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双师制
2025/11/20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赖芊翠
近期，马来西亚教育部提出“每班两位老师”的设想，引起教育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这项构想听起来充满理想色彩：一人主讲、一人辅导；教学更细致，照顾更全面；课堂不再是独角戏，而是双人协奏。表面上，它既回应了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呼应了个别化教育的需求，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学生学习落差扩大、情绪管理成为新课题，双师制似乎是一个兼顾效率与关怀的解方。
然而，理想的蓝图往往需要坚实的地基支撑，而教育体系的现实，恰恰是最难被忽视的一环。根据教育部与教师工会近年的数据，全国教师短缺的情况虽有改善，但仍未彻底解决。尤其在国民型华文学校中，中文教师长期短缺的现象已持续多年，部分学校甚至需要以代课或跨校支援的方式维持基本教学运作。若要推行“双教师制”，意味著教师需求量将大幅增加，现有师资分布的紧张状况可能进一步加剧，只有部分学校能配备两位教师，而另一些学校却连一位合格教师都难觅，这样的落差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除了数量问题，更棘手的，是教师分工与问责机制的重新定义。双师制并非简单的“多派一位老师进教室”，而是对课堂结构与专业角色的全面重组。若无清晰的职责划分，比如谁负责教学主导？谁负责学生管理？考试成绩、家长沟通、课堂秩序等又应由谁承担？这些琐碎的事务若不明细划分，合作可能变成推诿，理想的“双人舞”最终变成混乱的踩脚。教育制度是培育下一代的机制，讲求的是严谨的操作标准与问责逻辑，否则再美好的初衷也会在执行层面瓦解。
或许，国际经验能提供一些借鉴。英国、日本与芬兰等国早已实践不同版本的协同教学（co-teaching）模式。英国采用“lead & support”机制，主导教师掌控课程主线，辅教教师专注差异化学习与个别辅导；日本的“团队教学”多用于外语课堂，由外籍与本地教师搭配，以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输入；而芬兰则更为平衡，两位教师在课程设计、评估与反思阶段平等参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教学。
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以充分的师资储备、系统的职前训练与专业评估机制为基础。换言之，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多一位老师”，而是“如何让两位老师组建一个有意义的团队”。由此可见，“双师制”的成功依赖于系统支持，而非单纯的人数叠加。
放眼马来西亚，若“双师制”要真正落地，三项前提条件不可或缺。其一，教师培训体系必须同步升级，不仅要增加人手，更要培养能胜任协同教学的教师；其二，教育经费与薪资结构需重新规划，因为两倍的教师配置意味著更高的财政负担，若没有可持续的预算支持，政策难以为继；其三，要在制度层面确立问责标准与绩效评估机制，确保合作不是形式，而是实质的教学改进。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教育资源的城乡落差可能因此被进一步放大。城市学校师资相对充足、条件优越，容易优先获配“双师制”；而偏远地区、原住民学校或华小，则可能因人手不足而被迫延后实施。这样的差距若未被妥善处理，原意为“提升教学质量”的政策，反而可能成为新的不平等来源。
教育改革的本质，不在于形式的更替，而在于结构的优化。若教师数量不足、培训体系尚未完善、财政支持不明朗，“每班两位老师”的制度或许只会成为写在文件里的美好构想。教育的根基在教师，任何改革的成败，终究取决于教师是否被赋予足够的资源、尊严与成长空间。
理想可以天马行空，但政策必须脚踏实地。要让“双教师制”成为教育进步的里程碑，而非纸上蓝图，唯有在务实的基础上建立制度的理想，让理想有地可落，让课堂真正成为两位老师、三十个学生、一个共同成长的空间。
师恩情重永难忘
2025/11/17 越南《西贡解放日报》
~作者：王紫嫣（胡志明市文郎学校）
老师，您好！
当我提笔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您教书时的身影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上学时的画面历历在目，您对我的教诲令我无法遗忘也不敢遗忘。在当学生的那段时间里，您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指南针。
