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国学生辍学课题
2022/03/08 星洲日报/东海岸
~ 作者：余开云
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我国有多达2万1316名或相等于0.22%的学生辍学，这辍学的数据，引起社会各界哗然。
然而，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不够透明，并没有具体说明中小学的辍学率实际情况。
教育部前部长马智礼也关注辍学课题。他指出，马来西亚有36%或至少150万名学生，因各项因素而无法获得线上学习，而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辍学问题。他希望，任何人士若知道有学生面对3M学习困难问题，或者来自B是女生，34人是男生。
依据我国1996年教育法令29A条纹阐明、父母有责任确保小学完成小学的6年义务教育，违反的父母或监护人会被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笔者认为，既然1996年教育法令已经强制适龄的孩子必须接受6年的小学教育，按理小学不应出现辍学的状况，或者辍学情况该不会太严重。
若依我国现有的教育法令与教学计划，应该足以防范学生辍学。若依据上述教育部辍学数据可靠。出现高辍学率，即印证我国教育政策失败。
我国对于辍学的课题，教育部与其他部门不能只点出问题或提供数据而作罢，我们需要看见有关部门具有高瞻远瞩思维领导，说明应如何采取行动或即将落实的政策。同时在野党除了抨击，也应该要有更多的建树，共同提供良策以解决课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談教育界怪象
2022/03/1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陈芷恩
當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加上家庭中沉重的經濟壓力，年輕教師出走轉行不該是副部長口中的怪象。
教育部副部長馬漢順最近聲稱大批年輕教師紛紛辭職，轉換跑道改在網上做生意。謂之教育界怪象。
實際上，這種情況早在幾年前就發生。國內出現教師離職潮，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是有跡可循的。本文將分成四個脈絡逐一探討此現象的緣由，分別為教育政策、文書工作、師資分配和教師薪資。
从教育政策而言，教育部政策朝令夕改，讓一眾教育工作者焦頭爛額、難以適從的情況顯然已經眾所周知。本文就以2012年教育部宣布落實的校本評估為例，淺談當時政策在實施時弊病百出的現象。
2012年校本評估在各校開始推行後，教育部就立即推出評估管理系統（SPPBS）讓教育工作者通過線上操作記錄學生的分數。校本評估本身是好的，但這項系統的推行自然使得教育工作者必須騰出大量的時間在電腦前將所有學生的成績分數輸入到校本評估管理系統內。
惟上班的時間有限，但工作量卻突然增添，教師只能用下班時間完成教育部給予的工作。但有關評估管理系統卻常出現當機和資料消失的情況，因此也惹得不少教師大吐苦水，在新聞報道中也不乏看到教育工作者聲稱自己被迫半夜起床輸入資料的情況。教育工作者備課時間與休息時間的驟降，自然使教學質量大受影響，成為教育部政策疏忽的代罪羔羊的不外乎就是學生及教育工作者。
當時，這種問題延續了長達三到四年之久，但教育部遲遲無法解決近乎讓教育工作者“崩潰”，以至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卡馬拉納在
2013 年 11 月被迫公開道歉以平眾怒，並保證有關評估系統將在
2013 年杪完成改進工作，而教育部推出的校本評估在當時不得不擱置。
無可否認，教育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但政策問題漏洞重重卻也凸顯了教育部的“改革”放在實施層面上只淪為空談。政策落實後，教育工作者們叫苦連天的現象無疑也暴露了教育部在進行教育改革規劃及大藍圖安排時並沒有做好準備功夫。如此一來，朝令夕改且不人性化的政策實施自然讓年輕教育工作者做起事來事倍功半，心灰意冷。
其次，教育部應豁免教師其他的文書工作，讓教師專注於工作本位的傳道授業解惑。目前，我國教育體制仍舊停留在形式主義的階段，教師終須忙於填表格、做數據、寫報告等，重重的形式吞噬着教育工作者的時間及精力，錯把虛無的形式當成工作績效，所有的教育改革更淪為紙上談兵。
需要注意的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不僅僅需專注於教育工作，一位語文老師也可以同時是語文主任、紀律老師、家教協會執委等等。教師若同時身兼不同崗位，便需要負責不同崗位的職務(portfolio)。每位教師手上的每年度工作清單中(Senarai
Budaya Tutup Sekolah)，除了每日教案，剩下的便是除了教書之外的其他工作。當然，特定的工作比如準備考卷、編寫教案、出題後的試卷數據分析終需教師親自完成，但輸入分數、記錄學生親屬資料、成為校內各委員會總務財政等文書工作的疊加而下，不就成為壓倒教師的最後一根稻草嗎？雖說在2019年時任教育部長馬智禮提出9方案減低教師工作，但實際上鄰國新加坡早在17年前就已聘請教育專員協助教育工作者處理文書及學生輔導工作來降低教師的工作壓力。
