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校成为华教新契机
2025/08/0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随着吉隆坡坤成中学宣布设立新分校，成为柔佛宽柔中学、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及巴生滨华中学后国内第四所设立分校的独中，显示以分校模式继续扩大办学已经成为独中未来扩展的主流的趋势，也是华文教育发展在现有的政治、法规和社会变迁下找到的新出路。
众所周知华文独立中学是《1961年教育法令》下的产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经营压力下，仅有16所华文中学放弃政府津贴坚持以独中的模式办学。后来经历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独中办学路线被确立，董总推出了独中统一课程与独中统考后，才扭转困境，持续扩大至全国拥有60所独中。
独中的数量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国内政治课题，虽然华社从未停止要求创办（或是复办）独中，但数十年来处处碰壁。2014年彭亨关丹中华中学的创校更因为其批文用词，以及是不是符合“独中”定位（背后涉及是否可以报考独中统考）的相关争议，当时在华社引起不小的风波。
尽管随着时间的发展，过去部分人担心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也为华文中学教育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可能路线。只是关丹中华引起的争议或许让很多人对其办学模式有所怀疑，并未有新的学校以关丹中华的模式创设。
另一个华文中学的发展模式是独中分校模式，柔佛宽柔中学在1999年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批准，2005年办学宽中古来分校是当代华教发展上最为振奋的消息，2021年启用的宽柔至达城分校基本确立了独中分校的可能性。透过分校的设立，扩大了华裔子弟到华文中学升学的机会，也推动华文教育在本土发展的新契机。
随着宽柔中学开创了分校模式，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分校将在2027年开始办学、巴生滨华中学分校校地也已获得雪兰莪州政府的批准，再加上吉隆坡坤成中学分校的消息传来，可以预见不久的未来雪隆区将新增三所独中分校，这无疑是解决了雪隆区独中僧多粥少的困境，让更多华裔子弟能够在中学阶段持续接受华文教育。
就如邓小平所说的，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是那一种模式，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让华文教育能够在这片土地持续发展。回头看我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史就可以知道那是一段段与国家机器（包含英国殖民政府）抗争的历史，在面对各种不友善的政策时，华社都能够适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并坚持度过难关，那这次我们也一定能够再创历史，让华文教育展开新的发展，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看待“学以致用”的角度和水平
2025/08/03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杜新宝
2015年起推广“思维教育”，已为教师、家长办50多场工作坊、讲座，《思考、挣扎、蜕变》、《小学标准课程（KSSR）中的思维技能》、《给父母的建议》等书作。
2021年，我国有一位送餐员，阿玛尔，36岁，在马来西亚彭亨大学考获医药科技博士学位。他花了四年完成学业，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白天工作，晚上写论文。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上个月尾出了另一则新闻。一位中国人，丁远昭，1985年生，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这还没完，之后，2018年，他又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多样性硕士。再之后，他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2024年3月，丁远昭的研究员合约到期后未获续签，又求职无果，无奈之下，在新加坡当外送员。目前，他人在中国，仍旧当外送员。
这很难是一个励志故事。网名有此一问：读大学的意义在哪里？
另有一类不时出现的新闻，就是放弃高薪职业转换跑道的故事，其中有去卖臭豆腐的、修神像的、养蜂种菜的、回家乡推传统蜡染技艺的等等。这一类故事经常激起人们的羡慕心理。但是羡慕是一回事，事不关己，关己则乱，真要给自己来个改变，决不是容易的事。
