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光华日报》
~~任崆遵
1960年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以教育部长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政策委员会，提出了《达立教育报告书》，建议华文中学必须改制为英文国民型中学，以后再改为马来文国民中学，这样才能够获得政府给予津贴，否则就视为独立中学，政府不会给予分文津贴。
早在1956年槟城名校钟灵中学已接受改制而领政府津贴，造成其他经济拮据的华文中学纷纷跟着改制。《达立报告书》是联盟政府欲逐步实现以马来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投石问路计划。
那时候华社一片哗然，教总主席兼尊孔中学副校长林连玉在槟城举行的教总常委会议强调，华文中学是中华文化的堡垒，宁可没有津贴，华文中学不能不办！
林连玉向校长余思庆分析只要家长每月多付一、两元学费，教师义务教学一两节，由董事会向华社筹一点钱，即可解决经费问题。可是校长不想当一名为经费烦恼的校长。在1962年改制后，已出任尊孔中学13年校长的余思庆，成为尊孔国民型中学校长，3年后于55岁退休，余思庆重作冯妇再任独中校长10年。由国中校长退休后出任独中校长，在1970及80年代非常普遍，并蔚然成风。
宁可没有津贴
当时担任董总主席的陈济谋，也是尊孔董事及坤成董事长，他与董总总务的尊孔另一董事蔡荣兴坚决反对尊孔改制，他们担心改制后华文中学会名存实亡，并坚持要政府保证尊孔现有校舍应永远是开办尊孔独立中学的。
马华公会会讲华语的国会议员李孝友和李三春上电台广播接受改制的好处，也不易影响华文中学董事会接受改制。与此同时，在1961年8月林连玉被政府裭夺公民权，教师证也被吊销，这迫使林连玉离开占据捍卫华文教育重要战略地带的尊孔中学，因而让亲马华的董事有机可乘。
于1961年7月9日，尊孔与坤成两校赞助人及董事，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联席会议，基于政府未完善关于各中学申请全津所应具备之教育条文前，尊坤两校暂不接受改制，若完善之教育条文获得董总的同意，那么尊坤两校才可以考虑接受。雪兰莪广西会馆代表陆庭谕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反对改制言论。
讵料在1962年1月27日，尊孔董事长曹尧辉主持的董事会议，亲马华董事如张士元、李润添（代表郑远送）大力支持改制，而与陈济谋激辩。陈济谋认为董事会无权推翻去年719的暂不改制决议，而曹尧辉则认为讨论通过后，可再召开赞助人大会追认。会议通过于1962年2月2日召开董事紧急会议，陈济谋舌战群雄，与张士元、黄谭顺及李润添争辩，最后以10票对4票通过接受改制。于2月28日尊孔举行赞助人大会，欲核准董事会的改制决议，百余名尊孔男女学生在开会前坐满会场后座欲列席旁听，经劝告离席后仍站在门外观看，于是董事会干脆把大门关上开闭门会议。学生不满鸣声四起，并敲击大门，情势紧张。
陈济谋在会上仍然反对改制，并期望与会者以冷静头脑思考，并指责政府有的是钱，既然要办国民型中学，可以另建新校舍开办，为何一定要在华人血汗建筑的校舍开办？陆庭谕因急性盲肠进了中央医院动手术，而改派刘荣乐代表广西会馆出席大会，有备而来的他以30分钟陈述9张稿纸的讲词，坚决反对改制。最后通过改制，并在5月15日由新闻总监苏比宣布，教长拉曼达立已接受尊孔改制。于是八达岭上，从此出现尊孔国中与独中。
由陈济谋出任董事长的坤成，则不接受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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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小故事～
庄迪君被标签为“问题人物”
庄迪君掌校尊孔独中时，接到众多家长的投报，指有为老不尊的男老师，时常过度亲密地与女学生互动。他们的女儿甚至投诉那个老师喜欢叫女学生坐在他的大腿上听他讲故事。
庄迪君收集证据后，劝告老师辞职，因而得罪了掌控董总秘书处的华教精英份子；后来庄迪君公开批评董事长林晃升筹款不力，怒辞校长后，即遭到那批自翊为华教精英的华教组织受雇人员及拥有律师专业资格的华教人士的指责与攻击。
其中一个开口闭口民主民权的尊孔与南大校友的律师，是庄迪君被扣留时的代表律师，他竟撰文批判庄迪君是好斗之人，在律师探望他时，竟然在律师面前大骂华裔政治部官员。其实举凡政治扣留者都对24小时疲劳拷问他们的政治部官员不但没有好感，而且有者还恨之入骨，当有机会在律师保护之下，就借机一股脑儿地臭骂官员，这是人之常情。被政府扣留了8年2个月的吴建成，就曾经在尊孔独中全董会议说，他会至少反国阵政府82次。因此，历届大选他都把票投给反对党。那个精英律师是代表庄迪君，可是却基于朋党关系，而严批当事人。
林晃升于2002年3月13日去世后，那批华教精英就开始造神，神化林晃升，誉为“华教春雷”，并提供资讯予撰写“华教春雷”——林晃升一书的作者曾任道，笔名甄供，是尊孔校友，把庄迪君与为华校义务绘图的绘测师黄文界，标签为“问题人物”。后来作者曾对文史工作者万家安说，那是他们（董总秘书处）给我的错误资讯。他深感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