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陈开泰校长
2025/10/30 星洲日报/花城
~作者：陈嵩杰
过去所涂鸦的《花城内外》，曾为母校芙中在二战前后，掌校过的名校长孔翔泰及王会尧，写了些零星的追荐文章，并形容这两位华教名仕，在整体华社仍处于挣扎求存，物质生活最匮乏的年代，他们却无 怨无悔献身华文教育，为这所百年老牌华文独中奠定的今天基业，但彼等感人办教育的事迹，近乎淡出地方上华教界的视野。
最近应石秀兰基金会之邀，出席总裁韩佑祺的新编作《芙蓉百年》推介礼，此书第一章节芙蓉百年独中，有两则篇章分别为“芙中之父陈开泰”，以及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的“严师与伯乐，陈开泰校长的教诲之恩”。
陈开泰是作者韩佑祺在芙中求学时期的掌校者，他也是芙中在位最久的校长，主持校政近达20年，但他所经历过的挑战，则是处于芙中不接受改制的转折点，并选择迈向自主办学的时代大考验。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陈开泰是芙中生最熟悉不过，出了名严格掌校的校长，在掌校时期，他推出的精英生跳班制度，争取不少华小优秀生就读芙中，历年参加政府考试的芙中表现，绝不逊色于国中，甚至任内配合校董，他竟能向教育部争取到芙中开办大学先修班，为芙中生提供就读国立大学包括马大在内的深造管道。
此书对芙中过去成长的书写，略嫌过于流水帐式，但我留意到书中一个亮点，作者提到他本身在1965年由于剑试成绩不佳，他申请重回母校继续学业，获陈校长的接纳，让他得以有重考及日后投入教育工作的机会。
进入教育界的作者获委派在日叻务国中执教时，他曾为LCE落榜生争取来芙中继续学业，当时芙中已是名校之身，但陈校长竟乐意为这些学生提供再接受教育改变人生的命运，无异展现了一位办校者的胸怀。
当年艰辛完成今天芙中校友会四层会所大厦的时任会长林连财，上世纪60年代当时他也是以LCE落榜生的身份，好不容易从老远的直凉，争取来到芙中重读高中一的机会。
他步入社会成家立业后，所谓立业他只不过经营一家普通的二手车商，但在华教精神感召下他热血投入领导一个欠钱欠会所的芙中校友会，任内完成芙友有自己家的使命，他更在芙中陷入令校友垂头丧气人事纷争的时期，扛起总务重责，华社最无谓的内部人事内耗他可是有深刻的体会。
在他领导筹建校友会会所时期，他就曾告诉我一位60年代老校友低调找上他，一口气献捐了2万5千令吉，这等于今天市值超过10万令吉的款项，这位已逝的老校友也曾担任过校董，他不要什幺表扬仪式，只要陈开泰的名字铭刻在会所里，今天芙友会所有一个开泰会议室就是这种动人故事背景下产生。
或许你认为孔翔泰及王会尧对芙中及华教的贡献，是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之陈年旧事，隔了一两代，要表扬似乎欠缺共鸣感；但陈开泰在芙中掌校的人情味故事，一箩筐也说不完，也是今天许许多多芙友对母校的共同记忆，可是今天在校史馆里他只有一张人头照的地位，与其他校长一样，内容付之阙如。
饮水思源还算是办华教的优良传统吗？你说呢！
老师肩上的重担
2025/10/3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黄振威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肩负着国家的重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福利。他们应得的尊重已经消退，教师不再被视为高尚、高薪的职业。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马来西亚将永远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全国上下仍在争论是否应禁止16岁以下者拥有社交媒体账户，是否应在学校安装闭路电视和安全探测器，以及是否应为教师提供心理健康辅导的培训。
可悲的是，没有人提出如何为教师提供支持。
从孩子被送到校门口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了代理父母，因此他们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
如果孩子成绩优异，家长抢着邀功并沾光；但如果孩子们成绩不佳，矛头就指向老师。
在教职员办公室，教师们变成了数据输入员，向学校和教育部提交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报告。
那些曾经令学生敬畏的训导老师，其中许多我们老一辈的人至今还记得，但在当今的学校制度中，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威。
他们甚至可能因鞭打行为不端的孩子而遭到起诉。
当时，我们老一辈中的许多人都不敢告诉父母，我们曾在学校里被那些拿着藤条在走廊里巡视的老师鞭打。
一旦父母知道了，我们通常还会挨一顿打。现在，孩子们会向过度保护的父母告状。而父母又会找律师、媒体，把事情夸大。
难怪我们不断听到教师选择提前退休的消息。据报道，他们决定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包括对教学失去兴趣（67%），其次是家庭问题（约17%）和健康问题（约7.7%）。
其他因素包括繁重的工作量、行政负担以及难以适应职业变化。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政策不一致，课程过密以及等级森严的学校管理和体系。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2022年至今年5月期间，共有1万9179名中小学教师选择提前退休，其中大多数人表示对教学失去了兴趣。
