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9日星期一

回应博客林放

文:黄士春

     华文电子媒体《风云时报》转载了著名博客林放的“董教总也是非法团体”,文中高调突出我在10月15日起一连三天,在金马伦举行的“华教领袖激励营”上所作有关已被报案指为非法组织的“林连玉基金”的谈话录音。

     我在1985年离开巅峰时期的《南洋商报》後,曾为自己许下一个心愿,从此不再为稿费而为报馆写稿,因为我认为报馆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字剥削者,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要写,就为自己写好了。27年来,我翻译和为出版了书种已达25本的《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为自己还了这个心愿。

     在离开报界之后,早已不问江湖事,偶尔路见不平,需要写一些无偿的文稿,也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除非万不得已,从不反驳来自旧同事和报界同行的的任何文稿,即使对几十年来一直以文字诋毁董教总的一个旧同事,也都如此;因为,我对新闻同业,都有着最起码的尊敬,总认为,早期能闯进报界的人,总该有着起码的正义感。特别是在经过七十年代我个人的一项经历之后,更是如此。当年,我和当时的总编辑朱自存在一项报馆内部听证会上的抗争,竟导致他当晚抬进吉隆坡班台医院心脏病加护病房急救。这个经历给我带来一个启示,原来语言和文字,都可以让一个人进入心脏病房急救室。日后的新体验则是,为了伸张正义,对该打击的人和事,文字也可以用作武器,子弹,甚至炮弹,那才是文字的最大威力,但必须慎重使用。

     但我对旧同行林放以“董教总也是非法团体”为题的评论,却是例外,除了为他感到悲凉外,也无法保持缄默。

     林放和我那样,都一把年纪了,如果他认为必须要以危言耸听的题目,才能吸引读者看他的评论,然后两餐才有着落的话,作为一名前新闻工作者,我真的要为他难过,文字原来也可以沦落到如此没有价值和尊严。

     原来,电子媒体《风云时报》在收到四段有关在金马伦举行的《华教领袖激励营》的录音记录后,就如获至宝,以爆料揭秘的姿态,大做文章,而且一连几天都保留在作头条位置。而曾在报界驰骋多年的林放,竟也如获至宝,立即跟进,继续想象放大,说什么董教总在激励营上秘密成立策略小组来对付已被兴汉社举报为非法组织的 “林连玉基金”。

     我为林放感到悲哀的是,在采访线上打滚了那么多年之后,一旦成了博客,怎么那么快就忘了新闻工作者求真求实的首要专业要求?也不想想,一个全场公开让媒体录音采访和报道的激励营,有什么秘密可言?即使真的要成立一个秘密的“策略小组”,也不可能会在一个公开的激励营内进行?所谓“华教领袖激励营”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只不过是华教同道之间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而已,是一个很松懈的论坛和交流平台,还全场开放给媒体采访,参加的营员也没有过滤,只要缴交规定的三百令吉参加费,谁都可以参加,就连供应录音带给《风云时报》的人也不例外,因为它只是一个华教同道互相激励的一个平台而已。为什么当兴汉社报案之后,会让林放写出如此无聊的评论?

     林放既然认为“董教总也是非法团体”,为何不在玩弄文字之后,也像岑启铭那样,高调拉队去报警?

     林放的评论还刻意把我当时就现已被兴汉社举报为非法组织的“林连玉基金”的有关发言,加以高调突出,从行文看来,应是根据录音带写出的,我想请问林放的是,我的讲话,有何不妥?有那一句不是实话?我不但讲了实话,也讲了真话,而且还随时准备在任何场合重复这些实话;如果有人或团体认为我的谈话有任何诽谤成分,也欢迎起诉。

     林放在评论里,指我是质疑“林连玉基金”合法性议题的人,其实,在我发言之前,已有多人对此议题讲了话,我只是跟进发言,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而已,我所以有发言权,因为我有做功课。

     林放还振振有词的引用星洲日报的报道,说“星洲日报已向社团注册局查证,林连玉基金合法地位无可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曾在采访线上驰骋那么多年的林放,竟如此错误引述星洲日报的报道,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根据星洲日报11月25日全国第9版的报道,该报是向公司委员会查询,而不是社团注册局,林放活到这把年纪,竟连公司委员会和社团注册局都搞不清楚,就写评论,那是很危险的事。林放既然引述星洲日报的报道,那我就顺便告诉他,从星洲日报的整篇内容看来,有关该项报道的标题“林连玉基金合法注册”,其实是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合法注册”之误,因为正如兴汉社报案那样, “LLG 文化发展中心有限公司”在法律上不可能等于“林连玉基金”(Yayasan Lim Lian Geok)。虽然 兴汉社当天就对该报道发文告更正,但却被星洲日报砍到不成形之后,丢到大霹雳地方版,剥夺了全国读者的知情权,这样的版位处理,对当事人兴汉社及星洲日报的全体读者都是不公平的,至于其他各华文报则完全没有刊登,这也是一项非常反常的现象。还好,另两家华文电子媒体“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都原文照登,证明了电子媒体最后会取代平面媒体,不是不可能的事,欢迎读者上网补看,以正视听。

