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1 星洲日报/花城
1949年，卢筱文与陆景隆率领润明学校毕业生前往自由新村参观留影，自由新村为现今亚沙华人新村的前身，也是战后森州华人社会发展的重要聚落之一。(拿督陆景隆提供) 
润明学校学生在校内演奏与歌唱活动留影，前排左起第三位女学生为笔者祖母、王坤德夫人陈秀英。 
陆景隆带领润明学校参加芙蓉华校联合游行。（拿督陆景隆提供） 
润明学校参加芙蓉华校联合游行。（拿督陆景隆提供） 
1953年，润明学校庆贺英女王加冕典礼。(拿督陆景隆提供) 
1947年，润明学校校友会成立，前排左四坐者为陆景华，前排右二坐者为陆景隆。(拿督陆景隆提供)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5岁的王亮杰硕士，是森州文史研究者兼收藏家，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四、抗战时期与民族意识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当时的南洋华侨社会对中国局势极为关注，马来亚各地华社纷纷发起募款、义演与抗日活动。
芙蓉华社也不例外，在润明学堂对面的草地，原本有说书先生讲述《三国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等故事，然而，抗战爆发后，说书内容开始转变为报纸新闻与中国战况。
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南洋华侨社会民族意识的高涨，华校不再只是教育场所，也逐渐成为传播民族思想与关注祖国命运的重要空间。
由于润明学堂位于附近，因此吸引更多学生前来求学，1939年，卢筱文租下金贝街7号新建排屋，学堂正式更名为“润明学校”。
当时，润明学校左右邻居分别为“振华学校”与“朱郁堂学塾”，形成一个小型华文教育文化圈，这也反映出战前芙蓉华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五、日本占领时期下的华教坚持（1942-194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自泰南迅速南下，英军节节败退，马来半岛局势陷入混乱。
当时居住在芙蓉市区的许多居民，因担心战火波及，纷纷逃往郊区与乡村避难，润明学校最初仍在危险环境下继续授课，然而随着空袭与军事行动日益频繁，最终不得不停课。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英军正式向日军投降，此后，整个马来半岛进入日本军政府统治时期，展开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
日本当局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企图透过教育、语言及文化统制，建立对日本天皇的忠诚意识，并削弱各族群原有的民族认同。
由于南洋华人社会长期支持中国抗日运动，加上华文学校被视为民族意识的重要基地，因此华文教育成为日军重点打压的对象。
许多华校被迫停办，大量教师、校董及华社领袖遭到监视、逮捕，甚至惨遭杀害，在森州，不少华社领袖及知识分子因遭汉奸举报而被拘禁在芙蓉警察局，受尽酷刑，部分更因此丧命。
当时许多市区居民逃入森林与偏远地区避难，但后来又被日本军政府强制返回城镇登记居住，使人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与压迫之中。
就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卢筱文却始终没有放弃教育工作，她深知，一旦华文教育完全中断，不仅学生失去学习机会，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将受到严重打击。
为此，她毅然冒险前往日本皇军教育局，希望争取办学许可。
最初，由于部分汉奸从中阻挠，她未能顺利接触教育局长，然而，她并未因此退缩，一星期后，她再次前往教育局，并与日本教育局长据理力争。
最终，日方同意她以教授珠算及记学科的名义复办课程，但条件是必须兼授日语，而她也需前往姑娘堂接受日语训练。
在此情况下，学校被迫改名为“润明珠算学校”，教室内也悬挂平假名与片假名字母表，以符合日本当局的规定。
然而，除了少量时间教授日语音符及基本单词之外，润明学校实际上仍以广东话授课，并继续教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华文教材。
