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拨款增减见仁见智
2020/12/02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占全国学校总数约12.72%的1300所华小，在教育部所分配的6亿2000万令吉维修拨款中，共获得7407万令吉。虽然许多新闻报道和政治人物在与往年的拨款做比较时，都用了“增加”这个字眼，但是华小获得的总拨款是否真的“增加”了，见仁见智。
这是因为教育部过去在给予各校的维修与提升拨款上，都是让所有政府学校（政府国小、政府国中、政府华小、政府淡小和政府教会学校等）共享一笔拨款，而各源流的政府资助学校则各有另一笔特别拨款。
以2019年为例，政府在预算案中给予华小5000万令吉维修与提升特别拨款，最终有822所政府资助华小（俗称半津华小）受惠，而当时的417所政府华小（全津华小），则是与政府国小、政府国中、政府淡小和政府教会学校等共享另一笔总额2亿5000万令吉的拨款。
由于5000万令吉拨款过去只开放给逾800所政府资助华小申请，而不包括逾400所的政府华小，因此，政府在2021年给予全国1300所政府华小和政府资助华小共7407万令吉，是否有真正意义的“增加”，就看各自解读。
然而，由于政府华小过去在与其他政府学校共享的拨款里鲜少受惠，如在2017年，只有1所政府华小得以进行维修项目，2018年则有34所，因此教育部在分配2021年拨款所采用的新计算方式，即根据学校数量和类型来分配拨款，实际上对416所政府华小来说，是有利的。
虽然希盟政府上台后，深知政府华小在此方面的艰辛，因此与公益金合作，最终让符合资格的404所政府华小受惠于总额2000万令吉的捐款，但是这始终不是政府拨款。因此，教育部明确规划2021年给予416所政府华小共2582万令吉拨款顶限，将有助以确保更多华小能获得拨款进行维修。
另外，大众不能忽略今年拨款的分配情况──希盟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给予政府学校3亿令吉和华小5000万令吉维修拨款，大家都以为拨款的分配模式照旧，即逾400所的政府华小与其他政府学校共享3亿令吉，而5000万令吉拨款只开放给逾800所政府资助华小申请，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教育部今年在发放拨款时，未遵循以往的分配模式，而是让政府华小和政府资助华小共享5000万令吉（其他源流如淡小和教会学校也是如此）。根据教育部长的国会回答，截至今年11月11日， 教育部已发放4709万令吉给367所华小。在受惠学校方面，今年的367所和往年的逾800所，有着很大的落差。
虽然新的拨款分配法是以每所政府学校6万2059令吉和每所政府资助学校5万4583令吉来计算，但是这未必就是下放标准，教育部仍需根据申请和破损程度来批准拨款。因此，究竟会有更多学校受惠，还是更少学校但是能获得较多拨款，还有待观察。
说到教育部采用新的计算法，对华社来说，有一点是需要担忧的，那就是增建华小和华中的困难。
在华小方面，自从国盟政府上台，马华或教育部皆未在增建华小课题上正式发言。国盟政府究竟会否延续国阵时期的10+6计划，希盟时期的10+6+10的计划又如何，会否有增迁拨款，至今都是个未知数。
全国华小的数目，在2010年至今的10年间，共增加了9所，即从1291所增加至1300所。根据教总于2018年的调查数据，在当时的1298所华小当中，位于乡区的华小有796所（61.3%），位于城市的华小则有502所（38.7%），然而，全国有70%的华小生是在城市华小就读，另外30%则是在乡区华小就读。
这显示华小学生人数分布不均，乡区华小面对学生来源的问题，华裔人口密集地方的华小则出现学生严重爆满的情况。2018年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的华小有141所，其中，有29所超过2000名学生，6所超过3000名学生。
在华中方面，我们看到教育部在2021年给予各校的维修拨款上，只给予74所改制中学（即华中），然而实际上，华中已因学生人数的增加，而以二校或分校的方式增至81所。这导致在2020年获得2000万令吉拨款的华中，因学校数目关系，在2021年只获411万令吉拨款。
华教组织多次反映申请增建学校的困难，而教育部在处理面对学生来源问题的微型小学搬迁工作上也欠缺效率，因此，虽然以学校数目来分配拨款是相对较为公平的方式，但是若政府能持续根据人口需求规划增迁工作，则更能使拨款发挥更到位的效果。
教育部说，今年采用的新计算法是“首次制度化拨款”，那么我想，落实“制度化增建学校”也是值得期待的。在华教的其他拨款上，如增迁拨款、水电排污费额外津贴、独中拨款和民办三院拨款至今未有宣布是事实，还望朝野议员在教育部财政预算案的委员会辩论阶段好好表现。
线上“数”出教学精彩
2020/12/04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叶于绮
新冠病毒肆虐，导致教师、学生都无法到校上课。“若无法改变环境，就必须得改变自己。”线上教学，便是2020年3月23日起的新型教学模式。“你有在线吗？”相信这句话已成为老师们线上教学的口头禅。