對許多教師而言，教學才是自己真正熱愛的事。當文書工作逐漸取代教學工作，教師對工作的熱忱自然消磨殆盡，轉變跑道更是預料之事。
因此，唯有讓教育回歸到育人的功能，這方能最大化教育資源，提升我國教育素質。教育部也應該立即提出具體的措施，勿在浪費人力資源和紙張同時消耗教育工作者的熱忱，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由教師負責、文書工作交給書記及官員，明確分工。
其三，當前師資短缺的問題也在消磨著時任教育工作者的意志。這老生常談的課題並沒有因為年年重現而得到解決，尤其華文科師資早就面臨式微的問題。
即便教育部在2021年展開一次性聘請教師計劃(Pengambilan
Guru Secara One-Off)，但不難發現華文科作為第一階段（Fasa
1）面試的科目之一，教育部在第一階段共15個科目中只錄取區區307人。這樣的錄取人數即便在15個科目中均勻分配，一個科目就僅有20位老師。試問區區的20位新增師資有可能足以填補全國華文科師資不足的空缺嗎？
值得我們審視的是，目前師資短缺現像也衍生出一名教師需要一人審核多班，多年級學生的問題。教師每日需應對着不同班級、不同水平、不同年齡、不同科目的學生、不同的待批改功課以及不同的文書工作，而教師只有一個。除非教師三頭六臂，在擁有多個不同本科專業文憑且無需備課的情況下，高素質的教學才能在這種情況下順利完成。
這種一人負責多班多科目的人力資源分配模式也變相導致教師無法擁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不同的課前準備，嚴重影響教學質量及對工作的熱忱。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教育部《2013-2025
年教育大藍圖》也漠視了華小師資問題，並無提出解決問題的規劃及措施。
可見，教育部更應着手處理師資不足的問題，在開放招收師資時理應減少繁文縟節，不應再以技術上的問題隨意淘汰符合資格的面試者（一次性聘請教師計劃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演變成許多教育系畢業生需苦等多年才得到教育部的錄取信的悲劇。這種現像只會導致更多心系教育的人才流失，投入其他行業；而在教育界工作的教師卻因為缺少同事的分擔蠟燭兩頭燒，索性辭職不干。
其四，不難發現，先進國家對教育工作者的薪資提供是更為優渥的，而這也是重視人文工作者及支持教育工作者的體現。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9年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教師的平均年薪約為
3萬9000 美元，資深教師的起薪約為
6萬7000 美元，因此每月收入保守估計為5583美元（即2萬3378令吉）；在加拿大，資深教師的起薪為6萬5000美元，每月收入保守估計為5416美元（即2萬2679令吉）。
而放眼馬來西亞，一位普通的DG41教師的起薪一個月僅有2188令吉，一年起薪為225令吉，有關級別的最高薪資為9552令吉。換而言之，在馬來西亞，一位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輕教師需要耗費33年才有可能獲得最高薪資。但在冠病的重挫下，經濟疲軟蕭條，馬來西亞作為經濟水平中上收入國家（Upper
Middle Income)面對的衝擊也不小，一份起薪為2188令吉的薪資對上有老下有小的教師而言，是捉襟見肘的。
當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加上家庭中沉重的經濟壓力，年輕教師出走轉行不該是副部長口中的怪象。
本文梳理的問題，實際上是可以提早預期並預防的。與其事後檢討心灰離去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從前教育工作者身上找問題、大呼教育界怪象，不如從實際問題中着手解決更能亡羊補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呼教育界怪像或口號化地宣稱“一直都在”都沒有比實地考察或參考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s)的意見和反饋來得重要。政策的擬定和問題的解決方針不能由一堆坐在辦公室卻沒有實體經驗的官員來憑空想像而來，而是需要權益關係者的參與。教育部高度集權的情況已非是一天兩天的事。如今，權力的下放才能讓教師及校方擁有自主權才能賦予教育工作者有更大的變通及調識能力，同時也能將教育工作者參與及囊括到政策檢討及回饋管道內。
或許提早預防和提早準備，副部長眼中的怪象早就不會發生，不是嗎？
纳吉和统考
2022/03/11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陈金阙
国阵威风了60年，最终被希盟扳倒。一个执政了60年的老政党一朝下野，肯定有许多敌党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可惜新领导人原来也出自国阵巫统，下手不可能轻重不分，于是最接近现代的巫统领导人纳吉成了重火炮轰的对象，誓要抓他坐牢，让他永不翻身。
不过，马来西亚充满了无限“可能”，只要你能想象的事情，就算是天马行空，也有可能发生。结果，纳吉身手比泥鳅更滑，人还没定罪，希盟就先倒了。不但如此，纳吉这个“大王”还可能连消带打，倒过来瓦解当初联手打败他的政敌。回顾起来，纳吉的官司打了几年，就还是只差一判决；有点像统考，就只差了那一里路；也许会来，也许永远不来。