     林放还算是有做功课的,知道我是兴汉社文告的撰写员,但林放只说对了一半,我不是兴汉社的文告撰写员,而是兴汉社的无偿文告撰稿员,更是其他不少正义人士和团体的文字义工,而且一直以此为荣。如果林放也有兴趣分享这种无偿写稿义工的真正乐趣和满足感,欢迎他跟进,不要一辈子都为那半斗米折腰。

     至于林放为何要对曾经培育他成为今日林放的华教堡垒董教总,写出如此残忍的“评论”,我实在无从想象。只觉得,人和物,都有个格:上上格,上格,中格,下格,下下格,还有就是只能以国文表达的芝拉格。林放的“评论”是属于什么格,还是交回给他自己评估吧。(28.11.10)

让林连玉精神回归本源!

          作者:余波

当前华社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林连玉基金和董总之间的争论,方兴未艾。林连玉基金对于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先生所揭示的双方的矛盾并没有给予直接回应,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否认曾经要求董总跟着他们指出的路线图来“改航换道”,并且由于董总并没有照办而遭受的种种污蔑和攻击。人们在问,双方的矛盾究竟在哪里?这里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1. 林连玉基金是于1986年1月4日在教总推动下,全国十五华团召开联席会议后成立的。而现在的林连玉基金的主要领导人已经不再是华团的代表而是个人会员。章程的修改并不曾事先照会教总,更为严重的是,尽管教总提出大力反对削减其代表人数,仍然一意孤行,并且教总、董总等原创团体已经被边缘化,且不说他已经改变了其原有宗旨,在组织意义上来说,它已经被断然地和人为地将它和教总切割。以致教总及董教总与它原有的血肉联系已经不再。
众所周知,教总和林连玉在历史上是一体的。教总的斗争就是林连玉的斗争。在违反教总的意愿之下的做法,只能证明这种人是另有所图。
当前,在一小撮人的掌控和操弄之下,他们把林连玉基金的宗旨,修改为所谓的“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民社会团体”,鼓吹林连玉精神是“超族群”和“跨族群”的。因此才会有人干脆宣称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2. 这一小撮人抱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华教运动被他们视为达致所谓“公民社会”的工具。因此,他们不能容忍董教总坚持数十年来所秉持的“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方针。他们肆意地攻击和诬蔑董教总领导人,拉帮结派,利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平时对华教运动不闻不问的人,掀起群众斗争的黑潮,不惜分裂整个华教运动。他们的目的是要夺取董教总的领导权,改变华教运动的航道。林连玉基金主席杜乾焕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既然宣称自己脱离政坛,投入华教运动,但是他刚上任林连玉基金的位子还未坐暖,2009年9月26日就在新山发表的言论,指令董教总必须为反对党站台,达致政权的轮替。否则,华教的前途将暗淡无光。这对个人来说,不但前后矛盾,而且是政治投机的表现。对于华教运动来说,这意味着否定董教总和广大华教工作者长期以来的斗争,这是不负责任的;对于董教总来说,则是企图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议程,强加在董教总的头上,这在对待和处理组织关系上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出尔反尔,杜乾焕于2010年11月19日在《东方日报》发表的“林连玉基金是超越政党,关注政治的团体”的谈话,直如魔术师的表演瞬息变幻。看在众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华教政客。

3.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仍然打着“林连玉”这面旗帜来蒙骗华社。他们肢解了林连玉精神,片面突出林连玉的片言只语,甚至极其荒谬地把林连玉说成什么“社会企业家”、什么“跨种族”的教育家;他们妄顾华教运动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状况,公然篡改董教总的斗争是为“母语或第一语文”教学,而否定董教总长期以来是为着华族的民族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权益而斗争的实质。利用这种在理论上存在的现实的细致和微妙的差别,目的不过是作为“跨种族”教育斗争的过渡,或者为各种变相的“宏愿学校”开路。现在已经有人在呼吁华文源流学校有必要思考如何超越“民族语言”的思维格局,以开创语言民主化的历程。
 林连玉老师的事业,就是争取民族权益平等,积极发扬民族文化的事业。这类标新立异的言论,与其说是对林连玉精神的继承,不如说是对林连玉精神的背叛!

4. 这一小撮人是机会主义,专拣现成的好处。大家知道,假如要搞政治活动,实现“公民社会”,他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用自己的工作以获取必要的经费的资源。但是,这一小撮人骑劫教总等十五华团已经筹获的资金、各种现成的软硬体资源,利用已故林连玉的声望,雇用自己的朋党和干部,以到处进行游说,成立各地联络委员会,扩大地方和基层势力,其目的是有朝一日,用以取代现有的各州董联会。现在,这些人以为羽翼已丰。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资源,他们最近一个时期对董教总采取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还以“言论自由”为幌子,为迦玛鲁丁先生提供平台让他巡回演讲。这是因为迦玛鲁丁先生积极地主张单一源流语文教育,取消母语教育,并且恶意攻击董教总。这种明显的挑衅行为,必然激起董联会和华教人士的不满。
林连玉老师绝对不会容忍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宣扬取消华文教育合法地位和权益的行为!我们认为,假设林连玉老师仍然在世,必然对它进行大力鞭挞的。那些打着林连玉旗子的人这么做,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5. 设立林连玉精神奖的目的在于鼓励和发扬林连玉维护和发展华族文化和教育的斗争精神,而最有资格而且有公信力进行评鉴林连玉精神奖候选人的机构只能是以董教总为中心的评审委员会。以“跨种族”为由,改变林连玉精神奖的实质的做法必然要引起华教人士的强烈不满。这一次,他们把林连玉精神奖给了三名华教界人士,这证明他们毕竟还是顾忌舆论压力和不满的。

6. 从目前的态势看来,林连玉基金现有的主要领导人不会停止破坏和分裂华教运动的团结的言行的。华教人士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林连玉基金为什么成为问题?

