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群的道歉与承担
2020/12/29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锦松
12月19日由大同韩新学院、斯里史丹福学院及东方日报联合主办的线上专题讲座“承认统考，迷失的最后一里路”，引发多家媒体后续报道，起因于主讲人古来区国会议员及教育部前副部长张念群公开为当时身为内阁成员，任内承诺一年内承认统考文凭无法兑现而道歉。
此公开道歉引发关注其实折射出两个现象，一说明了政治人物道歉是“有价值的新闻”，二说明了政治人物道歉彰显的是“政治承担”。从政者不都是完美的，有时行差踏错在所难免，但勇于面对群众问责，不回避错误，直面问题本质，确是参政应有的素养。错不是最大的罪责，不认错而硬掰只会更加折损个人政治生命。
张念群的道歉，引发社会效应，而这个表态其实给行动党的政治问责再向前跨步。但仍然还是有一些酸民不以为然，但无损一个从政者必然会面对的敌对政党攻击。政治责任的贯彻根本无需为这种恶意耿耿于怀。
体制内尴尬处境
1975年由董总主办的统考，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但也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反映我国华社在承认统考路上尽管不平坦、磕磕碰碰、颠沛流离，但维护母语教育权利的意志力并没有挫败先行者，也没有令后来者胆怯。林连玉能成为母语教育族魂代表性人物，受到极高评价与肯定，绝非偶然。
统考本是历史产物，如果不是60年代初遭遇政府在马来中心思维下不断对华文教育打压，甚至意图消灭，也就不可能会激起社会“反抗运动”。没有上一代先辈的付出、坚持与牺牲，也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华教的蓬勃发展，期间的无奈与悲情，历历在目。
回顾第一届独中统考筹备举行时的1975年10月27日，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哈迪在国会大厦召见董教总代表林晃升、胡万铎、林玉静、汤利波、郭洙镇、陆庭瑜，提出取消统考。当时马哈迪警告董总制造另一教育体系只会破坏国民团结，若董教总坚持举办独中统考，则必须承担因而发生种族示威抗议之类事件的一切后果。把教育与族群挂钩来“威胁”统考，其实这就是巫统政治惯用的伎俩。
张念群作为一个政治活跃者，从反对党到执政党，再到反对党。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心路历程，张没有少被“不满者”骂得狗血淋头，这就是掌管教育部华裔代表的尴尬处境，此官职早被认定是内阁中最难讨好华巫的差事。面对种族政治气焰，要抵挡巫统的煽动与扭曲，谈何容易。马来社会被政治操弄，以致于把统考视为洪水猛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建立跨族良性对话
尽管统考承认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题”，它代表著华人社会寻求国家认同与肯定的一种“态度”。面对重重阻碍，华社常处于“妥协”与“抗争”的两难选择，甚至有人认为世界这么多大学都承认统考，何须在乎政府。
此讲座会另两位主讲者政治学者是潘永强博士及黄进发博士，他们三位基本观点对承认统考仍抱乐观态度，但承认路上要开疆辟土，走出活路，必须有方法、有策略来打破种族藩篱。潘永强对希盟政府任内成立的统考特委会颇有微言，对一个探讨统考这么严肃的教育议题，让非真正教育专家参与评估是不恰当的。统考特委会今年2月已解散，但其报告何时公布仍是个“谜”？
特委会成员是历史学家邱家金的儿子邱武英、董总署理主席陈友信及大马伊斯兰青年运动主席莫哈末莱米。此外，潘提出董总也应从学术的专业角度给统考客观的评估与理据，并可通过第三方来鉴定，如此对统考承认的学术基础更具说服力。这个建议，董总应可认真思考。
黄进发博士开宗明义表达统考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是我国1946年战后整个国族纠缠不清的表象。统考承认代表著母语教育的被肯定，但落入“发扬母语”等同“否定国语”的政治挑拨，因此统考承认必须先解除被妖魔化，否则马来社会不理解将产生误解与恐惧，甚至怀疑华人社会要在国家教育体制外另立门户。黄进发建议董总和独中可举办跨族群活动来吸引马来人参与，建立良性沟通模式，包括独中可设立全免奖学金吸引马来人就读。
公开道歉立良好示范
其实，张念群点出了统考在2018年大选本来就是国阵与希盟同列的大选竞选宣言，国阵的承认条件包括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中马来文优等，历史科及格。但没意料到当希盟拿下政权时，国阵反对统考的姿态没有停止，国防部高级部长及巫统副主席沙比里就指统考侵蚀土著权力。来届大选，到底统考是否还会在国盟宣言中出现，令人关注。
行动党一向在承认统考问题上立场鲜明，而华社在反对单元语言政策的运动中，经常可看到行动党的影子。由于华社对行动党期待值“很高”，当行动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时，华社一下膨胀到以为统考可以“马上”承认，但国家在马来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氛围中，这个“马上”就显得“操之过急”。张念群对当时一年内承认统考的承诺自责说得太快，可能不成熟。我以为张“求快心切”、“求好心急”本意是善的，而其公开道歉的举动，正给从政者政治责任立下良好示范。
告别2020，迎接2021
2020/12/3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2020年步入尾声，就是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教育部2019年成绩单”，受冠病疫情影响的2020年，我国教育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2020年1月，时任教育部长马智礼辞职，由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暂代。他当时再提起英语教数理政策（PPSMI），但是后来随着政变而没有下文。华教团体普遍上的立场是，坚持小学阶段应该要以学生最熟悉的语文──母语来教数理。
