，年轻人是否可以增添文艺、运动乃至于武术的学习，其实是家长和学校可以考虑的方向。
在人工智能（AI）越来越发达的年代，死记硬背的方式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一切机动性的工作皆可为机器人所取代，人从机械化的操作中解放出来以后，更应该回归到智慧以及仁德的开发上。创造能力的开发，可以免于机器人取代的窘境。因此，不管是宗祠、会馆或者文艺团体，如果可以把握废考的机遇，引导孩子们学习文化、历史、艺术、运动以及武术，从知识以及技能的教育，转向真正人的教育，不管是活化宗祠、会馆的功能，还是改善文艺团体的生存空间而言，其作用和意义是极其巨大的。
须要赘言的是，从公平和公正的角度考虑，考试制度是不能完全废弃的。合理的考试，同时也保障了素质。而从人生的角度观察，工作的应征是考试的一种，生命的困境是一种考试，至于人际的冲突也是人群对独立个体的测试。基于此，人们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否定了考试。
我與美里日報的淵源
2022/06/23 砂拉越《联合日报》
~文：柯忠佑
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华文的写作，初中二开始就与同学西成经常写一些散文短词投稿到报社。在学校也获得华文课老师欣赏，经常将我的作文拿去贴堂，这使我对华文写作更有信心。
1963年高中毕业后，1964年到淡武廊培育学校当了一年的校长，由于同学们不鼓励我在乡下当老师，因他知道在学生时代我敢为学生的福利或相关事务到校长室理论或写“学府风波”，“读者之声”。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中三时候，曾与华文课陈老师为书中的解译，闹出轰动校园的事。事由每次上华文课前，我都会先阅读看有关的课文、参考书或查字典的解说，在某一节华文课时候，我站起来问老师“如果我这样解译是否行得通？是否与老师的解说殊途同归？”年少的我料不到学生希望与老师探讨书中的解说会使他大发脾气，并马上走出课室。
该名老师叫校长处罚我，如果没有处罚我，他将不来授课。但好在校长明了事理，冷处理这事，三天后，校长没有处罚我，而老师三天后终究还是回到教室授课，我也因此被同学们公认为遇事不平则鸣的性情中人。
由于不适合执教的刻板行政工作，在同学的意见之下，我辞去培育学校的工作。从1965年开始在美里华联日报、卫报与汶莱星光日报服务、1968年获得美里日报社长黄克芳欣赏我的文笔，及在报社的文章敢说、敢写的个性，则约我见面之时，与我签下合约，做该报记者兼广告员。
但不久后，由于与同事意见不合，1970年辞去该工作，同年应诗华日报老板刘会湘亲自到汶莱与我见面之约，并聘请为该报在汶莱创设办事处主任兼记者。
办事处设在斯市苏丹街裕源号内，在写新闻之际，并招睐新户口刊登广告。汶莱“诗华日报“的汶莱前身并设开明号户口。
约两年后我获拿督林鹏寿创设之马来西亚日报聘为汶莱负责人，并提供我办事处（设在中华商会二楼）及住宿。后来沙巴华侨日报也注意到汶莱的市场，其社长拿督叶宝滋及经理林玉真筹措汶莱分行时后，特邀我加入发展队伍，全权负责在汶莱市场开疆辟土的工作，当时沙巴华侨日报的办事处设立在斯市侨联大厦二楼。
因为对社会中我认为不合理的事务不愿妥协，凡见不公，必借笔为文，在各报发表，带起舆论的做法，获得社会大众肯定，这也引起美里日报董事成员的注意，1975年4月1日，美里日报社长黄克芳、董事长督谢晋新、副董事长丕显拿督林德甫拜访我，并诚聘我为该报汶莱办事处主任，统筹新闻采访、广告召睐工作后升为汶莱区经理。
丕显拿督林德甫当年在会面中用闽南话对我说“自己人为做自己的报纸”，在美里日报期间 因董事成员对我的能力完全信任，经常嘱我代表汶莱董事参加在总社进行的常务会议、董事会议和股东大会 。
由于成家后，了解收入对公司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性，我对公司广告业务成长非常重视。
恰逢1975年开始，汶莱大兴土木，各种基础建设如雨后春荀萌发，吸引许多国外大企业到汶莱投资，汶莱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经济是前所末见的繁荣，无论是建筑材料、五金行、造砖厂、工程承包商、木材行、船务公司、汽车代理商、家电行等都纷纷涌现，百货公司实也随经济腾飞，民众购买力强，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而报纸是当时各商家向民众传递资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和方式，对报章投放广告需求因此水涨船高，而我在美里日报除了新闻采访外 也负责营业这一块业务，加上因采访工作及喜接交朋友的个性，与许多企业负责人等交情很好，因此逢节庆或商号新张、红白事， 这些朋友都选择我在报章上刊登广告。
因为这些朋友的广告支持和订阅，美里日报在汶莱报份销量的每日数百份升至每日数千份。我个人甚至囊括了80%的汶莱华文报的广告量，月营收经常达到4万元之数，可称美里日报成长的功臣而无愧。
我在美里日报的工作除了招收广告成绩获得报社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成员的赞赏外 ，在采访工作上也深获同事的肯定，因为当时通讯技术不甚发达，每天的新闻资料与图片需在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前备妥，由报车带返美里总部排版，印刷。因此我常常在晚上加班，以便顺利把资料送到总部，尽快把新闻刊出。