作者:杨维善

29-11-2010东方日报刊登了李泽明《董教总与林连玉开战?》的文章,其中说了

“董总、教总和林连玉基金本来就是一家人,都是为了捍卫华教、发展华教的组织,各单位领导人更是认识多年、共事多年的战友,如今却因为个人的恩怨,演变成水火不容的机构,怎能不教关心华教者痛心疾首?”

答:不对, 林连玉基金已经被骑劫了。该基金的宗旨变了!有些人不是懵然就是装懵!

假如2003年底李万千提倡把董教总转型为“公民社会”团体的布局成功,还需要林连玉基金这个小庙吗?那时,用来“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是有60年历史的大庙了!

为什么有人恨死郭全强、叶新田?因为他们不听话,干掉李万千的代理人,Suaram 的代表。叶新田这个被认为可以被控制的人,一下子把他们二十年来建立的团队打得溃不成军。今天叶新田及王超群成为矛头所指的原因。

为什么陆庭瑜的坏行为在董教总时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都被刻意掩盖过去,因为他还可以替反对党站台;他可以被用来提出设立“林连玉纪念堂”这个宏伟的筹钱计划。

双紫:解读“林连玉基金”

转载自“新《咖啡店》”星期一 29, Nov 2010 5:58 am
文:双紫

最近,“林连玉基金”与“董教总”的“矛盾”不断见报,搞得许多人头昏脑胀,不知谁是谁非。本文暂不讨论是非对错,先解读解读“林连玉基金”这名称。因为我深信“名正则言顺”,“名不正”的话,其“言”也就不可能“顺”了。

“林连玉基金”,单看字面,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一大笔钱”,如马华的“张明添基金”,李连杰的“壹基金”,世界首富比儿盖茨的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或学校、团体内部的“建校基金”、“教育基金”等等。“基金”这两个字,无论你从那个角度看,就是“一大笔钱”的意思。

不留意“林连玉基金”活动者,可能会以为这是林连玉捐赠或留下来的一大笔钱,作用也像其他基金一样,派钱给需要的个人或团体。熟悉“林连玉基金” 行为者,就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此“基金”不仅不“派钱”,恰恰相反,一直在“筹钱”,而且好像总是筹不够。除了筹钱,还搞许多活动,像是一个注册团体。 注册团体是由“一群人”组成,而不是“一堆钱”,为何叫作“基金”?这是“林连玉基金”第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

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是此“基金”的注册名称是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是一间有限公司。不管你如何翻译,这英文名称不仅和“林连玉”无关,也和“基金”无关。为什么中文会叫做“林连玉基金”呢?

有人答了:因为当年在进行注册时,怕“林连玉”三个字“敏感”,难获批准,所以用林先生英文名的首个字母 LLG 取而代之。从中文到英文,勉强讲得通;但从英文到中文时,LLG 却可以许多译法,未必就是“林连玉”。另一方面,稍微有点注册知识者都知道,要注册一个“基金”,可能比注册“林连玉”更困难。因为这种涉及“大钱”的组 织,注册官不会轻易批准注册。

把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 译成“林连玉基金”,如果不是有意混淆视听,肯定也会误导华社。一般人看到“林连玉”三个字,以为必然是一个文教团体,筹款时慷慨解囊、办活动时出钱出 力。可叹华社多年来的无私付出,却只是在壮大一间“有限公司”! 中英文名字南辕北辙,是“基金”还是“有限公司”?搞不清。这是“林连玉基金”第二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

由此可见,不论是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 或“林连玉基金”,它都不是一般的社团:如果是“有限公司”,那就是“一群人”;如果是“基金”,就是“一堆钱”。由于中英名字的矛盾,人们根本搞不清这 组织到底是 “一群人”还是“一堆钱”!

“林连玉基金”无社团之实,却行社团之事:办讲座、发文告、搞演出、挺加玛、骂董总···俨然华社最高领导。华团或华人一时不察支持它,情有可 原。可是那些掌控“一堆钱”或一间有限公司者,为何可以那么大刺刺对华社“发号施令”?外人不知道这机构是“一堆钱”,他们自己难道也不知道? 这是“林连玉基金”第三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

这“一堆钱”如何号令华社呢?

