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蓝图的制度“可行性”重于“评估考试”
2026/01/21 星洲日报/社论
《教育藍圖》不應只着眼於考試評估，更重要的是檢討課程內容、師資素質與升學制度，因應問題而改善；否則10年後，我們仍將討論同樣的問題。
首相安华于周二推介《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时，宣布多项教育改革措施，显示政府已意识到我国教育体系确实存在结构性危机。
无论是今年开始实施的小四评估、明年启动的中三评估，抑或规定独中、宗教学校与国际学校学生必须报考SPM国文与历史，才能获得文凭。这些宣布的目的是国家希望重新掌握学生的学习品质，作为调整课程与教学方向的参考。
“方向”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评估制度若只停留在“测量”，而没有对应的课程修正、师资支援与公平的升学管道，最终只会变成另一轮的压力转移，甚至加剧教育体系的不公。
小四与中三评估的真正意义？
小四与中三评估本质上是一次“诊断性考试”的尝试。政府强调考试不作为淘汰工具，而是用来了解学生在语文、数学与科学方面的掌握情况，从而调整教学策略。这一说法，并无太大争议。
问题在于，大马教育体系长期存在“考试即排名、成绩即标签”的文化惯性。即便官方一再保证“不作高风险用途”，家长与学校很难不把评估成绩内化为竞争工具。只要资源分配、学校评价与升学路径仍与成绩挂钩，任何考试都不可能排除“读书就是为了成绩”。
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学生在小四或中三评估中表现不佳，系统是否真的准备好提供有效补救？
目前我国中小学仍面对班级人数偏高、教师行政负担过重、城乡与校际资源落差大的现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诊断再精准，没有后续补救介入，评估只会沦为“告诉你正落后，但帮不了你改善”。
用于测量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ISA）的成绩，充分反映我国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与科学方面的程度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包括阅读388分（全球平均476分）、科学416分（全球平均485分）、数学409分（全球平均472分），邻国新加坡得分分别为543分、561分、575分，3科平均差分155，反映的是双方整体教育设计与教学的落差。
我们必须承认，PISA反映的不是学生“不努力”，而是整体教育设计是否有问题？阅读理解不足，往往源于课程过度依赖死记；数学表现偏弱，与过度公式化、缺乏问题导向学习有关；科学能力落后，则反映实验、探究与跨学科学习的不足。
若课程内容仍然硬塞、教师仍被迫“赶进度”、评估仍以标准答案为主，那么增加再多的评估，也无法改变学生在国际比较上的劣势。改革的重点，应是“怎么教”，而不是“考几次”？
统考要求国文与历史：底线可以有，但出路不能堵
此次宣布，规定独中、国际学校学生必须报考SPM国文与历史，作为申请公立大学的必要条件，此一作法无可厚非。支持者认为，这是建立国家认同与共同语言的合理要求；反对者则担忧，政策在执行层面恐演变为新的排他机制，独中生升学的路更窄。
过去已有不少独中生即便在SPM国文与历史考获A或A+，却依然在公立大学、大学预科申请上遭遇制度性限制。若考试成绩无法转化为实质升学机会，那么这项要求，对学生而言只是一道“额外门槛”，而非公平的升学通道。
副教育部长黄家和也发文告表示，也将与董总讨论统考生报考SPM马来文与历史的细节。
教育政策最忌讳的，是“名义上一视同仁，实质上差别对待”。若政府真心希望建立共同底线，就必须同步检讨高教招生、预科班、专业课程与奖学金制度，确保凡符合学术标准者，不因教育与族群背景而被排除。
再者就国文与历史不该被工具化。国文与历史本应是培养理解、认同与思辨的学科，而非用来“筛人”的行政工具。若学生只是为了过关而背诵格式化答案，这样的学习，根本无助于语文能力提升，也无法深化对国家历史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不是考出来的，而是在被尊重与被接纳中形成的。当学生感受到努力与成就能被制度公平回应，国文与历史才可能促成团结，而非隔阂。
教育蓝图的考验：制度一致性与政策诚信
《2026至2035年教育蓝图》若要成功，关键不在于口号，而是制度是否周延，政策是否前后一致？
不能一方面要求学生符合共同标准，另一方面却保留不透明、带有历史包袱的升学限制；不能一方面强调评估是为改善教学，另一方面却没有足够资源支援教师与弱势学校。
教育改革不是短跑，而是长期治理能力的体现。比方说教育部明年起将实施6岁孩童就读一年级的政策，部长说这不是贸然的决定，但还是谨慎的好，它考验的不只是学生，不小心就堰苗助长。我们需要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而不是提早入学。
教育蓝图除了评估，更应有后续的同步修正课程、师资与升学制度，那么10年后，我们才不会停留在讨论同样的问题。
真正的教育改革，不是让学生适应制度，而是让制度配得上学生的努力。这才是《教育蓝图》应该兑现的承诺。
华小人数下行
2026/01/21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许国伟
十年过去了，全国华小生人数少了逾8万人。
根据教总发布的《2025年华小课题回顾报告》，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全国1303所华小在籍学生总人数是46万3988人。
翻查董总的资料，2015年全国华小生人数是54万8079人。
报道说，华裔的生育率下滑和少子化现象，是其中原因。
这46万名华小生当中，还有20%是非华裔生，这意味着华裔华小生可能就只有约36万左右。
华裔生育率下滑
这，更突显华裔的生育率下滑和少子化问题严重。
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曾列出数据，华裔新生儿就算在龙年也呈现下滑迹象，而结婚率也在下跌。
虽然如此，华裔人口还是缓慢有序地增加，如今华人的人口是1970年的一倍，从300多万增加到600多万。
只是，华小生的人数这几年都在下降。
根据资料，1970年时全国华小生人数是43万9681人，跟现在的华小总学生人数仅差3万多；而如果只计算华裔华小生，现在的人数还少过1970年。
或许，在华裔的生育率下滑和少子化问题之外，我们还需关注华小的另一个困境。
就是，在城市化冲击下，华小还能坚持多久“一所都不能少”？