老师，是您指引我在茫茫无际的学海里前行。当其他人问我关于您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您站在讲台上拿著书认真、严肃讲解课文的模样。实不相瞒，我为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而深深着迷。在我的眼里，老师这个职业一直是神圣的，可以说，老师是深夜中的红烛，照亮孩童们迷茫的前路，更愿意为了学生而牺牲自己。也可以说，老师是园丁，孩子们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老师辛勤地为其浇水、施肥、修剪以让他们能茁壮成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一名言则也凸显了老师们在传授知识上的重要性，老师更象是父母，勤勤恳恳的为我们铺好走向梦想的道路。
您传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了我们礼貌、诚实、勇敢、善良以及许多许多关于人的美好品德。
老师，通过这封信，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最真挚的感谢！是您让我可以更好的心态面对生活，实现梦想。感谢您用心的教导，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始终记得这份恩情！
最后，祝教师节快乐，更愿您身体健康、生活愉悦！
您永远的学生
王紫嫣敬上
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讲师
2025/11/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祁毓里
两年前的2月，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带著一贯的冒险精神，与同心的太太来到柬埔寨某偏乡小学任教并当教务主任。今年9月，我开始在刚开办的某金边大学接下了讲师及教务处副主任的职务。
从管教小学生跨越到管教大学生，对我其实并不难，那是因为我之前曾在中小学及大学担任过管理职也讲过课。一般而言，大学讲师的基本要求是硕士学位或以上，然而这也并非铁律；君不见其实早期在很多国内外大学，也有很多未达学历门槛的讲师与教授，他们在教学上依旧游刃自如。这说明经验累积、自我进修及终身学习的价值。
记得之前在那所郊区小学，设备并不完善。除了基本的白板及桌椅和电扇，课室内没有空调。加上柬埔寨酷热的天气，即使把电风扇开到最大风速，上课时依旧汗流如雨。一天下来，衣服满是汗臭味，外加晒得黝黑的皮肤。逢雨季，虽然稍微凉快些，却常因淹水弄湿鞋子，造成鞋子发臭的窘境。衣服换洗频仍及一天洗几次澡，成了这里的日常。
优点是，由于那所偏乡学校的学生较无升学及应付国家考试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没那么“卷”（大陆俚语），因此教师的压力也相对轻一些。
到了金边，这所大学的设备却是迥然不同，180度大翻转。礼堂、食堂及每一间课室、办公室都设置了空调。说白了，就是能在没有太阳直射的暴晒环境中舒适工作。这所大学，刚在9月正式开学。它是柬埔寨第一所纯粹由华人办的私立大学。可以说，那是海外华人在侨居地的另一个华教基地。
虽然旗下的中小学已有数千人的基础，但由于该大学刚开办，学生为数不多，只有十几人分散在四个专业。持续进行招生，是我们必须积极展开的首要工作。犹记得我打从4月加入大学筹备委员会开始，不停开会，几经折腾。突然一天曙光惊现，经人介绍而得以和外国国家教育中心（出师资）及外国企业（出经费）联手合办，才促成该大学9月的开学。8月底本地高考，为了派发大学宣传单，我们配合中小学人员，坚守在考点。任它日晒雨淋及遭遇部分警察的喝阻，我们都没有放弃，依旧执著地送出传单。
大学开学前两个月前，大学筹备委员会聘得退休大学校长。开学前一个月，我被委任为教务副主任及第二外语英语讲师，负责大一英文基本语法， 未来还会教导商用英文、英文学术写作及中英翻译。至于教务那一侧，我负责为汉语专业的数个方向（如文秘、商业管理、翻译等）排课、收集课纲及配合招募讲师。
目前，我们已经突破100名学生的期望值。然而这事说来也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因为就在我们开课后的一个月内，涌进了几十人，一下就冲破过百。或许是学生认可了我们的教学及讲师团队，口耳相传的结果，又或是高考后，学生无法进入心仪大学，开始转往其他大学的必然现象。
海外教学，纵偶有挫折，却能实地接触到为华教打拼的热血华侨与支教教师，以及渴望获得更佳教育品质的莘莘学子，著实是我难得且宝贵的人生经验。
两个老师，一个脑袋vs两个老师，六种花式──共同教学篇二
2025/11/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余秋玲
对于共同教学的概念，社会上的另一把声音是针对其带来的坏处，比如师资不足或者教师之间的冲突而提出的。虽然这观点相对理性，却是出于对co-teaching没有详细的理解。见树木之枯而不见森林之生，是人面对改变时最快的反射，本能地放大负面结果，而缩小长远收益。这种习惯会让我们聚焦风险和困难，不看改变的可能性或优势。
当教育部提出“2
teachers in the room”时，马来西亚人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两个老师同台唱双簧，一人讲课，另一人点头，这是多年的单人课堂养出的想像贫乏。然而当“2 teachers in the room”这个概念被提出时，其他国家的老师们却把它玩转成：
