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9/02/16
《新加坡文献馆》
~作者：陈国相
新加坡文献馆于2018/12/15登载一篇题为《李光耀与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的评论。评论认为该计划没有可取之处，它只是李光耀挂羊头卖狗肉的另一招。不过，我对计划倒有不同的理解。
李光耀於1970年8月11日在南洋大学发表演讲（註1），要求南大当局和新加坡大学一样，起草一份十年发展计划。他指示：“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於考虑。”但他没有更具体的指出应考虑新大计划的那些部分。
他说计划应该说明“南洋大学在训练高级人才方面所能担当的任务”。他希望南大“成为一间独特的学术机构”，“全国性的国家的学术机构，而同时又成为东南亚兼用华文和英文的学术研究中心。”
他还表示欣赏云南园，“你们的校园与新大在今后八年中迁移去的新校园相比，是一样的好，而毫无逊色。”
他表示，为了南大的前途，他准备颁发奖学金给一批报考南大的学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积存下来的价值观念上，先立稳了脚步，这是对抗西方的不良迷信离奇风向！”
在那不断压制南大的背景之下，这种言论应该说是善意的。
四个月后，南大成立了“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2)，其调查范围是“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发展计划，对南洋大学今后十年之全盘计划发展，提供建议，俾加强现有课程增设新学系，以应新加坡对高等学府之未来需求”。委员包括校长黄丽松教授（主席），副校长卢耀，前研究院院长林春献教授，理事黄望靑，及前教育部代理常任秘书郑威廉，并聘任福特基金会专家Harry
L. Case，以及新加坡经济研究所所长游保生教授为委员会顾问。
计划在一年内完成，由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于1973年举行的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公布。
计划指出：“在讨论时，委员会对南洋大学在今后十年的发展，曾提出三个可能朝向的方向，加以检讨：其一是南大以新加坡大学作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其二是把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其三是南洋大学本着它本身的历史与传统以及其他特殊因素，再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前提下以它本身的力量去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但是由于“今后十年人力需求的估计资料以及在此十年间其他高等学府之发展计划资料的缺乏”，委员会没有按李光耀指示，“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於考虑”，而“以第三方向作为研究的根据”，着重考虑“南洋大学本身的历史及传统，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及毗邻发展中的裕廊工业区等独特因素。”
委员会考虑的原则是：
1。“不是把现有学系都做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2。“有必要突破现时专供文理通才教育而过少专业训练之局限，亦有必要把现时颇不受限制的学科范围，使成为多元化。”
3。“南大由于它的独特本质以及毗邻工业区的有利位置，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良好潜能必须完全加以利用以作为发展其优越学术范围，以便进一步增加南大作为学术中心的声誉”，因为“工业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给予在工业，管理，劳工关系与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学生，提供了实际经验。”
根据以上原则，委员会建议：
1。扩充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系及会计学系；鉴于商学院尚有其他学科，可将名称改为商业管理学院。
2。重组文学院：增设新学系以及加强某些已开办的学科，使其等成为独立的学系，并将学院分为两个学院，即包括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以及美术与音乐等学科的“人文学院”，和包括地理学系，政府与行政学系，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院”。
3。加强理学院各学系的应用学科，列如生物系应利用大学充分的土地资源增设经济植物与动物学；物理学系可增设工艺学科，帮助发展中的工业。
4。数学系应开设应用数学和电脑学。
5。强调“南大。。。独特的地位以发展高级水平的‘中华文化研究’课程。。。（和）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研究。”
