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总成立的历史性场面
2019/02/16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菁草
了解我国近代史的人都同意，华校教总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但是依然记得教总在什么时候成立的人，相信不多。
简称“教总”的这个重要组织，在成立时，我国还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所以，教总成立时的名称是“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后来，马来西亚成立后，该组织才顺应时势易名为“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教总的成立典礼是在1951年12月25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隆重举行。换句话说，教总的会龄已达68春秋。
12月25日，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是圣诞节；但是，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华裔来说，此日却是民族复兴日。
华教中人选择在民族复兴日成立教总，自然具有深长意味，显示我国华裔要华文教育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复兴。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过6年，一切的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华教要重振，是必然的，只要华社中有人有志为华教的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
出席教总成立大典的，除了全马各州的华校教师代表，还有殖民地政府的华民政务司居礼及其副手；华校视学官锺敏璋、刘怀谷、立法议员梁长龄、中华大会堂总理洪启读等，场面盛大。
大会主席陈充恩在讲话时强调该组织的三大目标是：改进华校教育、发扬中华固有文化、谋取教师福利。
这张“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大会”的出席者全体照把68年前深具历史意义的一幕重现我们眼前，而令人不解的是“族魂”林连玉和沈慕羽居然被安排坐在前排最右边，似乎和他们的地位颇不相称。
华文教师多讲华语责无旁贷
2019/02/13 新加坡《联合早报》
~文：冯焕好
作者认为，在特选学校的华文教师，有先决条件推广华文的学习，不必因此感到畏惧。（档案照片）
读毕《联合早报·交流站》1月31日刊登袁忠君的《小学华文教师态度和思路的商榷》文章后，我感到心惊和心寒，内心产生不少疑问：为什么在华文课程说明会上，华文教师全程用英语解释？
是因为英语是官方规定的学校用语，是因为担心家长听不懂华语，或是因为老师没有足够的华语能力表达重点，还是因为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英语比较方便？
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多年来，官方和民间团体都努力不懈地推广华语，规模大的有推广华语理事会和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他们都大费周章，绞尽脑汁举办各种活动，呼吁华族子弟重视华语，多学和多用华语。对此，特选学校的华文教师责无旁贷，应该以身作则，争取机会，多用华语。英文成为教学媒介语后，一周内只有区区几堂华文课，学生说华语的机会少之又少。站在第一线传授华文的教师不多用华文华语，难道只是拿起华文教科书时才讲华语吗？
我离开教育界多年，常听到一些旧同事相告，说现在的华文教师讲英语多过讲华语，在办公室如此，和学生讲话亦如此。在很多场合，我们常以方便为借口，全用英语，罔顾一切，以为英文是全国人民都应该懂的语文，除了大选时要讲一些华语和方言，其他时候讲英语就万事通了。
当年我在一所邻里中学任职，因为是政府学校，有不少非华族学生，在周会和升旗礼，我当然必须用英语讲话。家长会我则分开两次举行，华语和英语各一场。因为我发现华族家长中有很多只有小学教育程度，不谙英语。而在英语场，我请马来族和印度族老师把我的讲话重点印成马来文和淡米尔文通告，也请他们坐在台上回答非华族家长的提问。这么做可能费时费力，但达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也表示对各族家长的尊重。
后来，我被调去初级学院工作。在第一次学院颁奖礼后，一名非华族学生来到办公室挑战我，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学院，院长不应该讲华语。”原来我在致辞开始先用华语说概要，惹他生气了。我心平气和地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学院的建校历史，你们今天能够享受完善设备和崭新校舍，都是一群热心教育的华族人士筹款建成的，我有责任保留和传承他们的语言文化，不能忘本忘恩。但我对各族语文一视同仁，积极推广。你也应该读好自己的母语，并引以为傲。”
母语的消失与传承
2019/02/18 星洲网/言路
~作者：廖德来
自小在南端城市生活，深受新加坡媒体平台8频道、优频道、933电台的华语洗礼，鲜少机会收听或收看方言节目。那时观看古天乐的《寻秦记》、欧阳捍华的《洗冤录》等香港剧集，还误以为华语配音为原音，加上父母受到新加坡讲华语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觉得说华语有利于前途发展，便采取“对孩子说中文，对亲友说方言”的策略，以致南方人予人只会说中文，不会说方言的刻板印象。