1) one
teach, one assist 一主一副分工式，主的教，副的处理课室琐事;
2) one
teach, one observe 分析式，一人授课，一人观察然后反馈。彼此切磋，互为镜鉴；
3)
alternate/differential teaching 分组补救式，将赶不上进度的学生分出来，让另一名老师进行补救教学（intervention）。这样一来，学生能从不同的教学风格或讲解中受益。或者，对于进度超前的学生，这种策略也能让他们深入性学习（enrichment）。 甚至有老师把创意更上层楼，将优异的学生转成 assistant, 融合one teach, one assist, 让课室变出了4个老师。
4）parallel
teaching 平行共教，将班级学生平均分成两组，两位老师同时教授相同的教材与内容。这样安排能降低师生比例，创造更多发言的空间（airtime）与教师关注，学生因此不容易隐藏起来。
5) station
teaching 闯关教学，将学习内容分成若干小站，两位教师在不同的学习站（stations）进行教学。当学生完成某一站的学习就可通往下一站。
6）team teaching 共同教学，两位教师同台教学。这种课室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我们经常要求学生能够彼此合作，但在只有一位教师的教室里，学生其实很少有机会看到合作的榜样。
我女儿的历史课就是这样。当老师A讲解日本偷袭珍珠港，强调美国参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正义，老师B则神情坚定地反驳：美国参战是政治算计的结果，不是道义的光荣。两人一来一往，辩到越战、韩战。那一刻，课堂不再只是课，而是思想的战场。两位老师的辩论像两把交锋的剑，劈开历史的课本，死掉的人和流逝的年份重临现场。
女儿后来对我说，那天她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我们有权持不同意见，但没有权扭曲事实”（we are entitled to our opinion, but we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fact）。她看到两位老师引用资料、举证对比，也看到当立场被推到极端，知识如何被操纵成工具。那一刻，她忽然理解，历史不再只是关于死人与过去，也是关于活著的人如何面对真相、如何选择诚实。
这样的课室充满了生命的电流，学生不再只是抄笔记，而是心跳加速地思考：真理究竟是什么？当年份表以及别人的故事和女儿的呼吸串联时，过去、现在、未来也因此变得立体和真实，在硝烟里她仿佛也闻到了自己的人性挣扎。
几个月后，当以巴冲突的新闻再度占据版面，女儿静静地说了一句：我想，我开始懂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她没有急著选边站，而是追问：他们各自的历史是怎样被讲述？谁的事实被遗漏？这正是那堂课的延伸，两位老师不只教她记得发生过什么，更教她如何思考发生的原因，以及历史记录的过程。
嵌入她脑海里的：“我们有权持不同意见，但没有权扭曲事实”（we are entitled to our opinion, but we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fact） 成了她修养的一部分。
当教育部提出“2
teachers in the room”时，马来西亚社会只想到两个老师站在课室唱双簧，然而其他国家的老师们却把这个概念玩转成如此的丰富，我们有何想法呢？
再说，共同教学也不是每堂必用，而是当它能够提升学习时才采用的策略。事实上，许多学校采用混合模式：教师共同备课、共享资源，但只在特定课程或重点单元才并肩登场。请问这样是浪费人力还是双剑合璧呢？
由于共同教学的成功，美国许多特殊教育学生被纳入主流课堂，不再被隔离于“特殊”的角落。这种做法强调包容与合作，让所有孩子都能在多元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
缺乏对教育现场理解
然而，在马来西亚，却有政治人物误解了共同教学的精神，认为它只是为特殊孩子设计的教学方案，甚至批评这是浪费人力，并制作短视频借此呼吁部长下台。遗憾的是，这样的说法是缺乏对教育现场的理解与对理念的研究。当严肃的改革讨论被包装成情绪化的 tiktok、以煽情音乐和激昂语气取代理据时，这已经堕落成了表演，谈的已不是理念，而是流量；关心的也不是学生，是镜头。政党人物的讨论多数是为了攻击对手。
真要提升教育，应该以事实为本、以理性为核心。热衷讨论改革却连最基本的资料查核都懒得做，那么不如安静一次。真正有理念的政治人，不是赶制抖音博取关注，而在于能否以身作则，让稳重、诚恳与谦逊成为国民对话的习惯。
改革从来都是不舒服的，它们挑战旧有的安稳。改革若让人安于现状，那叫麻醉。教育的事业也没有不变的标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会变化的人。教育最终追求的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制度，而是灵魂，活泼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