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加大力度和精准打击
2025/10/26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杜新宝
2015年起推广“思维教育”，已为教师、家长办50多场工作坊、讲座，《思考、挣扎、蜕变》、《小学标准课程（KSSR）中的思维技能》、《给父母的建议》等书作。
昌明大马有六大核心价值，其中两项：一、“通过知识、文化与多元观点，实现经济、社会福祉与可持续性环境。”，二是“以知识与本土智慧为基础，塑造具马来西亚特色的均衡生活品质。”
学校近来是多事之秋，有霸凌、有坠楼、有性侵、有谋杀，学校“福祉”和学生的“均衡生活品质”糟糕，打脸昌明大马概念。
育人如若成功，一个耳光也扇不下去，何况捅一刀？但竟然是200刀！死者生命最后一刻的痛苦难以想象，做父母的是馀生每当想起，就要心如刀割的。
对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不认同、不满和批评，不如政治课题的吵闹容易引人关注，且常有掩饰。课程不对，照教；大量老师提早退休，不怕，有生力军；学生数学能力低落，但每年的SPM成绩都靓丽。可以列出和粉刷、硬掰的，还有许多。
200刀下来，的确来到了最后一根稻草吗？政治人物纷纷到丧府吊唁，前副部长感性说话，首相罕见地马上提出解决方案。
大家马上想到的：一、禁止16岁以下孩子使用智能手机。二、归还老师鞭打学生的权利。首相受访时还提醒老师要拿捏有度。三、推行品格教育。教育部长真是幸运，新学校课程2027（Kurikulum
Baharu Persekolahan 2027）正好派上用场。
这像极了中学生的作文。老师你要多少个要点，我必有办法列出来给你，然后凑成一篇文章。
加大力度推行品格教育，结果可能是一如既往，各方必然重新忙一轮，课纲拟定、课本赶印急上架、老师有培训、学生有新目标、步骤要记，补习中心相助力挺，几年后是全国数据漂亮登场。
要解决教育难题，塑造学校这个小型社会的福祉，让学生有均衡的生活品质，就不能只对学生下手。实验室里的小动物，针头只是对准它们，一针不够的话再补上一针。学生不是实验室里的小动物。教育的对象是人，围绕学生的是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因此针头和剂量要由他们分担。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的教育观念不对，学生只能是舒服的受害者
--- 犹如热水煮青蛙，最终不是死，是
--- 自以为是。学生立志当网红、一心想离校工作、赚钱、不是早熟，其实是早衰，难道这些都是他们的天性使然？
问问那些想禁止孩子用手机的父母就知道，那会有多么难办到。13至15岁的学生没有手机就没有群，没有群老师发布功课学生就不知道（老师一觉醒来有校长的新指示；学生也会一觉醒来就有二十道题目要做的）。父母会怪老师怎么需要用手机发通告，老师则怪父母怎么除了沟通用，还让孩子上社交媒体。
现在是即便学龄前小孩也在安静地看手机了，在咖啡店常看见这一幕。连处在最听话阶段的孩子，父母也早已放弃和孩子互动的美好时机，到了小学，还要怪是手机让孩子不喜欢看书、做功课、上学，看不到“元凶”就是自己。
我要说的是，该不该让学生使用手机、多少岁是个合适的年龄等，这些都是关心孩子教育的父母、老师会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父母和老师会如何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而不是我有什么办法（他们常这样向育儿专家讨教这种秘笈）做到自己可以使用手机，而你却不可以。
品格教育也是如此。缺乏能力肯定音乐教育的父母，孩子能及早收获音乐熏陶的好处吗？言谈间不经意蔑视清洁工的父母，孩子能自发地展露对人的基本尊重吗？父母对左邻右舍不打招呼，孩子很难体会与人互动的乐趣。老师如果不能“从从容容”地教课，学生应对功课不能“游刃有馀”，学校怎会是孩子的“憧憬“之地、追求学问还真不如聊聊废话、吵闹、捣蛋、霸凌同学有趣得多！
当教育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不是加强力度“校正”孩子，我们需要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一起自我提升。不是对某个点精准打击，而是全体总动员营造一个安宁、愉快的学习大环境给孩子。
很难，是不是？但何不全国的规模由首相、教育部长和整体国家领导人去做好，学校里由校长和老师去做好，家庭的范围，就由父母做好？
的确很难，不是因为牵涉的人太多、规模太大，身不由己，而是即便个人的部分也很难办好，因为一般父母、老师、社会人士都不善思考。有爱心而不懂得思考，在教育上常常变成“好心做坏事”。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言谈举止如何影响孩子，他们不去留意自己选择看的戏、听的歌、见的人、以什么语气说话、以什么脸色见人、到哪用餐、如何用钱、用多长时间决定家里要安装空调等等都在如何影响著身边的小朋友。如果父母、老师和社会人士持以这些意识和警觉心去关心、思考和实践教育，许多解决教育问题的“大力度”、“精准”方案，如让警员巡逻校园、教师厕所外站岗等，甚至包括品格教育，其实都是可以省下的。
