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孙
“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论最近随着董总进行争取承认统考文凭课题斗争的深入发展，成了一个令各方“热议”的关键词。“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是一条阐述华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原则，并规范实现此原则的策略的阐述。下面是对相关问题的检讨与探讨。
（一）“超越论”的含义
（1）独立性——所谓超越政党，即拒绝依附于任何现存政党，抗拒它们的单元主义立场与政策，不做它们狭隘议程、自私自利的工具。简言之，就是保持华教的独立性。
（2）群众性——以华教的利益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受形形色色政党误导的群众，凝聚最广泛力量，进行维护与建设华教的斗争。一旦同政党挂钩，华教的社会基础将四分五裂，严重的话，将受其党纪律所约束，使华教失去方向。
（3）进取性——“超越论”具有保护自己、出击对方的双功能，乃至于突破单元主义围堵，开辟新境界的潜能。华教战后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简单说，“超越”论是由董教总提出来、处理华教与时下政治的关系的一个原则，对华教的维护与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民主性——“超越论”的固有内涵的另一内容
民主是现代华教的催生婆。百多年前，马来亚现代胶、锡、工商业、交通造就了现代经济基础，经孙中山辛亥革命点燃了华校诞生的火炬。百多年来压迫与困难险阻不断，千锤百炼，民主已锻炼成了华教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这种民主与政客口中的民主完全是两回事，它是反帝、反殖、反封建、反单元主义的，一句话，是反压迫的。坚持独立性对华教具有头等重要性，不仅具有策略意义，而且华教命脉之所在。
（三）上世纪80年代提出及其经验教训
上世纪80年代中，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正处于鼎盛点上，林晃升综合了华教的新经验，提出了“超越论”，意欲利用新形势以促进华教新阶段的到来。
在林晃升领导下，董教总做了两次参政的尝试，即1982年以在朝民政党为基地的“三结合”（又叫做“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与1990年以在野民主行动党为基地的（华教）“两线制”。董教总相关负责人两次均辞去华教职务以个人身份成为相关政党候选人，但两次均事与愿违，无功而返。首次参政董教总派出去的某些代表当了部长、政务次长等官职，但“四君子”（王添庆、郭洙镇、江真诚、许子根）除王添庆外，全部被政党庸俗化为追逐官场名利的人物，华教立场变色。第二波则受行动党纪律所束缚，他们的华教立场成了“空中楼阁”，连中选国会议员的柯嘉逊亦无缘为华教发声。最后，这一群参政者（包括林晃升在内）郁郁不得志的退出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简言之，丧失独立性是两次参政的共同错误，因而也就无群众性、进取性、民主性可言。不幸的是，第二波参政是在1986年对第一波作出检讨后进行的。重蹈错误的事实证明，当年进行的检讨是不彻底的。当年推动参政的董总主席林晃升在承认“由于董教总对‘三结合’的概念还没有做出清楚的交代之前就支持并协助民权委员会推动‘两个阵线’的概念”是错误的。（参见林晃升<调正步伐继续前进！>（14.9.1986董总各州属会第28次联席会议演辞），收录于《董总50年》，P558）。这给华教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四）策略的形式与条件
如上所述，80年代两波参政的形式，采取脱离华教阵地，进入朝野政党里面，企图从政治源头解开华教，证明是失败的例子。嗣后，90年代，董教总又转换形式，与非政府组织与反对党一起发动“大选诉求”运动。首相马哈迪秋后算帐，污蔑董教总为“共产党”，策动巫青团极端分子围困和恫言纵火烧毁吉隆坡中华大会堂。运动以“搁置”告终。
1950年代有一个特殊的例子，类似“超越论”。那是林连玉时期的董教总曾经与陈祯禄为首的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委员会结成“三机构”形式的阵线，通过它进行维护与建设华教，使华教成为政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成功的例子。具有“两面性”、受英文教育的陈祯禄，却热爱中华文化，与马华中央其他领袖如李孝式、梁宇皋等民族败类有所不同。那时“超越论”还未形成，但耿直的林连玉凭着个人的魅力与维护华教的直觉立场与决心，以华团为基础，抵制了马华公会内部出卖与妥协的势力，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维护和发展了华教。
“超越论”付诸实践时往往以策略的形式出现，而且与大选相关。其形式因时因地因课题制宜，无论如何，一旦独立性原则被违背，就会走入邪途。
（五）全面承认统考文凭
年初，董总提出“华教三要求”（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增设四所独中或分校、多元化《大蓝图》），展开另一波尝试。这是新形势下的新尝试。
4月1日，首相纳吉兑现承诺，就三大要求与董总代表团会谈，惟只触及承认统考文凭一项，而且与预期相反，双方仅发表了共同声明，纳吉允诺与教育部及专家商讨，以寻求解决方案，但没有任何具体的宣布。这是令人失望的。
4月2日，纳吉为迎接大选接受《星洲日报》访问，表示愿尽力满足华社的愿望，当一个“全民首相”。由于“巫统内部问题以及技术问题”有待解决，表示恐怕来不及将华教问题纳入大选政纲（大意）。这番话是针对华社而发的，特别是说给董总听的。董总要的“红包”，缩水为“列入政纲”，而且在大选之后，期间会不会有变数？怀疑与担心是人之常情。
接着，第二天，4月3日，纳吉即做出历史性的宣布，解散国会，国人引颈长盼的竞选终于拉开序幕。华教课题究竟如何，没有片言只语提及。
4月7日，国阵竞选纲领公布，承认统考文凭未见纳入。
将华教课题与解散国会做如此的挂钩，有理由相信是纳吉刻意安排的。其用意有二，一是以巫统内种族主义作梗为借口，可能另有议程；二是以本身官位为重，企图以大选结果作衡量准绳，以付出尽量小的代价。
无论纳吉打的是什么算盘，董总手中的主动权始终没有被夺走。首先，董总鉴于过去的教训，清醒地立足于华教的阵地上（非特定政党的阵地或扮演政治诉求主角），确保了独立性。
最初，人们估计纳吉可能有条件答应要求中的一两项，董总可以就事论事，大可以加以暴露，而且力度和口径可大可小，视情况可选择自如。当时，民联林吉祥已做出初步反应，指责纳吉没有“政治毅力”，压不住巫统内的种族主义势力。
现在，局势不同了，国会已解散，大选在即；大权在握的纳吉却“扭扭捏捏”，如今即使如何“大方”，也不能免于“捞取选票”、“政客”的暴露。对董总也无损于做出实事求是的交代。
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在与执政当局的互动中，为了华教的利益，抱持“极力争取好的积极的”态度无可厚非；但也应当做好“避免坏的消极的”心理准备和警戒，局面出现时应加以冷静的分析和审慎的应对，尽量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否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猜疑、误解，那就太不幸了。
（六）流言与杂音
有一种流言，说董总的策略是逆着当前民联入主布城的主要势头而动，等于给了纳吉一根“救命稻草”？实际上，此前纳吉到董总的“破冰之旅”空手而归，早已输了一着（董总虽无公开声明，但民联已捷足先登公布承认统考文凭为竞选宣言之一）。相反，一旦依流言者所言而“选边站”，无论站在哪一边，董总都将可能重蹈80年代两波参政的狼狈，特别是所选站的一边落败了。这种无的放矢的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事态还在演进中，大家应当谦虚谨慎，保持团结。
2013.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