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
2019/04/08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夏庭
几乎可以断定，如果他对鲁迅的名字闻所未闻，那他也不会知道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风云人物，乃至于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影响中华民族既深且巨的历史大事件。
近期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的关于鲁迅与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的两天国际研讨会，第一天午后在二楼小讲堂进行的B组论文发表会完成后，一位中年女士用流利的华语发表感言。她说自己在国中时代虽有上华文课，却完全没有读过鲁迅的文章，也没有老师谈过鲁迅，因此在参加本次研讨会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鲁迅这样的人物。这位女士的发言，引来在场所有人讶异的目光。
鲁迅，这位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文豪，本名周树人，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且著作等身，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亦不改其敢怒敢言本色，尤其是他对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以及本身民族劣根性的观察和批判，其深刻与辛辣，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读他的文章，那流露于字里行间，对本身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怀，深深触动亿万读者的心灵。
暂且不论鲁迅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以及不同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有多大的差异，鲁迅依然是现、当代及未来中国乃至于整个华人世界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华文课不仅仅传授语文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间，鲁迅对东南亚尤其是马、新、印三国华人社会的影响，仅次于他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一位上了十多年华文课的中年女士说她完全不晓得有鲁迅这号人物，不免令人“惊诧”；也许她在学生时代读过鲁迅的课文，不过忘光了；也许学校华文课本里有收录鲁迅的文章，不过老师没教；也许，在她求学的年代以至于今，鲁迅的文章已完全退出大马中小学的华文课本？若后两者之一属实，那就值得华社深思了！
记忆中，在我中学时代，华文课本至少收录了鲁迅的文章如《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秋夜》等。我通过这些文章认识鲁迅，认识他生活的那个动荡时代，以至于产生进一步阅读鲁迅的杂文、小说与诗歌等著作的兴趣。
我无意独尊鲁迅，实际上，他同时代的其他大作家如胡适、朱自清、冰心、沈从文、郁达夫以及本地华文作家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也值得学校的华文课本收录。
我国中小学华文课的功能若仅仅是语文的传授与学习，华文教育将失去灵魂。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没要求，也不鼓励你这样筹款
2019/04/07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安焕然
三十多年前，和同学越县到居銮令金华人新村筹款。走着走着，几只狗“霸着”马路，瞪着我们几位白衣独中生。怕呀！同伴说不要动，就这样“与狗相视”了好久，狗走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还记得读宽柔中学的那些年，也曾去（如今已不存在）的新山十五楼和十七楼廉价组屋区，帮忙小贩义卖。小贩很热心，爱宽柔，爱华教，自己虽不富裕，却慷慨为华校独中筹款义卖，当学生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小贩唱着热爱土地的歌，我们帮忙他义卖红豆冰。小贩教我们操作那个传统手转刨冰机，一转，冰块不稳，整个飞了出来，大家哈哈大笑。这个画面我还记得很清楚。
宽中毕业，出国留学7年，返马，当了大专讲师。2004年为写《宽柔纪事本末》收集资料，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听老学长讲更早以前的华校筹款故事。1960年代，宽柔中学大礼堂即将建成，但校董负责的建筑经费筹了很多年仍筹不够，怎么办？
一群毕业的校友，一批工厂女工，一些在籍学生，毅然发起“走出校园”的沿街售卖金砖筹款运动。他们分为东西区，每次出动就二三十人，分两人一组，在新山市区最多人的地方“站位”，在戏院散场时，大胆而诚恳的跟民众筹款。后来，感谢当时的校董（李清来及其夫人黄迓茱等）大力支持，还借出校车，开出新山，载他们到柔佛各城镇乡村金砖筹款。金砖不是金也不是砖，而是一张纸，其实就是乐捐款项后的一纸有编码的收据凭证。宽中金砖至少在1964年已有，但只局限校内和家长献金。当时的一块钱金砖，其正面还这样写着：“热心教育，德荫无穷”。惟较有集体意识要向外筹款卖金砖，应是1967年由这批校友主导而展开。
当时这批热血青年每到一地，必请校车司机在城里绕一圈。筹款时，不仅仅是劝捐，还在于“宣教”（宣传华教），向民众传达买这金砖，捐这“一块钱”的意义。
1967年8月31日，上午9时，宽中大礼堂落成开幕典礼。根据宽中大礼堂的一幅乐捐铜牌所记，李氏基金捐献7万元，萧畹香乐捐5万元，陈锦泉和郭兄弟公司各捐4万元，刘南辉和邵氏机构各捐3万。此外，该铜牌还清楚标记：“建校基金集来金砖9万6865元4角。”
另，在《宽柔中学校刊第二辑1964至1984》之〈董事会务报告〉1967年之第21项，记有：“东区校友售卖金砖工作，应于10月底结束，所有热心工作之校友，各发给奖状一张，以资鼓励”。正面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宽中金砖如此带有集体意识“走出校园”的筹捐，应该首创由此起，进而成了一个“传统”。