个人经验分享，数学课刚开始的两个小章节，曾尝试用录播教学法。透过简单的填充学习单的作答情况得知，初二同学自学能力不足，且数学科非常依赖老师的讲解、示范、即时点评以及学生的即时回馈、发问等。因此，自3月份的线上教学，我选择使用Zoom直播教导数学，期望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线上教学的安排缩短了原来课堂学习的时长，所以老师的讲述时间会较长，学生的操作演练就只能留到课后处理。看似坏处，只好找了一些小方法来改善“看不见学生作答”的状况。较基础、简单的概念题，会透过PearDeck画板让学生把他的作答搬去电脑画面，即时点评学生的作答，并马上改正。
我也会指定学生在下一堂课前把作业交上，尽快在课前批阅作业，就能及时在新的一节课讲解学生不够了解的概念，及时“制止”学生继续错下去。
直播教学可以用各种小活动来验证学生是否有在线学习，比如：幸运转盘点人回答问题，线上画板作答习题，限时测验验收学习成果等，让学生时刻打起十二分精神，完成学习任务。几乎全班学生都把精神投入在电脑画面，我也不必为了那两三位离线的同学恼怒，大家都会为自己的付出承担结果。
活动不多但有意义
此外，作为56名学生的班导师，居家学习“夺走”了许多班级活动。老师们忙著摸索最好的线上教学方式；学生们也忙著适应各科老师的线上教学及交作业模式。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没能好好交流。数学科可以加入许多小活动，但碍于材料准备、学生只能待在家里上课，无法进行活动。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后，我便思考如何恢复教师与学生之间上课以外的互动。
5月初，弄了一个折纸活动证明毕氏定理。此活动是我第一次尝试进行的线上活动，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除了能为新的章节揭开序幕，全班也因此拍了第一张远距班级大合照。6月初的新课表更是一种煎熬，周二第一节课是数学课，搞不好学生刚起床10分钟就得上课了，试问谁能忍耐？睡不醒的学生陆续加入Zoom，我就让大家画画图醒醒脑，偶尔问几道关于班导师的问题，让大家多了解我一点。
农历五月初五（6月25日）那天正是该周的最后一堂数学课，大家花了15分钟的时间一起制作了50几颗粽子。农历八月十五（10月1日）更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看著就开心！活动不多，但是总比留白的2020年来得有意义。
线上教学，怎么知道学生在学呢？我认为必须仰赖两个字：信任！不论直播还是录播，学生必须非常自律地完成学习活动。当老师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教学任务，要时刻相信学生会学习、学生正在学习，整个教学过程就会顺利很多，而不是被无关紧要的“幻想”浇灭老师教学的热诚。教师的教学任务已完成，是时候轮到学生展现他们的实力了。
与保守种族政治理性对话可能吗？
2020/12/03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陈鸣诤
长期以来，马来西亚一直深受种族政治的困扰。种族政治强调族群的特权与优位性，并且把它视为不容质疑与挑战的核心政治价值。既使到了2020年的今天，种族政治依然拥有庞大可观的选民市场。因此，放眼在当下马来西亚的处境，公民社会在推动社会改革时，不能忽视两个问题。
首先，社会改革与种族政治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但是，在面对种族政治，我们应该采取唾弃，置之不理的态度？还是邀请这些保守主义一起进行理性的对话？拥抱种族政治的人会强调自身族群与宗教的优位性，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主张社会改革的人则把平等、
公正视为普世的政治价值，放诸四海皆标准。然而，我们似乎很难为双方找到一种理性对话的可能，也很难创造出这种对话的条件。
在一般的讨论中，支持社会改革的人会批评种族政治的各种不是，却很少去思考：为什么平等、公正才是应该有的？其背后的根据是什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方身上，奉行种族政治的人也不会进一步去追问：为什么种族的特权与宗教的地位具有优位性？结果，每当触及对方神经的敏感课题被挑起时，双方都以对方挑衅作为理解的开始，并在骂战中结束。
尽管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度里，但双方从来都不曾想过，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说服彼此，甚至认为不需要说服彼此。最终，一切政治的问题只能诉诸简单粗暴的选举方式，以人头来解决。
其次，或许有人会认为，网络社交媒体会是一个集结公民社会力量的平台，去推动社会改革。2010年的“苿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所掀起旳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就是一个例子。
