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提前退休何其多，何时了？
2023/10/12 光华日报/言论
~文：书灵
日前，我校为一位资深华文老师办荣休会。这位老师在校执教超过30年，再过2年就荣休，岂知突然接获县教育局的调职通知，以避免老师一直在舒适圈工作、进而影响表现为由，安排老师到新环境教课，并且必须立即执行。这让老师无所适从，最后决定申请提早退休。
老师的工作大多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当老师在一所学校执教多年，对该校及人事物已建立感情及归属感。教育是讲求感情和感受的，不能与其他领域相提并论，要对学校有感情才能有更好的服务。县教育局对在校执教超过20年甚至已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师做出调动，对老师和学校而言是一种打击。老师对教育工作失去热情，进而萌起提早退休或辞职的念头，这样的趋势持续恶化，对国家教育长远的发展不利。
根据教育部过去3年的数据，提前退休的老师达1万3907人；分别是2020年4212人、2021年4389人以及2022年5306人，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越来越多老师选择提前退休，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这个现象日愈显著，已非外界所能想象。有人劝老师们不要再闹情绪跟风提前退休，这是忽略问题的核心，不去关心背后的关键原因，只把问题的根源扫在一边，不加以正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
老师申请提前退休的趋势引起教育界高度关注。教育团体喊话，希望教育部着重探讨老师选择“提前退场”的原因，找出根源和对症下药，改善政策，减少非教学的工作上的负担，让老师重回教学专业岗位上工作，以免提前退休趋势演变成一场教育危机。
老师们的工作日愈繁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从2018年教育部推行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始，许多资深老师对数字化的掌握程度比较低，无法接受教育数字化转型，而且数字化系统不完善，时常出现问题，老师们经常被迫工作到深夜，有的甚至周末也需要上班，给老师们带来压力。
在新冠疫情肆虐、行动管制令期间，教学模式转变，老师们以最快速度接触、了解、学习、探索和适应，实现“停课不停手”目标，掌握新的科技。“线上教学”成了学校的新教学模式，然而目前55岁左右的在职老师，不像年轻老师那么熟悉电脑操作。网络不给力、网络连线不佳，也对老师们造成压力，不仅打乱教学进度，甚至还令老师们产生焦虑。特别是评估考试成绩须输入资料，数据系统瘫痪问题导致之前输入的资料消失等问题出现。
除了必须适应线上教学工作，老师们还要应付与日俱增的非教学任务，加上许多教育措施朝令夕改，县教育局和州教育厅不合理的要求等，令老师难以适从，也影响老师的教学质量，导致他们难以负荷。
很多时候，身为老师的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育人，还是在做文书工作，每天总是有做不完的报告和计划书。这些报告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为了做而做。试问老师每天真正用多少时间在教学上，又花费多少时间在无关教学的校务上？老师无法发挥所长，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非教务和各种琐碎工作上。教育团体也提出许多要求和建议，就算经历了多个不同的政府，问题依旧没有办法解决，甚至还加剧了老师的工作负担，让问题更加恶化。
教育部长上任时宣布一系列7大方案来协助减轻老师们负担的政策，虽然受到老师们欢迎，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何教育部长宣布后，老师们还是劳累不堪？老师们承重已久，但甚少被关注，各种所谓减轻老师负担的承诺，完全不到位，更糟的是雪上加霜。多年来，教育界往往出现教育部长的下令，来到州教育厅、县教育局甚至是校方管理层时，其实是怕输，“做得不够”，或学校之间相互比较，校方就会要求老师们付出更多，导致老师们承受莫大的负担和压力，使老师们对工作感到倦怠而兴起提前退休的念头。
随着小六评估考试（UPSR）和中三评估考试（PT3）的废除，学生将进行具有一定标准性的校本评估。教育部若要有效落实校本评估，必须让老师回归到专心教学上，并抽离与教学无关的行政工作。此外，教育部也必须针对各项行政措施进行检讨，因为许多措施的施行往往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行性，并对老师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教育部长宣布的7大方案，教育部须讲到做到，持续关注和解决老师行政工作繁重的问题。教育部还必须积极培训或增聘新的老师，而不是一再苦口婆心劝告老师们不要提前退休来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林慧英身陷官场诡计
2023/10/10 中国报/评论
~作者：王孙文
当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说，华文学校没短缺的问题后，各造就按奈不住了！
当你们还是在野党时，这数十年来，哪年不是缺乏华小教师，那些年的问题“遇到”飞天仔当了副部长，这些官爷一定跟你说：解决了！
就如上一任历史上最佳副教育部长，她可是教育部长马智理的超人，哈哈！可她上任就解决的缺乏老师课题，怎么会至今仍可以称谓问题呢？
其实，这些政客入阁成为部长、副部长，坐在部门办事处里，官员要是尊重你，你还有机会处理问题；或者说，民间组织的问题，你可以通过部门解决。
可现实世界的残酷统治集团旗下，这些官僚主义的机构，未必卖部长的账，更不要说副部长啦！