这种表面上配合政策、实际上保存华文教育的做法，正是当时许多华教工作者在高压统治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保存策略。
在卢筱文的坚持与保护下，润明成为日据时期芙蓉唯一得以继续经营的华校，许多华人子弟因此得以继续接受教育，学生人数一度超过200人，分为上午班、下午班及夜学班上课。
其中部分学生日后更成为社会重要人物，例如后来担任芙蓉市长的黎邦彦及振华学校董事长许永祥等。
除了学生之外，不少家庭主妇也前来求学，使润明逐渐成为地方居民的重要精神寄托，在战争与恐怖统治笼罩下，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一处难得的文化空间与心灵避风港。
由于卢筱文始终维持与教育局之间的微妙平衡，日本当局后来也较少派员干预校务，使润明得以在艰困环境中持续运作。
从森美兰华教史的角度来看，润明学校在日据时期的存在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展现了地方华社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坚持，也见证了一位女性教育家在战乱年代守护华文教育的勇气与信念。
卢筱文所维护的，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条在黑暗岁月中未曾熄灭的文化薪火。
六、战后复兴与课程改革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亚逐渐恢复和平。各地华校相继复课，而润明珠算学校也恢复原名为“润明学校”。
战后的华文教育，开始面临新的转型，过去以文言文与传统教材为主的教育模式，逐渐加入白话文与现代课程。
润明学校也开始更新课程内容，除了保留传统文化教育之外，也增加白话文教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课文内容。
之后，在卢筱文游说之下，来自中国金陵大学的语音学者高季容女士受聘担任国语教师。这标志着润
明学校开始从粤语方言教育逐渐转向普通话教学。
其后，振华小学音乐老师吴越生与英文老师邓汉光亦前来兼课，学校开始加入音乐、美术与英文等现代课程。
在美术教育方面，学生透过《芥子园画谱》与马骀画册学习中国画，增进文化修养，这些课程不仅让学生掌握知识，也培养艺术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润明学校校歌也于此时诞生，校歌由吴越生根据粤曲《孔圣颂》改编与谱曲，内容充满对教育与师道精神的尊崇。
校歌歌词中所提到的：“大哉校宇，天助功成，桃李春风，倚师待训。传功德之远达,一均为人。持教育之普及，礼义周行。开我忱，锻我身，吾人吾人振起自立之精神。”，充分展现了润明学校对教育普及、人格培养与自立精神的重视。
七、英殖民教育政策与华校转型
1948年后，英殖民政府开始加强对华校教育制度的管理，政府规定未受承认资格的教师必须接受师资训练,学校课程也需接受督察。
当时芙蓉视学官黄仰英到润明学校视察后，认为陆景华、陆景隆与陆妙兰等人皆符合师训资格，因此建议他们接受正式师资培训。
同时，高季容也受聘担任师训班讲师，显示润明学校教师素质已获官方肯定。
1949年后，润明学校开始依照教育部规定调整课程与教学制度，夜学部更增设英语专修班，聘请英文学校教师授课，让日间工作人士有机会学习英文。
这反映出战后华人社会逐渐意识到英文教育的重要性，在殖民政府行政与商业环境中，英文能力往往与升学及就业机会息息相关。
因此，润明学校也开始从传统私塾模式，逐步转型为兼具华文与现代教育内容的综合性学校。
八、社会活动与文化教育
除了课堂教育之外，润明学校亦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
战前时期，每逢孔子诞辰、孙中山诞辰等节日，学校都会举办茶会、歌唱与舞蹈活动，端午节、黄花岗烈士纪念日等节日则会举行默哀仪式。
这些活动实际上反映出华校在当时所承担的民族文化功能。
战后，润明学校开始参与华校联合运动会、歌咏比赛与双十节花灯游行等活动，1953 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时，学校亦悬挂英国国旗与“ERII”布条表示庆贺。
这些现象显示，战后马来亚华校以其中华文化主题，逐渐融入殖民政府与地方社会中。
由于校舍空间有限，润明学校有时会租用中国青年益赛会大堂展览学生作品，或租用市政厅举办文娱晚会。
透过这些公开活动，学校不仅展示学生才艺，也提升地方社会对华文教育的认同。
（星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