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蔓延至许多中东与北非国家，靠的是社交媒体的有效传播，因而也被视为“脸书革命”与“推特革命”。
但是，网络社交媒体所集结的力量并不尽然如此乐观。因为，网络社交媒体既可以成为传播治信念的利器，但也可以成为传播的阻碍。在网络世界中，使用者所建立起的社交连结基本上都是以自己所熟悉与可接受的人、事物为核心。人们自然很少会将自己不喜欢的、讨厌的人“加为好友”、存放在“我的最爱”。
同样的，网络使用者所接触的人、所浏览的网站、所接受的资讯，在很大程度多都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所设定的，或者是受到网络演算法的分析而“被推荐”给使用者。由于个人喜好与演算法的关系，网络用户所接受的资讯是高度相似与重迭的。纵使社交媒体的科技巨头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演算法，这依然没有改变使用者建立社交链接与获取资讯的方式。
在网络世界里，由于所接受到的内容都是单一片面的，人们几乎不太可能获得不一样的资讯内容。最后，所有拥有相近意见与价值观的人最后都会形成更加稳固的联结，这是所谓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亦作“同温层效应”）。回音室效应指出，人们是如何借由这些千篇一律的信息回馈更加巩固自己的想法与主张，形成狭獈的思维模式，尤其是政治观点。
显然，网络社交媒体可能无法有效地集结公民社会的力量，去推动社会改革。透过回音室效应，用户所获得的资讯高度相似，拥有相同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人彼此会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络联结。这无疑僵化了彼此的思维，阻断了听取异议的可能。最终，拥抱进步的人更进步，支持保守的人更保守，而社会改革的力量与种族政治的力量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真空的状态。
在线教学的挑战
2020/12/0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诗蓉
自三月实施行动管制令开始，师范学院就启动了居家在线学习模式。八月末，第二学期开课，除了预科班新生，以及少部分选修了需要实践手作课程的学员，回院报到以外，其余的依旧留守家中，透过师范总院所推荐的谷歌课室（Google
Classroom）、谷歌视频通信服务（Google
Meet）等继续线上学习。
与中小学生相比，给大专生上网课的问题小得多。首先，在电脑俨然已成大专生入学必备的“基本用品”，又“人手一机”的时代，配备不是问题。在技术上，他们就像网络原住民一样，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丝毫不比身为网络移民的师者逊色，甚至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配备不成问题，信息技术也可以学习，难以解决的是网络覆盖率问题。信号不稳定，上课不断掉线都是小事，问题在于不是所有区域都有网络覆盖，一些学生在家根本无法上网。另外，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固定宽带，无限数据可使用，当线上教学成为了新常态，学生得额外购买数据，造成经济负担。
以上所述都是外在因素，学生的自律、自主学习能力，才是开展高质量在线学习，实现“停课”，但“不停学”的关键。在公开给全国小学生免费参与的直播课上，看到小朋友像脱缰野马般，肆无忌惮地在留言区“畅所欲言”。有胡乱涂鸦，不知所云的；有出言不逊，挖苦萤幕前正在讲课的老师的；有和在虚拟空间偶然相逢的他校同学掀开骂战的……可见要求小朋友隔著屏幕，专注听课是多么呕心沥血的一件事。
至于已识时务的大专生，当然不会再像天真烂漫的小学生般，以为隔著了屏幕，山高皇帝远，而肆意宣泄不满的情绪。就算不想上课，也会赏脸地点开个人账号，让账号上的头像亮著，只是真人全程不露脸，也不出声。究竟是在专注听课，还是已经离席，抑或让老师消声，则不得而知了。
“停课不停学”是对自主学习能力的一大考验。之前在校，有规则的管束，有老师的监督，还有群体的制约，学生的学习是属于主动，还是被动，不容易看出来。而今停了课，居家学习，显现的才是教育最真实的面貌。缺乏客观环境的约束，少了外部的强化手段，我们的学生还愿意学、乐意学吗？是不是具备自我管理、自我鞭策、自我学习、自我决策的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有养成的过程，即先得有机会学习“自主”，才能追求“自主”学习。在这之前，我们的教育是否给学生留下了足够、适当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学习自主？这一次疫情中的“停课不停学”，正好为以上问题交出“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