曾听闻某部长要用三个月解决部门的操作系统，可秘书长都不搭理这位尊贵的上司。这位老板吃了秘书长的闭门羹，唯有乖乖地在内阁当一位称职的听话通讯部长，嘿嘿！
部门官员要是不跟你合作，部长哪能获得正确资讯。即使在国会大厦的议员提问，部长也只是个读稿的高级发言人。
疯言笑语
这位国会临时司仪不就是拿着部门的讲稿念念有词，比超度法会的诵经公高人一等，工钱每月数万外，其实不就是部门的木偶，对吗？
各位看官请你跟在地“歪鼻”证实一下，以上这些疯言笑语，是不是官场潜规则的剧情啊！
林家公主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在民间疾苦成长，一生跟着当官的家族悠闲生活，此次登上龙门，哪想到舞台表演艺术创作人的心酸，那懂得职场上的游戏诡计，哈哈！
不要忘了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要在官场交际应酬，要在有关部门跟下属打交道，你还得翻开《孙子兵法》看看……嘻嘻！
华族文艺思潮的演变
——从中国原乡到马来亚此时此地（上）
2023/10/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 ：孙和声
说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往来，可说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汉朝时便有中国人来东南亚。唐朝时，中国与东南亚便有繁荣的贸易往来，在公元670前后，还有中国高僧义净在室利佛逝（Srivijaya，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长居学习梵文与译佛经。
义净还提到，在当时室利佛逝首府巨港（Palembang）周边有个称为末罗谕（即Melayu）的邦国。这是史书上最早提到Melayu的这个名称。当然，那时Melayu只是一个地名，不带有今天的具有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含义。
之后的历代各朝如宋朝、元朝与明朝均与东南亚有频繁的来往。13世纪时，元朝还曾派军队远征爪哇，虽不成功却也遗留下一些遗民。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家喻户晓的史实。
尽管如此，华民大量远渡重洋下南洋主要还是19世纪的事，特别是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估计1840-1940年期间，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国人出国谋生，其中东南亚是主要目的地。
就马来亚而言（1946年之前，马来亚与新加坡是一体的），华民的大量涌入则与中国天灾人祸（推因）与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的殖民与开发（拉因）因素有关。首先是在三州府（即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而后逐步发展到马来半岛本部。
大而化之地说，在20世纪之前，马来亚与婆罗洲的华民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重视乡土的乡民。他们南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脱贫，可说是种生存型移民。
这些乡民多带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盼头；只是却有很大部份死在旅途中或客死异乡。这些乡民也善于根据方言地域、神明、血亲或民间“反清复明”（反对清政府，复兴明朝） 的秘密会社形成自卫型私会党。毕竟，他们是缺乏祖国保护的自生自灭离散族群。
学校与报业兴盛
除了土生土长的马来化峇峇族群外，这些华民也多视自为客居候鸟而非定居的土族。他们虽然多是文盲，可却颇重视教育，也愿意出钱出力办方言性私塾教育。
进入21世纪，峇峇以外的主流华社出现了不同阶段的质变。首先，在1890-1900年代，便出现了从乡土式乡民转型为现代国族主义中意义的中国人。这当然与中国本土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不少现代知识份子与改革者和革命家如康有为与孙中山及许多南来文人在马来亚从事宣传活动，也推动了新式学校与报业的兴盛发展。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进一步加速了华社的质变，如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或新思想新主张，如科学与民主的传播。
在1920年代，许多新式方言学校也改用华语为教学用语。在192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左翼思想如新兴（降级）文学，这是一种强调新兴劳动阶级状况的文学类型。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本地兴起了抗战文学与思潮。这当然也传播到了马来亚。
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1900-1940年代可以说是“政治中国”的时代；因为这时期的特殊状况，催化了中国国族主义的兴盛发展。可以说向中国看齐是主导思潮。这一思潮也反映在文艺（文学与艺术中）。
只是在这中国取向的主导思潮中，也有一些小支流，如在1920年代也有少数文人提倡文艺应具有南洋色彩，文艺得反映本土的现实。这种反映论也是1920-1950年代文艺界的主导思想，一般称之为写实主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写实主义的路线，自也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实况有关。当时，中国的实况就是要人民具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便救亡图存，以免中国亡国亡种。应该说，这种主导思想有其历史合理性。（待续）