当家长赢了，教育却输了
2025/10/26 星洲日报/东海岸
~作者：李秀云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她对学生从不马虎——学生写错字、算错题，甚至没做功课，她都会耐心地
教导，甚至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引导他们。
我则习惯在学生进行活动时，尽快指导他们完成作业。学生少了带回家的功课，却能上网练习、轻松学习，也能有更多复习时间。
我们都不是同一种老师，教学法自然不同。认真教学有很多种方式——有人要求学生天天听写、天天练习；而我认为，只要孩子愿意学习，方法如何并不重要。
那位老师在课堂上非常严格，她认为唯有从小训练，孩子才懂纪律。确实，她把学生训练得很好，举止端正，学习出色。
然而，纪律并非所有孩子都能承受。尤其是一年级的孩子，三天两头哭闹，不想上学，甚至常常生病。教育孩子，就像排队一样——必须有规则，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完全照做。
终于，有家长无法接受老师的方式。尽管多番解释，那位家长依然愤怒，连家中长辈都出面施压。最后，家长直接向教育局投诉。教育局官员亲自到校调查——那一刻，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小了。
当校方说明老师被投诉的经过时，现场一片沉默。我站起来说：“如果老师道歉，就等于失去了她的尊严。连一点尊严都没有，学生还会尊重老师吗？”
我与校方争论，觉得这样的机制太可怕。因为我知道，下一个被投诉的，可能就是我。校方有校方的立场，老师有老师的无奈。最终，我愤而离开了会议。
后来，那位老师哭着向我道谢——因为我替她说了话。可惜，我也无能为力。
她被逼在官员与家长面前道歉，那一刻，她心中的刺深深扎下。我劝她：“不适合的地方，就别留下了。还有别的学校需要你。”
不久，她申请了调校；而我，也放下了藤鞭。既然校方说可以用鞭子，却附带那么多条件，那又何必坚持？放下藤鞭，家长安心，老师少烦，学校也平静。
我不知道她花了多久，才疗愈那份伤。只知道，从那以后，她依然认真，却少了往日的热情。面对不合作的家长，她学会了得过且过。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认真教学的老师；孩子失去的，更是学习做人的机会。
中文执教路，走了一程又一程
2025-10-24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匈牙利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师】吴小丽
11年前，高考后填报大学志愿时，我选择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当时的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学子到教师
上大学时，在“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这门专业课上，我的老师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外国学生只想练习口语，不愿意学习汉字，你会如何引导？”这个问题引发了课堂的热烈讨论。有的同学认为，汉字学习难度大，若学生动机不足，可以先专注口语练习，以保持其学习热情。也有同学坚持，汉字是中文的一部分，与口语相辅相成，不能放弃阅读和书写。
听罢讨论，老师总结道：“语言与文化从来密不可分。当学生感受到汉字背后的文化魅力时，学习的阻力自然会转化为探索的动力。教师这个角色，要做的是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趣味和魅力，激发他们真正了解中文的意愿。教学相长，你们未来也会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2020年夏天，我通过云端开启了第一次教学实习——为越南河内第二师范大学的中级中文班授课。开课那天上午，当40多个学生的头像在屏幕上依次亮起，我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暂不开启摄像头。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新中文老师，吴老师。”我对着麦克风说，“见面之前，请大家先通过声音认识我，猜猜老师是男是女？是哪国人？长发短发？戴不戴眼镜呢？”
屏幕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讨论，越南语和略显生涩的中文夹杂在一起。阮氏乔庄同学第一个开口：“老师是女的！声音很好听。”另一个男生接着说：“老师一定是中国人，因为中文发音很标准。”还有个学生俏皮地说：“老师应该戴眼镜，因为我遇到的很多中国人都戴眼镜。”