在新闻之外，我也写社论或“读者之声”，更曾经于一次元旦特刊中，豪写十篇，刊出大版，这记录至今无人能破。当时我为了写这些元旦特稿，多次到林梦长屋拜访达雅酋长，收集资料和给他们收集的古董拍照。也曾与消防人员到森林拍摄火烧森林和灭火的镜头，亦写了篇汶莱渤泥时期的苏丹王国的历史报导。
通常每一名记者只需交一篇元旦特稿，而我却写了十篇，加上广告方面的成绩，正是因为这些突出表现，让公司对我很欣赏和重视。
美里日报是我在报界最后一站，在这期间因我也设了自己的旅行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因经常带旅行团出国的需要，无法完全兼顾报馆的工作特向美里日报请辞，惟公司念及我对公司的贡献和广大且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开出报界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做法挽留我，为我保留职位、保留办公室、出国无需申批，每月还享津贴的待遇。这是对我年轻时候全心全意为公司的付出和打拼的一种肯定。
纵我近70岁才完全从报馆退休，但至今仍与报馆同仁保持良好联系，有些时候一些旧属也会在工作上咨询我的意见和协助，我也尽可能分享经验，让汶莱媒体专业顺应时代发展。
有很多历久弥新让我回忆的事，在报业同事里，最让我难忘的人是经常与我一起工作的“报车铁人”吴永良。
为了每天尽快把报纸送到汶莱读者手中，他每天凌晨4点前，就到印刷厂载报纸，五时赶到峇南河口。由于该处的渡轮6时30分才开动，为了争取时间，他必须雇小舟过河，每次都要把重迭迭的报纸从车上搬上小舟，过了河后，又把报纸一摞一摞的搬上河对岸的另一部车子，以接力方式，争分夺秒的把当天报纸经过七渡港关卡到诗里亚的泥泞路，送达汶莱各地。
有时候因意外没法通过小舟过河时，便只能无奈在峇南的渡轮前的小店喝早茶，等待渡轮过江，在70年代，美里到汶莱的陆路并没有像现在的平坦柏油路，当时除了一条在林中沿油管开设，一遇下雨便是大水坑和极易陷车的泥泞路外，便只能选择在海滩行驶，但海滩行驶又常会遇上整车陷入滩涂泥淖中，损失惨重的情形。但吴永良的无畏精神和遇事解决的坚毅态度，成功让报纸在决大部份时候，是顺利送到汶莱各地读者手中的。
第二位让我怀念之人是美里日报总编辑兼经理蔡士文。他是同事，也是老师。在报馆时候，教会我如何将拍了照片后，在暗房里从整卷菲林（摄相胶卷）中，剪下有曝光部份拿去冲洗（显影和定影），也安排我做新闻校对工作及其他有关出版、发行等知识的岗位，把我从一名原来只会写稿的愣头青年，培养成能独当一面的全能手。这一位谆谆教导，耐心指引的良师益友，不幸于澳洲逝世，依旧让我依旧感怀和想念。
我在美里日报工作后期（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当时的总经理郑隆发先生则是另一位让我怀念之人。温文儒雅的郑隆发在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他同时是一位能聆听职工意见的经理，也对报纸的发展投入很大的心力，会带动职工团结一致，为公司业务打拼。
我们的校长
2022/06/23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作者：黄建国（香港）
庄明哲老师是我们新友中小学的校长。求学时，总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威严、不苟言笑、严肃而认真的好校长。他有一对让人敬畏的眼晴，训话时产生一股不可抗拒的磁场。上课时，当远处传来皮鞋脚步声时，同学们很快肃静起来。偶尔有个别没留意的同学发出噪音，校长会用大家都熟悉的那一句“没有声音”告诫我们好好听课。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却从此把我们这代人教育成守规矩、听教有礼的好学生。
上世纪七零年代初，校友们相继由内地各地来到香港。到八零年代后期，由于来港的师生人数众多，在几位老师及学长的倡导下，再次组织起我们新中在港的大家庭，即今日的“三宝垄新中旅港校友会”。庄校长也在八零年代后期，来港与我们大团聚了，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由于大家接触多了，他不再是当年不苟言笑的校长，而是经常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者。“孩子们”也十分敬重他，每逢大年初三，部分校友相约到校长府上给老人家拜年，一起聚餐或上茶楼品茗共渡佳节。校长经常指导校友会的工作，对校友们更是疼爱有加。他不仅参加校友会的活动，每当校友为子女办喜事时，还拨冗亲临道贺，真 是 难 能 可贵！更难得的是在2001年，校长还与我们一起前往三宝垄，出席校友的盛大联欢会。那次几天的相处，闲聊中才知道我们是老乡，更是倍感亲切，从此便经常用闽南方言交谈。
2007年，敬爱的校长永远离开我们了。老人家临终前，叮嘱我们要好好保重身体，关心校友，团结校友，做好校友会的工作。借此母校七五华诞，愿我们新中各地校友，今后更加紧密团结起来，不分彼此，经常沟通，继续发扬新中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文化，把新友基金会及旅港校友会办得更好、更出色，才不辜负校长及先辈们对我们的负托与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