2008年新院风波之后,“林连玉基金”成了“华教岗”失意分子的栖身之地。这批人多数以个人身份进入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成为有关公司的成员。他们推举一个不谙华文的杜乾焕博士担任“林连玉基金”主席。由于他不谙华文,所以不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在 2009年9月举行的一场讲座中,他大言不惭的“指导”华教组织:“····董教总必须参与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同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必须扮演重要角 色,打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环境····”

这很奇怪。 “一堆钱”的主席企图“指导”华教最高组织董教总!太离谱了吧!杜博士该不是以为组织冠上“林连玉”三个字,自己就是“林连玉”了?华社里面不乏全国性团 体如什么“总”、“联”、“会”之类,这些可都是历史悠久、组织强大的正规社团。难道这些组织庞大的“一大群人”,却要接受“一堆钱”或一间有限公司的“ 领导”?笑话!

“基金”是“一堆钱”,“董总”是“一群人”,正如姚丽芳小姐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董总实在不需理睬“林连玉基金”。因为基金就是基金, 是“金”不是“人”,无论冠上什么名堂,“一堆钱”也不可能变成“一群人”。作为一个会务繁忙的大组织,岂能为了“一堆钱”而耽误“一群人”的大事?

回到开头说的“董教总与林连玉基金的矛盾”,到此已经很清楚:这所谓的“矛盾”,根源在于有人以不正之名发不顺之言,有意挑起事端,并非董教总太 得空,无端端去找“一堆钱”晦气。“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这“一堆钱”或这间“有限公司”不再对华社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就什么“矛盾”也没有啦!当 然,先决条件是,他们得认真处理自己中英文名字的矛盾,以及自己到底是“一堆钱”还是“一群人”的矛盾。

短评:警惕刘锡通的打人合理论

星期五 26, Nov 2010 2:44 pm
文:吹响警笛的人

2009年1月11日,董总主席兼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主席叶新田在新纪元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当儿,遭到以前台工作人员的身份混进会场的新纪元学院校友林肯智的突然袭击而受伤。此事件令国人震惊。谴责之声四起。

2010年9月2日,刘锡通发表了《梳理历史脉络,扫除一切浮翳》,提起这个事件,并将之合理化。刘锡通说“叶新田采取的是一种软暴力”。“但是,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学生来说,因为看不惯这种动作,就会选择在毕业典礼上给他一个教训,往他的脸上享以一拳。鼻孔流了一点血,叶氏就大喊大叫地宣称这是“华教在淌血”。

2010年11月20 日,贵为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的刘锡通再次重复这个打人事件。他说,“我觉得有问题就应该对话,不要躲起来,搞到家长、学生生气,我们只看到外面的硬暴力,私底下的软暴力是什么?你逼到人家生气,动手打人,我不赞成打人,但是你知道自己做过甚么。”

回头看一看,2009年1月15日,“身为(注册与执证的)辅导人员”的叶福兴发表了《他为何如此冲动,你知道吗?》。他说,“对叶主席挥拳,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你看得懂吗?”,又说,“我很想,也愿意让他有自我表达的空间!”

你看得懂吗? 2008年12月华教节祭拜林连玉老师的仪式上,有一群新纪元学院的学生在闹场。上前责问邹寿汉(当时还是林连玉基金主席及董总署理主席)后来被认出正是林肯智。经过调查,事前有人在某个场合演讲中已经暗示将有事件发生。

刘锡通最近一再把打人事件合理化,董总的人必须提高警惕。Danger is at the corner !

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被忽视的北方文

作者:双紫
    
11月中,与董总几个职员北上双溪大年参加吉打州董联会54周年庆典兼董总新网站推介礼。趁着公务的空档,我们开车到处走走,其中之一就是布章谷(LembahBujang)博物馆。
这是一个“不出名”的地方,我们到时,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十来个马来青年。这里地理环境很好,位置偏高,博物馆前方有一小溪,细细溪流延山石往下流,潺潺水声夹着清风虫鸣,令人神清气爽,忘却烦忧。难怪这里能孕育出比马六甲王朝更古老的文明!

此博物馆规模很小,展品就是在此地挖掘出来的文物。原来的遗址完全被铲除,在上面建了一间单层屋子,毫不起眼,馆前散置几个石膏样塑像,与古物全无关系,其中一个甚至像市售洗粉袋上的兵头,不知想表达什么!而古物则安置在馆内,多为石刻用具和神像。另有几个大型的红砖建筑,四方型,两三层,一层比一层小,中空,有点像祭坛,也整个被铲上来,另外安置在馆外山坡上的亭子内。

展品有石磨、陶瓶、碗、罐、佛头像、象神等,一看就知道是印度文明的遗物。这些物品,是公元8-12世纪的遗留下来的古物,至今已有千多年历史,比马六甲王朝还早几百年。展品旁边有说明,但只有马来文,都是短短一段,缺少完整的描述,让人无从知道这些古物的历史,和当时使用这些古物者的生活面貌。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国家(马六甲王朝创立于15世纪,在中国,那是明朝时期。明朝在历史分期上属于“近代史”,所以,马六甲王朝是近代开创的王朝),发现千多年前的古迹不大张旗鼓,而是如此“低调”,主要原因可想而知,就是此地并非马来文化,也非回教文明,而是印度文化。看到这些千多年前的古印度文物,对照一些极端马来人叫嚣:“滚回Cina!”或“滚回India!”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该滚?(中国人来马,可追溯到9百年前,比马六甲王朝早!—-据说马六甲王朝前身有个“迷失王朝”,国王是兴都教徒。马六甲王朝的第一任苏丹拜里米苏拉,也非回教徒,而是兴都教徒。)

政府现在重视历史,规定公考历史科必须及格。我不知道新的历史课本会如何写,但如果缺少布章谷印度文明这一段,就难以让人信服历史课本的公正与可靠性。希望邱家金博士不要再问华人、印度人:你们要怎样的历史?我们要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出自政治考量、充满种族、宗教偏见的历史!