1月还发生了“要求学校拆下华人新年装饰”的事件。1月发生的事情与12月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竟是如此相似，令人遗憾。回到校园，我们仍希望学校是能让学生从小就了解、参与并珍惜我国多元文化的温床。
2月换政府，随后冠状病毒病慢慢在我国扩散，从单日新增个位数和双位数，到吉隆坡大城
堡清真寺伊斯兰传教士大集会感染群的爆发。全国行动管制令在学校假期期间落实，使原本正在放假的师生手忙脚乱地展开了近4个月的线上教学。
首次的学校关闭仿佛为学校各种计划按下暂停键，也为所有相关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大家秉持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开始着手进行线上教学。疫情限制了日常到校上课的模式，但是却加速了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对科技的掌握与认识。
6月，考试班的学生率先复课，中小学各年级的学生也在7月全面复课。疫情下的校园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常态，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改变了校园本来的生气，学生必须保持人身距离、下课时必须待在班上用餐，所有课外活动与比赛一律喊停。无论如何，师生都证明了在非常时期，大家仍能自律，确保学校运作。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师生把握回校上实体课的机会，尽可能弥补上网课所达不到的教学效果。有的学生落后，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也有的持续在学习状态中。无论网课是否使学生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相信教师都设法帮助每个学生投入学习，而原本无网课设备的家庭，也意识到其必要性。
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10月推出e起上学堂，这个为学生在疫情下提供多一个线上学习的平台，确实可被纳入教育部2020年的成绩单，当然还包括了推动TV
Pendidikan、线上课室等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也让全国学校在11月再次关闭，转向线上教学时，更得心应手。
至于其他政策，在换政府和疫情的影响下，进展似乎不大。与华教相关的课题与问题，在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才逐渐得到关注和有了进度。当中包括爪夷文字课题，教育部明确表示将在本轮修订于2022年结束后展开检讨，目前仍维持原本的3页政策。
11月宣布的财政预算案及各源流学校的维修与提升拨款，教育部制定了新的计算和分配方式，即根据学校的类型与数量决定各源流学校的所得数额。政府华小和政府资助华小共获7407万令吉，74所国民型华文中学共获得411万令吉，独中与民办三院则不获国盟政府拨款。
12月，吉隆坡华小校长荒的空缺首次以跨州调派的方式解决。此乃教育局的疏忽，因为当局未根据来年即将缺少的校长人数做好准备工作，最终从雪州调派6名人选到吉隆坡华小掌校。此做法史无前例，也引起部分吉隆坡华小的不满，希望有关单位以此为鉴，免得来年再闹校长荒。
最后随着教育部副部长近日官宣师资短缺数据，不得不提此课题。尽管年底全国华小缺少上千名教师是“预料之中”，但是最令人诧异的是，教育部今年招聘临教开放逾600个名额，最终只录取21人，以致明年开学会缺少逾600名教师。无论是应聘人数不足，还是政策拟定、招聘宣传工作、面试和应聘过程的问题，都不得不去重视，因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核心。
总的来说，疫情下大家为推动线上教学和确保学生得以持续学习的努力有目共睹，值得赞赏。希望上文所提及的问题，来年都能获得有效解决；上文未提及的，如如何确保各项拨款和工程进行的透明度，如何杜绝获得最大拨款数额的部门发生贪污事件，如何确保师生快乐的教学环境，如何提升STEM教育或21世纪教学，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的探讨结果等等，都希望能取得更好的进度与发展。
教育孩子，你我有责
2020/12/29 中国报/学习
~作者：董百勤
2020年，私人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因行动管制令关关开开，有一派的家长在三月第一度停课时就让孩子退学，一直到学期末。退学的理由包括护儿心切，或是家里经济出了问题等。在马来西亚要申请报读一年级是没有强制性要求读过幼儿园的。不读幼儿园的前提是，家长在家有教和让孩子学习吗？
我朋友认识的家长当中，有让孩子退学的。当他问那位家长，在家里有教孩子吗？那家长的回答是，以后等一年级开学，让老师教就好。我能理解家长对于知识教育这方面可能理解不足，对于教育小朋友可能无从下手。不管如何，千万不要把教育责任完全推给老师。
小朋友在幼龄时期
（7岁以前）对于衔接小学一年级个科目的基本能力，比如汉字的简单笔画、英文字母和数字概念等，掌握不好或者完全不会是一个大问题。我当过一年级的班主任，孩子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当其他孩子都在认真和快乐学习的同时，有一小撮没读过学前班的孩子因无法掌握基本能力，跟不上学习进度而眼神暗淡，满满迷茫。如果老师稍不留意，这些孩子就会埋没在班上的一个角落里。