况且，摆在眼前有两个最现实的数据，即城市化人口比例和微型华小数目。
我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26%，在1980年增加至35.8%，到2020年已经是77.2%，预计在2040年达到85%。
这意味着，在乡区的人口越来越少，多数留下来的是老一辈，年轻人已经到了城市生活，新生代也更加不可能回到乡区学校上学。
即使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回流，但也可能面对同样的问题，包括他们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如何？孩子又会选择在哪里上学？
城市化加速，极可能导致微型华小数目增加。
根据教总的报道，现有华小当中学生少过150人的微型华小共653所，占了全国华小总数的一半。
同样根据董总的资料，2005年微型华小529所，2010年540所，2020年增至603所，可看出数目是“稳定”地增加。
从不少报道也看到，不少乡区的微型华小就是靠非华裔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小孩入读，撑起学校。
伴随城市化和微型华小增加的，也可能未来非华裔学生比例也会“稳定”地增加。
其实，微型华小不只出现在乡区，一些在城市中心交通拥挤地区的华小，也可能出现招生不足的问题。
而且，家长没送小孩到华小也有各种原因，不尽然是送去私校，也有些家长是迫于现实的无奈，没办法让小孩入读华小。
说到底，华小生人数下跌的因素极为复杂，已不是华裔的生育率下滑和少子化现象能一笔带过。
或许，当政党领袖还在拿华小课题彼此争吵时，也该拿出精力来讨论，再过10年或20年，我们的华小会是如何？
恢复UPSR有助强化公平机制
2026/01/21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黄春鑵
近日，教育部长法丽娜表示，国家教育咨询理事会已经接到指示，将研究恢复中三检定考试（PT3）和小六检定考试（UPSR）的必要性。此消息一出，立即得到了不少学生家长的支持，希望恢复这两项考试制度。
小六检定考试，是我国公立和国立小学的学生，唯一的全国性考试。这项考试，已经在2021年被宣布废除。自此，我国的小学生们，就不再有任何全国性的评估考试，都是以自身学校出的考题，进行评估。
但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学校的出题方式有所不同，考卷的难度也有着不小的区别，以致有些学生可能会因考卷难度问题，无法被他们心仪的中学录取。因此，恢复全国性的考试，可以让所有公立和国立小学使用同一张考卷进行考试，不会有难度的区分，更容易评估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让学生有学习目标
此外，恢复小六检定考试，也可以让学生们有一个学习的目标。由于现在的小学生们，只有那些由校内的老师们出题的考试而已，导致他们失去了紧张感。因为校内的老师们在出题时，通常都会给一个大略的考试范围，让学生们有一个明确的复习范围。
小六检定考试在以往让不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严阵以待，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出题的老师需要对所有考试的资讯严格保密，否则将会惹上官司，让小六检定考试的题目。在正式开考前，除了相关的教育局人士，无人可知晓。这样一来，学生们为了要考取好成绩，只能尽自己所能地进行复习。他们没有任何考试范围可参考，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复习，才有可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总的来说，恢复小六检定考试，是一个有必要的政策，它可以让学生们有着鞭策自己学习的目标，也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公平竞争的平台。教育部是时候将该建议提上议程了。
教育不是以暴制暴
2026/01/21 星洲日报/砂拉越
~作者：傅盛发
小孩遭舅舅毒打事件曝光后，网络很快沸腾，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不断被转发、剪辑、评论。网民的愤怒、心痛和谴责交织在一起，也夹杂着各种立场鲜明的判断。
有人为孩子抱不平，有人要求严惩施暴者，也有人急着站在道德高处，给事件下结论。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也迅速蹭热度，标题越写越重，情绪就越推越高。一段原本已经足够沉痛的社会事件，被反复消费、放大。
在众多声音之中，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愤怒，而是那些冷静、甚至“理直气壮”的认同。有人认为孩子顽劣，就该重罚，有人坚持“不打不成器”，觉得舅舅只是“管教过头”，也有人把暴力包装成教育的捷径。
这些说法其实并不陌生，它们长期存在于我们的成长记忆、家庭经验与社会文化里，只是平时被忽略，而这一次，被赤裸裸地摊开在公众眼前。
身为一名记者和父亲，我心里反复浮现一个问题：教育，真的可以靠暴力完成吗？
孩子的行为，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孩子会反抗、会失控、会顶撞，背后一定有原因。那可能是长期被忽视的情绪，是害怕与压抑的累积，也是他在有限世界里，学会的唯一表达方式。
可惜的是，我们往往急着追问孩子“做错了什么”，却很少停下来思考：是谁，让他走到这一步？他的父母如何对待他？养育他的亲人，是否给予足够的陪伴与理解？他的成长环境，教会他的，是沟通，还是恐吓？
这些问题，远比一句“孩子该不该打”来得重要。
孩子并不是完整的社会个体。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几乎只容得下身边的大人。也正因为如此，大人永远需要背负最大的责任。
我们常说，儿童是一张白纸。但这张白纸，从来不是自己被涂抹的。如果一个孩子最终用暴力回应世界，很可能，是世界先用暴力对待了他。
教育，从来不是以暴制暴。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在被尊重中学会尊重，在被理解中学会反省，在安全中建立界线。如果有一天，我们仍需要反复争辩“不该打孩子”这件事，那么真正需要被重新教育的，或许从来不是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