(作者:双紫 {部落格:www.shuang-zi.com})

谈岑启明报案

作者:余波

岑启明报案书所要表达的意思,据我的理解,在法律意义上,“LLG” 在注册文件上并没有注明是“林连玉”。星洲日报25/11/2010报道说,“星洲日报今日(24/11)向公司委员会查询林连玉基金的情况,该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林连玉的确已向他们注册,目前也是一间在合法运作的公司。”

其实,星洲日报并没有理解岑启明要表达的意思。假如星洲日报用英语或国语“Lin-Lian-Yu jijin”或者“Lin-Lian-Yu Foundation”询问公司委员会的话,答案是什么?换句话说,假如公司委员会同意的话,为了平息争议,我建议林连玉基金立刻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程以正名。这是一般的规矩。要不,星洲日报是在“添乱”,对岑启明不公。

我认为岑启明没有抓到问题的重点,即“非法运作”财务不明的问题。我们仅以《林连玉基金各区联络委员会简章(草案)》作为例子。

(林连玉基金各区联络委员会)
任期:每届为期三年,随着当届林连玉基金董事会的任期而开始与结束。新届LLG 联委会将由新届林连玉基金董事会委任。
财务管理——
(a) 鉴于LLG 联委会为非注册团体,银行户口须由主席、副主席及财政三人联名设立,支票也有三人中其中两人联署。一切单据须经秘书审核;所有账簿须经查帐审查。财政做的书面财政报告须在联委会上通过后成交一份给林连玉基金董事会。
(b) 鉴于LLG 联委会为非注册团体,并为林连玉基金所委任,目的在于协助林连玉基金,因此本身仅可筹措特项活动的经费,不宜由钱财的累积。

我相信有管理社团经验或财务知识的人都会从“任期”及“财务管理”的解读中进一步理解岑启明报案的意义。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王超群抨图断绝「母子关系」

转载自19-11-2010《东方新闻网》
蔡青翰

(吉隆坡18日讯)催生林连玉基金会的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该会主席王超群形容,该基金会近几年公开批评教总,企图断绝与教总的「母子关系」。

他说,教总与林连玉基金是一脉相连,可谓没有教总就没有林连玉基金会,但最近他们的处事作风却和董教总渐行渐远。

「林连玉基金的办公室设立在吉隆坡的教总大厦4楼,教总装修好后免费给他们使用,我也交待教总执行秘书长叶翰杰要随时给林连玉基金会协助。」

王超群今日在接受《东方日报》时对董总与林连玉基金会的矛盾浮出台面感到无奈,但他表示该基金会是教总所催生,教总不会和基金会断绝往来。

他认同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的谈话,即两者是组织与组织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

虽然教总与林连玉基金会属母子关系,但王超群也点名现任林连玉基金首席执行员姚丽芳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教总。

「姚丽芳到槟城演讲,为成立林连玉基金会槟城联络委员会筹款,却公开攻击教总,当地一些过去在教总服务的成员对此不满,几10年在教总服务,离开后却批评教总。」

姚丽芳曾担任教总执行长逾10年,也曾与王超群共事。

他说,现任主席杜干焕并非从华教背景出身,但对华教很热心,却受到现任领导层摆布。

王超群表示,邹寿汉曾在2008年至2009年担任林连玉基金会主席,对于该基金最近的表现感触特别深,也很熟悉基金会的运作。

林连玉基金成立于1985年12月28日,是在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后的10天由林连玉曾领导的教总及其它14个华团一起成立,每年主要活动包括举办「林连玉墓园公祭」、颁发「林连玉精神奖」、举办「林连玉讲座」、「林连玉论坛」、出版及举办学术文化活动。

后期,林连玉基金在各州属开枝散叶,参与社会运动及与其它族群团体联办活动。

林连玉基金会成立后共经历3名主席,包括前教总主席拿督沈慕羽(1985年至1995年)、前教总副主席陆庭谕(1996年至2008年)及邹寿汉(2008年至2009年)。

杜乾焕对董总的情况有不确实和不公正之处,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特发表书面谈话

2010年11月17日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先生就本月15日南洋商报报道杜乾焕先生对该报记者的访谈,对董总的情况有不确实和不公正之处,特发表书面谈话以正视听。