人们一般认为学习要能学以致用。不能学以致用无疑是不幸的。选修的是你喜欢的，工作是你喜欢的，那算是幸福人生了。幸福在于，工作空间没了局限，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都是在处理自己喜欢的东西。工作时间也模糊了，无论是工作天还是周末公假，每天头脑里面想的都是自己乐于解决的问题。工作与生活融合的愉悦感，不因工作的挑战大或薪水不如人而有所锐减，或者徒增其他负面心理或生理效应，即便有，也算是微不足道，我相信在老师群中仍能找到这些人。
“学以致用”这个概念放在不同的水平就会有不同的诠释，一个水平的合理和追求看在另一个更高水平的眼里是盲点和不屑。一般人常以工作和经济的角度使用“学以致用“这个词，博士当外送员，肯定要归为没学以致用的。如果念的是心理学，但毕业后没做心理学家或相关的工作，按照以上角度，大家都认为是一种浪费。如果市场上心理学家或相关的岗位非常少，那么按照以上角度，选修心理学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一定的角度就有相应的教育思想水平。其实念心理学的不只可以做一位心理学家，也有助于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念哲学的即便不够格成为一位哲学家，也培养了思考能力。而念艺术的即便没佳作，也具备了让自己赏尽各种艺术品和自然界的美审观。这是看待教育的另一个角度和可相应达到的水平，为自己受教育，不是为了外在的工作和经济目的。
当你提到这个角度，自然就有人会问，那么生存问题怎么解决？三餐不济何来心理健康？吃不饱饭，思考能力再好有什么用？连工作都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心情欣赏自然界的美？父母有这种提问和焦虑，就会限制孩子的教育，只锁定在大学的毕业和未来职业而已。
如果看待教育的角度可以转一个更好的，水平就可以提升。之所以学一门学问“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好奇，努力学习是因为个人很渴望获取学问精髓，获取精髓是因为要丰富自己的内涵，那么“学来做什么？”在这个水平就很难是个有意义的质疑。
具有这样的角度和相应水平的人，还是会努力去追求最相关的工作，但基本上他们优先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所好和内涵，如何实践自己的生命意义。然而是不是能找到最相关的工作到底不是自己说了算，结果可能有两种状况出现，一些人即便找不到最相关的工作，次相关的也行，即便不相关的也好过没有，只要能够忍受，只要能够做自己的事就行。
这样看的话，一个喜欢哲学的即便当外送员，只要薪水够用，有点馀钱买哲学书阅读，他不会质疑当初读哲学有什么不好。一个喜欢摄影的工程师努力出版一本摄影集，对他而言，当初学摄影不算白费。 而另一些不想再忍受的，比如一个喜欢种菜的高级经理绕了一个大圈，最终回乡做农夫，用这个角度和水平看，可正是合适的举动。
这让我想起楚弓楚得的故事。楚国的一位君主带著“繁弱之弓”和“忘归之矢”到云梦泽打猎，却把弓遗失了，他的侍臣都要去找，楚王却阻止了他们，说道：“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有人说这则故事表达出楚王胸襟广大。但孔子听到这故事后，觉得楚王心胸仍不够宽广，说道“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 当老子听到楚弓楚得的故事以及孔子的评价后，说道“去其人而可矣”，表示连“人”也不必拘泥，只说“失之，得之”即可。从楚人提升到人，从人再提升到自然，不是单纯的角度更换，也是胸襟宽窄有别，更是思维深度不同的结果，用在教育上，那锁定在工作和经济的教育眼光，等级上比楚王还要低，只达侍臣水平，才会一直“只能”纠结选修什么就规定做哪种工作之类的问题。
教师不是24小时在线客服
2025/08/05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郭碧融
七字辈，毕业自槟城理科大学传播系，现为私人学院讲师，业余为文字工作者。
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学生必须自行记录学校老师所交代的事项，包括功课、活动通知、所需准备的课业材料等，若学生忘记了，只好接受惩罚，以此提醒他们日后牢牢记住老师的叮咛。
这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责任感的培养，毕竟学校作为社会的缩影，不仅肩负传授知识的职责，也承担著培育学生软技能的任务，期望他们将来走入社会，既能谋生，也能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然而，随著智能手机的普及，聊天应用程序逐渐成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管道，而近几年更演变成教师与家长之间的联络平台。
无可否认，这种趋势确实提升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效率，让家长更容易掌握孩子在校的状况，但与此同时，也衍生了新问题，就是有些家长对教师的回应速度抱有过高期待，甚至在教师下班后仍发送讯息，并要求即时回复。
