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 《印尼新报》
~作者：（北京 51年届）梁英明
1931年5月28日，我 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 哇的文化名城梭罗市。 父母都来自广东新会。 岁月匆匆，如今已是耄 耋之年。
往事历历，却 又依然恍如昨日。 在那个特殊的火红 年代，在美丽的椰岛之 国，曾涌现一大批热血 沸腾的爱国华侨青年。 我不过是那个时代洪流 中的一个小水滴。然 而，从梭罗河畔的快乐 童年，到雅加达的战斗 生活，都是永远值得我 怀念的，因为它映照出 我成长的足迹。
从二战结束到60
年 代，在当时政治形势的 影响下，从印度尼西亚 到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 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化以 至对立和争斗。这正是 我从少年成长为一名爱 国青年的过程。青年学 生成为争斗的主力军， 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 当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 国行动和革命积极性， 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 潮流和前进方向。
半个 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 们重温往事，回忆走过 的道路，仍然可以感受 到当年的满腔热情，当 然也已认识到自己的天 真幼稚甚至某些过激思 想。当然，历史既不可 能抹去，时代也不会重 现，我们只能在不断反 思中进步。 梭罗中华学校 生活在印度尼西亚 群岛的华侨人数众多， 历史悠久。他们大都来 自广东和福建农村，未 曾受过什么正规学校教 育。为了让后代不至于 数典忘祖，华侨的众多 同乡会分别兴办了自己 的私塾，用方言讲授四 书五经等中文典籍。
直 到1901年巴达维亚（今 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 了中华会馆学校（简称 中华学校），印度尼西 亚华侨才拥有了第一所 现代华文学校。与过去 的私塾不同的是，巴达 维亚八帝贯街的中华学 校（简称八华学校）使 用国语授课，课程内容 也不限于四书五经，而 是包括国文、历史、地 理、算术、自然、音 乐、体育等。其后，其 他城市也纷纷建立同样 的现代华文学校，而 且都称为中华会馆学 校 （Sekolah
Tiong Hoa Hwee Koan)。 1904年，梭罗中华 学校创立。
1938年，我 开始在梭罗中华学校读 书。 我上学的时候，梭 罗中华学校还只是一所 小学，全校六个年级， 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共有学生约200名，教师 十几名。校长是陈梗才 老师。各地中华学校在
20世纪初年创立时，师 资都很缺乏，教师水平 也不高。1907年，清朝 在南京市创办一所专门 招收东南亚华侨学生的 学校，称为暨南学堂，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暨 南学校（中学）。1928
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 后，又发展为暨南大 学，仍以招收华侨学生 为主。印度尼西亚一些 华侨子弟从暨南大学毕 业后，返回印尼各地中 华学校担任教师。到我 开始上学的时候，梭罗 中华学校已有好几位老 师是暨南大学等高校的 毕业生。
我至今还记得 的有校长陈梗才及数学 老师侯长龄和英文老师 林璧良等。 20年代后期开始， 来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逐年增多，他们除在原 有的中华学校任教以 外，还创建了更多的华 侨学校，例如梭罗华侨 公学等。
中华民国政府 曾对海外华侨学校提供 一定的财政补贴，还指 定上海开明书局和商务 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专 供海外华侨学校使用的 教科书。因此，华侨 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 内容都是与中国国内的 学校“接轨”的。但 是，各地的中华学校比 其他华侨学校似乎更加 注重英文课程水平。例 如，梭罗中华学校三年 级就开始有英文课，用 的是英国出版的教科 书，称为“Royal
Crown Readers”，它的内容比 中国开明书局出版的英 文教科书更艰深一些。
刚开始上课时的印 象已经模糊不清，只记 得一、二年级的时候， 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都 是女生，男生似乎只知 道玩。从三年级开始， 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 进步，从此每个学期考 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 名。