1. 杜乾焕指林连玉基金董事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华团,董总、教总各有三位代表,华总、乡团也有代表。
董总必须澄清,我们只委派过一位代表。当届代表为张华医生。由于特定的原因,张华医生已于去年10月辞去林连玉基金董事一职。董总至今不曾再委派代表参与林连玉基金的任何事务。
其次,当前林连玉基金的主要领导成员有许多是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团体的代表。其主席杜乾焕先生、署理主席刘锡通、副主席莫泰熙、副秘书吴建成、副财政黄荣庆、董事刘道南,都是个人会员,而秘书李亚遨以及财政沈德和两人则是委任董事。

2. 杜乾焕先生所谓的“坦白说,与叶新田博士有矛盾的董事成员也只有两三位而已,但个人的矛盾绝对不会带进组织的”,事实恰好相反。
董总必须指出,“与叶新田的矛盾”实际上是“与董教总及其领导人的矛盾”,杜乾焕先生把“矛盾”的实质内容说成是个人恩怨之间的问题,是企图模糊事实的焦点。事实上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刘锡通多次在媒体上大肆攻击董教总;副秘书吴建成及副主席莫泰熙对董教总的明枪明剑,早已广为人知;首席执行长姚丽芳伙同一组人在雪华堂的机关刊物《民心》上撰文恶毒诬蔑和攻击董教总,其《让那线天光照进——勇敢面对,理性处理华教问题》正是她内心的写照;林连玉基金聘请的高级执行员郑屹强曾经以“学运”组织的名义,多次到董教总教育中心鼓动新纪元学院学生攻击董教总;高级执行员黄业华早前号召《让海啸洗净董总》。杜乾焕先生应该理解什么叫做:“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这句名言!

3. 杜乾焕先生说:“没与董总渐行渐远”。
董总必须指出,事实就是事实,杜乾焕先生不需要掩盖我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说明,因为杜乾焕把他个人以及林连玉基金两者混杂起来谈的缘故,这段话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杜乾焕甫告上任林连玉基金主席不久,于2009年9月26日伙同莫泰熙、陈成兴等人在新山“人民之声”所策动反董教总的“救救新纪元”系列活动中,他发表了《我国华文教育面临危机——在迅速政治变更中的母语教育》,对董教总坚持的“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方针和政策作了大力的批判和攻击。他指令:“除非(董教总)参与各层次的真正改革活动,不然,想达致其核心目标,即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说得具体些,独中统考文凭将不可能受政府承认、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将不能获得批准、华小也不可能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得到与国民小学同等的待遇。”
杜乾焕先生还认为,董教总必须在来届大选中为反对党站台,达致政权的轮替,只有这样,华教才有前途,否则华教前途将暗淡无光。这证明杜乾焕先生实际上早已与董教总分道扬镳了。
同一个场合,莫泰熙号召成立“独中教师联盟”及“独中董事联盟”,企图分裂华教运动的居心,路人皆见。
另一方面,林连玉基金已于2010年会讯《彩虹桥》创刊号正式公告其定性为“文化教育领域的公民社会团体”。这说明,现在的林连玉基金和1986年成立的作为华教运动一环的林连玉基金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希望杜乾焕先生能够真正确实了解华教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检讨自己的言行,认识错误,并纠正错误。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

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马华应对国民型中学负责

转载自2010年11月8日《东方新闻网》
程嘉乐

最近,槟州有人提出要成立「国民型中学董联会」,引起了不少人的顾虑。支持的人认为董总忽略了国民型中学的需求,而又有必要成立相关组织来争取权益,反对人士则认为这样会分散凝聚力,整体而言不利华教。

国民型中学,又称改制中学,成立于《1960教育法令》之后。当时的条例规定1962年1月1日起,凡是未改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中学将不能获得政府津贴。

根据《百年华教奋斗史》(谢清发,2010,页20),1961年下半年,教育部官员到全马各地宣传改制的好处,教育部当时也配合新闻部大量出版传单和文告呼吁华社接受改制。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和马华国会议员李孝友及李三春在电台访谈中也做出类似的呼吁。

根据当时官方的说法,改制中学除了免缴学费,能减轻家长负担以外,教师生活也会有保障,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将会保留给华文课。

面对政府给于全面津贴的引诱,同时还动用政治压力软硬兼施地诱迫,越来越多华文中学接受改制,董事部把先贤辛辛苦苦筹建的校舍双手奉上给政府,当时 70所华文中学有其中54间接受改制,尤以北马最为严重。有些改制中学为了收留政府考试落第生,还特别开了独中。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只有一科中文,其它均 以英文教学。1970年代,英文教学被马来语教学所取代。而每周五6节的中文科目最终减至3节。

但是政府和教育部并没有把国民型中学与其它中学一视同仁。发展经费不足,董事部还需为建校费用伤脑筋。此外行政经费不足,甚至连水电费也是一个大难题。换句话说,当年马华宣传「改制好处」的重点几乎并没有真正实现。

如今,马华把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问题都推到董总身上,简直是找错对象!

第一,董总最主要的任务是要维护华教的茁壮成长。国民型中学一个星期只有3节的中文课,严格来说并不是华文学校,董总不出力帮忙国民型中学是名正言顺的。其次,华小和独中筹款办校的问题已经让资源有限的董总疲于应付。

根据消息指出,董总早在1997年便已经主办「国民型中学董事交流会」,尝试解决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少这类学校的董事拥有马华背景,受到政治压力而缺席,导致这个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而现在竟然又把帐算到董总头上去?