当我终于微笑着打开摄像头时，云上教室里响起善意的笑声和问好。学生们兴奋地用已经掌握的中文词汇描述我：“老师穿蓝色衣服”“老师有长头发”“老师真的戴眼镜”。
那一刻，冰冷的屏幕仿佛消失了，我和这些越南孩子之间建立起一种奇妙的联结。这堂课结束后，乔庄同学发给我一张照片，纸条上用工整的汉字写着：吴老师，很高兴认识你。
时至今日，我仍与这些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中有人来到中国留学深造，有人进入中资企业工作，各自用中文书写着精彩人生。
从大学课堂到云端教学，我迈出的这一步跨越，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而铺展在我面前的，正是由中文搭建起的语言之桥。
用有限资源创造无限可能
2021年冬天，我带着行囊踏上贝宁的土地，科托努机场里扑面而来的热浪裹挟着热带气息。我在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任教，学校的铁皮屋顶在西非的烈日下泛着白光。
在这里，停水停电是寻常事。有天课上，教室突然陷入昏暗，我心里有点慌乱，但还是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线继续写板书，学生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机朝向黑板，荧荧微光在教室里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海。
尽管教学资源有限，这片土地却孕育着质朴的创造力。在一堂介绍中国皮影戏的文化课上，学生们好奇地问道：“老师，皮影戏只能在中国看到吗？”望着他们渴求的目光，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带他们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皮影？
于是我找来废纸箱、铁丝和彩笔，带领学生用裁纸刀细细雕刻出皮影的轮廓，为其涂抹色彩、缀结关节，简陋的铁皮教室顿时化作一间热闹的创作工坊。当台灯的暖光投向白布，学生用充满热情的中文演绎起《年的故事》。光影流转间，古老的东方故事在西非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贝宁，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个由前辈老师取好的中文名字，但那时学生们都刚开始接触中文，对名字的含义往往不甚理解。一次课后，一个名叫林夕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是黄昏，快到晚上的时候，那时的天空很漂亮。”
我在黑板上缓缓书写：“你看，‘林’字加‘夕’字，就是‘梦’，你的名字里有一个梦。”林夕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惊叹道：“哇，老师，我的梦是去中国！”
3年后，林夕果真来到我的家乡重庆留学，实现了她的梦。她在微信上不断与我分享研究生生活。她发来在大学课堂上学编中国结的照片、在学校文艺晚会舞台上表演中国舞的视频——她所跳的那支舞，正是当年我辅导她参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时，教她的中国古典舞《人间烟火》。
现在，林夕所学的专业同样是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她告诉我：“老师，来中国是我的梦，当中文教师，是我下一个梦的开始。”
双胞胎姐妹的笔墨情缘
今年1月，我来到匈牙利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开始了一段新的任教生活。在这里，我遇见一对特别的匈牙利双胞胎姐妹——蔚爱迪和蔚爱丽。她们是孔院面向社会的书画班学生，并未系统学习过中文，却能用毛笔和宣纸，走向中式美学深处。
姐姐蔚爱迪青睐书法。一个个方块字在她笔下，不是陌生的符号，而是如同有了呼吸与生命。她或许不能流畅诵读《千字文》的每一个字，却用笔触感知着汉字的筋骨与结构之美。今年，她凭借一幅精心书写的《千字文》书法长卷，在2025年“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书画展中荣获特等奖。
妹妹蔚爱丽擅长中国画，她用墨色的浓淡干湿，描绘着莲的高洁、竹的虚心与松的坚毅。她的松树画作笔力遒劲，同样在书画展中获得了广泛赞誉。
每年，中国孔子学院总部都会组织“最·孔院”全球短视频征集活动。今年我用镜头记录了蔚爱迪和蔚爱丽的故事，这个名为《墨缘双生：在世界发现中文》的短视频，赢得了全球三等奖。
两姐妹看到视频后，多次落泪，感激我用中文表达出了她们难以达意的内容。对她们而言，中文不只是一门语言，更是一个可感、可触、可描绘的审美世界。她们认真表示要努力学习中文，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表达书画作品背后的意蕴和故事。