6。恢复校外进修班。
7。学生人数，以每年10%的增长率，从2,500名提高到1980年的5,000名。
8。委任一名发展主任，“掌管校地之发展及其他有关事宜”。
9。提高教职员薪酬到与新大相等。
10。拟定建筑计划，并筹划今后发展的经济来源。
计划没有完全根据李光耀的指示考虑新大计划，也没有延续1965年发表的王赓武报告书的精神（3），对大学做无理批评和严厉指责，关闭院系，或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以限制南大的发展。但似乎接受南大和新大是两所不同且独立的大学的原则，南大虽将办新的学院，学系和学科，却没有侵犯到新大的学术范围。
报告虽仅三页，它却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独立大学计划，发展南大的强处，保持南大的华文地位并使她成为地区的研究中心，扩大原来文学院的学术范围，沿着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设立社会科学院，增加应用学科和恢复校外进修班使大学更接近社会大众，还看好校地的广大面积，建议加於利用。这样的南大，无疑是一座和新大平起平坐的大学。庄竹林校长于1963年政府入侵南大前夕，曾公布过一篇南大发展计划（4），其中一个要点就是把大学建成地区的中华文化中心。吴德耀教授在和丹顿争取保留南大的时侯（5），不断重复的一点就是南大根据自己的独特条件独立发展。
委员们虽然没有全部按照李光耀的指示起草计划，但因为他们都是靠李光耀吃饭的，当然不会与老板作对。两名顾问想也没有抗拒李光耀的心意或能量。计划能够正式出炉，可以说，是李光耀所能接受的。
计划公布时，黄丽松教授已经上任一年，而且已经建立了若干学术与行政制度（6），使南大再回到创办初期的那所独特的大学。笔者的猜测，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出自当委员会主席的黄丽松副校长。如果计划被实施，做为一本大学前进的蓝图，在没有外部政治干扰的条件下，它完全能帮助南大巩固已有的办学成绩，并继续往前发展。
李光耀控制和压制南大是阵进似的；王赓武报告书是这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计划却提出一个哉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在逐渐对南大加重压力的过程中，似乎是一种“倒退”。
其实，矛盾的是，这“倒退”从王赓武报告书发表的1965年就已经开始。据方显廷教授的回忆(7)，1965年当他还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吴庆瑞曽代表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邀请方当南大校长。方没有兴趣再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但接受来南大当三年的经济系客座教授，并推荐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共管理处当主任的伍启元博士。伍本有兴趣，还带家眷到新加坡做了考察，也写了建议书。但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接受他的报告。不巧，那时伍已被提升，就不再和新加坡当局继续交涉。
但李光耀的“倒退”没有因此而停止，1968年承认南大学位，1969年听话的黄应荣教授“被退休”后，聘马大代理副校长黄丽松博士来南大，1973年又请来香港中文大学的薛寿生教授，似乎有意让云南园上空展现一片蓝天。
为什么李光耀选择同时走两条相反的道路呢？这是研究南大史必须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学生和华社抗议南大被压制的结果？
另一种或许更能解释这现象的，是李光耀的表里不一行为，据最近英国解密文件揭露（8），他曾经一边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鼓动香港亲英份子组织两万名精英与中国政府抗争。
李光耀在1976年访华之前，尽管他在新加坡不断宣扬恐共恐中论，但是对于中国他不但抱着敬畏的心里，需要时也尽量和中国保持联系，讨好中国，向中国撒娇，利用中国来促进他在国内和地区的政治地位。刘晓鹏曾揭露以下事件（9）：
1.1959年10月29日，他在初次当选后不到半年就派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行动党议员陈翠嫦会见了廖承志，对双方无法建交表示歉意，希望中方谅解。
2.1962年9月26日，当他正在和英国以及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安排成立马来西亚以对付他的“共产党”政敌时，在柬埔寨的一次国宴上，他特别向中国大使表示，与许多政治领袖不同，他常听中国对外广播，了解中国的政策。还说，因为他祖辈来自中国南部，做为一名海外华裔，对中国有感情是自然的。
3.1963年2月1日，即“冷藏运动”前夕，他再派易润堂访华，目的是希望中共对他的行动谅解，同时要中国公开邀请他访华以制造一种印象，一方面给新加坡反对党的支持者以为中国站在他那边，另一方面又使在成立马来西亚的交涉中，另两个政府以为他有中国当他的背后伙伴。