父亲忙于店里的工 作，没有时间督促我学 习。只有当我在学期末 把成绩单带回家来给他 看的时候，他才高兴地 称赞我几句。每天上学前，父亲都给我一分钱 的零花钱。当时，这一 分钱可以买一小卷的糖 果或者一杯冰汽水。学校门口就有卖零食的小 摊商。 我在中华学校无 忧无虑地读到小学四年 级，1942年2月日本侵略 军占领梭罗时才被迫辍 学。 结缘羽球 在中华学校读书期 间，令我最为难忘的一 件事就是我开始学打羽 毛球。直到今天，羽毛 球仍然是我喜爱和坚持 的运动。 也许因为当时中华 学校的学生不太多，我 们的校长与学生家长之 间经常有联系。记得在 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 陈梗才校长就曾来到我 家。
他对我父亲说到我的学习成绩良好，要我 多参加体育运动，并建 议我打羽毛球。 实际上，我从小就 喜欢体育运动。当时， 学校有两张乒乓球桌， 还有一副单杠。我在课 间休息时，就常和同学 打乒乓球，或自己在单 杠上玩。学校的大厅里 有乒乓球桌，还有球拍 和球供我们玩，而学校 的操场虽有两块沙地羽 毛球场地，学生打球却 要自备羽毛球拍和羽毛 球。
因此，我此前从未 打过羽毛球。 父亲听从陈校长 的建议，给我三盾钱， 让我自己去买一把羽毛 球拍。我当然很高兴， 便立即到一家华侨开设 的“廉价百货商店” （Toko
Obral），花两 盾半［“盾”（rupiah） 是荷属东印度的货币单 位，印度尼西亚独立 后，仍使用rupiah为货币名称］买了一把“邓禄 普”（Dunlop）牌羽毛 球拍。邓禄普是著名的 英国体育用品品牌，邓 禄普公司生产的羽毛球 拍、乒乓球拍和网球拍 都是当年享誉世界的名 牌产品。
不知出于什么原 因，我从接触羽毛球以 后，就迷上这项运动， 乒乓球就打得少了。学 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 午四点到六点，我必到 学校打羽毛球。一起打 球的小伙伴就是后来成 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奠基 人的王文教和陈福寿。 他们和我年龄相仿， 但当时已掌握很好的 球技，而我则是新手。
因此，我总是打不过他 们。然而不久以后，我 们三个人的技术可以说 已是不相上下了。正好我和陈福寿的家相距不 远。我们打听到在我 家附近一家华侨开设 的“胜利商店”（Toko
Menang）里，有几位青 年店员常在星期天到商 店后面的梭罗河畔打羽 毛球，于是我们就加入 他们的队伍。每个星期 日早晨我起床后，自己 吃两块点心，就在门口 等陈福寿过来，然后一 起去打球。在那些打球 的成年人当中，有一位 叫许硕文的球技最好。 我们都叫他“硕文哥” 。这位硕文哥不但技术好，还热心教我们这两 个小孩子打球。
硕文哥 的球技灵活多变，尤其 善于运用假动作，让对 手防不胜防。快速反应 的“假动作”至今仍是 东南亚羽毛球运动员的 特点和优势。可以说， 硕文哥是我们的启蒙老 师。 梭罗广肇会馆 东南亚早期的中 国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 地方，为了相互帮助而 成立了各种同乡会。
这些同乡会给新来的乡亲 们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 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梭罗主要的华侨社 团就是四个同乡会，即 客属公会、和合会馆、 玉融公会和广肇会馆。 其中，广肇会馆可能是 人数最少的一个。父亲 尊崇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九一八事 变”后，父亲参加华侨 支援祖国抗日活动，后 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他热心为同乡服务，受 到大家尊重，曾长期担 任广肇会馆主席，直到
1962年病逝。 大约从1940年开 始，父亲让我和弟弟参 加广肇会馆的武术班。 武术班有十来个人，大 多是小学生，晚上在会 馆训练。
教我们武术的 是林振光师傅。在我们 这些孩子眼里，林师傅 是一位武术高手。他对 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从 不责骂我们，但要求很 严格。
我们跟林师傅学 了空拳、长棍、长枪、 三节棍、长凳和双刀等 套路。 舞狮是广东人的习 俗，因此梭罗广肇会馆 也有一支醒狮队。广肇 会馆的醒狮队逢年过节 都要出动，到一些广东 人的商铺拜年。商家会 送红包作为会馆的活动 费。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后，梭罗的华侨也以“ 赈济祖国难民”的名义 积极筹款支援祖国抗 日。此后，广肇会馆醒 狮队向商家拜年的目的 就是为祖国抗日战争筹 款。
到1941年，我已经