最后,问题还是回到原点。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国民型中学落得今时今日的地步是因为当初对他们做出种种美好承诺的马华没有尽力照顾国民型中学。马华因此应该出面,而不是把问题抛给董总!更不要期望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型中学董联会」就能解决问题。

槟威华校董事联合会58周年会庆晚宴---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致词稿

日期:2010年11月6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时30分
地点:天一大酒楼(Tianyi Restaurant)
          槟城罗眼律门牌34号
          No. 34 , Logan Road , Georgetown, 10400 Penang,
          Tel: 04-229 8828

      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槟威华校董联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庆祝槟威华校董联会创会58周年。我谨代表全国董总向槟威华校董联会全体同道们致予真诚的和热烈的祝贺。

      各位同道,

      置身于华教运动的前线,我总是感觉到现在对我们的包围圈越来越缩紧,进攻的方式也越来越走向精细化。我们在前面耗费了6年的气力,好不容易才使到当局改变英语教数理的政策,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后出现了废除UPSR和PMR公考问题,现在SPM历史科必须及格的问题又登场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华教队伍内部,近年来对华教运动出现形形式式的挑战,从内部和外部打击、破坏和分裂董教总的策动层出不穷。久经考验的槟威华校董联会在这些斗争中紧紧地和董总站在一起,团结一致,捍卫了董教总的立场,使到华教运动得以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我谨代表董总向槟威华校董联会,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华教运动的前辈们和同道们,致予崇高的敬意。

      在我们的华教队伍中,尤其是槟威华校董联会,它把州内的华文小学、华文独中和国民型中学各个董事会的力量凝聚了起来,有效地动员起来,始终站在维护和捍卫华教运动的权益一边,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和斗争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最近,槟威董联会和州内9所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明确地坚定地反对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联合会”。他们认为,成立“国民型中学董事联合会”的做法不单于事无补,而且必然导致分散甚至分裂华教的力量。我认为有关的主办当局必须正视槟威华校董联会,以及来自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董事长拿督斯里郑奕南先生,以及来自怡保培南独中董事长拿督林国璋先生的心声。

      1961年,为了贯彻《1961年教育法令》,当局用上了包括内安法令、商业上恐吓和威胁的手段。有人因为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而被当局扣留,族魂林连玉老师甚至被横蛮地吊销了公民权和教师准证,严元章博士被禁止入境;另一方面当局许下给予改制学校有三分之一华文教学的时间、政府承担学校经费、教师成为公务员,福利和待遇获得改善等等的诺言,使到一些华文中学接受了政府改制。不接受政府改制的华文中学,统称为独立中学。独立中学坚持原有的华校办学传统,坚持以母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收容不愿进入国民型中学的同学和超龄生,由于当时的条件,不少的独中只能在下午班上课,或者屈居简陋的校舍。

      为了进一步打击华教,当局在1964年后采用小学生直升初中的措施。独中几乎被截断了学生来源,导致教师的薪金也几乎发不了,维持学校的日常经费不足,不少的独中因此而被迫停办。

      1967年当局以没有英国剑桥文凭或政府考试文凭不可以出国深造为由,企图切断独中高中毕业生深造的管道,独中又面临被消灭的处境。

      当年的艰辛和困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切身的体会。至于独中怎样走出困境,已经有着历史文件的记录,它们必将有一天被公正地载入马来西亚建国史册中,永垂后世。

      当前国民型中学所面对的问题,由来已久。根据了解,1996年的教育法令否定了“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但是经过董教总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当年的副教育部长冯镇安表示“国民型中学”地位不变。换句话说,国民型中学除了在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上有所改变之外,在行政上,它和华小的情况大同小异。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们应该确实认识到自己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并且确实运用明文和传统规定下来的权利,以维护学校和学生的福利。我认为槟威华校董联会在领导和改善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工作上有着许多可以给大家借鉴的地方,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总结和提升这些可贵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

      同道们,

      因为独中过去的处境,使董总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捍卫华小,发展独中,创办高等民族学府”。这个方针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需,今天仍然是适用的。现在不少人对董总有所误解或抨击,特别是一些引领社会舆论的评论人,我必须引述几个例子来说明董总在关于协助国民型中学上做过的一些重要的工作。

      1996年教育报告书在各个层面上带来冲击。在国民型中学问题上,1997年4月20日,在第54届董总属会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责成董总召开“全国国民型中学董事交流会”;
5月17日第20届董总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和接纳交流会将于8月17日召开,以及该会议将讨论的内容;
5月28日,董教总发表文告,吁请政府继续保留“国民型中学”名称,其一是为了有别于现行之“国民中学”;其二,可以确保这类改制前华文学校继续保有其优良的校风、较特出的学术表现和良好的纪律等传统;董教总也批判政府并没有兑现当年对这些中学改制时许下的在经济、师资及华文教学拥有至少三分之一时间的承诺;
8月17日,共有来自东西马54所国民型中学的近200名代表参与了“全国国民型中学董事交流会”。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达致五项共识,即:
1)保留“国民型中学”的名称;
2)董事会继续存在与操作;
3)校长必须有华文资格,确保传承中华文化和讲华语的校园文化继续存在;
4)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华文时间,同时有足够的华文教师,鼓励学生学习华文和
     报考华文科;
5)政府对国民型中学的教育拨款要和国民中学一样,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交流会也通过了另外两项相关的提案。