两年的或者三年的学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老师用这两三年的时间，让处在黄金学习时期的孩子，吸收和掌握学科基本能力。我们不妨这样想，孩子在两三年学的能力，如果要在一年级开学时，用短时间学习和达标，除非那孩子智力卓越，否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我看过那些没有读过或者半途从幼儿园退学的孩子，他们的自卑心会比较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有问题，老师的教学和自身的学习节奏更是磨合不了。长期下来，对于孩子在学习路上的成长幅度会落后。
学习，不应该单单在学校里发生。再穷不能穷教育，难道只是口号？疫情时代，经济萧条，我知道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有手机，能上网，但我希望那些无法送孩子去幼儿园上课的家长，能让孩子在家也学习，看看书，掌握基本能力。
家长对于教育的责任有误解，另一方面，老师会不会也是如此？我发现家长对于教学课纲是完全不了解的。如果家长能了解一些课纲基本内容，就能稍微知道孩子的基础能力，就能清楚孩子的学习力到底到哪？了解，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家长也因此能和老师配合，为孩子安排适合的教材，老师也不必担心，家长懂得太多的话，会挑麻烦。
如果我们把教育当作自扫门前雪就好，老师和家长做好分内事，不去沟通和站在同一阵线，对于孩子的教育是不利的。老师和家长，如果看到孩子的教育和现实有什么脱节，我们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教育不分阶级，是大家都能公平得到的。教育使人接近人，让一个人有了人性温度，了解自己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如果愿意多付出一点心力，去为孩子准备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启动孩子的学习心，那么教育才会有曙光。
终身学习，从小开始。只要心智开始接受外来知识熏陶，我们就得灌输孩子道德价值，提供他们学习的条件。教育，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责任，我们得有全民教育的意识，让孩子的周围，随手拈来都是学习的机会。
我们还为我国的多元种族和文化感到自豪？
2020/12/28 光华日报/言论
~文：黄志毅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无论哪个宗教或种族的佳节，我都会感到兴奋。这并不是因为佳节公假而不需去上课而开心，而是庆佳节让人感到兴奋，让我们的学校充满佳节热闹的气氛。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传送短信的手机应用程式（Apps）、没有电子邮箱、没有社交媒体，也还没有任何供私人用途的数码科技设备。每当佳节来临，我都会准备一份我同学和朋友的清单，方便我给他们准备贺卡。每回到这个时候，如圣诞节、开斋节、屠妖节和农历新年，我父母都会带我去超市买贺卡。我都会在佳节之前把贺卡交给我的朋友和同学，给他们送上祝福。
随着数码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透过更具成本效益和对环境友善的方式给朋友送上祝福。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向我们来自各种族和宗教的友人献上贺语，那都是我们向彼此分享我们的欢乐和祝福。
但是，随着我长大成人后，很不幸的，在现实的政治上并没有体现这正面的情况。最近，网上就有报导，一名客户对于他要求在蛋糕上写有的“圣诞快乐”字眼因有关蛋糕店为符合申请清真食品认证的条件，而被迫将“圣诞快乐”改为“佳节快乐”的字眼感到惊讶。
报导说，有关店铺这么做旨在为获得清真认证。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还说，由当局发出的清真产品及服务的标签不可用于宣传其他宗教。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也发表了一项澄清声明说，如果获得当局发出的清真认证，有关店铺不能在展示的产品上写有佳节祝福，但业者是允许为客户定做的产品上写有佳节祝福语。
尽管如此，但业者不能在展示品上放有祝福语的字样是没有道理的。试想想，除了给客户订制的产品写有祝福语，其实业者在他们店内的展示品上写有佳节祝贺语是商业策略之一。
例如，一家售卖燕麦的企业，他们想着配合圣诞节推出圣诞节礼盒，若他们不被允许在他们的店内展示这些礼盒，那他们如何让他们的顾客知道他们在这佳节期间推出这礼盒呢？
无论是商业策略或是业者本身想向他们的顾客献上祝福语，他们为何就不被允许在展示品上放有佳节祝福语呢？我相信很多穆斯林企业家或业者也有非穆斯林的朋友和顾客。
我真的看不出当局有什么理由不允许业者在他们的展示品上放有佳节祝福语。业者这么做就会导致信徒改教吗？我曾在教会幼儿园、卫理公会教会小学和中学上学。然而，今天，我还是一名佛教徒。因此，我不认为就因为一个展示品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这严峻的挑战时刻，我认同宗教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宗教信仰保持我们的信念和继续坚强的面对生活上种种苦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人民的经济获得改善。我认为，只要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政府或任何单位都不应实施不必要的条规阻止人民做生意。
我们一直告诉来自海外的人们，我们为我们国家拥有多元种族和文化感到自豪。但，似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为此感到自豪。尽管2020年即将结束，但我们还是以旧社会的思维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