我是1980年入读宽柔中学。记得很清楚，那时的学生爱校献金是以各班级“比赛”的方式来“激励”同学们的。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传统”（就不知校领导和在籍学生还能不能意识其中的意义）。
宽中以“比赛”的方式来激励学生爱校献金，始于1974年。并在1983年达到一个高潮。我当时是在籍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正值宽柔七十大寿，我们学生的爱校献金凑足70万令吉，成绩公布，轰动全国。咸认为是一项大突破，是同学们为母校献上一份漂亮的大礼。“70周年70万”，一时传为美谈。
1983年这一年的“70万”奇迹，我们的宽柔子弟不仅沿街卖金砖，到处去征求义卖义驶义剪的赞助单位，一些学生更是“下乡”又“越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也就是宽柔专科部马来学系和商学系的学生，更是跑遍马来半岛售卖金砖，甚至“跨洋”至东马砂沙两州，足迹遍全国，结果其筹款高达数万令吉，得了爱校献金的冠军。
那些年，在校园、在大街小巷，华校独中生过早地与社会大众接触了。尝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说是成长的历练也好，说是“可怜”也罢，宽柔子弟不应忘记：“爱我宽柔，造福人群”这句座右铭。
今天，人家杨部长是针对“儿童行乞”问题而说上街募捐是非法，却累及华校筹款之尴尬神经线。你不好好为学生讲几句公道话也就算了，竟回说校方没要求，也不鼓励。
对，这么多年来，我们傻到都是自愿的。吾爱华教。开放非独中生报考统考
2019/04/05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庞宣
根据董总的数据，全国华文独中初一新生人数从2014年开始至今，连续6年呈下滑的趋势。此外，2018和2019年的全国独中生总人数亦出现下滑迹象。
造成独中学生人数减少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或与华裔家庭新生儿出生率减低、私立学校及国际学校的兴起有关。前者是我国华、巫、印家庭少子化的共同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华裔身上。至于国际学校的蓬勃发展（截至2018年学生人数逾12万名）与政府放宽国际生的收生办法攸关（2012年起不限本国学生报读）。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独中生逐年下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若要减缓及改善上述情况，笔者以为或可从开放独中统考着手。换言之，逐步开放统考给非独中生报考是其中一项可行的措施。其具体办法如下：
一、开放初中统考。凡初中学段有修读华文者，允准其报考初中独中统考（华文为必考科）。此项规定一方面确保报考者具备一定的华文学术能力，另一方面亦可契合独中办学重视母语教育及传统文化的精神。
二、符合第一项条件者，若有意报考高中统考，其高中两年学段必须选修华文，且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中有报考华文者，才符合此一条件。这项规定，确保考生具备应考统考能力的同时，鼓励学生继续努力学习华文，叩应近年来全球热衷学习中文的发展趋势。
上述办法，不影响董总开办统考的原意及精神。其实，就长远而言符合条件报考并考获高中统考成绩的国中生，他们本身已考获两种文凭（SPM与统考），无论在升学和就业方面均占有优势（如同独中生同时考获统考与SPM
文凭一样）。如此一来，无形中为国中生开拓更广阔的升学与就业机会的同时，让学生与家长从中认识到统考的价值与意义，并重新思考报读独中是一项不错且正确的选择，有助于刺激独中学生人数的增长。
统考自1975年举办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统考成绩受到家长和全球高等学府的认可自不待言。若董总能以前瞻性的视野及观点看待统考国际化及中文发展的趋势，开放统考的报考条件不仅不会影响开办统考的初衷及旨意，甚而还为其增添许多的附加价值呢！
募捐让学生“不务正业”
2019/04.04 中国报/评论
~作者：潘有文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日前劝告学校，不可让18岁以下孩童上街为校募捐，反之应通过家教协会成立理事会来进行筹款活动。
原来，让孩童上街募捐已抵触2016年孩童法令第32条文，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独中和华小让孩童上街募捐是常见之事，由来已久，虽然相信有不少家长不认同此举，但在“华教”这面大旗下，往往也不想或不敢多说什么。
办华文教育不易，当需要一些教育发展经费，需要向外募捐时，那应是教育界人士，尤其是校方董事会和家教协会的责任，由他们动员人手向社会征集款项，而非利用学生募捐。
乞求别人同情
当动员学生上街募捐时，为了安全考量，也需要一些老师陪伴在侧，即使是在课外时间外出募捐，也影响了学生和老师的休息时间。
当学生上街募捐，这种行为形同向公众乞求资助，在法律上已抵触孩童法令。校方不是教导学生要遵守法律吗？怎能知法犯法呢？
常听闻华校让学生上街募捐的理由，就是可以趁机教育和锻炼学生，让他们从中理解华教的难处，以及学习与人沟通。
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因为学生的“正职”是学习知识，应让他们通过适当方式汲取知识，而非让他们学习上街“乞求”别人同情。
由于学生年纪小，可以激起公众同情心而选择捐款，如此校方或董家教也有利用学生弱小形像为“饵”之嫌。一些人可能担心被标签“破坏华教”，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指出问题。
如今，杨巧双点出了法律上的问题，华校便应该重新思考让学生上街募捐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除了学生外出募捐一事，华校内甚至有举办类似班级或个人的募捐竞赛，让学生持着募捐卡向邻里募捐，然后比较谁筹到的钱最多，这似乎也不妥当。
让学生把向人募捐当成一项比赛，这是在训练学生比拼“乞讨”金钱的能力吗？是要在他们年纪小小就灌输”金钱为王”的功利思想？
华文教育面对再多的艰难和经费问题，都应该是大人的事；钱不够用，校方和董家教就要扛起对外募捐的责任，尤其是后者，否则要董家教来做什么？请尽自己责任，不要利用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