华族文艺思潮的演变
——从中国原乡到马来亚此时此地（下）
2023/10/1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 ：孙和声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强调南洋色彩的南洋文艺以及1930年代出现的强调马来亚色彩的文艺思想应会持续壮大而不会被“政治中国”所淹没。
尽管如此，在二次战后，特别是1947-48年，马来亚也兴起了一股侨民文艺对马来亚文艺独特性的论战。这集中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如胡愈之）与马来亚共产党人（如周容，即金枝芒）的论战中。侨民文艺派主张华青应心向中国，甚至回中国服务，而本土派则强调文艺应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
有趣的是，中国知名作家郭沫若也是肯定文艺的“马华化”与“本土色彩”，伸言之，这也是写实主义的反映论。人在马来亚的文艺人理应多关注与反映本土现实而不是战后的中国。只是这个论战也因1948年的紧急状态而中断。
进入1950年代后，由于日益多的各民族精英要求独立与和平，也就是要终结殖民政府与马共的内战（殖民政府把这内战定性为颠覆，以正当化其对付马共的镇压）及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在这个大背景，华族出现了争取公民权运动；毕竟若马来亚独立了，而生存和发展于本土的华族若无公民身份，就肯定会失去许多权利与利益。
实则，当时许多华族是希望拥有双重国籍，只是1955年，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中表明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法，也尊重选择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选择。这个声明，也强化了华族的本土选择。
这时期文艺界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歌颂独立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在1950-60年代不少华族知识份子与文化人也积极地推动跨民族的交流，如梅井的《马来亚的兄弟民族》一书或鲁白野的《马来散记》等，不少华族还加入巫基政党人民党。只是由于左派思想与英殖民政府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各族左派精英均备受打压以至没落。
左派被打压的后果便是右派保守主义的崛起，特别是马来右翼世俗民族主义集团的崛起。在1960年代，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可说是较中道温和的马来右翼世俗民族主义者；只是，他的中道政策并不能满足各族的根本需求，如华族的平等教育或马来族的平等经济权。结果在1969年大选表现欠佳而最终下台。
马来政治霸权
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新首相敦拉萨为首的新政府在1971年出台了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也推出国家文化政策与加速教育马来语化进程。这个马来政治霸权从政治伸入经济、语文与文化的政策，使华族产生了极大的忧虑。
可以说，1971-1980年代是大马华族最郁闷无奈消极的时代。这时期文艺界也不再谈跨文化交流或阶级政治，而转向民族自救路线。在这民族经济、文化上要自救与图强的背景下，文艺界也出现了一定的要振兴中华文化的思潮，如出现不少文化乡愁类的诗歌。
在文化上，华族的表演艺术如舞狮舞龙也得到推广，终而成了华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教育面，自1970年代也出现了华文独立中学复苏运动，最终也成了华族教育的重要支柱之一。
可以说，自1970年代以来华族更强调“文化中华”。这个文化中华的兴起也可说是官方国家文化政策所激起的反应。这是一个挑战─回应的自然现象。
随著中国的复苏，文化中华的思潮也随著进一步发展起来。今天，绝大多数华族均选择把子女送入华文小学，使子女最少接受6年的华文教育。在社会面，许多社团也强调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接触与发展，民间还兴起了诸如世界黄氏（或林氏或其他姓氏）恳亲大会；或是工商界搞起诸如世界华商大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商界也不失良机地利用华族节庆搞起各类节庆活动。
整体而言，文化中华已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就此点言，应该指出的是人类的认同是多元多样的。有政治、文化、宗教、乡土、地区、语文、阶级、职业、性别等……这些多元认同不必是相互冲击的，特别是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可以与其他认同共并存共荣。
伸言之，文化中华与政治国家认同是多元并行不悖的，不必为此大作文章。实则，大马的印（度）族与穆斯林很著重他们与印度或伊斯兰世界的接触与往来。
因此，华族也不必为此感到为难，而应该理直气壮地表明，爱大马也爱中华文化。实则，大马华族本身便具有中华性（如华姓华名），本土性（如特别关心本土政治）；现代性（如很重视选举公平与法治），以及国际性（如频繁的跨国活动）四性。四性一体就是华族的特征与认同符号。华族应对此特性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