10岁，林师傅认为我的 武术学得还不错，于是 从武术班中挑选我和我 的表兄加入醒狮队。 我的表兄当时大约 有16岁，他已经有力气 舞狮头了，而我只能舞 绣球。我们醒狮队的绣 球不是用手拿住的，而 是将绣球安装在一根木 棍上，我要不断挥舞木 棍，让绣球飞速滚动， 引导狮子跟着绣球上下 起舞。为了让舞狮活动 更具有观赏性，商家往 往用竹竿把红包高高挂 起来，让狮子张嘴把红 包吞进去。我的任务就 是要高举安装绣球的木 棍，把狮子引到红包面 前。狮子“吃”了红包 后，就向商家拜谢。 三通锣鼓之后，狮子就 可以离开了。当大人们 清点收到的捐款时，都 感到很高兴。我当时虽 然还不懂得抗日救国的 大道理，但是觉得自己 能为祖国的难民出一点 力，心里也感到很自 豪。
日军铁蹄下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 本空军突袭夏威夷珍珠 港后，我从大人们的谈 话中，知道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本侵略军要“
南进”，梭罗恐怕不能 幸免了。小小年纪，对 战争的残酷不会有什么 认识。我每天照常上 课，只记得家里的玻璃 门窗都用纸条贴成了米 字形，以防遭到日军空 袭时，玻璃被炸碎伤 人。同时，家里所有的 电灯泡都罩上了黑布， 也是预防日本空军晚上 轰炸时看到地面目标。 但是，这样胆战心惊的 生活没有过多久，日军 也没有轰炸梭罗。大约 因为梭罗只是一座小城 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 吧。
1942年2月的一天， 忽然听说日本军队快打 到梭罗了。大家都不知 道战火会不会烧到家门 口，于是纷纷逃往乡村 躲避。父母亲收拾好一 点细软，便带着四个孩 子和我的奶奶一起逃到 郊外乡村。我们没有目 的地，只是以为离开城 市就安全。中午，我们 在乡下印尼人的小店里 吃了一点东西，隐约听 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 的枪炮声，不久就又逐 渐恢复平静。到傍晚时 分，听说日本军队没有 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 梭罗市区，于是父亲又 带着我们随着人流回到 家里。 听说梭罗的荷兰 人事先已经逃离，他们 的家也被当地人洗劫一 空，一些人扛着漂亮的 沙发、桌椅、收音机和 时钟等抢来的物品在街 上叫卖。
我们的家在华 侨商店集中的市中心， 没有遭到抢劫，算是幸 运。 至于早先听到的 枪声，原来是日军敲打 汽油桶和在汽油桶内燃 放鞭炮发出的响声。这 时，荷兰军队和前来支 援抗日的澳大利亚士兵 早已闻风而逃，印尼人 也不想抵抗。结果，日 本军队竟然不费一粒子 弹，用几个汽油桶就轻 易占领了一座城市，真 是令人哀叹。 占领梭罗的日本 军队似乎人数不多。他 们都驻扎在离我家不太 远的一座荷兰军队的旧 兵营里。
此后，日军也 许为了提振士气，也为 了吓唬市民，几乎天 天早上都有大约50名持 枪的日本士兵，举着日 本国旗和一面白布上写 有“武运长久”四个红 字的旗帜，列队在市区跑步，边跑边用日语高 喊：“一、二、三、 四！”他们的皮靴踏在 马路上的声音，听起来 十分恐怖。这时，街上 的行人都纷纷让到路 边，我们自然也不敢走 到街上，只能躲在门后 偷偷观看。 日本占领梭罗后 不久，听说逮捕了一些 华侨抗日团体的领导人 以及曾担任荷印军队军 官的华人。我后来从老 一辈人得知，梭罗有七 名华人被捕入狱，他们 是李赞冉、冯启明、李 云程、吴家咸、魏松 德、郭财源和曾永谋。
其中，李赞冉先生是梭 罗客属公会主席，也是 在梭罗的中国国民党和 抗日赈济会的主要领导 人，他被捕后曾监禁在 西爪哇的西冷（Serang） 和芝马圩（Cimahi）集 中营内，直到日本投降 后才获释。其余被捕的 六人分别为战前中国国 民党在梭罗的领导人以 及荷印军成员。我父亲 和李清波 （玉融公会 主席） 均曾担任梭罗赈 济会成员。
父亲曾被日军当局传召审问，并遭 日本军官掌掴，但幸未 被捕入狱，算是逃过一 劫。日军对华侨的残暴 统治，使我在小小的年 纪便开始萌生民族自强 的意识。 日军占领期间，华 侨兴办的华文中学一律 被取缔，我就读的梭罗 中华学校只有小学，因 此获准继续教学，条件 是不得开设英文课程， 而要改为日文课。
学校 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上 端，要加一条黄布条， 记得上面写有“和平建 国”四个汉字，以表明 学校归属南京的汪伪政 权，而不是归属重庆的 中华民国政权。 当时我还在读四年 级下学期，本来已经学 了将近两年的英文，这 时也要改学日文了。学 校里的老师原来都不懂 日文，日文课的老师都 是事先经过日本人短期 培训，他们学会几个单 词，就来教学生，现学 现卖，水平当然很差。 加上学生对学日文有抵 触情绪，也不愿意学，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不 过，国文、数学、自 然、体育等课程的老师 还是很认真教学的。 最令人难忘的事 是我们每周一早上的周 会。星期一上课前，全 校师生都要在操场上集 合，面向日本东京的方 向，首先一起唱日本国 歌。我们也不懂得歌词 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 日语发音唱。唱完日本 国歌以后，我们还要一 起用日语高喊：“天皇 陛下万岁”。日语“万 岁”的发音是bansai，与 闽南话“放屎”（pangsai） 的发音很相近。