早前媒体就有报道，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参加孩子学校家教协会的经历，提及一些家长的投诉令她摇头叹息，包括有人抱怨教师未能及时回复WhatsApp信息。
许多家长未意识到，教师除了教书与批改作业外，还需要处理行政事务、组织与管理课外活动等，根本无法全天候盯著群组的信息及即时回应。
更何况，晚上已是教师的下班时间，所以是否回复信息应回归到教师本身的意愿。我们都必须了解，教师也是普通人，经过一整天忙碌教学之后，也需要回家休息、充电，否则如何应付隔天的工作？
全国教学专业职工会日前在"2023-2026年届中期检讨大会"上，敦促政府尽快拟定指南，确保教师在下班时间不被无理干扰，并强调教师也有权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尽管教专是针对校方、县教育局等单位的行为，但其实家长们也应以同理心看待教师的处境，明白教师的职责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而不是24小时提供服务。家长必须了解，真正尊重教师的专业和私人时间，才能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新加坡教育部早在去年更新学校—家庭伙伴指导原则，明确规定教师只需在工作时间回复家长信息，并应使用学校的电话号码和电邮沟通，且不必给家长私人电话号码。这是制度化的保障，也是对教师专业的尊重，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科技的发展本应推动教育的良好发展，但若演变成家长对教师无止境的要求与干扰，反而破坏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不利于塑造健康与正向的教育氛围。毕竟，家长并非教育工作者，对学校事务的过度干预，往往可能事与愿违啊!
找回辍学学生只是治标
2025/08/0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陈华成
从社会学层面來看，一名学生“选择辍学”，绝对不会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多重社会、经济与心理因素交织下的结果。日前副教育部长黄家和对于这个问题，表示通过学生援助计划（SiPKPM）追踪系统的运作，已
经成功让4758名辍学学生，在今年2月至7月间重返校园。从数字上而言，相较2024年同期的2708人，显示教育部在挽回辍学学生问题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这项“进步”的背后，反而是揭示出了教育体系的另一层深层隐忧，辍学问题不但持续存在，甚至呈扩大趋势。因此，如果教育部只着眼于“把人找回来”，对于学生“想离开”的问题，不从根本上找出症结，那这个循环将不断重演。
SiPKPM系统结合人工智慧技术，精准掌握学生动向，并及时识别高风险学生，确实在技术层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然，黄家和表示教育部也同步推行多项干预措施，包括谘商、行为辅导、家庭介入等，展现了对问题的积极回应。但我们从系统“追踪”、“预测”、“干预”的功能来看，大部分仍属于“补救式”的下游工作。学生重返校园固然可喜，但是如果不从源头着手处理辍学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学生能否持久地留在校园，只会是一个问号。
需知道学生辍学的原因复杂，并无方程式可参考。这些原因可能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压力过重、校园欺凌、课程与现实脱节、缺乏学习动机或对教育失去信心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厌学”、“不上学”成为一种日渐蔓延的社会心态时，便不能再将问题归咎于学生个体。
教育部对此必须认真探讨，包括教育体制本身是否足够包容？课程是否多元且具启发性？教师是否受过足够训练来理解与支持弱势学生？整个社会是否为教育赋予足够尊严与希望？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是需要有关当局勇敢直面，且寻策克服的困难。
当局不要只把“回校人数”视为主要绩效指标，更要把“为何离校”作为政策改进的出发点。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辍学问题。
SiPKPM的成功，只是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干预的力量；但唯有深入了解学生辍学背后的真实处境，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扭转辍学趋势。我们在肯定教育部努力的同时，也希望当局不要只把“回校人数”视为主要绩效指标，
更要把“为何离校”作为政策改进的出发点。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辍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