他说，教育部已经提出了7项旨在减轻教师工作量的措施，包括取消举办影响力不大的活动，以及聘请公众人士担任监考官。
他还表示，教育部已在拥有1500多名学生的学校引入助教，以协助分担教师的行政工作。
很欣慰看到教师的不满得到了倾听，并且正在制定计划来帮助他们。
教师不仅仅是教育者。他们塑造着下一代的思想与品格。他们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他们往往是家庭之外的第一个榜样，他们启发梦想，激发好奇心，引导孩子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无论我们年纪多大，我们每个人都会记得那些对我们人生产生过影响的老师的名字。当然，也有留下非常糟糕印象的老师，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较年长的一代来说，大多数的回忆仍是美好的。
然而，尽管教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他们仍然被低估、薪酬过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每年教师节，我们都称他们为“英雄”。他们退休时，尤其是校长退休时，都会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有时还会流泪。但演讲和拍照结束后，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国庆日游行上，我们看到大马人对肌肉发达的消防员或警犬部队热情欢呼。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在国庆游行中赋予教师同样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肩负着国家的重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福利。他们应得的尊重已经消退，教师不再被视为高尚、高薪的职业。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马来西亚将永远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教学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但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除了授课之外，教师还被期望扮演辅导员、行政人员、活动组织者、考试监考员、医务人员、训导员以及代理家长的角色。
在最近发生的校园持刀伤人案中，他们甚至得亲自逮捕一名携带刀具四处走动的男孩。
漫长的上课时间过后，他们的工作依然没有结束——还要批改试卷、准备教课计划、参加会议。现在，他们甚至还要学习人工智能和STEM知识，才能跟上现代教学模式。
我们的老师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对许多老师来说，他们的薪资几乎无法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
升迁机会有限、官僚主义严重，他们获得的津贴或福利并不能反映其肩负的责任。
更别忘了那些被派往设施简陋的偏远地区的教师，他们真的是在吃苦。
在我国，教师往往被视为“有退休金的政府铁饭碗”，这是不公平的，因为现实情况是，在包括邻国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教师是一个备受尊崇、收入丰厚的职业，吸引了顶尖人才。
教师不仅仅是公务员，他们还是思想领袖、国家建设者与激励者。
正如一份报告所述，重视教育的国家明白，优质教学是打破贫困循环、促进创新和建立有竞争力的经济的强大工具。
马来西亚的教师，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
日本有句谚语完美地概括了这一点：“一日拜一位名师，胜过千日勤学”。
教育回归心灵原点
2025/10/31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赖国俊
前阵子，一宗校园凶杀案震惊社会。舆论纷纷，有人疾呼：“孩子现在太无法无天了！该恢复藤鞭！”
有人建议：“限制手机、禁止电玩，问题自然解决！”
看似有理，却像一场教育的“快闪行动”，一按“藤鞭键”，孩子就听话；一按“禁令键”，世界就太平。但现实却告诉我们：藤鞭会断，禁令会漏，人心的裂缝，却越来越深。
体罚的确能让孩子短暂安静，但那是“痛觉”在起作用，不是“觉悟”在生根。禁令能暂时阻隔接触社交媒体与暴力电玩，但又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暗处继续？
体罚与禁令，也许能止暴一时，却无法让孩子明白“为什么不能”。
教育若不疗“心”，只治“行”，就像补屋不补地基，风一吹，又裂。
孔子在《论语·为政》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提醒我们，教育若只靠惩罚与制度，人只是因惧怕而暂时顺从。唯有以德化人、以礼导人，孩子才能从心而行，懂得敬人、爱人。
因材施教 以身作则
他深信人性本具善根，教育的使命不是制造“服从者”，而是培养“自觉者”。
因此他提倡“因材施教，以身作则”，教师与父母的温度，才是最深的教化。