4.1965年8月25日新加坡才宣布独立不到三个月，李光耀又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专员的高德根到香港见新华社负责人，请求中国承认新加坡。根据接见高德根的新华社人员的记录，李光耀“目前只要求我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馀万华人高兴。李光耀政府委求我国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即使行动党有些做得不对，希望爱屋及乌，不要严厉责备。。。支持独立后的新加坡参加今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如能做到让新加坡参加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
既然对中国“老大哥”有要求，李光耀就得把海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办好。
李光耀对中国敬畏坚持到1976年5月12日，当他成功地争取到在毛主席逝世前见了病弱的中国最高领导，也看到文化革命期间的破坏与落后。回来后，对中国的态度立刻由敬畏转为藐视，也不再“倒退”。虽然他已于一年前就派了李昭铭当南大校长，命令他进一步英语化南大，也委任始终反对南大的关世强当新大校长，让关加速对南大的霸凌行动。开始，南大毕竟还是一所名义上是独立的“双语”大学。后来，当李昭铭主张新加坡保持两所较小的大学，又表示南大可以利用其特殊地理位置设立工学院时，李昭铭一声不响地被调开，南大做为新大的附属单位正式出现。本来李光耀给联合校园三年的寿命。1978年联合校园的第一年未满，邓小平来访，答应不再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李光耀看成这是给他开了消灭南大的路。他不等联合校园结束，叫一名英国佬写了死刑判决书，不管吴德耀教授如何力争，要求回到类似“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下的独立大学，李光耀心已定，但是他还是有些担心，把当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南大校友推出来当他的挡箭牌，南大从此走入历史（10）。
以上的解释，有待史学家的评估。总之，尽管南大最终是被李光耀扼杀了，除非有迹象证明他本来就怀着除掉南大的念头，我们不能假设，他一开始就不停的朝着这个方向，坚定不移的施展他的杀伤功夫。我们研究南大史，不仅要详细叙述在南大消失的过程中，我们和李光耀交手时双方的种种行动，还得了解他的攻击手段与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背景与考虑，到底他受到国内外的哪些事件或人物的影响，增强或改变他原来的想法及可能的行动？比如在国内，鉴于李微尘这个第三势力重要人物对华文媒体的深度了解，李光耀进攻华社包括南大，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关世强那么藐视南大是受到李光耀的指示，还是他当了李光耀的参谋，提出的鬼计？在国外，苏哈托的上台和李光耀的更趋专制有无关系？李光耀到BC大学和哈弗修学后转为亲美，接受美国对南大的支助，为什么最后又关闭南大，放弃老美想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的反共中心的计划？我们甚至不能把李光耀等同于行动党，虽然是总理，他不可以随意驾驭党内的不同意见。他遗憾没有在更早时关闭南大，这里有没有党内反对的问题？
南大史应该是全面的，不仅是叙述我们如何光荣地保卫母校，发扬中华文化，维护我们保留和利用母语的权力的“我方历史”，也得仔细研究“他方历史”，这样的南大史才算是比较接近事实，更加全面，容易使人信服。
1。李光耀，“南大与我们的前途”,
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2年，440-444页。
2。南洋大学，“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同上，461-463页。
3。王赓武等，“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同上，308-322页。
4。庄竹林，“日日新，又日新”，同上，302-305页。
5。吴德耀，“一间还是两间大学”和“南大前途备忘录”，同上，522-523页和571-573页。
6。黄丽松，“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同上，428-431页；星洲日报，“南大开办研究院”，同上，434-439页。
7。方显廷，“1968-1971年在南大”，南大站，
2016/06/13.
8。林景辉 李伟欣 庄恭南，“李光耀 爱香港恨中国赢选举”，新加坡文献馆，2018/12/30.
9。刘晓鹏，“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南大站，15/02/28.
10。Tan Kok
Chiang, （陈国相，我的南大故事，一间人民大学的兴亡）Ethos
出版社，2017年，287-341有记载李光耀如何放弃“倒退”，继续压制南洋大学至消失。
（新加坡文献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