      同一天举行的第21届董总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委托槟威董联会草拟“董教总全国国民型中学工作委员会”组织简章;
2)以董总主席名义致函教育部长反映“1997年全国国民型中学工作委员会”的议决,
     副本分别呈副教育部长、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局、民政党中央教育局、全国国民型
     中学校长及董事长及各州董联会。

      1997年12月20日董总、教总联席会议通过了由槟威董联会草拟的《董教总全国国民型中学工作委员会组织细则》。

      在接下来的2000年,董总常委委任了包括郭全强主席、苏顺昌、杨庆福、林家松、萧正生及杨云贵等五位常委出任第2届董教总国民型中学工委会的委员。

      12月9日,董总召开国民型中学华文教育发展交流会,通过了四项建议:其中的第一条是:
“建议重组及扩大工委会,成立一个全国组织,专门负责‘国民型中学’及国民中学内的华文教育发展工作。在成立有关全国组织前,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包括董总、教总、改制国中校长理事会、全国国中华文教育联络工委会、全国国中华文教育发展工委会),召开会议,拟出有关细则。随后,召集全国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的有关单位或人士(董事会、校友会、校长、教师等)出席一项大会,讨论及决定成立有关全国组织事宜”。

      从2001年到2003年,这类活动仍然继续进行。但进展并不很理想。

      2002年1月和3月,董总陆续召开过改制国中与国中母语教育发展联络委员会,选出执委会成员。但是,在2003年3月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时,由于没有代表出席,会议因此流产。过后,该委员会就停止运作。我们不需要在此指出箇中因由。这里必须弄清楚,董总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国民型中学做了不少的事情。在地方性的具体工作层面上,基本上是由各州董联会负责。

      2010年董总再次启动这方面的工作。成立“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由许海明(槟)任召集人,成员有张华(霹)苏祖池(森)庄俊隆(吉)和陈水生(丹),从10月开始,他们正在全国各地分区地与国民型中学董事会代表展开对话,探讨合作空间及对董总所能扮演的角色寻求共识。

      由此可知,董总早已经有过这样的组织和工作架构,这个架构在当前基本上还是适用的。董总要考虑的只是如何重新启动这样的架构罢了。

      同道们,

      董总注意到,当局宣称要在2014年起,在小学标准课程纲里,历史科将成为小学必修科,而现有的情况则是,小学的历史科是通过“地方研究”科教导的,没有一本独立的“历史”教科书。目前历史科在中学已经是必修科,但没有强制学生在考取大马教育文凭时历史科必须及格。现在,当局规定从2013年起,历史科必须及格才能获得大马教育文凭。

      历史科必须及格才有文凭,这是一种应试教育的做法。这和不久前当局以反对应试教育作为理由,提出废除UPSR及PMR 考试,而现在的做法却是与上述理由背道而驰的,当局这么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有学者指出,现代办学讲求“平衡课程”的规划和科际整合,以培育身心均衡发展的全人全才。因此,除了语文及数学科之外,一般上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很少采用单科的课程规划,而多采用跨科的综合课程。而历史科是“社会科”,作为单独设科,并且必考必及格,显然不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

      在学术层面上,有学者指出过,历史学具有五项功能。1. 存留、整理人类的文化创造;2. 褒贬时弊,鉴古知今;3. 探求规律,预见未来;4. 教导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5. 潜移默化地育人的功能。至于当代的历史教育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历史教育?历史课程应该怎样设置才好?历史教材该怎样编撰才算科学?历史教学方法怎样才能优化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些是历史教育的工作者,学者和老师们长年累月在思考和研究以及实践的问题,是绝对不能由政党政策来取代的。

      在内容方面,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充斥了民族单元主义的思维,以及落后于当代现代化思维,这早已成为有识之士之诟病。教育部当务之急,是如何以学术的观点重新修订各种历史教科书,纠正各种含有种族偏见的观点和所谓“史实”。但是,当局的做法却是反其道而行。根据教育部的说法,甚至是在小学的历史科将纳入建国史、国家宪法、大马现代史及国民团结等,根据我们的经验,这里可能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议程。早前发生的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删除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的章节,使我们必须抱着谨慎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回事。

      这个牵涉到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竟然是在巫统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这说明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政党政治的产物。这种“我就是国家”的观念和做法是五六十年代一党独大、种族主义横行时代的做法,是非常落后于时代的大潮了。教育部长宣称SPM考试中历史科必须及格的措施与政治无关的说法是无法取信于人的。董总呼吁,政府当局必须收回这个错误的政策。

      同道们,

      百年来华教运动的历史说明,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和曲折的。我们经受了无数的考验,才走到今天。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只要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一定可以冲破各种阻力,继续前进!

      谢谢大家。