老子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以权威压制，而以心灵引导。教育若只靠命令与惩罚，孩子学到的不是道理，而是伪装。
真正的“无为教育”，是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用榜样与环境，让他们自然生出“想变好”的力量。那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境界。
《道德经》第十二章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老子早已洞见当感官被过度刺激，人心便易躁动、失衡。今日的暴力电玩、短视频、虚荣追逐，正是“现代的驰骋畋猎”，让人性失衡，让心灵浮躁。
教育的出路，不在更多禁令，而在文化的滋养与回归。让孩子亲近经典，学会宁静、节制与慈悲；懂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被否定中不怨，在失败中不逃。
唯有让孩子的心富起来，校园才不会空下去。
“以刑止恶，恶犹存；以德化人，人心化。”“无为而治，乃最高的有为。”
教育，不是压制，而是点燃。最深的教育力量，不在惩罚与法令，而在“以德为光，以无为为道”。
让孩子在自然中自省，在自由中自律，在文化的熏陶中，重新找回人性的温度。
当补习成为常态，孩子真的获益了吗？
2025/10/31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锺无艳
一位母亲告诉我，每天晚上九点还在等孩子下课，孩子从清晨七点到校上课，下午参加课外活动，傍晚再赶去补习班，回到家已是深夜十点。母亲心疼，却又无奈，她说不补习怕孩子追不上别人，补习了又担心孩子太累。
在笔者居住的小镇里，一名中学教师白天授课，晚上在补习中心继续上课，被视为“名师”，却为了招揽学生不惜泄露考题，最终导致全校重考。这样的故事让人不得不思考，补习究竟是孩子的救命稻草，还是教育的黑洞？
在理想状态下，补习是帮助学生弥补不足，提升信心的方式。家长希望孩子少些挫折，多些机会；老师靠补习赚取外快，似乎也是双赢。然而，当补习逐渐成为常态，教育公平却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偏心对待补习生，让未参与补习的孩子觉得自己透明且被忽视。长远而言，这种差别对待容易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甚至影响他们未来对学习和自我的认知。
问题不只在于师生之间的互动，还在于制度与价值的扭曲。当补习收入远高于课堂薪水，教师难免把心力转向补习班而非课堂教学。当家长更看重分数而非学习能力，孩子自然学会如何追求捷径，而不是如何独立思考。补习，本应是教育的辅助，如今却成为塑造分数机器的推手。
补习文化并非我国独有。韩国的情况尤为极端，学生们常常在放学后继续接受长时间的补习，政府甚至一度设下“宵禁”，规定补习班不得在深夜继续运作。然而，家长与学生的需求并没有因此消失，只是转移到更隐蔽的形式。日本也有类似现象，中学阶段的学生大多都会参加“学习塾”(juku),
补习已成为升学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新加坡与香港的做法则强调监管。新加坡教育部要求规模较大的补习中心必须注册，并确保教师有备案。香港也规定补习社必须注册为正规教育机构，符合基本的安全与场地标准。这类措施并没有让补习消失，却至少让市场透明，减少了灰色操作。
中国走上了另一条路。自“双减”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补习被严格限制，甚至全面转为非营利。研究发现，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学科类补习机构数量从12.4万家锐减至9000家，超过75%的正规学校开设了课后服务，高达97.3%
的家长对此表示满意。
英国政府在疫情后推出国家补习计划，把补习直接搬进校园，由公共财政支撑，特别针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这样的模式不仅减轻了家长负担，也避免补习成为家庭财富的比拼。
这些国际案例提醒我们，补习不是原罪，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与规范。大马若要走出补习依赖的困局，至少需要几方面的改革。首先，教师的利益冲突必须被明确规范，任教老师不应同时为自己学校的学生开设收费补习，否则教学的公正性难以保障。其次，补习中心应纳入强制注册制度，设定透明收费机制，让家长有更清晰的选择。第三，学校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把“补救学习”带回课堂，尤其照顾来自弱势家庭，无法负担补习费用的学生。最后，家长心态的改变同样重要。如果教育的目标只是分数，补习自然会成为无止境的追逐，但如果我们更重视孩子的独立思考与人格成长，补习就不会成为唯一依赖。
归根到底，补习能否真正让孩子获益，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教育。教育若沦为分数交易，孩子得到的只是技巧与捷径，而非真正的知识与价值。补习的存在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常态并逐渐绑架整个教育体系，我们就必须严肃追问，这样的教育，究竟是在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还是只会考试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