拿统考来比较巫统的纳吉，确实是荒天下之大谬，但是，政治上荒谬的事很多，最新一件是火箭党要炮轰宽柔董事部，要求总辞。我们很奇怪，纳吉所到之处不少，拜访《星洲日报》有之，马六甲古城有之，柔佛古庙游行有之，该党要为何专挑宽柔开炮？难道是捡软的柿子来捏？如果盗贼过街，那么是否要该街市负责人也辞职？盗贼回家，要家人也登报纸宣布脱离关系，才叫“有道德”？况且，这位所谓“盗贼”，正不惜一切在洗脱这罪名，党要如果真要追究，应该质问他在三朝政府之下，为何可以享有特权到处趴趴走，而不是来责怪不沾政治的教育团体。
再者，党要的上司，曾经纠正记者的错误询问，自诩为马来西亚人，为何其党又频频干涉华社和独中“小众”的待人处事之道，这不是“BOLEHLAND”的标准，又是什么标准？明明担心选票倒向“BOSSKU”，却要拐了个弯，搬上一堆大道理，然后隔山打牛，但山会害怕吗？
统考成政党“消费品”
话说远了，且拉回来。说到统考，几乎每个政党都被糊弄了。结果，你笑我只差那一里路，我看你连那一里路也不分东南西北，如今又有人来问：“承认统考，难吗？”
总而言之，统考，是给一众政党消费的，除了马华，大概也找不到任何政党是真心要承认统考的了。但是，马华并不当家呀！所以，有人回怼，你以为民主行动党当家吗？
同样的，纳吉，许多敌对派务必除之，这包括了敦马、林吉祥，如今加上个慕尤丁。能够让众多互相敌对的对手群起攻之，可见纳吉的确有他独到之处。这好比统考，能够让这么多政党利用它来牵动华社一票，又让马来政党非常顾忌，可见统考果然有它独到之处。据笔者看来，马来政党其实不是顾忌它，只是不愿主权受到挑战而已，讲到明一点，不想老二得瑟。若果是顾忌，那犹如雨后春笋的国际学校还有那不知道如何管制的宗教学校，他们却不顾忌？那么纳吉呢？
害怕纳吉强势归来
敌对方别跟我们说什么大道理，相对日益独立的司法当下，他们紧张个什么劲儿，犯法的就是要坐牢；问题是，该坐牢的不止“盗贼”一个，为什么他们不去针对那些逃脱了的呢！看来他们确实是顾忌纳吉的。顾忌这个政敌强势归来，顾忌人民原谅了他，顾忌人民在走投无路之下，转而相信“害国者”真的懂得“救国”，解铃还须系铃人！
那么，纳吉的支持者盲目吗？所以正义之士要鞭挞。统考的支持者无理取闹吗？所以维护国语之徒竭力反对！换个脑袋思想一下，站在对岸的人为何如此固执？统考有没有实力，自有国际认证，无须一班政客拿它做点缀，也无须向政党阿谀奉承；纳吉是不是盗贼，无须政敌群起攻之，自有法庭下判。担心人民愚蠢受骗吗？实际上人民心中有数。过去六十年，喔不！六十二+一+一年，人民受骗还会少吗？无须你来作个假道学。
教育面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2022/03/08 中国报/学习
~作者：董百勤
拜读郭史光宏上周的专栏文章《要有高质素教育，得有高素质教师》，他文中提到，提升教师专业素质的建议。建议的核心是好的，如果能做到，不管是心理或教学素质上，教师是会有所提升的。然而，要提升教师的专业，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认为，提升教师素质可分为外在与内在两个条件。外在条件指的是让教师提升素质的助力环境；一般上，提升素质的方式不外乎出席增值课程、工作坊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外在条件是空间。当一名教师长时间被校内外的教务工作塞满日程，半点喘息的空间也没有，我们又怎能期许教师有提升素质的空档？如果是自身教学有所提升，帮助到学生爱上学习，无妨，但如果不能呢？久而久之，这会击垮教师的心理，这代价谁能或者谁可担当？
再者，教师平时出席的工作坊和课程价值输入也很重要。如果真能帮助提升教师素质和学生学习力，上一整个星期的课程，教师们也不觉得累；反之，就算只是上一小时，但那一小时，倘若教师没有得到该有的价值输入，哪怕只是短短的时间，也不会对教师素质有提升。
照顾教师感受
至于内在条件，这就得从教师的个别因素谈起。教师的自我提升只能从内在启动，当教师清楚知道为了什么而拼全力，并跨出了改变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就会很不一样。有的教师纵横教育界数十年，直到退休，始终初心不变。也有的教师浮浮沉沉，这都是正常的，不管怎样，身为同行的我们，教育路上，大家同在。
每一名灵魂工程师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教师做到完美，教师也是人，事事力求教师做到完美，并非好事。不论内在或外在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教育路上，不缺各派理论，我们缺乏的是实行理论的空间。
我或者其他同业，常常被说身为教师应该如何如何，不熟悉教育这一行业的门外汉，惯性地把一切教育重责压在教师身上。不论是家长还是一般普罗大众，站在教育面前，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要改变现有的格局，首先我们必须让教师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被爱护的，倘若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还有担心教师素质良莠的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