这份对中华文化的赤诚向往，甚至融入了日常生活。她们的父亲在自家院子里，亲手种下几棵竹子。几年过去，竹子已然亭亭玉立，绿意盎然。蔚爱迪和蔚爱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待竹子成材，要亲手制作成古朴竹简，在上面着墨创作。
身在匈牙利从事中文教学的我，看着她们书写属于自己的“千字文”，不禁感动于中匈文化的细腻交融。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外国友人的当下生命体验，跨越山河奇妙共振，这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新路径。
不久前，匈牙利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向匈牙利琼格拉德州卡罗利·索莫吉图书馆捐赠了一批中文图书。新设立的中文图书角里，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类书籍，从《HSK标准教程》《中文小词典》到《中国故事》《中国经典诗文集》等。驻足于此，我仿佛已经看见当地居民在这里翻阅书籍、感知中文世界的场景。
从渝东南的群山到越南的云端教室，从贝宁的铁皮屋到匈牙利蒂萨河畔，我怀揣“去看世界”的初心，走过了一程又一程。
国际中文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在语言与文化的相遇处，见证一个又一个“梦”的诞生、滋养与延续。我走过的每一里路，都成了连接山海的路，望向下一程远方，惟愿继续坚定前行。
禁不如教，责在监管
2025/10/24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林恩霆
政府近期建议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并提高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至16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手机仍可作为学习用途，但必须严加监管。
此举的用意，是为应对校园安全隐忧，尤其是近期校园霸凌、暴力甚至命案事件频发。然而，禁止手机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吗？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学校里还有公共电话，孩子能投币打电话回家，如今这类设备几乎绝迹。现代家庭的沟通仰赖手机，父母通过定位功能掌握孩子行踪，或使用讯息协调接送时间。
禁止手机的政策，若没有配套措施，很可能会让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出现断层，反而带来新的风险和问题。
当然，手机确实带来了种种问题，如短视频的成瘾、社交媒体的攀比心理、网络暴力与色情内容，确实在侵蚀青少年的专注力与价值观。首相强调“监管”的必要性并非没有道理，只是监管的工作究竟由谁来执行？
责任在父母而非科技
倘若父母与学校缺乏引导，即使禁止孩子在校使用手机，他们依然可以在校外或家里使用手机，甚至透过电脑、平板或朋友的设备上网。因此，问题并不在手机本身，而在于使用者的自控与监管者的责任。
回顾过去，马来西亚曾以“多媒体超级走廊”为国策，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如今却要全面限制孩子使用科技，这似乎也反映出我们从未真正学会如何与科技共处。禁止手机，是否与过去的政策背道而驰呢？
事实上，问题的根源，最终仍回到家庭。许多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于是让手机或平板电脑成为“保姆”。当孩子沉迷网络、言语暴躁、成绩下滑时，父母才惊觉问题严重，却把责任推给科技。
实际上，没有任何政策能取代父母的责任，没有任何禁令能代替陪伴的温度。如果父母的角色没有摆正，监管工作无法落实，即使在学校禁止手机，孩子回到家仍然可以上网，政策终究只是一纸空谈。
与其一刀切，不如更有弹性。或许可以允许学生使用功能型手机，只能通话与发简讯，不能上网；抑或未成年孩子使用的手机必须配上监管系统，让父母随时监督孩子使用手机的内容。
教育核心在于“引导”
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封锁”，而是“引导”。一个懂得自律、懂得辨别资讯的孩子，比一个被迫远离科技的孩子，更有竞争力。未来的世界是数字化的，教育不能永远停留在“拔电源”的思维里。
禁止16岁以下学生使用手机，也许能止一时之痛，但要真正改变孩子的行为与价值观，必须先改变大人的心态。
坦白说，手机可以收起来，但责任收不起来；真正能守护孩子的，不是禁令，而是理解、陪伴与教育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