于是，我们在喊“天皇 陛下万岁”时，就故意 放大声喊：“Tenoheika
pangsai！”（天皇陛下 放屎！）喊完以后，同 学们都偷偷发笑。校长 和老师可能听出来了， 但当时既没有日本人在 场，也没有录音可查， 这样的事自然没有人追 究。 神秘的“杨老师” 日军南侵前，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在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 中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组 织。我当时年纪小，自 然不了解详情，只是后 来从父辈口中得知一 二。
因为日本占领当局 封闭了所有的华文中 学，我在1944年6月小学 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 一天，父亲让我此后去 一位“杨老师”家里补 习国文。从此，我每星 期去上两个下午的课， 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直 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位“杨老师” 是一位中年人，个子不 高，但身体很壮实，皮 肤白皙细嫩，戴着一副 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当地华侨。“杨 老师”不会说印度尼西 亚语，也不会说爪哇方 言，他的夫人是一位土 生华人，穿着纱笼。我 不知道她是否会说汉 语，因为她从来没有 跟我说话，只是点头微 笑，也不过问我上课的 事。 “杨老师”似乎 没有其他职业，他的学 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我 不知道他有什么生活来 源，只见他家院子里养 着很多母鸡，可能是靠 卖鸡蛋为生吧。我从未向他交学费，也不知道 父亲给他多少报酬。
“杨老师”的国语 说得很纯正，显然不是 福建或广东人。他只教 我读古文，教材就是一 本《古文观止》。他对 文章内容只作简要的讲 解，然后要我背诵。
我能熟练背诵他教过的一 篇文章后，才教我学下 一篇文章。我记得他要 我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 韩愈的《师说》，接着 学的是《邹忌讽齐王纳 谏》《宋玉对楚王问》 《报任安书》《滕王阁 序》《陈情表》《诸葛 亮前出师表》《谏太宗 十思疏》《卖柑者言》 《捕蛇者说》《陋室 铭》等等，一共学了30
多篇，每篇都要我能熟 练背诵，才算及格。
“杨老师”从不 跟我谈时事，更不谈有 关抗日的事，只讲解中 国传统语言文化。
最后 几个月时间，却教我做 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怎 样设计调查问卷，以及 如何分析调查数据，等 等。当然，我实际上没 有机会去做任何社会调 查工作。当时，我并没 有感到其中有什么奇怪 的地方，后来回想起这 些事，才对这位“杨 老师”的来历产生好奇 之心。
无论如何，他决 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 师。不过，他确实让我 打下了国文的基础。 我家里有一部飞 利浦收音机，但日本占 领时期，当局曾将所有 收音机的短波封死，禁 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广 播。我已想不起从哪里 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到1945年8月底，父亲告 诉我，以后不用再去“
杨老师”那里补习了。
我也从此跟他失去了联 系。父亲没有告诉我停 止补习是什么原因，只 是不久以后，听说“杨 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 西亚，我不知道他去了 什么地方。这时，我 已经年满14岁，稍微懂 得一点事，才从大人们 谈话中听到有关中国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抗日组 织的事。我想，“杨老 师”显然是化名，他或 许就是中国国民党抗 日秘密组织的成员。
他能隐蔽在梭罗，当然 得到梭罗一些华侨的帮 助和庇护。他到底姓甚 名谁，父亲没有对我说 过，我当时也没有追 问。多少年之后，我才 开始寻找他，但至今不 知道他的身世和下落。 我希望他当年在梭罗的 时候，真是为抗日斗争 做了有益的工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