有次，出差台湾公干，路途遇见一位潮州籍长辈，当他得知我的潮州人身分时，脸上不禁转为微笑，也变换语音频道热情与我对话，但由于我的潮州话是“有限公司”，只好潮州话交杂华语回应，他的表情随即转为一种忧愁，交谈也匆匆而散，这一转变令人感触，也促使我报读雪隆潮州会馆的潮语课程，以找回母语之根。
学习语言是有时间限制与天分要求的，或许已过了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较难迅速掌握潮州话的听讲能力，加上雪隆为粤语使用区域，平日难以进行潮州话日常沟通与训练，因此潮州话至今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但母语延续的想法依旧存在心中，也有意愿日后把孩子送往会馆学习与传承母语。
另一方面，语言反映了一个区域历史、文化及生活面貌的缩影，从我国华人口操广东话、广西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海南话等而言，便可了解当时下南洋祖先的省份、生活背景及文化。
随着因时因地的改变，部分母语的传播也面临式微，甚至濒临消亡的情况，举例我国原住民的母语，因教育政策、社会进步、国民团结、经济发展为理由，迫使他们为谋生存，离乡背井，掌握国、英语，进而削弱其母语教育的延续，照这样的步伐，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整个文化和知识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99年批准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以期提高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与传播，而政府除了要应付来临的士毛月州席补选、野鸡大学的学历风波、反跳槽法案草拟等热门议题，理应借由每年的这一提醒，与2019年国际母语日委员会相互合作，检讨与实践各族的母语教育政策，以海纳百川的心态维护我国多元语言与族群的特质。
我在斯里兰卡寺庙教中文
2019/02/18《环球时报》
~作者：唐子婷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加强中斯文化纽带，15日晚，为期5天的中国文化展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拉开帷幕。过去两年，这一活动在当地颇受欢迎，每次都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这让我想起此前在斯里兰卡寺庙教中文的经历，当地僧侣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两年多前，我接到一位学姐的邀请一起参加佛教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斯里兰卡古都康提的佛牙节。学姐是一位比丘尼，她所在的寺院与康提的寺院有联系，后者将为我们提供住宿，他们提出希望我们能给寺院的僧侣上英文课。
到康提后，我们按计划每天上午去巴拉瓦坎阿达·拉嘉·马哈维哈拉寺院教小僧侣基础英语。由于我不会当地的僧伽罗语，寺院安排了一名当地大学生拉吉协助我。课上得不顺利，小和尚们似乎不喜欢听讲，不是跑出去逗狗就是趴在桌子上发呆。“我讲得真的那么糟糕吗？”我向拉吉求助。“不是的，他们只是没什么兴趣。”拉吉解释说。
原来，这些僧侣从小都上英文课，不少欧美义工或游客也会来教英文，他们都有些厌烦了。“也许你可以试试教中文”，拉吉说。我有些怀疑这个建议，但决定试一下。第二天，当我宣布改教中文时，原本趴在桌上的小和尚立马坐直身子，正在打扫院子的几个也回到上课的亭子里。“你好”“谢谢”，小和尚们争相向我展示他们会的中文。
比起教英文，教中文更困难。我需要将中文意思解释成英语，再由拉吉翻译为僧伽罗语，而且中文发音和书写比英文难得多。我想，也许过几天新鲜劲没了，这些小和尚又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但意外的是，小和尚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本子上练习汉字书写，即使我觉得可以了，他们还是会多写几遍。接着，一些年纪稍长的和尚陆续加入进来，他们甚至请我教授中国古诗。“汉字是古老的文字，就像梵文一样，我想中国古诗一定也很美”，21岁的僧侣索比拓说。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用英文完整解释诗词的含义。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要学。虽然不懂具体意思，也不会书写，仅仅读诗的音节，就让这些僧侣们感到美好。爱好唱歌的帕叻戈玛非常喜欢跟着我朗读中国诗词。他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听上去就像一首歌，很好听。”
为什么想学汉语？索比拓说，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少林寺教那里的和尚僧伽罗语；梦想成为作家的索拉拓则是为了读懂《西游记》；年纪最小的达玛拉查纳不想去印度进修而想去中国——看来，不仅仅因为中国发展壮大，中国游客增多，还有中国文化本身的吸引力。
斯里兰卡是一个南传佛教国家，许多习俗与佛教有关。出发前我做足准备，尤其熟记一些旅行“攻略”中提到的习俗、禁忌。但等我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很多东西需要一起生活学习才能更有体会。比如，攻略强调“绝不可以穿鞋子和袜子进入寺庙”，可当我赤脚走进院子时，他们拿出拖鞋让我穿上以防受伤；当看到我用手吃东西很困难时，他们又找出勺子给我用……在那里，我教和尚们中文，而他们让我认识了一个不同于普通人游记中的斯里兰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